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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基弃官是在哪一年，《行状》没有具体讲，但它把其事置于朱元璋攻下金华之前则是非常清楚的。《行状》先说刘基“弃官归田里，乃著《郁离子》”，然后才说：
会上下金华，定括苍，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谓所亲曰：“此天命也，岂人力能之耶！”……公决计趋金陵。
朱元璋攻克金华是在至正十八年（1358）十二月二十日。刘基弃官的时间，如按《行状》所述，最晚也应在九、十月间。
但是，有证据说明《行状》讲的是假话，而且还是《行状》自身提供了证据线索。《行状》讲，刘基是在李国凤巡抚江南时弃官的，我们现在就来看李国凤是何时抵达处州的。《元史》卷四五《顺帝纪》载：
（至正十八年）九月……壬寅，诏命中书参知政事普颜不花、治书侍御史李国凤经略江南。
这是李国凤受命的时间，他抵处州的时间见于贡师泰写的《云楚庄记》：
治书李公经略江南之明年，道出括苍，得士刘彦明，置诸幕府。又明年，至三山。
据《元史》本传，贡师泰在至正二十年以户部尚书分部闽中，二十二年离开。他还写有一篇《跋李经略与裴检校书后》，称至正二十年闰五月建宁被陈友谅将领邓克明围攻，“经略使李公发兵援之”。
此经略使李公无疑就是李国凤。估计李国凤在三山（今福建福州）时贡师泰也在当地，所以贡师泰对李国凤的行踪有所了解，所记是可信的。既然李国凤抵处州是在至正十九年，刘基弃官必不在朱元璋下金华（至正十八年十二月）之前。李国凤在处州滞留时间较长，宋濂在《苏公墓志铭》中说李国凤“循行至处，久留不去”。考虑到李国凤行事需要一段时间，即便他是十九年元月抵处，刘基弃官最早恐怕也要到当年春夏之交了。
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也可以参考《元史·石抹宜孙传》的记载：
十八年十二月，大明兵取兰溪，且逼婺，而宜孙母实在婺城。……〔宜孙〕即遣胡深等将民兵数万往赴援，而亲率精锐为之殿。兵至婺，与大明兵甫接，即败绩而还。时经略使李国凤至浙东，承制拜宜孙江浙行省参知政事，阶中奉大夫。明年，大明兵入处州。
朱元璋军取兰溪在十月不在十二月，这一点《石抹宜孙传》宜加修正。但石抹宜孙遣胡深等援婺的确在十二月。因此，即使按《石抹宜孙传》，李国凤拜石抹宜孙为参知政事也已经是十二月了。授官顺序，必定是高官在先、低官在后，所以刘基弃官绝不可能在十二月二十日朱元璋取金华之前。
判定刘基弃官的时间就这么容易。时间判定了，《行状》说假话的原因也自然地曝光了。因为从朱元璋攻打金华起，处州的元军就投入了对朱作战。先是石抹宜孙派胡深率兵援婺败绩，及至朱军攻下金华，两军对垒于樊岭、黄龙（均在缙云县西）之间。当时处州将士如果有什么畏惧，那就是畏惧处州步婺州后尘，落入朱元璋手中，而尚在石抹宜孙幕下的刘基，不可能不参与策划抵御朱军。《行状》作者要掩盖刘基曾经参加抗御朱军的事实，有意把刘基弃官时间上推到朱元璋下金华之前，同时一再把方国珍拉扯到处州防务上来，以转移读者的视线。过去和现今一些刘基年谱和传记的作者不加细察，也把刘基弃官时间置于朱元璋取得金华之前，也强调处州将士与方国珍的矛盾，落入《行状》作者设下的圈套。
应该指出，钱谦益早已明言刘基参与谋划抵御朱军，并点破《实录》所说刘基与石抹宜孙“守处州以拒国珍”之不可信。钱谦益说：
十八年，我兵取兰溪，且逼婺，石抹遣胡深等救婺不克。上既定婺，即命耿再成驻兵缙云，以规取处。石抹遣叶琛、胡深等分屯以拒王师。公（刘基）虽不在行间，然未尝不在石抹院中，石抹盖倚之以谋我师也。《实录》本传云：改行枢密院经历，与石抹守处州，以拒国珍。当是时，石抹与耿泗国对垒于黄龙、樊岭间，其所拒者，非国珍也。国史纡其词耳。
钱谦益据《元史·石抹宜孙传》，正确指出李国凤上刘基之功在朱元璋取婺之后，刘基弃官归青田当在十九年春夏间，距石抹宜孙败弃处州的时间不会很长。钱氏的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揭示处州的防务自始就不是“拒国珍”；他没有掌握能够确证李国凤抵处年份的史料，仅据《石抹宜孙传》把李国凤至浙东的时间系于十八年，也没有识破《实录·刘基传》的说法源出于《行状》。
刘基弃官的原因，从大处讲是形势所迫。元朝的统治在至正十八年已呈全面崩溃之状。在腹里地区，这年三月毛贵一军曾逼近大都，五月刘福通克汴梁，十二月关先生入上都。在长江上游，明玉珍几乎占领了川蜀全境。在长江中游，陈友谅以武昌、江州为据点，南向攻取了江西行省的大部分地区。江浙行省形势同样吃紧，杭州、绍兴均为张士诚占据，浙东六路方国珍有其三。张士诚、方国珍表面上虽已降元，实际都是割据势力。打着大宋旗号的朱元璋红巾军锐气方盛，由金陵往南推进，攻克金华，直逼处州。处州将士本来只有应付境内分散的小股民变的经验，现在却要面对朱元璋的正规军。在这样的形势下，处州守将如果再以李光弼、郭子仪自许，岂非梦呓。时局已不可为，成了不少人的共识，章溢、苏友龙都是这样看的。宋濂《章公神道碑铭》称：
时天下日入于乱，公（章溢）结庐匡山上，自号曰匡山居士，属其子曰：“兵将至矣，汝曹其保障州里乎！”
王祎《苏君小传》云：
会处州盗发，君（苏友龙）奉文告招抚之，既平而枢密分院治于处，君留枢属，因留处者久，及迁职都司，则时已不可为，因谢事而归。
刘基此时的观点比章溢、苏友龙更明确，他弃官后著《郁离子》，在首章《千里马》第三条中借郁离子与戚之次且两人之口说：
今天下无可徙之地、可蛰之土矣。……是故君子之生于世也，为其所可为，不为其所不可为而已。
形势比人强，从写《倡和集序》到著《郁离子》，相隔不过一年左右，刘基思想发生很大转变，他抛却“君臣之情义”，决心“不为其所不可为”了。
就具体环境言，处州守将内部出现裂痕，也是刘基弃官的原因之一。宋濂很赞赏石抹宜孙，但也指出宜孙“后好自用，幕下士多散去，部将胡君深、章君溢亦拥兵观望”。
刘基应是“散去”的“幕下士”之一。
最后，刘基弃官也许如《行状》所说，同他本人的升迁受到阻遏有关。我说也许有关，是因为我不能确断《行状》所说之事必有或绝无。但我深信，此事纵有，情形也不会全如《行状》所述。理由有以下三点：
其一，《行状》说刘基“军功不录”的原因是“时执政者皆右方氏”。我们在前面已经辨明，刘基不存在反对招安方氏而被羁管绍兴的事，在处州期间也没有“拒国珍”之事，执政者怎么会因“右方氏”而不录刘基的军功？倘若处州真的是在“拒国珍”，而朝中执政者又欲“右方氏”，则石抹宜孙作为处州的主帅也休想迅速升迁。然而我们看到，石抹宜孙原来只是行枢密院判官（正五品），后升同佥行枢密院事（正四品），末后李国凤承制授以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已是从二品了。
谁能相信，执政者为了“右方氏”，竟需拔擢处州主帅而抑其幕下士？
其二，那时地方铨选官员，不需要预奏朝廷，行省可以自己处置。王祎说：
至正十一年海内多故，天子命勋旧大臣行中书以镇外服，且以为去朝廷远，事有机速，不可律于常制禀命而行，凡军旅、钱粮、铨选之事，一听其便宜行之。
其后形势愈益严重，南北交通阻塞，诸事更听地方自主，总兵者权力尤大。《元史》卷九二《百官志》称：
至正兵兴，四郊多垒，中书、枢密俱有分省、分院；而行中书省、行枢密院增置之外，亦有分省、分院。自省院以及郡县，又各有添设之员。而各处总兵官以便宜行事者，承制拟授，具姓名以军功奏闻，则宣命敕牒随所索而给之，无有考核其实者。
我们已知，石抹宜孙的行省参知政事就是李国凤承制授予的；刘基由原来的都事（从七品）或儒学副提举（亦从七品）进为行枢密院经历（从五品）或行省郎中（亦从五品），就是行省定的。刘基如再升迁，李国凤、石抹宜孙即可便宜行事，何待朝廷奏准？这里再举个实例，苏伯衡《故元温州路同知平阳州事孔公墓志铭》记：
十九年，中书参政普颜不花公、内台治书李公国凤经略江南，得便宜除拜，承制授公（孔旸）温州路同知平阳州事。
这不就是“便宜除拜”吗？而且刘基本人对升迁的期望不会过高。他以经历一职助石抹宜孙守处州，其军功不过是镇压境内民变，按当时制度，即使李国凤等赏罚公平，他又能上升到什么品秩？看看苏友龙吧，他与刘基同在石抹宜孙幕下数年，到头来只落得个行省都事，论官职从七品而已，仅提升了散官品秩。与石抹宜孙相比，刘基、苏友龙当然有理由不平，但他们在官场多年，深知久滞下僚是大多数南人士子的共同命运，比不得石抹那样有父荫的北人，这是元代体制使然，非个别人为因素造成。刘基返回青田后著《郁离子》，首篇《千里马》的开端就讲郁离子之良马因“非冀产”不得“致诸内厩”，而被“置之于外牧”。冀者，北也；这话就是针对元廷用人重北轻南而讲的。其下《八骏》条，又讲“马之良驽莫能差，然后以产区焉，……江淮以南为散马，以递传服百役，大事弗任也”。这是刘基对自己难获升迁的解释，是从制度上着眼的。
第三，《行状》称执政者“置公军功不录，由儒学副提举格授公处州路总管府判”，如果确有其事，刘基的官秩是不升反降了，他要从已任的行省郎中（从五品）退回到原先的儒学副提举（从七品）再转路总管府判（正六品）。但是，怎样印证其事确有呢？要知道，除了《行状》，这件事不见有其他记载。洪武十九年刘基门人徐一夔写《郁离子序》，对刘基弃官的原因是这样讲的：
已而南北绎骚，公（刘基）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阃方务治兵，辟公参赞，而公锐以功业自见，累建大议，皆匡时之长策，而当国者乐因循而悦苟且，抑而不行。公遂弃官玄屏居青田山中，发愤著书，此《郁离子》之所以作也。
徐一夔完全不涉及刘基官秩的升降问题。
《郁离子》有一条《蛰父不仕》，其文如下：
宋王欲使熊蛰父为司马，熊蛰父辞。宋王谓杞离曰：“薄诸乎？吾将以为太宰。”杞离曰：“臣请试之。”旦日，之熊蛰父氏，不遇，遇其仆于逵，为道王之意。其仆曰：“小人不能知也，然尝闻之：南海之岛人食蛇，北游于中国，腊蛇以为粮。之齐，齐人馆之厚，客喜，侑主人以文镻之修，主人吐舌而走，客弗喻，为其薄也，戒皂臣求王虺以致之。今王与大夫无亦犹是与？”杞离惭而退。
我看此条就是为了说明自己辞官并非因为嫌官小而写的。
总之，鉴于《行状》谎言累累，在没有其他参证的情况下，我既不能说降官之事必有，也不敢说其事绝无，只好存疑了。不过，对此事有怀疑非自我始，至少嘉靖本《诚意伯文集》的编者已感到《行状》此说不大对头了，故而他在拿掉前引刘基在台州写的两通碑文并打乱成化本编次（这似乎是有意不让人看清楚各篇诗文的写作时期）的同时，删去了“由儒学副提举格”到“无所宣力矣”这段叙事，共五十八字。
总之，刘基弃官归里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主要原因是他对形势的认识。《行状》只说刘基因“军功不录”弃官，又写上一段“我不敢负世祖皇帝”云云，如同它在前面臆造“羁管”绍兴的故事一样，刻意制造悲情，目的是想证明基不负元、乃元负基，为刘基的背元博取谅解与同情。
刘基一向自许甚高，宋濂说他“负气甚豪，恒不可一世士，常以屈强书生自命”。
然自二十三岁中举以来，仆仆仕途二十余年，眼看元社将屋，自己大半生的努力行亦付诸东流；面对未来，刘基不得不作深刻反省。从弃官到转投朱元璋，中间大约有一年时间可供他进行思考与反省。他这样做了。他思考、反省的结果写进他的三万余字的名作《郁离子》中。
《郁离子》是本很特别的著作，徐一夔说：
郁离者何？离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为盛世文明之治，故曰郁离子。其书总为十卷，分为十八章，散为一百九十五条，多或千言，少或百字，其言详于正己、慎微、修纪、远利、尚诚、量敌、审势、用贤、治民，本乎仁义道德之懿，明乎吉凶祸福之几，审乎古今成败得失之迹，大概矫元室之弊，有激而言也。……一夔蚤尝受教于公，后谒公金陵官寺，出是书以见教，一夔骇所未见，愧未能悉其要领。
刘基的好友王祎也写有一篇《郁离子序》，序中说：
先生是书虽寓言居多，然其于天地、阴阳、性命、道德、世运、政治、礼乐、法度之际详矣。揆之圣人之道，盖所谓不悖焉者，固不特言语之工而已，此其有不传者欤！
先生名基，字伯温，治《春秋》，以进士起家，仕稍不显，而狷介之名素著。遭世大乱，益韬晦不苟出，虽出不苟就也。用是人尊信之，以为有道之君子云。
《郁离子》篇幅不大，内容丰富，言简意赅。由于采用寓言体裁，读者对它可以从不同角度去解读、引申和发挥。我在本书序言中交代过，我对刘基的文学成就和哲学思想没有发言权。现在我只就《郁离子》所反映的刘基本人政治立场的转变说一点浅见。
阅读刘基早先的诗文，最容易感觉到的是他的忠君思想。对历史上的忠君人物，他写过《吊诸葛武侯赋》、《吊祖豫州赋》、《吊岳将军赋》，比干、伯夷、屈原、伍子胥、诸葛亮、祖逖、岳飞都是他极其崇敬的人物。对与他同时代的忠君人物，他写过《吊泰不华元帅赋》。
他赞叹“殷比干之剖心”、“子胥忠而殒命”、“伯夷清而不食”，
又称颂岳飞“竭心以为主”，“捐薄躯以报主兮，乃忠臣之素心”。泰不华被方国珍杀害于海上，
刘基虽哀其“作忠以致怨”、“忠沉沉而不白”，却又说“忠固不求人知”。他在至正十四年写的《天寿节》诗，至正十六年写的《谕瓯括父老文》，都贯穿着他的忠君思想，更不用说他与石抹宜孙的倡和之作。但是，时隔未久，在他写的《郁离子》里，“忠”（忠君的忠，不是忠友）字不见了。这一点徐一夔也许发现了，徐一夔列出《郁离子》那么多内容，就是不提忠君，因为《郁离子》没有谈忠君。替代忠君观念的，是“不为其所不可为”的思想。不是说捐躯报主“乃忠臣之素心”么？不是说“忠固不求人知”么？那是要求明知不可为也要为的。如果不为，何以为忠呢？所以刘基合乎逻辑地不再言忠了，而且他还表明要另择明主了。《郁离子》的末篇是《九难》；在《九难》的末尾，郁离子讲了一段话：
方今威弧绝弦，枉矢交流，旬始攙抢，降魄流精，为䝙为豺，为蛟为蛇。犬失其主，化为封狼，奋爪张牙，饮血茹肉，淫淫灂灂，沉膏腻穷渊，积骸连太陵，无人以救之，天道几乎熄矣。……仆愿与公子讲尧、禹之道，论汤、武之事，宪伊、吕，师周、召，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
“以待王者之兴”，这就是刘基在青田山中思考和反省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