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守处州（1356-1358）

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九日，刘基抵处州。五月，他应当地“父老”之请写《处州分元帅府同知副都元帅石末公德政碑颂》，自称“今予以行省檄，与公（石抹宜孙）同议招辑事”。两年以后，至正十八年，他又在《倡和集序》中说：“予至正十六年以承省檄，与元帅石抹公谋括寇。” 处州地临括苍山，隋、唐曾名括（又作栝）州，后人沿袭，称处为括。“谋括寇”，即平息处州境内民变，也就是“招辑”境内民众。然而《明太祖实录》卷九九之《刘基传》却说刘基“改行枢密院经历，与参知政事石抹宜孙守处州，以拒国珍”。刘基在处州与石抹宜孙共事约三年，行省给他们的使命究竟是“谋括寇”还是“拒国珍”？这是必须弄清楚而且不难弄清楚的。

先看《元史》卷一八八《石抹宜孙传》的记载：

至正十一年，方国珍起海上，江浙行省檄宜孙守温州，宜孙即起任其事。其年闽寇犯处州，复檄宜孙以兵平之。以功升浙东宣慰副使，分府于台州。顷之，处之属县山寇并起，宜孙复奉省檄往讨之。至则筑处州城，为御敌计。

十七年，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铁睦迩承制升宜孙行枢密院判官，总制处州，分院治于处。又以江浙儒学副提举刘基为其院经历，萧山县尹苏友龙为照磨，而宜孙又辟郡人胡深、叶琛、章溢参谋其军事。处为郡，山谷联络，盗贼凭据险阻，辄窃发，不易平治。宜孙用基等谋，或捣以兵，或诱以计，未几，皆歼殄无遗类。寻升同佥行枢密院事。当是之时，天下已多故，所在守将各自为计相保守。于是浙东则宜孙在处州，迈里古思在绍兴为称首。

这段记载与刘基所述是一致的，石抹宜孙与刘基等人的任务就是“平治”处州路境内的“盗贼”。但传中说石抹宜孙用刘基、苏友龙、胡深、叶琛、章溢的时间在至正十七年是不确的。我们已知刘基抵处州的时间是十六年三月，而胡深、叶琛、章溢助石抹宜孙守处州的时间比刘基更早。《元史·石抹宜孙传》一次未提方国珍。在宋濂为苏友龙、胡深、叶琛、章溢四人写的传略中，讲了他们在至正十六年至十八年间镇压处州境内“盗贼”的许多事迹，也无一事涉及方国珍。事实是，其时方国珍复任元官，位至江浙行省左丞兼海道运粮万户，忙着经营温州、台州、庆元三路，又同张士诚较量，无暇骚扰处州，故而石抹宜孙、刘基等处州将士与方国珍之间相安无事，处州不存在“拒国珍”的问题。

那么，“拒国珍”之说是《实录·刘基传》杜撰的吗？不是，它是有所本的，其源仍出于《行状》。《行状》说：

行省复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吴成七等，使自募义兵。贼拒命不服者，辄擒诛之，略定其地。复以为行枢密院经历，与院判石抹宜孙守处州，安集本郡，后授行省郎中。经略使李国凤巡抚江南诸道，采守臣功绩奏于朝，时执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军功不录，由儒学副提举格授公处州路总管府判。诸将闻是命下，率皆解体。敕书至，公于中庭设香案拜曰：“我不敢负世祖皇帝，今朝廷以此见授，无所宣力矣。”乃弃官归田里。时义从者俱畏方氏残虐，遂从公居青田山中。公乃著《郁离子》。客或说公曰：“今天下扰扰，以公才略，据括苍，并金华，明、越可折简而定，方氏将浮海避公矣。”

表面上看，这段文字是讲了刘基与石抹宜孙“安集本郡”的，可是接着就三次提到方国珍，先说“执政者皆右方氏”，继言“义从者俱畏方氏残虐”，再说“方氏将浮海避公”。尤其是中间一句，给人造成强烈印象，似乎刘基一走处州就会落在方氏手中，这不等于说处州当时正与方氏相抗吗？正因为《行状》作了这样的表述，脱胎于《行状》的《实录·刘基传》（下详）在压缩《行状》本文时才改成基与宜孙“守处州，以拒国珍”。

《行状》在讲刘基弃官经过时如此强调方国珍是有原因的，等弄清楚刘基弃官的时间和原因以后，我们才能揭示《行状》作者的良苦用心。

针对处州一带的民变，刘基到处州不久就以行省左丞相（达识铁睦尔）使者的名义草拟并发布了一篇《谕瓯括父老文》。文告先称颂元朝统一八十多年来“帝德宽大，……与百姓安乐太平”，然后承认“官缺其人，偷惰潜生”，但“咎在有司，非主上意也”。接着说：“今父老子弟，不察其故，怼暑嗟寒，徙怨于天，乘间造衅，窃弄戈兵，……所过所止，山夷土赤”以至“惊动天心”，所以天子授权左丞相随宜处置，“死之生之，无倚无颇”。“丞相矜念小民，谓不教而诛，有辜帝仁”，故而派使者来晓谕父老，“冀父老各体上意，约束其子弟”，以免断了后代，后悔莫及。文告还说使者是“父老乡里姻戚，与父老故无恶，为能奉扬朝廷仁恩”。显然，使者就是刘基本人。他现在手里有自募的“义兵”，对“拒命不从者辄擒诛之”，直接参与镇压民变。

刘基在处州三年，一直是石抹宜孙的幕下士。石抹宜孙是契丹族后裔。其父石抹继祖，皇庆年间领海军镇婺、处，善治军，并且有很高的汉文化修养。宜孙受父薰陶，好学博览，长于诗歌，能礼贤下士，颇得士人好感，朱元璋称他“善用士”。在他身边凝聚了一批人才。宋濂说：

元季兵乱，郡国绎骚，石抹将军帅师来镇括，凡武勇文学之士悉以礼聘而询其谋猷。

石抹君宜孙分省于处，请公（苏友龙）与青田刘君基从。石抹君方以讨贼自任，浙东倚之为重，每事必谋于公。公劝其礼贤下士，安辑流亡，招徕群盗，抚之以恩。石抹君从之，众心翕然归。

至正十六年夏，刘基抵处州不久就写了《石末公德政碑颂》，称赞石抹宜孙说：

人谓公生太平时，与缙绅为文墨交游，彬彬然儒者也。及其临遇事变，则智勇奋发，动不失机，抚循士民，则仁慈岂弟，惠无不及，可谓有用之奇才矣。

石抹宜孙能够平息处州民变固然因其“善用士”，但更重要的是有一批像刘基这样的当地士人自觉地肯为其所用。宋濂说：

元季之乱，江南诸郡多陷于盗，独处州以士大夫倡义兵坚守而完。……是时起兵之士，丽水有叶君琛，青田有刘君基，龙泉有章君溢。与三君并称者曰季君汶，亦龙泉人，其举谋兴事不甚相远。

宋濂这里只举了四人，至少还应该补一个胡深，也是龙泉人。他们的共同点是出身右族，读书习儒。他们自集乡人丁壮镇压本地民变，原因是连续数年的处州民变威胁到他们自家的生命财产。刘基和叶琛参与其事还可以说是官职所系，季汶、胡深、章溢三人都是以平民身份主动帮助石抹宜孙的。

季汶（1318-1377）字彦父，祖辈在宋代“多显者”，本人“少读书，多智略”。他率丁壮跟从石抹宜孙，“数战数有功”，石抹宜孙授以义兵万户之职。大约在至正十九年（1359），元经略使李国凤抵处州，改授季汶龙泉县尹，季汶“不就”。同年朱元璋兵下处州，季汶投附朱元璋，洪武初致仕还乡。

胡深（1314-1365）字仲渊，父亲仕元为征东行中书省左右司员外郎。宋濂说胡深在为父亲守墓时“悉取诸子百氏天官地志兵谋术数医药卜筮老释之书而研究之，发为文辞，操笔可立就”。农民战争起，胡深“集乡兵结寨于湖山”。及至石抹宜孙守处州，用胡深参谋军事，胡深积极参加镇压本地民变，不遗余力，任江浙行枢密院分院行军都事。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章溢（1314-1369）。溢字三益，出身龙泉右族，习程朱理学。至正十二年（1352）天完红巾军进入龙泉，章溢自组“里民为兵”，抗击红巾军。石抹宜孙镇处州，章溢主动往见，被“留幕下与议军事”。其后数年屡助元兵镇压境内民变，但始终拒受元朝官爵。与季汶、胡深相比，他显得有更多的阶级自觉。在本书下几章中，我们还要讲到章溢，并把他与刘基作些比较。

刘基在处州整三年，除了最后一段时间，长期与石抹宜孙相处融洽。他们不仅是上下级，而且是诗友。刘基《文集》中保存的题赠和酬答石抹宜孙的诗多达八十余首，可见两人关系密切。他们把互相倡和的诗收成集子，称《少微倡和集》。刘基作序说：

古人有言曰：“君子居庙堂则忧其民，处江湖则忧其君。”……予至正十六年以承省檄，与元帅石末公谋括寇，因为诗相往来，凡有所感，辄形诸篇，虽不得达诸大廷以讹君子之心，而亦岂敢以疏远自外而忘君臣之情义也哉？昔者屈原去楚，《离骚》乃作，千载之下，诵其辞而不恻然者，人不知其忠也。览者幸无诮焉。万一得附瞽师之口，以感上听，则亦岂为无补哉！

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王祎也为《少微倡和集》作序，称：

处以星名州，其地多处士，而隋时处士星尝见。处士星，盖少微也。其为州在浙东最左僻。……至正乙未冬，沿海万户柳城石抹公持阃帅之节来镇是州。……明年春，江浙提学青田刘公奉行中书之命实来相与辑绥之。又明年秋，政通人和，州以无事。先是诏建枢密行院于江浙，行中书丞相兼领院事，至是丞相乃承制以石抹公为判官，刘公为经历，即是州分院莅治焉。于是石末公以元勋世臣，文武两全，夙负重望，而刘公起家进士，雄文直节，冠冕士林，及诸僚佐宾属皆鸿生畯夫，极一时之选，东南人物于斯为盛矣。惟其志同而道合，故其虽当多事之际，发号施令，日不暇给，而揽事触物，辄为诗歌，更唱迭和，殆无虚日。……两年之间，总之凡三百余篇，名曰《少微倡和集》。诗作于是州，州以星名，故亦因星以名集也。祎得而读之，窃叹其爱君忧国伤世闵俗之情见于言辞者何其惓惓也。

从刘基的诗可以看到，他与石抹宜孙藉诗言志，互相激励，以挥戈回日的鲁阳公、完璧归赵的蔺相如以及中兴唐室的李光弼、郭子仪共勉，“相期各努力，共济艰难时”。刘基对石抹宜孙很敬重，寄诗称他“使君学术似文翁，奕世流芳缉武功”，自谦“惭愧谫才多谬误，忧时独有此心同”。

刘基这个时期写的诗，曾受到明末清初人钱谦益（1582-1664）高度赞扬。钱谦益说：

公负命世之才，丁有元之季，沉沦下僚，筹策龃龉，哀时愤世，几欲草野自屏。然其在幕府，与石抹艰危共事，遇知己，效驰驱，作为歌诗，魁垒顿挫，使读者偾张兴起，如欲奋臂出其间者。

然而，曾几何时，这对诗友竟分道扬镳：刘基改弦易辙，弃官归里，不久投入反元的“寇盗”阵营；石抹宜孙则不渝初衷，为元捐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