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国珍（1319-1374）是台州黄岩（今属浙江）人。世代以贩盐浮海为业。至正八年（1348），因受官府迫害，方国珍与其兄国璋、弟国瑛、国珉及邻里逃亡海上，聚得数千人，劫夺漕运粮，执元海道千户。元廷剿捕失败，改用招抚，授方氏兄弟官职。至正十一年，方氏兄弟复反。次年三月，杀元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花，攻温、台、庆元（治今浙江宁波）三路。十一月，元命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耳总兵讨方国珍。方国珍闻讯请降。十三年三月，元改命帖里帖木耳与江南行台侍御史左答纳失里招谕方国珍。 刘基先以浙东元帅府都事身份参与庆元的设防，继而调任江浙行省都事，助帖里帖木耳招安方国珍。招安事毕，刘基携家移居绍兴，在那里住到至正十六年二月。今人论述刘基这段经历，都讲他反对招安方国珍，因而被元廷执政者“羁管”于绍兴。此说有《明史·刘基传》为据，其源则出于《行状》。《行状》原文如下：

方国珍反海上，省宪复举公为浙东元帅府都事。公即与元帅纳邻哈剌谋筑庆元等城，贼不敢犯。及帖里帖木耳左丞招谕方寇，复辟公为行省都事，议收复。公建议招捕，以为方氏首乱，掠平民，杀官吏，是兄弟宜捕而斩之，余党胁从诖误，宜从招安议。方氏兄弟闻之惧，请重赂公，公悉却不受，执前议益坚。帖里帖木耳左丞使其兄子省都镇抚以公所议请于朝，方氏乃悉其贿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台俱纳之，准招安，授国珍以官。乃驳公所议，以为伤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罢帖里帖木耳辈，羁管公于绍兴。公发愤恸哭，呕血数升，欲自杀，家人叶性等力沮之。门人密理沙曰：“今是非混淆，岂公自经于沟渎之时耶！且太夫人在堂，将何依乎？”遂抱持，公得不死，因有痰气疾。是后方氏遂横莫能制，山越皆从乱如归。

《行状》这段叙事，看起来言之凿凿，但经不起与其他记载核对。

首先，关于帖里帖木耳任事与罢官的经过，《元史·顺帝纪》有以下几条记载：

（至正十二年十一月）癸未，命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儿总兵讨方国珍。

（至正十三年正月）丙子，方国珍复降。

（至正十三年三月）命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儿、江南行台侍御史左答纳失里招谕方国珍。

（至正十三年十月）庚戌，从帖里帖木儿、左答纳失里之请，授方国珍徽州路治中，国璋广德路治中，国瑛信州路治中，督遣之任。国珍疑惧，不受命。

（至正十四年）四月，……御史台臣纠言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儿等罪。先是帖里帖木儿与江南行台侍御史左答纳失里奉旨招谕方国珍，报国珍已降，乞立巡防千户所，朝廷授以五品流官，令纳其船，散遣徒众，国珍不从，拥船一千三百余艘，仍据海道，阻绝粮运，以故归罪二人。以江浙行省参知政事阿儿温沙升本省右丞，浙东宣慰使恩宁普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皆总兵讨方国珍。

《元史》这几条记载与《行状》所述迥然不同。第一，按照《行状》，刘基反对招安方氏，得到帖里帖木耳支持，以刘基所议请于朝；根据《元史》，元朝授方氏官职，乃是从帖里帖木耳等所请，帖里帖木耳等是主张招安方氏的。第二，按照《行状》，帖里帖木耳等被罢官是因为他们反对招安方氏；根据《元史》，他们被纠劾则是因为他们先报方国珍已降，其后方国珍却“仍据海道，阻绝粮运”，帖里帖木耳等有上报不实之罪。第三，按照《行状》，方国珍因有朝廷大臣庇护，在帖里帖木耳等罢官之后“遂横莫能制”；根据《元史》，方国珍复反是在帖里帖木耳等罢官之前，是元廷采取的瓦解他们的措施激起的。第四，按照《行状》，是元廷当政者包庇了方国珍；根据《元史》，元廷当政者对方国珍并不姑息，一见招安瓦解不成，立即另行派兵讨伐。《元史》与《行状》，谁的记述可信？我看是《元史》。这不仅因为《元史》的记载取自官方文档，首尾一贯，有月日可稽，还因为它得到当事人刘基的印证。

至正十三年秋冬间，刘基写有两篇文章，讲到招安方氏兄弟的经过。第一篇是《台州路新修城濠碑》，其文先述至正十二年前行政院判孛颜忽都以廉能被选用为台州路达鲁花赤，接着说：

明年，中书参知政事资善公（帖里帖木耳）受命为江浙行省左丞，领海右征讨事。寇闻兵旦至，即纳款行省乞降，公遂改受命，与江南行台侍御史资善公（左答纳失里）同察便宜招谕。二公既至，寇乃卒降，上于朝，未报。其年夏六月大雨水溢，城堕且半，众议谓筑城以防寇，今寇既涤为民，城当且勿修。君（孛颜忽都）乃跻其老于庭，谓之曰：“……汝其鉴于饶、徽、杭、常， 无偷小康，以大乃劳……”众悟，咸应曰：“诺。”……秋八月，城成。

第二篇是《台州路重建天妃庙碑》，其文云：

至正十有一年，方国珍复乱海上。……又明年，中书参知政事帖理帖穆尔出为江浙行省左丞，领征讨事。贼闻之，因温州守帅吴世显纳款请降。奏上，有诏命左丞公与南台侍御史左答纳失理同往，察便宜以行招讨。二公既受命，至台州，遣使宣谕。方氏兄弟大感悟，悔罪，悉归所俘民，愿岁帅其徒防漕粮至直沽以自效。于是海上既宁，惟天妃之神无所于栖，……乃即故祠之墟买民地以广之，命达鲁花赤孛颜忽都治其役。乃十月己酉，庙城。……于是括苍刘基既叙其事，复作迎享送神之章，俾歌以祀神。

刘基这两篇碑文所述，与前引《元史·顺帝纪》的记载是吻合的。事情很清楚，元廷在至正十二年十一月派帖里帖木耳率兵征讨方国珍，方氏兄弟闻讯主动请降，帖里帖木耳的任务遂由征讨改为招谕。其后帖里帖木耳以招谕结果上报朝廷，请授方氏兄弟官职。十月庚戌（十六日），元廷从帖里帖木耳等所请，决定分授方氏兄弟为徽州、广德、信州三路治中，这一天恰好是台州天妃庙建成（己酉，十五日）次日，所以我们知道，帖里帖木耳早在元廷做出决定之前就已接受了方氏兄弟的归降，他根本不可能反对招安方氏。至于刘基对招安方氏的态度，在两篇碑文中也表露得很明白，无论他此前或以后会有什么异议，在写两篇碑文时至少是乐观其成的，否则就不会说“方氏兄弟大感悟”这类话了。由此可见，不存在帖里帖木耳、刘基等反对招安方氏的事情，《行状》关于帖里帖木耳、刘基因反对招安方氏而得罪的说法，完全出于臆造。

在招安方氏结束以后，刘基的确携家到了绍兴。他自己说：

甲午之岁，余挈家来绍兴。

至正十四年春二月，予以事至萧山，过故人包遇善，留舍于其棣萼之轩。明日，予还居越。

既然说是“还居越”，他移居绍兴应当是在去萧山之前，时间不会晚于二月，比帖里帖木耳被纠劾早两个月。这表明，刘基携家居越同帖里帖木耳罢官无关，不是什么“羁管”。他本来是“奉省檄佐戎浙东”的，及至“方氏纳款请降，凡以兵事进者措勿用”， 便离开了台州。他不回青田而由台州直接赴越的原因，在他的文章中也有说明：

至正甲午，盗起瓯括间，予辟地之会稽。

他在这年九月写的一篇文章说得更明白：

至正十四年，予自台之越，居城之南陬。……予以今年春始来越，是时浙东六郡皆警于盗，惟越为无事，故士大夫之避地者多在越。或有谓予曰：“越之从政者鄙，又左右皆凶人，恐不能和其民。万一变生肘腋，子将安之？”予方谋适他所，忽有言者曰：“子阳公且来归。”公往在婺，有惠爱孚于民，予尝闻之，则大喜，默为越人庆，而又自庆其得贤地主以为依而安处也。

上两篇文章都讲了，他携家至越为的是避“盗”。从至正十三年起，浙东地区民变蜂起，“时处之属县皆有贼”， 刘基家乡青田吴德祥一支尤其著名。宋濂说：“青田吴德祥啸众倡乱，焚掠府库，室人女妇，日杀伤无算。处、温、婺及建宁均被其毒。” 苏伯衡也说：“至正甲午，松阳、青田、缙云盗附和起，四出剽掠。” 被刘基、宋濂、苏伯衡称为“盗贼”的武装队伍多是当地农民组成的，他们的造反行为延续数年，迫使富家豪族外逃避难。刘基携家去越，完全是他本人的选择。他讲了，如果不是子阳随即来绍兴任路达鲁花赤，他要另择别处。子阳即宁夏人迈里古思，《元史》卷一八八有传。

刘基在绍兴住了整两年（他有时候说三年，是就所跨年度而言的），从他这两年写下的诗文看，过得相当闲适。他到绍兴不久，便投入寓官、士人的交游中。他说：

甲午之春，予避地会稽，始识祝茂卿于吴君以时之所。三月既暮，茂卿之牡丹大开，因得与寓官郡士往观焉。

至正甲午，予来会稽，因得与群士大夫为宝林之游，而赋诗倡和无虚日焉。

“宝林”是佛寺名。刘基在与绍兴士人的交往中还结识了一些僧人和道士。

刘基非常欣赏绍兴山水之美，他说：

语东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会稽。岂其他无山水哉？多于山则深沉杳绝，使人憯凄而寂寥；多于水则旷漾浩汗，使人望洋而靡漫。独会稽为得其中，虽有曾峦复冈，而无梯磴攀陟之劳；大湖长溪，而无激冲漂覆之虞。于是适意游赏者，莫不乐往而忘疲焉。

徜徉于山水之间，是刘基在绍兴的一大乐趣，留下多篇游记。

刘基在绍兴写有《遣兴》六首，很能反映他当时的闲适心情，下面引的是前三首：

避地适他乡，息肩谢羁束。生事未有涯，暂止聊自足。南园 实清旷，可以永幽独。层楼面群山，俯见湖水绿。杂英被郊甸，鱼鸟得栖宿。登临且慰意，未暇计远躅。圣贤有遗训，知命夫何卜。

积雨兼数旬，天气凉有余。青苔交户庭，始觉人迹疏。地主多闲园，可以种我蔬。儿童四五人，蔓草相与锄。既倦则归休，卧阅床上书。无事且为乐，何者为名誉。

夏日苦太长，夜景良可爱。华月吐曾岑，遥天碧如黛。披衣更登楼，稽山正相对。澄湖晶空明，浮云去无碍。遗荣世何人，贺老 今不在。凉风吹毛发，坐久增感慨。

但是，闲适只是当时刘基心境的一个方面，从本性上讲，刘基是功名场中人，他是不会忘记朝廷和国家大事的。在移居绍兴第一年的四月十七日，刘基写了一首五言诗，很值得我们一读：

宿雨霁初节，群山绿如洗。流霞绚琳宇，旭日射丹棨。鸣钟趋梵宫，焚香望天陛。遥遥蜂蚁忱，惓惓葵藿礼。万年主寿长，百拜臣首稽。竣事陟华轩，敦请属芳醴。太师祇园英，聪明实神启。诸公俱俊髦，文藻压班祢。肃雍周簠簋，古怪夏追蠡。《鹿鸣》歌苹蒿，《鱼丽》咏鲂鳢。剑气星有辉，珠光海无底。嘉会非寻常，令德更岂弟。澄心映空旷，涤虑俯清泚。看竹风泠泠，折花露泥泥。纡徐睇溟瀛，缅邈想淮济。巍巍世皇业，乔岳深根柢。螳螂亢齐斧，碎首堪立徯。农郊卜甘岁，已嘉先抽荠。层楼盼北极，祥光应周髀。中山致曲蘖，东吴来秫米。宴酺定有期，玉缸浮盎醍。

这首诗题为《天寿节，同诸寓臣拜于宝林教寺。礼毕，登槃翠轩，分韵得稽字》。 元制，在位皇帝生日这天为天寿节，臣下须行庆贺礼，“内之大臣宰执百司行于朝，外而省台郡县行于治所，其寓公、出使官及居家需次大夫士则于近地寺观行之”。 宝林寺在绍兴城南龟山，离刘基住地南园很近。刘基在《送道士张玄中归桐柏观诗序》中说：“别峰上人既住宝林十有七年，道高德隆，百废咸理。乃重建槃翠之轩，以游息四方之文学士。于是丛林之望益重，而龟山之胜为于越冠。” 故而寓居绍兴的官员们选在宝林寺行庆贺礼。顺帝妥欢贴睦尔生于延祐七年（1320）四月丙寅（十七日），刘基的诗没有提到写作年份，但根据诗中对“太师”脱脱的赞颂，可以断定诗写于至正十四年，因为脱脱在同年底便被罢黜，刘基的诗不可能写于十五年四月。

天寿节臣下行庆贺礼是例行公事，但刘基的贺诗并非纯是应景之作，它倾注了刘基对元廷的全副感情，也表达了刘基的时局观。至正十四年是红巾起义的第四年，元军在十三年战胜天完红巾军，恢复对长江中下游的控制，但全国的局势仍不稳定，各地人民的反元起义此伏彼起。一个突出的事例是张士诚取得高邮，于至正十四年建国大周。处在这种形势下，连家乡都难回的刘基却对元朝的统治充满信心。他坚信由忽必烈开创的元室皇业根深柢固、不可动摇，而各地的反元队伍则如斧钺下的螳螂，转眼便会被粉碎。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首诗里，刘基不仅以蜂蚁之忱、葵藿之心遥拜顺帝寿长万年，还特别称颂太师脱脱如佛国祇园中聪明神启的精英。在一首为皇帝祝寿的诗里本来没有必要兼颂太师，如果刘基不是由衷地钦佩脱脱，他不会这样写。那么，刘基究竟钦佩脱脱什么呢？可以说，不了解这点就不可能真正了解刘基那时的政治立场。为此，我们必须看看脱脱其人。

脱脱是蒙古人，篾儿乞氏。他的祖先是窝阔台宿卫。曾祖称海，随蒙哥侵宋，战死。祖父谨只儿，总领世祖南必皇后宫中宿卫。伯父伯颜，随武宗海山北征海都，屡立战功，后来又以扶立文宗图帖睦尔有功封王，任中书左丞相，拜太傅，权位仅次于太师、中书右丞相燕铁木儿。至顺四年（1333，即元统元年）春燕铁木儿死。六月，顺帝即位，授伯颜太师、中书右丞相、上柱国、监修国史，兼奎章阁大学士。十一月，伯颜晋封秦王。伯颜权倾朝野，带动了脱脱地位迅速上升。后来脱脱任相，也同伯颜直接相关，但并非仰仗伯颜荫庇，而是靠“大义灭亲”，帮助顺帝驱除伯颜立功。

从元统元年算起，伯颜掌大权七年，其人其事有许多可说的，但我们只想简单交代两点。第一，其人专横跋扈，藐视顺帝，擅贬宗王。第二，其人轻视汉人与汉文化，使皇庆二年开始运作的科举制中断了七年。由于专横跋扈，他最终落得“变乱祖宗成宪”的严重罪名。 由于停罢科举，他在汉族儒士中留下了永难磨灭的骂名。

脱脱字大用，是伯颜之弟马札儿台的儿子，生于仁宗延祐元年（1314），比刘基小三岁。他幼年养于伯颜家，从浦江（今属浙江）名儒吴直方学汉文化。十五岁时为泰定帝皇太子怯怜口怯薛官，二十五岁已进为御史大夫。虽然他升迁迅速多赖伯颜掌权，他却对伯颜的专横跋扈不以为然，担心伯颜一旦倒台会连累全族。他同马札儿台、吴直方商议，决定“大义灭亲”，主动通过顺帝近侍向顺帝“自陈忘家徇国之义”。经顺帝同意，脱脱在至元六年（1340）二月十五日趁伯颜去柳林（今北京通县南）狩猎，紧闭大都各门，拒绝让伯颜返回，宣读顺帝诏书，驱逐伯颜。事变当天顺帝就授马札儿台太师、中书右丞相，脱脱知枢密院事。三月十八日，顺帝下诏徙伯颜于南恩州阳春县（今属广东）安置。伯颜病死途中。

至元七年正月，顺帝下诏改元至正，同时任脱脱为中书右丞相。从此时起，到至正四年（1344）五月因病去职，脱脱主持朝政三年半，是他第一次任相。其后五年，三个平庸人物相继任右丞相，都无作为。五年中自然灾害频仍，官府腐败益厉，阶级矛盾加剧，饥民、流民群起暴动。顺帝对国家状况并非完全无知，至正七年七月十七日他在谕中书省以下内外诸衙门官吏的圣旨中称：

惟我世祖皇帝，继天立极，迈德庇人，致俗化于和平，拯生灵于涂炭，立中书省总理庶务，建御史台纠按百司，犹股肱耳目之相资，规距准绳之相正，列圣世守垂九十年，功存于人，泽流于后。肆予小子，获缵鸿基，念祖宗创业之艰难，思古今守成之不易，惧德弗嗣，罔敢怠荒。然以长于深宫之中，暗于经国之务，弗精委任，遽堕纪纲。系狱之囚，冤抑莫释；在位之士，奸恶犹存。耕桑废于田庐，风俗趋于浇薄。重以和平未洽，灾沴荐臻，水旱连年，盗贼时起，富民被掠，农人阻饥。得非股肱失于维持，无乃风纪怠于纠察，缅求其故，咎实在予。

话说得比较诚恳，接着也开出一些治理条例，想搞点廉政建设，缓和一下社会矛盾。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时的元朝政府已病入膏肓，难有救药了。焦虑之中，顺帝于至正九年闰七月再次请脱脱出任中书右丞相。脱脱此次任相为时约五年半，至十四年十一月被逐。

脱脱前后任相九年。在他第一次任相期间，由于更改他的前任伯颜的某些施政，就已获得“贤相”的美名。《元史·脱脱传》称，脱脱当政“乃悉更伯颜旧政，复科举取士法，复行太庙四时祭，雪郯王彻彻秃之冤，召还宣让、威顺二王，使居旧藩，以阿鲁图正亲王之位，开马禁，减盐额，蠲负逋，又开经筵，遴选儒臣以劝讲，而脱脱实领经筵事。中外翕然称为贤相。”另一件受汉族儒士重视的事，便是主持修辽、宋、金三史。当时有人称脱脱的施政为“更化”，意即更改伯颜旧政；今天的元史学者也沿用这个说法并给以相当高的评价。但是，认真推敲，对所谓的“更化”是不宜评价过高的。这首先是因为《元史·脱脱传》记载不实，它在“悉改伯颜旧政”的名义下列举的那些事项，有一些本是伯颜时期就有的，例如“减盐额，蠲负逋”，伯颜当政时并未少做；那时经筵也未废止。归纳起来，脱脱“更化”的作用主要是调整了统治阶级内部关系，这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恪守臣节，不像在他之前的两个右丞相燕铁木儿和伯颜那样跋扈擅权，摆正了宰相同皇帝的关系，故而《元史》说他“事君之际，始终不失臣节”；第二，他为曾受伯颜惩治的郯王彻彻秃、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三个宗王平反，维护了黄金家族不可侵犯的地位，缓解了宗王们同朝廷的紧张关系；第三，恢复了伯颜当政期间被废止的科举取士制度，又吸引儒士参加编修辽、宋、金三史，笼络了汉族士人阶层。这就是脱脱被称为“贤相”的原因。“更化”没有给下层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什么好处；存在于元统、至元年间的社会动荡，在“更化”期间和“更化”之后情况依旧。翻开《元史》，你会读到大量的有关各地民变蜂起的记载。

至正九年七月脱脱复任右丞相以后，五年间又抓了变更钞法、治理黄河和镇压人民反抗这三件大事。变更钞法的实质是搜括百姓财富，当时民间讥为“钞买钞”（今日可称之为炒钱），故而新钞发行后引起通货急剧膨胀，为百姓所痛恨。治理黄河从历史的角度看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贪官污吏横行的当时必然加重人民负担。三件大事中最引当时人注目的是脱脱对农民起义的镇压。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初，在治河工程上马仅十天之后，在工地以南数百里的颍上（今属安徽）爆发了反元起义。起义的组织者是白莲教徒韩山童、杜遵道、刘福通等。起义刚开始就遭官府镇压，韩山童被杀，其子韩林儿随母杨氏逃往武安（今江苏徐州）。刘福通率众攻占颍州（今安徽阜阳），接着又攻克亳州（今安徽亳县）、项城（今河南沈丘）、朱皋（今河南固始西北）、罗山、真阳（今河南正阳）、确山、汝宁（今河南汝南）、息州（今河南息县）、光州（今河南潢川）等地。消息传开，各地群众纷纷响应。《庚申外史》说：“荆、汉、许、汝、山东、丰、沛以及两淮红军皆起应之。颍上者推杜遵道为首，陷成皋，据仓粟，从者数十万，陷汝宁、光、息、信阳。蕲、黄者宗彭莹玉和尚，又推徐真逸为首，陷德安、沔阳、安陆、江陵、江西诸郡。起湘、汉者推布王三、孟海马为首。布王三号北琐红军，奄有唐、邓、南阳、嵩、汝、河南府；孟海马号南琐红军，奄有均、房、襄阳、归、峡。起丰、沛者，推芝麻李为首……奄有徐州近县及宿州、五河、虹县、丰、沛、灵璧，西并安丰、濠、泗。”应该指出，《庚申外史》作者权衡所记，大多得自传闻，在人物、时间、地点上有不少疏误，他只是模糊地描述了当时形势的大概。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从至正十一年起，元朝已陷入天下大乱的境地。

是什么原因导致天下大乱呢？有一个人在元亡之前说得很深刻，这个人就是危素。

危素是江西金溪人，曾参加修撰《宋史》，大约在至正十七年（1357）他任礼部尚书时，写了一篇《书张承基传后》，文中说：

今承平七十年矣，会天灾流行，盗起东海，曾不满三百人，横行山东、河北，若蹈无人之境，此有识者固为国家深长忧矣。虽鼠窃狗偷，曾何足为虑，然处之必有其道，制之必有其方，乌得坐视其俘虏杀戮，使骨肉离散，田莱荒芜，而邈乎不加之意也。此其所有来非一日矣。初，国朝既定中原，制赋役之法，不取诸土田而取诸户口，故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贫者鬻妻子以供上，不幸而有水旱之灾，则弱者死沟壑，强者为盗贼，于是素怀奸宄者因之以为乱。

危素这段话触及了事情的本质，元末天下大乱的确是由“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引起的，广大贫苦农民的起义终于导致元朝灭亡。

在《庚申外史》列举的许多起义队伍中，最具农民起义特色的是徐寿辉、邹普胜领导的天完红巾军。他们在至正十一年十月建都于蕲水（今湖北浠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蔓延大半个江南。明末的史学家谈迁说，天完军“遣将所摧陷，几海内之半”。 他们提出了响亮的战斗口号：“摧富益贫”。他们在至正十二年七月攻占过元江浙行省省治杭州，也进入过刘基的家乡处州。

面对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由脱脱总持庶政的元朝廷首先采取的办法就是武力镇压。《元史·顺帝纪》至正十二年的纪事充满了元廷调兵遣将的记录。同时，元廷又采取了一些防范汉人的措施，如“拘刷河南、陕西、辽阳三省及上都、大都、腹里（元代中书省直辖区的别称，意为腹心之地，包括今河北、山东、山西及内蒙古部分地区）等处人马”。但是，元廷也明白，起来造反的只是贫苦人民，汉族地主阶级是站在自己一边的。为了拉拢南方的地主阶级，顺帝在至正十二年三月下诏：“南人有才学者，依世祖旧制，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皆用之。” 这一招相当有效，当时居于太平（今安徽当涂）的儒生陶安立刻就有反应。陶安在《送许经历序》一文中先对元廷原来歧视南方士人的做法表示不满，说：“数十年来，南人不得仕省、台、院、部，仅补远道宪史。……向使累朝股肱耳目之臣祗率世祖旧章，南北人才视之无间，俾其君子汇进，小人爱戴，而致治之美垂衍无疆。夫何妄生区别于一统之朝，日益猜忌。怀愤诸人亦以摈弃不录，构衅引类，发于长淮数千里间，蔓延江左，干戈烂熳，亦有以致之也。”接着，陶安对元廷新的规定寄予希望：“比者悔过，复国初之制，产自吴、楚者得与中原人等，则许君秩满，铨司考绩，非复向时之待南人者比。予因其行，以卜世道云尔。” 可以说，陶安的话反映了绝大多数江南士人的心态，其中自然包括刘基。

那时的脱脱不仅主持庶政，而且还带兵出征。至正十一年八月，邳州（今江苏邳县南）人芝麻李领导的红巾军轻而易举地攻取了徐州。鉴于徐州地理位置重要，脱脱在至正十二年七月请亲自出师征讨，顺帝立即应允。九月二十一日，脱脱攻破徐州，竟搬出百年前蒙古军攻城略地时的老办法，“屠其城”。 明代正统（1436-1449）年间修的《彭城志》（彭城即徐州）记载：“元末，丞相脱脱既平芝麻李之乱，而阖城人民无遗者。至国初，犹白骨蔽地，草莽弥望。” 农民起义在至正十三年相对沉寂，与脱脱实行的坚决镇压的政策有关。至正十四年正月，张士诚占据高邮（今属江苏），建国大周。九月，顺帝命脱脱总制诸王诸省军讨伐高邮，兵众号称百万。十一月，元兵抵高邮，连战皆捷。眼看高邮将下，顺帝忌脱脱权力过重，突然下诏责脱脱“老师费财”，削脱脱官爵，夺其兵权。百万元军一时四散，高邮转危为安。脱脱次年被流放云南大理，中毒死。

刘基的《天寿节》诗写于至正十四年四月，正值脱脱在元廷威望最高的时候。在我们介绍了脱脱其人之后，读者可能已经看出刘基何以那么钦佩脱脱了。刘基钦佩脱脱的主要原因不外三点：第一是脱脱恪守臣节，不像燕铁木儿和伯颜那样擅权跋扈；第二是脱脱恢复科举，允许南人士子进入省、台、院；第三是脱脱坚决镇压红巾起义。刘基未必赞同脱脱执政期间的所有措施，但有这三点已足够了，因为忠君符合刘基的观念，笼络南人士子符合刘基愿望，坚决镇压红巾有利于刘基所属右族的利益。由于钦佩脱脱，信任脱脱，此时的刘基深信各地的反元起义不久便会被镇压下去。刘基此时的思想也是江南许多出身右族的儒士的思想，本书下章还要讲到这个问题。这里我要提请读者注意，包括刘基在内的汉族儒士在称赞脱脱时大多无视他屠杀徐州人民的行为，这些儒士看重的是自己和本阶级本阶层的利益，故而在他们的心目中徐州人民的生命远不如三年一开的科场取士重要，这就叫做阶级局限。现今赞扬刘基具有“民本”思想的文章不少；我以为，在赞扬刘基的“民本”思想时至少要把他对农民起义的态度考虑进去。

客居绍兴毕竟是不得已的，所以刘基有时也会为自己的身世处境发出感叹。也是在至正十四年，他写了一篇《寄陶中立郭秉心叙旧言怀》：

为别未五载，恍如生死隔。有时长想愁欲狂，中夜感叹无羽翼。忆昔相逢俱壮年，钱唐柳绿花含烟。粉墙缭绕子云宅，华灯照幕自草玄。……论文握手到尔汝，知有胶漆无参商。君行却向江东去，我亦栖迟广文署。震泽风惊白雁秋，玉山露落青枫暮。井邑萧条劫火余，行人何处问缄书。传闻那得辨真假，引领遥望空嗟吁。今年飘泊越城里，重见手书悲且喜。旧游虽在旧人非，独立看云泪如水。羡君绛帐开海滨，彩衣堂上生阳春。艰危大幸适乐土，况有主翁贤且仁。嗟余数与时不偶，画虎不成只类狗。家乡荡析身转蓬，弃置田园事奔走。豺狼在郊蛇在薮，府县官曹但糊口。藩垣久厌边鄙报，旄丘载驰徒疾首。……殷勤寄情素，会面未有期。愿言努力各自慰，莫遣青鬓先成丝。

这首诗是寄给友人陶中立、郭秉心的。中立名凯，台州临海人，刘基集中有一篇《孝友堂记》 就是为他写的。至正八年刘基寓杭时，陶凯也在杭，并为刘基介绍了刘显仁。郭秉心其人不详。诗云“为别未五载”，估计陶、郭两人至正九年或十年尚在杭州。广文署指儒学提举司，乐土即越城。主翁，指绍兴路达鲁花赤迈里古思。诗中讲了自身的艰危，也讲了官府的困境，但全诗透出的情绪并不悲观。“愿言努力各自慰，莫遣青鬓先成丝。”他对未来还怀有期待，正如他的《天寿节》诗表露的那样。

脱脱之死，在刘基的诗文中未见有什么直接的反应。刘基在至正十五年游兴不减，留下游记多篇。至正十六年春，江浙行省檄他与石抹宜孙同守处州，他立即勉力从命。启程赴任时，写下一首五言诗《丙申二月别绍兴诸公》：

劳生属时艰，将老萃忧戚。风尘隘九野，何土为乐国。兹邦控吴越，名胜闻自昔。湖山竞奇丽，物产亦充斥。交游尚质俭，而不事华饰。况有良友朋，时来尉岑寂。全家免寒饿，几欲忘旅客。胡为复舍此，黾勉就行役。轩车远追送，酒至泪辄滴。还乡人所乐，我独愁苦剧。……

就这样，刘基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客居两年的绍兴城。

以上就是至正十四年至十六年刘基移家绍兴的始末。据此不难判断，所谓“羁管”绍兴，所谓“呕血数升，欲自杀”，全是《行状》作者有意编造的不实之词。六百年来，这些不实之词矇骗了许多人，未见有人对其产生过怀疑。高明如钱谦益 、钱穆 ，虽然对《行状》某些说法提出异议，对“羁管”之说却深信不疑。如果我们不核对《元史》，如果我们不读成化本《文集》，也难揭示“羁管”说的真相。这里尤其要重视成化本，因为上引刘基在台州撰写的两通碑文，在嘉靖、隆庆本中都被拿掉了。 TJJ4+pQP9dOQZFRdSXb+6ySmSXwiIU0jVd3vWs9JzE9qeb5CeSjFGsYy4TSMi2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