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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沦下僚(1336-1352)

至正十六年(1356),刘基在《季山甫文集序》中说:“予自丙子之岁宦游他方。” 丙子为顺帝至元二年(1336),这年刘基正式踏上仕途,至江西瑞州路高安县任县丞。元自世祖至元二十年起,定江淮以南三万户以上的县为上县,设县丞。《元史·地理志》记高安县为上县,故知刘基任县丞时,高安当有户三万以上。县丞相当于今天的副县长。依制,名列第三甲的进士授正八品,所以刘基的仕途就从正八品开始。

元朝统治中国的时间,如果从忽必烈登汗位(1260)算起,到顺帝被赶出大都(1368),总共一百零八年。这一百零八年,大致可以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前期为忽必烈时期(1260-1294),他一人统治了三十五年。中期从忽必烈孙子成宗铁穆耳即位(1295)算起,中经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四个皇帝,到文宗去世(1332),共是六个皇帝(不算两个短命皇帝),他们合起来统治了三十八年。后期即元顺帝统治时期,从1333年到1368年,又是一人统治三十五年。我们已经讲过,刘基举进士这年正是顺帝即位之年,此后刘基在顺帝朝当了二十年小官,直到投入朱元璋领导的造反队伍。

为了节省篇幅,本书不想追溯元朝前、中期的历史和分析元代社会的各种矛盾,对那些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另找书看。这里只想提醒读者,刘基是南人,属于元代蒙古、色目、北人、南人四等人户中最低的一等;刘基家族是右族,即在地方上有钱有地位的一族;刘基家庭为儒户,即读书有文化的家庭。记住这三条,有助于理解刘基进入仕途后的基本政治立场。

当刘基进入仕途时,社会正处于怎样的状态呢?请看监察御史苏天爵在顺帝即位当年(也就是刘基举进士这年)给朝廷上的《建白时政五事》中说的话:

爰自近岁以来,云南土人作乱,海南黎蛮为梗,有司视为故常,不加安辑。迩者徭贼大肆猖獗,攻陷道州,杀虏官吏民庶。夫道州湖南一郡也,先此广西之民已被其害,今复转入内地,此其为患不细。方今天下虽号治平,然山东实股肱郡,去年河水为灾,五谷不登,黎民流冗者众,朝廷间尝振给,犹未克赡。江淮之南,民复告饥。河北诸郡,盗贼已未获者三千余起。夫民穷为盗,盖岂得已,为民父母,顾将何如!岂可优游宴安,视若无事。伏惟朝廷宜急讲求弭安盗贼方略,振救饥民长策,使海宇清谧,黎民富足,实为宗社之至计也。

苏天爵讲了云南、海南、湖南、广西、山东、江淮、河北等地的情况,灾民、流民、饥民遍地,民穷被迫为盗。不用多讲,读者也能想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无非是朝廷腐败、官吏贪婪以及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存在。而刘基一上任,遇到的是同样问题。《行状》写道:

〔基〕之官,以廉节著名,发奸擿伏,不避强御。为政严而有惠爱,小民自以为得慈父,而豪右数欲陷之。时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人命狱,府委公复检,案核得其故杀状。初检官得罢职罪,其家众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复仇。江西行省大臣素知公,遂辟为职官掾史,以谠直闻。后与幕官议事不合,遂投劾去。

刘基这个年青小官因为严正廉洁而遭陷害,害他的既有豪右,还有“倚蒙古根脚” 的家庭。县丞当不下去,换个地方给较高的职官当助手,又因言语直率,与幕官不合,只好自投劾状离去。

刘基游宦江西五年,总的感受是有志难申,有才难施,满腹委屈。后来他在《送葛元哲归江西》诗中说:“我昔筮仕筠阳初,官事窘束情事疏。风尘奔走仅五稔,满怀荆棘无人锄。” 筠阳是高安旧名。刘基宦游途中刚踏进第一站就感到官事难办了。那时元人笔下多有写官场黑暗、吏治腐败的。刘基后来写《送月忽难明德江浙府总管谢病去官序》,也讲到高安邻县临江(今江西樟树市)吏卒的狠恶情形:

余昔宦游高安。高安与临江邻,临江故多虎狼之卒,凡居城郭者素非良家,咸执鞭以为业。根据蔓附,累数百千辈,以鹰犬于府县。民有忤其一,必中以奇祸。官斥弗任,则群构而排去之。狱讼兴灭,一自其喜怒。有诉于官,非其徒为之所,虽直必曲;获其助者,反是。百姓侧足畏避,号曰“笳鼓”。人莫解其意,或曰:“谓其部党众而心力齐也。”余每闻而切齿焉,无能如之何也。

月忽难是色目人,刘基说:“会朝议以蒙古、色目氏参佐簿书曹官,于是江浙行省掾史月忽难公获选为临江路经历。”月忽难到任后对吏卒做了一番整顿,有所见效。大概因为他是色目人,“笳鼓”之徒不容易把他挤走。但是,在官吏普遍腐败的情况下,少数几个清官能有多大作为?

刘基在江西五年,从他的诗文看,官事虽然不顺,还是交了一些朋友。《行状》说,刘基任高安县丞时见到揭傒斯(字曼硕,1274-1344),“揭文安公曼硕见公,谓人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过之,将来济时器也。’”查揭傒斯从元统元年(1333)起一直在大都当官,至元元年(1335)任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四年拜集贤院直学士。至元五年,可能是因为对秦王伯颜当政不满,他托病回江西丰城故里。次年伯颜被逐,揭傒斯复应召进京。 从时间上看,刘基在行省掾史任上见过揭傒斯是有可能的。但说揭傒斯把刘基比作魏徵,称赞刘基为将来济时器,我总是不相信。试问一句,当时是个怎样的政治环境?在那样的政治环境里,一个正不得意(正托病回家)的南人文士(集贤院直学士为从三品)把一个更不得意的八品南人掾史许为未来的济时器、魏徵,是独具慧眼呢,还是想入非非呢?莫非揭傒斯已经觉察到未来将发生朝代鼎革了?

至元六年(1340),刘基离开江西,回到青田。其后几年刘基做了什么,我们不清楚。《行状》只说刘基“隐居力学”,但未说隐居的起迄年。至正六年(1346),刘基曾赴大都,有《丙戌岁赴京师途中送徐明德归镇江》等诗为证。此次入京,《行状》只字未提,研究者以为刘基旨在托人谋官,称为“干谒”。近阅周松芳《刘基至正六年干谒事迹考论》, 对刘基此次北上的往返行程、结果、心态作了细致的考辨,读后获益不少。干谒一词虽含贬意,但干谒的行为在元代儒林并非丑事,因为大家都理解觅官升官不易,尤其是江南学子。《行状》不提,很可能是因为提了有损于它有意塑造的刘基在元时的形象。《行状》刻意写基不求元亦不负元,但实际上刘基对元朝的功名是很在乎的。北上干谒收效甚微,仅得江浙儒学副提举,从七品而已,比几年前的高安县丞只高一等。而且,我们目前还弄不清儒学副提举任命于何时。周松芳的文章主张在至正六年底或七年初,虽不失为一说,但证据尚嫌不足。

至正八年(1348),刘基以儒学副提举职移居杭州。那时的政府教育部门同样是不干不净的,刘基在给一个朋友写的墓志铭中讲到这方面的情况:

至正八年,予初寓临安,交友未尽识也。求士于天台陶中立,得四明刘显仁焉,与之交,侃侃如也。时杭学教导职废,不择有学行,辄介有权力者,或以贿营为之。既弗称,皆惶惧自退。郡因令教官选文学之士不奔竞者,具礼往致聘,显仁与焉。显仁曰:“吾心实不乐为此。今郡守以礼招予,予当为斯文一出,然不能久也。”

可见当时的教育部门也存在权钱交易,所幸还有文学之士如刘基、刘显仁这样的人。

刘基在杭州住到至正十二年(1352)春天,大约在十一年八月他因病辞去了儒学副提举职务。他对长期待在从七品职务上当然是不满意的,十一年十月他在《送钱士能至建昌知州序》中说:

往时予与钱君士能同日辟掾江西行省,故其交为最厚。岁余,士能与幕官论事不合,拂衣去。未几,余亦以朽钝辞归,不得见者九年矣。乃今年十月,遇于杭。予以从仕郎为儒学副提举,又以疾谢事;而士能以奉议大夫为建昌知州,方之官。大夫士之工词章者,咸赋诗以为饯,俾予序焉。夫士能与予同以职官充簿书役,又同以事辞,其出处甚类,而九年之间相去越五等,何县绝耶!今既见而喜,喜而思语故旧,则凄以悲,又自庆其相逢于未老而俱无恙也。夫物之生,患不得其所性。射干处于曾崖而藏莨茂于陂池,不以所不愿易其所愿。今士能以长才方为世用,而余之朽且钝愈加于昔日,天将全之,俾各获其志,则一进而一止,岂不俱洋洋也哉?勉哉士能!知者劳之,愚者安之,予亦有赖于君矣。

从仕郎是从七品,奉议大夫是正五品,所以刘基感叹他与钱士能“九年之间相去越五等”。刘基说自己“以疾谢事”,应该是真的。他在《送常山县达鲁花赤乐九成之官序》中说:“至正辛卯秋八月,予卧病浙江之滨。” 又在《杭州实庵和尚福严寺记》中说:“至正辛卯寺成,……予时卧病江浒。” 两段话都证明刘基当时的确染病在床。这次辞职的原因,《行状》说:

后为江浙儒学副提举,为行省考试官。顷之,建言监察御史失职事,为台宪所沮,遂移文决去。

与刘基自言“以疾谢事”相比,《行状》所言显然失实。刘基与钱士能当初在江西“其交为最厚”,这篇送行的序文又是应大家的要求写的,他不会谎言自己辞职的原因。说谎的是《行状》,《行状》要制造刘基言事受沮的悲情。在本书下一章中,读者还可看到《行状》如何制造了刘基被“羁管”绍兴的悲情。

就在刘基卧病江浒的时候,一支反元起义队伍在今天的湖北地区兴起。十月,这支队伍在蕲水(今浠水)建国天完,其军称红巾军。至正十二年三月,天完红巾军将领项普略率众连克饶州(治今江西波阳)、信州(治今江西上饶)两路。此前刘基尚未离开杭州,后来他自己说“予时已具舟将归,……会饶、信告急声汹汹,予狼狈上道。” 四个月后,七月十七日,杭州也被红巾军攻占。二十六日,元军复杭州,“举火焚城,残荡殆尽”。 次年刘基因事返杭,目睹杭州破败状,因作《悲杭城》, 这里就不引了。 U6Xiju+xjzh/XHaR0yIGbrB6Va9j7Ub52q5ahdudJFXtyTJC4P1aXlbnvUGU58W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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