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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历史人物写传，通常要从他的家世讲起，本书也不例外。
刘基有诗文集传世，但集中一次都没有提到自己的家世。刘基长子刘琏有《自怡集》，次子刘璟有《易斋集》，他们也没有讲自己的祖辈。《易斋集》的《附录》里有洪武二十八年翰林学士刘三吾写的一篇《跋刘氏家谱》，其中说到“予观括苍青田刘氏族谱，与吾茶陵刘氏实通谱牒”，还提到其兄在元时曾与当时任儒学副提举的刘基议论过两家的谱系。刘三吾的话说明，青田刘氏在元代有自己的族谱，但这份族谱今已不存。
大约在永乐年间，刘璟之子刘貊根据旧谱重编了一部家谱，由他的堂兄刘廌（刘琏之子）写序，序文称：
吾刘氏本丰沛人也。有讳光世者，仕宋，扈从高宗南渡，始为江南人，今之所存高宗御宝手敕是也。后有乐山水之胜者，因居括苍丽水之竹洲。廌九世祖六五府君又自竹洲徙居青田之武阳。竹洲既有详谱而吾武阳为未备。廌少时亦尝以旧谱略加订定，犹未如法。今堂弟貊重加考索，参用苏、范谱式，附以世系、事实、墓铭、行状等文，莫不渊然源本而粲然昭穆也，使后世观者如指诸掌，可谓知礼义之本者矣。书成，请廌志之，故略纪其实，尚俟暇日质之当世文衡之士，请序表之可也。
刘廌的序文从刘光世（1089-1142）讲起，但家谱本文可能上溯到光世之前。隆庆元年（1567）张时彻撰写的《诚意伯刘公神道碑铭》（以下简称《神道碑》）把刘基家世追溯到刘光世之父刘延庆：
文成刘公，其先丰沛人也。后徙鄜延，名延庆者，宋宣抚都统少保。厥子光世，以平方腊功，为兵马总管。高宗南渡，部兵以从，累官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进太师、杨国公，因家临安。子尧仁，过丽水而乐之，遂徙其邑之竹洲。四传至集，又卜居青田之武阳，去县治者百五十里，世所称南田福地也。……五传而至濠，宋翰林掌书。……濠生庭槐，博洽坟籍，为太学上舍；槐生爚，通经术，元遂昌教谕：是为公祖，公父。
刘延庆、刘光世《宋史》均有传。
《刘延庆传》称：“靖康之难，延庆分部守京城，城陷，引秦兵万人夺开元门以出，至龟儿寺，为追骑所杀。”故知刘延庆卒于靖康元年（1126）。
在追溯刘基先辈上，南京大学教授周群下了不少功夫。他根据宋人张嵲《紫微集》中的资料，进一步考知刘延庆之前的三世，最后排出下面这个世系：
刘怀忠（十一世祖）→刘绍能（十世祖）→刘永年（九世祖）→刘延庆（八世祖）→刘光世（七世祖）→刘尧仁（六世祖）→刘集（五世祖）→刘濠（曾祖）→刘庭槐（祖父）→刘爚（父）→刘基。
将张时彻的记载与刘廌所言对照，可看出一个差别，即张时彻称“卜居青田之武阳”的是刘集，而刘廌称“徙居青田之武阳”的是自己的“九世祖六五府君”，据此则刘集就是刘廌的九世祖，刘基的七世祖。但按张时彻的排列，刘集应是刘基的五世祖，刘廌的七世祖。因此，有理由推断刘廌所书“九世祖”是“七世祖”之误写或误刻。
以上刘基列祖，以刘光世地位最显赫，但《宋史》本传对他颇有微词，本传称：
光世在诸将中最先进。律身不严，驭军无法，不肯为国任事，逋寇自资，见诋公论。……建炎初，结内侍康履以自固。又早解兵柄，与时浮沉，不为秦桧所忌，故能窃宠荣以终其身，方之韩〔世忠〕、岳〔飞〕远矣。
这样的“公论”显然由来已久，非自《宋史》始，刘基不会不知道。像这样的祖先是不可能让后世子孙引以自豪的。但是孟子讲过：“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意思是说祖辈对后代的影响越不过五世。从刘光世到刘基已历七世，无论刘光世是君子还是小人，其泽即使没有断绝，对刘基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
张时彻写的《神道碑》对刘基的曾祖父刘濠和父亲刘爚特别称赞，他说刘濠“慈惠好施，每淫雨积雪，登高而望，里中有不举火者，即分廪赈之”，又写了刘濠、刘爚祖孙入元之初在江浙设计救了许多可能被元诛杀的人。古人相信“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的说法，故而我们在古人传记中常可读到其人祖上积德的故事。依我看，这类事迹即便真有，也不能预决子孙未来。
要注意的是刘濠、刘庭槐、刘爚三人的身份。刘濠在宋任翰林掌书，刘庭槐在宋为太学上舍生，刘爚在元任儒学教谕，三世业儒，按元代的户计制度入儒户。其家在青田“世为右族”。
这样的家庭地位，肯定是对刘基有影响的。
刘基字伯温，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六月十五日生于江浙行省处州路青田县南田武阳村（今浙江文成县南田镇岳梅乡武阳村）。武阳村离当时青田县治约一百五十里，是偏僻的山村。由于父祖习儒，刘基从小在家里受到良好的传统教育，十四岁那年被送到处州（治今浙江丽水市）路学念书。《行状》说：
年十四，入郡庠，从师受《春秋》经。人未尝见其执经读诵，而默识无遗。习举业，为文有奇气，决疑义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识其要。讲理性于复初郑先生，闻濂洛心法，即得其旨归。先生大器之，乃谓公父曰：“吾将以天道无报于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门矣。”
《行状》的话颇为夸张，但刘基天资聪颖，早慧，确是事实。“习举业”三字概括了刘基求学的目的和内容。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的科举取士制度，在元世祖、成宗、武宗三朝是完全停废的，到仁宗皇庆二年（1313）才决定次年恢复科举，这年刘基三岁。此后二十年，科举考试正常运行，为汉族儒生进入仕途博取功名开启了一扇小门。刘基生当其时，作为书香门第子弟，很自然地选择了这条道路。科举考试的科目重在对儒家经典的决疑和阐发，按当时的要求，阐发还必须以程朱理学为依据，所以刘基从师习《春秋》，又从郑复初讲性理。郑复初名原善，江西玉山人，仁宗延祐年间举进士，后任处州录事，刘基跟他学习大概就在他任职处州期间。
关于刘基读书与求学的情形，明人还有不少零星、模糊甚至荒诞的记述，这里无须介绍。总之，刘基学习认真，领悟也快，所以他不到法定年龄就考上了进士。
刘基举进士是在至顺四年（1333）九月。依照仁宗皇庆二年定下的制度，科举三年举行一次，历次会试在二月，廷试在三月。但至顺四年这次情况特殊，因为宁宗懿璘质班先一年十一月去世，皇位虚悬半载，至四年六月顺帝方即位，所以当年会试改在三月，廷试则延至九月举行。
十月，顺帝改至顺四年为元统元年，这年举进士的也被称为元统进士。《行状》和《神道碑》对刘基举进士语焉不详，甚至不提中举年份，但这年的进士题名录流传了下来，刘基名列进士题名录“汉人南人第三甲三十二名”一栏第二十名。题名录原文作：
刘基，贯处州路青田县，儒户。——《春秋》。
字伯温。行七，年廿六，六月十五日子时。
曾祖濠。祖庭槐，宋太学生。父爚，儒学教谕。母〔富〕氏。具庆下。娶富氏。
乡试江浙第十四名，会试第二十六名。
授瑞州路高安县丞。
据此可知：一，刘基于至顺三年在江浙通过乡试，名次第十四；二，刘基中举时本人已婚，父母都在世；三，刘基选的明经题为《春秋》，正是他少年时代已开始研习的。但是，刘基申报的年龄是假的，这年他二十三岁，不是二十六岁。他多报三岁，是因为元朝规定年满二十五岁的才可以参加乡试。刘基在至顺三年二十二岁参加乡试时报二十五岁，所以到会试时便成了二十六岁。制度规定：“科场每三岁一次开试，举人从本贯官司于路、府、州县学及诸色户内，推选年二十五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经明行修之士，结罪保举，以礼敦遣，贡诸路、府。其或徇私滥举，并应举而不举者，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体察究治。”
刘基父亲刘爚是遂昌（亦属处州）儒学教谕，不难为儿子参试虚报年龄，虽属“徇私”，只要凭真才实学考上，乡里仍会传为美谈。
元代的考试，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有别。蒙古、色目人试题较易，中举的比率高；汉人、南人试题难，中举的比率低。汉人、南人要在古赋、诏诰、章表内选试一道，这是蒙古、色目人免试的。刘基会试选做古赋，题为《龙虎台赋》，今存于《文集》卷一四。刘基序称：“龙虎台去京师相远百里，在居庸关之南。右接太行之东，地势高平如台，背山而面水。每岁车驾行幸上都，往还驻骅之地。以其有龙盘虎踞之形，故名耳。”其赋将龙虎台的壮观及周围形势的险要大大夸张了一番，什么“白虎敦圉而踞峙，苍龙蜿蜒而屈盘。状昂首以奋角，恍飚兴而云屯”，末后颂曰：“于铄帝德，与台无穷。于隆神台，与天斯同。崇台有伟，鸾驾爰止。天子万年，以介遐祉。”但是，刘基在赋中也坦言：“慨愚生之多幸，际希世之圣明。虽未获睹斯台之壮观，敢不慕乎颂声。”原来，刘基本人并未到过龙虎台，他是凭想象和前人的描述作赋的！不过，试赋的用意是展示作赋者文采，是否写实是完全无所谓的。
刘基会试的经义卷也传下来了，约一千五百字，收在《文集》卷一四，题为《至顺癸酉会试春秋义》。它议论的是鲁庄公二十三年（前671）到襄公三十年（前543）楚国与鲁、齐、宋、晋等国的和、战关系。刘基强调“《春秋》谨华夷之辨”。他称楚为“中国之变于夷者”，指鲁、齐、宋、晋为“中国”（即“华”或“夏”），并为后来夷强夏弱而扼腕，说是“读经至此，太息而止”。这份《春秋义》因为标题明确，无人怀疑过它的撰写时间和主旨。但是，《文集》中另有《春秋明经》两卷，读者对其撰写时间的看法很不一致。多年前容肇祖在一篇研究刘基哲学思想的文章里说：“《春秋明经》是刘基二十二岁中进士以前准备应考的著作。”
几年以后，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称：“这两卷《明经》之作很可能是他（刘基）在元末辞官之后隐居浙东时著作的。”其理由有二：一是《春秋明经》“对《春秋》大事的选取和义理的论说，以及文字的凝练，表明它并非是少年习作”；二是“《春秋明经》中谈‘华夷峻防’、‘胡主中国’，其排夷、仇夷思想是公开‘形于篇什’，这在蒙古人统治下的元代，刘基是不会轻于惹祸写这种有禁忌的文字的”。
1995年出版的周群《刘基评传》则认为“《春秋明经》当初萌于元末习举之时，写定于明初”。
以上三说，我对周说最感困惑。从何得知《春秋明经》初萌于习举之时（即1332年以前）？怎么证实它定于明初（即1368年以后）？总共两万多字的《春秋明经》，何至于历时近四十年方才定稿？不作解释，这种说法很难让人接受。对于《宋明理学史》的说法，我只同意它关于《春秋明经》“并非是少年习作”的判断，因为与《至顺癸酉会试春秋义》相比，《春秋明经》的文字确实洗练多了，识见也广而且深，不是当年参加会试的水平能及。至于《宋明理学史》定《春秋明经》著于刘基元末辞官之后的理由，我认为根本不能成立；即使《春秋明经》的确写于那段时间，《宋明理学史》说的理由仍不能成立。因为《春秋明经》里根本没有“胡主中国”四个字。严格地说，《春秋明经》里也没有“华夷峻防”四字，但“华夷峻防”与“谨华夷之辨”的意思差不多，《宋明理学史》说有也无妨。“胡主中国”四个字的有无事关重大，是不能含糊过去的。既然“胡主中国”四字没有，有的只是“华夷之辨”的议论，《春秋明经》与《春秋义》就不存在重大差别，因而也不会有“轻于惹祸”的问题。看来《春秋明经》写于元末，是在刘基思想、文字成熟以后，投赴应天之前。再具体就不好说了。
坦率直言，我对《宋明理学史》出现的问题并不感到意外。这部多次获奖的一百数十万言的大书（我是就当时标准讲的，按今天标准是不算大的）出自多人之手，各章节水平参差不齐，有的章节的史实错误有甚于凭空造出“胡主中国”者。同时我还想提请读者注意，作为一种理论，“华夷之辨”在不同时代不同人手里可以作不同解释，有很强的适应性。举例而言，生活在宋、辽、金鼎峙时代的宋人胡安国（1074-1138）是公认的持“华夷之辨”理论最烈的人，但他的《春秋传》后来却被列为元代科举考试的用书。南宋人目契丹、女真、蒙古为夷，谁知附随蒙古的北方汉族儒生也可指宋为夷。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元灭南宋，元军统帅伯颜向忽必烈拜表称贺，此表的汉文本一上来就说：“国家之业大一统，海岳必明主是归；帝王之兵出万全，蛮夷敢天威之抗。”在这篇深浸儒家观念的贺表中，承接正统的是忽必烈，宋朝却成了“蛮夷”。贺表还说：“独此岛夷，弗遵声教，谓江湖可以保逆命，舟楫可以敌王师。连兵负固，逾四十年，背德食言，难一二计。”
这就是统一者对“蛮夷”、“岛夷”的谴责。刘基举进士，有赖他那篇讲华夷之辨的《春秋义》；写《春秋明经》，不妨碍他为元效忠；辅朱元璋，共同打着华夷之辨的旗号；末后要为自己背元的行动辩解，又搬出了华夷之辨（详见本书第九章）。以上讲的都是事实。如果有哪位青年学子结合事实，写一篇全面阐明宋、辽、金、元、明诸朝汉族士人是如何演绎和运用华夷之辨理论的文章，那将是对中国史研究的一项贡献。
刘基中举后回到家乡，经过三年守阙，赴官上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