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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06年，铁木真树起九脚白旄大旗，即大汗位。当时有个晃豁坛氏族人阔阔出，是珊蛮巫师，自称能与上天通话。忽里台举行期间，他以上天的名义对铁木真说：“如今，被称为古儿汗的这个地域上的君主，已被你一手征服，你已取得了他们的领地，你可以像他们那样采用一个同样意义的尊号——成吉思。成吉思啊，你是最高的君主。最高的主命你采用成吉思汗的称号。”于是，与会的贵族们共同拥戴铁木真为成吉思汗。“成吉思”的原义究竟是什么，历来众说纷纭，近人多数认为它源于突厥语，意为海洋。成吉思汗建立的国家名为大蒙古国。过去“蒙古”只是大漠南北众多部落中一个部落的名称，现在成为漠北各部落的共名，这意味着统一的蒙古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今天分布于不同国家的蒙古人，都认成吉思汗为本族的始祖，其感情之炽烈，远甚于汉族之于炎、黄。由于习惯，大蒙古国建立后，周围国家仍称他们为鞑靼，或以蒙古、鞑靼两名相合，称“蒙鞑”。
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即位后，立即对功臣、贵戚论功行赏，授封领地。他把全蒙古国的百姓分做九十五千户，分别授给各个功臣、贵戚，封他们为千户那颜，世袭管领其地。各千户的实际户数并不一致，其下分为若干百户，百户下为十户。少数千户是由同一族属的人组成的；多数千户的人户来自不同族属，他们是其千户那颜在战争时期逐渐收集的，或是成吉思汗授与的。千户既是基本军事组织，也是地方行政单位。国家按千户征派赋役、签发军队。所有民户都被固着在本管千户内，向国家承担义务。成吉思汗规定：“人们只能留在指定的百户、千户或十户内，不得转移到另一单位去，也不得到别的地方寻求庇护。违反此令，迁移者要当着军士被处死，收容者也要受严惩。”成吉思汗还封了几个万户，他们以军事统帅的身份各管若干个千户。当时在蒙古全境实行兵民合一的制度，15岁至70岁的男子均须服兵役，随时听候调遣，自备马匹、兵器、粮草，跟从那颜出征。成吉思汗说：“万夫长、千夫长和百夫长们，每一个都应将自己的军队保持得秩序井然，随时作好准备，一旦诏令和指令不分昼夜地下达时，就能在任何时刻出征。”他又说：“十夫长不能统率其十人队作战者，将连同其妻子、儿女一并定罪，然后从其十人队中另择一人任十夫长，对待百夫长、千夫长、万夫长们也这样！”就这样，成吉思汗通过严密而又严厉的千户制度，对全国进行有效统治。
与实行千户制同时，成吉思汗扩建了他的护卫军队伍。在古代北方游牧地区，由于幅员辽阔、气候寒冷，营帐随季节的变换或战争的需要而迁徙，历代君主或部落首领为防不测，都极其重视自己的随营护卫。王罕在同成吉思汗作战时已有护卫千人，成吉思汗在征乃蛮前也选出一千勇士，“如厮杀则教在前，平时则做护卫”，人数都不算少。成吉思汗既为大汗，便把护卫军扩大为一万人，其中宿卫一千人，箭筒士一千人，散班八千人。这一万人从千户、百户、十户及白身人的儿子中选出，必须是身强力壮、具有技能的。千户那颜的儿子，许带弟一人，带伴当十人；百户的儿子，许带弟一人、伴当五人；十户和白身人的儿子，许带弟一人、伴当三人。所有这些人需用的马匹、物品，除以自家的财产支付外，可按规定从本管民户科敛供应。对各级那颜来说，派儿子充当护卫有以子入质的意思，也是对大汗承担的一种特殊兵役。
护卫军的首要职责是保卫大汗的金帐，有严格的护卫制度。全部护卫分为四队，轮番入值，每番三昼夜，称四怯薛。“怯薛”是突厥蒙古语，意思是“番直宿卫”；怯薛人员称怯薛歹。每队怯薛中，箭筒士、散班值日班，宿卫值夜班。入夜后任何人不得在宫帐前后走动，违反的由宿卫捕拿，次日审问。臣下有急事禀报，须先见宿卫，由宿卫陪同入帐奏事。这套制度，保护了大汗的人身安全。
护卫军还要分管汗廷的各种事务，故而怯薛歹名目繁多，有火儿赤（佩弓矢者）、云都赤（掌刀者）、昔宝赤（掌鹰隼者）、札里赤（书写圣旨者）、必阇赤（书记、主文史者）、博尔赤（司厨者）、阔端赤（掌从马者）、答剌赤（掌酒者）、怯里马赤（传译者）、火你赤（牧羊者）、虎儿赤（奏乐者），等等。他们的职事涉及大汗的饮食起居、放鹰围猎以至临朝听政等许多方面。在国家初建，机构尚不完备的时候，怯薛“百执事”之官实际上履行着中央政府的职能。成吉思汗任命他最亲信的那可儿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为四怯薛长，合称四杰。怯薛长与怯薛歹均为世袭。怯薛歹有时被大汗派出处理重要事务，他们的地位高于在外的千户那颜。成吉思汗规定，如果怯薛歹与在外的千户那颜发生争斗，拿千户那颜问罪。与此相应，怯薛歹家人的地位也高于在外的百户、十户。怯薛歹论身份仅是汗的侍从，他们竟具有如此特殊的地位和权力，在世界各国古代历史上并不多见，其原因在于他们的大汗拥有无限的绝对的权力，怯薛歹的权力是汗权的延伸。
由怯薛歹组成的护卫军又是蒙古国家的常备军，担负对内镇压、对外防御或征服的职责。大汗用它造成外轻内重之势，可以制服境内任何叛乱。出征时，护卫军由大汗亲自统领，为大中军。
由于史料不足，我们不清楚护卫军所带亲属（弟）与伴当在平时和战时都做些什么。有的学者把他们也归入常备军，并且推算其数约五万，加上正式护卫万人，常备军总数达六万。果若如此，这支常备军从诞生之日起就注定要从事对外掠夺。当时大蒙古国人口充其量不过一百万左右，游牧经济的生产能力又那么脆弱，单靠压榨境内的游牧民是养活不了六万丁壮的。这支庞大的常备军只有在连续不断的对外掠夺战争中，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
与千户制、护卫制相应，成吉思汗为管理民事和司法，设立了断事官，蒙语称札鲁忽赤。最早担任断事官的，可能是成吉思汗的异母弟别里古台，他的职事是“整治斗殴、盗贼等事”。公元1206年建国时，成吉思汗任命养弟失吉忽秃忽做大断事官，要他主持民户的分配和诉讼事宜。成吉思汗对失吉忽秃忽说：“你把一切领民的分配和诉讼事宜都造青册写在上面。〔凡是〕失吉忽秃忽向我建议而写在青册白纸上的规定，直到子孙万代不得更改。更改的人要治罪。”伊朗史学家拉施特在14世纪初编成的《史集》中称赞失吉忽秃忽“决狱公正”，并且说：“我们从断事官们的辩论中知道，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无论在蒙古斯坦或其所属各地区境内，他的断案的方式方法的原则，奠定了判决的基础。”失吉忽秃忽领大札鲁忽赤事多年，一直处理行政民事要务。公元1215年攻克金中都，失吉忽秃忽被成吉思汗派去登录金的帑藏。公元1234年灭金，失吉忽秃忽又被窝阔台任为中州断事官，主持清查户口和征收赋税的事务，被汉人称为“丞相”。大断事官职事与历代中原国家的丞相不尽相同，但其地位确实很高，在蒙古国前四汗（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时期，它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那时上自诸王、驸马、怯薛，下至各投下的蒙古、色目人，他们的奸盗、诈伪、婚姻、驱良等事宜，都要听札鲁忽赤处置。大札鲁忽赤甚至要过问汗室的案件。窝阔台时任大札鲁忽赤的是札剌亦儿人额勒只带。窝阔台死后，脱列哥那哈敦叫嚷窝阔台是被人毒死的，额勒只带就出来制止，不许任何人这样说。可见大札鲁忽赤断事的权威性。当然，札鲁忽赤断事也不能随心所欲，他们也需要有法律依据。大蒙古国的根本大法，就是成吉思汗亲自制定的札撒。
“札撒”是蒙古语，意为法度、法令。在蒙古国家诞生很久以前，蒙古社会各部落早已形成一些人们共同信守的行为规则或习惯，蒙古语叫做“约孙”。后来随着阶级的产生，古老的约孙也打上了阶级的烙印，但是这时的约孙还不具有法的性质。在蒙古社会，真正的法（札撒）是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产生的。说得更具体些，成吉思汗的札撒，是在他兼并各部落的战争中逐渐酝酿产生的，在公元1206年拥戴他登上汗座的忽里台上才得到最后的确认。拉施特的《史集》提到，成吉思汗消灭王罕后“王业已定，各部落便从四面八方来向他请降、求和。……他举行了大聚会（即忽里台），于订立完善和严峻的法令（札撒）以后，幸福地登上了汗位”。成吉思汗的札撒，是新制定的法令，在推行札撒前，他必须废止一些旧的不适应新形势的习惯法。志费尼说：“成吉思汗统治初期，当蒙古各部归并于他的时候，他废除了那些蒙古各部一直奉行、在他们当中得到承认的陋俗；然后他制定从理性观点看值得称赞的法规。”札撒体现了大汗的意志，大汗的权力因札撒而得到巩固和加强。志费尼说：“谁个胆敢反对他，他就执行他颁布的札撒和法令，把此人连同他的部属、子女、党羽、军队、国家和土地，统统毁灭干净。”札撒的内容相当庞杂，涉及蒙古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志费尼说：“成吉思汗依据自己的想法，给每个场合制定一条法令，给每个情况制定一条律文；而对每种罪行，他也制定一条刑罚。因为鞑靼人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便下令蒙古儿童习写畏兀文，并把有关的札撒和律令记在卷帙上。”所以在成吉思汗主持下，大蒙古国相当快地产生了自己的成文法。自然，札撒不是一次完全制定的，它经过几次修改和补充。例如在西征前举行的忽里台上，成吉思汗对札撒和约孙重新做了一次规定；西征回来后，他又颁发了若干新的札撒和训言（蒙语为必里克）。所谓“训言”，就是被记录下来的成吉思汗对宗室、臣下的训话，在元代又称祖训或宝训。成吉思汗认为，他的训言与札撒一样，都应为臣下所遵守，它们与保留下来的约孙都被记入卷帙，合称“大札撒”。成吉思汗说：“如果隶属于国君的许多后裔们的权贵、勇士和官员们不严遵札撒，国事就将动摇和停顿，他们再想找成吉思汗时，就再也找不到了！”又说：“万夫长、千夫长和百夫长们，只要在年初和年终时前来聆听成吉思汗的训言后回去，就可以统率军队。如果他们住在自己的营盘里，不听训言，就像石头沉没在深水中、箭射入芦苇丛里般地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的人就不适于当首长。”
虽然“大札撒”今已不存，我们从现存的史籍仍可窥见其部分内容。例如，关于每个人只能留在指定的千户、百户、十户内，不得转移，违者严惩的规定，就是一条札撒。再如，在战争中对方向蒙古纳款投诚的可免于屠戮的规定，也见于札撒。札撒还规定了对各种宗教一视同仁和对入境外商的处置办法。札撒对臣民的限制具体而细微，违者处罚严酷，常论死罪。例如，札撒规定：那颜们必须忠于君主，转投他人者处死，擅离职守者处死，挑拨是非、构乱皇室者处死。又规定：民间收留逃奴不还原主者处死，为寇者处死，以幻术惑众者处死。札撒虽严，终究是大汗用来统治臣下的，汗族宗室如有违犯，则可网开一面。成吉思汗说：“我们的兀鲁黑（亲属）中若有人违犯已确立的札撒，初次违犯者，可口头教训。第二次违犯者，可按训言处罚。第三次违犯者，即将他流放到巴勒真古勒术儿的遥远地方去。此后，当他到那里去了一趟回来时，他就觉悟过来了。如果他还是不改，那就判他带上镣铐送到监狱里。如果他从狱中出来时学会了行为准则，那就较好，否则就让全体远近宗亲聚集起来开会，以作出决定来处理他。”此外，对一些为大汗立过殊功的勋贵大臣，成吉思汗又有“九次犯罪休罚”的规定。这些可称为法外法或法上法。
总之，成吉思汗的绝对权威在大蒙古国的法制上打下深深的个人印记。但是，这样严酷的法令的确行之有效，它在蒙古国本土建立起严格的秩序，造就了一支既驯服又强健、组织严密、便于驱使的军队。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替成吉思汗去征服世界。志费尼在叙述了成吉思汗制定律令、颁布札撒的活动以后，不无同情地描述了他的士兵：“整个世界上，有什么军队能够跟蒙古军相匹敌呢？战争时期，当冲锋陷阵时，他们像受过训练的野兽，去追逐猎物，但在太平无事的日子里，他们又像是绵羊，生产乳汁、羊毛和其他许多有用之物。在艰难困苦的境地中，他们毫不抱怨倾轧。他们是农夫式的军队，负担各类赋役，缴纳摊派下来的一切苛捐杂税，从无怨言。他们也是服军役的农夫，战争中不管老少贵贱都成为武士、弓手和枪手，按形势所需向前杀敌。无论何时，只要抗敌和平叛的任务一下来，他们便征发需用的种种东西，从十八般武器一直到旗帜、针钉、绳索、马匹及驴、驼等负载的动物；人人必须按所属的十户或百户供应摊派给他的那一份。检阅的那天，他们要摆出军备，如果稍有缺损，负责人要受严惩。哪怕在他们实际投入战斗时，还要想方设法向他们征收各种赋税，而他们在家时所担负的劳役，落到他们的妻子和家人身上。因此，倘若有强制劳动，某人应负担一份，而他本人又不在，那他的妻子要亲自去，代他履行义务。”蒙古的兵卒如此，将帅呢？志费尼说：“他们的服从和恭顺，达到如此地步：一个统帅十万人马的将军，离汗的距离在日出和日没之间，犯了些过错，汗只需派一名骑兵，按规定的方式处罚他，如要他的头，就割下他的头，如要金子，就从他身上取走金子。”汗与他的将帅士卒之间这样的统属关系是靠严酷的札撒固定下来的，由此而造就了铁一般的作战机器。在13世纪蒙古四周的邻国中，有哪一个国家拥有相同的作战机器呢？何况这台作战机器又是在一个天才的军事家指挥之下。因此，这个天才的军事指挥家把他的机器开到哪里，哪里就会遭到空前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