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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会录》篇幅不算大，内容非常丰富，值得一切丘处机研究者认真细读。但是，并非一切信其为实录者都能从中读到同样的东西，有时差别是很大的。以我和《全真七子》作者为例，尽管都认为《庆会录》是丘处机对成吉思汗讲道内容的真实记录，从中读到的东西却大不相同。直言之，有的东西他们说是读到了，我怎么也读不到；有的东西我读到了，他们似乎没有读到；有的东西好像我和他们都读到了，但作出的评价截然相反。因此，在这一节里我想把自己读到或读不到的东西坦陈于读者面前，希望引起更多研究者注意。先讲我读不到的。
《庆会录》正文有建言止杀的内容吗？《全真七子》给了肯定的答案。该书第六章第七节有这样一段话：
依据《玄风庆会录》、《长春真人西游记》与《西游录》（足本）的记载，丘处机在与成吉思汗的交往过程中，随处适时进言劝谏，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点：（一）外修阴德，内固精神。《玄风庆会录》言：“陛下修行之法无他，当外修阴德，内固精神耳。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则为外行。省欲保神，为乎内行。”这一点又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内固精神……其二是外修阴德，主旨是止杀乃修德之要。《元史·丘处机传》言：“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又《全真第五代宗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言：“七月初，师遣阿里鲜奉表谏上止杀、赦叛，上悦。”又言：“一日，上问曰：‘师每言劝朕止杀，何也？’师曰：‘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乃合天心。……’”（二）敬天保民。由于蒙古有尊天敬天的传统，因此，丘处机在为成吉思汗讲道的过程中，往往投其所好，以此进言，……劝其止杀。而丘处机以天来警戒成吉思汗止杀的目的却是为了保民，希望成吉思汗能够以天为诫，改变以蒙古铁蹄踏平中原的想法，从而使中原百姓免于杀戮之苦。所以《元史·丘处机传》言，当成吉思汗问以为治之方时，丘处机答以“敬天爱民为本”。（三）劝孝。……
上面我相当完整地引了《全真七子》谈丘处机建言止杀的文字，仅删去其中无关止杀的百余字，为的是请读者共同来检验《全真七子》引述的丘处机建言止杀的话，究竟有哪句出于《玄风庆会录》（还有《西游记》和《西游录》）。这并非强人所难，而是因为《全真七子》一书自己说它归纳的三点内容是“依据《玄风庆会录》、《长春真人西游记》与《西游录》”。既然这样讲了，总该引几句《庆会录》、《西游记》和《西游录》的话才对，怎么能用丘处机再传弟子李道谦在至元十八年（1281）写的《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详见本文第七节）和明朝初年编的《元史·丘处机传》来顶替呢？这使我想起陈铭珪。陈铭珪最终也是用《元史》和元人文集的记述来证明丘处机有止杀之语，但他毕竟是承认止杀之语《西游记》“未之载”的。《全真七子》却把从别处引来的话语说成是“依据”了《庆会录》、《西游记》和《西游录》。两者相比，陈铭珪要客观一些。我对《庆会录》等三书读过多遍，从来没有读到丘处机建言止杀的内容。这次经《全真七子》提示，我又读了一遍，更加相信我过去没有读漏。但愿《全真七子》作者能引三书的原话来证明他们读对了。
其实，《庆会录》不仅没有进言止杀的内容，相反地倒有称颂成吉思汗征服战争的话语。丘处机对成吉思汗说：
陛下本天人耳。皇天眷命，假手我家，除残去暴，为元元父母，恭行天罚，如代大匠斫，克艰克难，功成限毕，即升天复位。
成吉思汗是“天人”，他进行的战争是“除残去暴”、“恭行天罚”。丘处机话已说到这程度，如何再劝成吉思汗不杀呢？是叫成吉思汗不要再执行天罚吗？
13世纪波斯史学家志费尼（1226—1283）在他的名著《世界征服者史》中记了1220年3月成吉思汗拿下不花剌（布哈拉）以后对当地民众的一段训话。成吉思汗说：
人们啊，须知你们犯了大罪，而且你们当中的大人物犯下这些罪行。如果你们问我，我说这话有何证明，那我说，这因我是上帝之鞭的缘故。你们如不曾犯下大罪，上帝就不会把我作为惩罚施降给你们。
原来成吉思汗早丘处机两年就已宣布自己是恭行天罚了。他无疑会喜欢丘处机的话与自己相符。
或许有人会说，《庆会录》所记“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的话就含有止杀的意思。的确，《庆会录》屡有“恤民保众”、“修福济民”、“治国保民”之类的话，但这些话的含义同我们要讨论的止杀之语是两回事。当丘处机对成吉思汗讲“治国保民”、“恤民”、“济民”时，他是以认同成吉思汗的大蒙古国为前提的。他讲的“国”是大蒙古国，他讲的“民”是已在大蒙古国统治下的民。丘处机说：
余万里之外一召不远而来，修身养命之方既已先言，治国保民之术何为惜口。余前所谓安集山东、河北之事，如差清干官前去，依上措画，必当天心。
可见丘处机的所谓“恤民”、“保民”仅是指对已在大蒙古国统治下的人民的治理，并非劝成吉思汗停止对未下汉地或其他国家的攻伐与进取，并非劝阻蒙古军队在攻城略地之际对敌境民众施行暴力。而从元至清全真道徒们宣扬的丘处机止杀之功，均指丘处机劝阻了成吉思汗对敌境民众的屠杀（详见下文）。
由上一段话再往下读，可以看到丘处机向成吉思汗进献了一个怎样的“治国保民”良方：
初金国之得天下，以创起东土，中原人情尚未谙悉，封刘豫于东平，经略八年，然后取之。此亦开创良策也，愿加意焉。
刘豫（1073—1143或1146）是什么人？他原是宋朝官员，南宋初降金。1130年金朝出于统治汉地的需要，册封刘豫为“大齐皇帝”，建都大名，两年后迁都汴梁。刘豫对金须“世修子礼”，其政权是十足的傀儡政权。他在位期间多次出兵攻宋，境内民怨沸腾。1137年金废刘豫，改封为王，这就是丘处机说的“经略八年，然后取之”。这是怎样的“开创良策”呢？
丘处机的政治理念如此低下，他的宗教追求亦复可悲。他对成吉思汗说：
昔宋上皇本天人也，有神仙林灵素者挈之神游上天，入所居宫，题其额曰“神霄”。不饥不渴，不寒不暑，逍遥无事，快乐自在。欲久居之，无复往人间之意。林灵素劝之曰：“陛下天命人世，有天子功限未毕，岂得居此？”遂下人间。自后女真国兴，太祖皇帝之将娄失虏上皇北归，久而老终于上京。由是知上天之乐何啻万倍人间！
宋徽宗与林灵素，一个是佞道昏君，一个是道门骗子。他们狼狈为奸，诈欺世人，祸国殃民，在政和、宣和之际（1118年前后）合演了中国政治史和道教史上丑恶的一幕，为世人痛恶。金、元有识之士多有抨击宋徽宗、林灵素罪行的。1233年元好问撰《紫微观记》，讲到杜光庭（850—933）在西蜀大搞神仙官府，“虚荒诞幻，莫可致诘”，接着便说：“二三百年之间，至宣政之季，而其敝极。”
王恽（1227—1304）说：“自汉以降，处士素隐，方士诞夸，飞升炼化之术，祭醮禳禁之科，皆属之道家，稽之于古，事亦多矣。徇末以遗其本，凌迟至于宣和极矣。”
吴澄（1249—1333）直指宋徽宗、林灵素“乃前代亡国君臣”。
就我所见，金、元之世颂扬宋徽宗、林灵素欺世之术的，惟丘处机一人。他尊宋徽宗为天人，林灵素为神仙，把他们的秽行作为本教的光荣与神奇来夸说，适足以反映他本人在宗教上追求的是什么。难怪全真道在丘处机掌教时期恢复了许多道教历史上的积弊。
上面引的丘处机关于刘豫、林灵素的话，都是《庆会录》中不可忽略的内容，对研究丘处机的政治理念和宗教追求至关重要，但《全真七子》作者视若未见，均未提及。避开如此重要的实例来谈丘处机“悲天悯人”的宗教家“情怀”，
如何能使人信服呢？
《全真七子》特别推崇丘处机的“实”，说：“长春之‘实’，一是平实之实，不用方术神异欺骗世人；二是诚实之实，待人以诚，远离虚伪；三是实用之实，兴教救世，有益民众。”
长春真是如此之实吗？当他对成吉思汗夸说林灵素挈宋徽宗神游天宫的时候，他是真心信仰林灵素实有其事呢，还是蓄意说谎欺骗成吉思汗呢？我们知道，对于宗教信仰上彼岸世界的许多事情是不必穷诘究竟的。但是，宋徽宗、林灵素是人，不是神；他们在人世间做的事是实实在在祸害民众的。对此，以“济世救人”为己任的丘处机能不知道吗？如果他是知道的，还对成吉思汗那样说，岂非蓄意欺骗？如果他连宋徽宗、林灵素祸害民众都不知道，还侈谈什么救世益民？
《庆会录》中讲了一件事，是很可以说明丘处机的“诚实”的。丘处机说：
昔金国世宗皇帝即位之十年，色欲过节，不胜衰惫。每朝会，二人掖行之。自是博访高道，求保养之方，亦尝请余问修真之道，余如前说。自后身体康强，行步如故，凡在位三十年升遐。
这段话，我和《全真七子》作者都注意到了。《全真七子》页287从正面引了这段话，显然以为这段话真实可信。单看这段话，人们会以为金世宗即位十年身体就不行了，其后听了丘处机的修真之道，身体转弱为强，得以在位三十年。然而，丘处机讲的是谎话。金世宗直到大定二十八年（1188）春天才召见丘处机，那时世宗已经当了二十七年皇帝，并且以勤政贤明著称。当年八月，丘处机离京返终南。次年正月，世宗就去世了，距丘处机离京仅五个月。丘处机与金世宗接触的这段经过，《全真七子》也讲了，同我讲的一样。差别仅在于《全真七子》没有用这段经过来比对丘处机上一段话。读者不妨比对一下，看看丘处机的话是否诚实。
《庆会录》可谈的内容尚多，有的问题一时也难弄清楚。例如，丘处机对成吉思汗讲道的时间，《庆会录》仅记“壬午之冬十月既望”之夕，
似乎是一夜讲完的。《西游录》则讲“壬午之冬十月”，
月份与《庆会录》一致，没有记讲了多少次。《西游记》作九月望日、十九日、二十三日三次，
未记十月既望有召见。何者为是，恐怕不好解决。《全真七子》说：“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这三次问道的时间分别是十月十五日、十月十九日与十月二十三日。”又说：“《玄风庆会录》对于三次讲道的内容，都有详细的记录。”
这两段话与《西游记》、《庆会录》原文不符。我不知两书是否有新发现的版本，使《全真七子》的作者作出如是的结论，猜想这是他们径直糅合两书的结果，即兼采《庆会录》的月份和《西游记》的日期与次数构成的。在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这也算一种处理办法，但总以向读者交代一下为好。
在月份上，我倾向于采信《庆会录》，因为既然承认《庆会录》是当时耶律楚材奉敕编录，就应以它为准。而且《西游录》也作十月，两书一致，出错的可能性较小。《西游记》虽然在九月前有八月二十七日的纪事，九月后有十月朔的纪事，看起来首尾完整，似乎也不易出错，但执笔人李志常和1228年的掌教尹志平在1222年都未抵行在，《西游记》是后来整理出来的。就这点而言，《西游记》不如《庆会录》。不过，《庆会录》三千余字，是简练的文言，丘处机原话肯定长多了，内容那么玄奥，还要译为蒙语，成吉思汗一夕之间能否听懂听完，确实让人生疑。据虞集（1272—1348）说，大德（1297—1307）年间成宗曾使人将《庆会录》译为蒙文，竟不能达意，只好命吴全节简述其要义，然后由译者上奏。
可见《庆会录》是不易译述的。当初丘处机讲道，恐怕非止一夕。这个问题不好解决，但不影响我们对《庆会录》内容的解析。
在结束本节前，我想再说几句陈铭珪。在上一节里，我曾指出陈铭珪的武断：他仅用一个“盖”字就把《庆会录》说成是李志常殁后其徒据传闻所为，不说任何理由。现在我要说，他不能不武断，原因在于《庆会录》有些内容是他根本不能接受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丘处机对宋徽宗和林灵素极其推崇和向往，陈铭珪则持完全不同的态度。在讲到北魏道士寇谦之的时候，陈铭珪说：
谦之所为，盖后世斋醮科仪符箓摄召及服食金丹之所由始。此栾大、柳泌、林灵素、陶仲文之流以之诳惑人主，觊取富贵者，岂长春之比乎！
又说：
林灵素借斋醮上章一事，肆为诞妄，以诳徽宗，卒召北辕之祸。
陈铭珪绝对不会相信，他所崇敬的丘祖丘处机竟是宋徽宗、林灵素的崇拜者。不仅如此，陈铭珪是读过《金史》的，他与元明清许多儒生一样鄙视刘豫，称刘豫傀儡政权为“废齐”。他坚决反对王重阳曾应废齐武举之说，力辩王重阳为“有宋之忠义”。
他怎么能相信丘处机曾向成吉思汗提出在河北、山东再建废齐式政权呢？再有，陈铭珪对金世宗是很敬佩的，他称世宗为“贤主”，又引史书称世宗为“小尧舜”。
他也了解世宗在去世前一两年先后召见王处一、丘处机的时间与经过。他怎么能相信《庆会录》中那段使世宗恢复康强的谎言真是出于丘处机之口呢？还有，陈铭珪是坚信丘处机“一言止杀”故事的，他怎么能接受不载止杀之言的《庆会录》是当年丘处机讲道内容的实录呢？总之，陈铭珪脑海中早已形成了一个高大的丘处机形象，而《庆会录》有太多的东西与这形象不符，所以陈铭珪必须毅然决然地将《庆会录》推掉。陈铭珪读过秦志安的《金莲正宗记》，
他应该知道秦志安在1241年已经提到《玄风庆会录》，但他还是把《庆会录》说成是1256年以后的作品。可见，要一个全真道徒在涉及本教历史的问题上坚持学术研究的客观性，是非常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