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1228年以前，还存在一卷丘处机对成吉思汗讲道内容的真实记录，名《玄风庆会录》（下或简称《庆会录》）。但是，那时它尚秘藏宫禁，鲜为人知。按我本人的想法，《庆会录》原可放在《本行碑》与《西游录》之前讲。但前人的种种说法给《庆会录》蒙上了层层烟雾，不吹散这些烟雾，对《庆会录》的引用就会遭人怀疑。而要吹散这些烟雾，必须借助《西游记》、《本行碑》和《西游录》。所以我把《庆会录》放到这里来讲。
《玄风庆会录》是一卷非常特殊的书，收在《正统道藏·洞真部·谱录类》。其书署“元侍臣昭武大将军尚书礼部侍郎移剌楚才（材）奉敕编录”。
书前有一篇近二百字的“壬辰长至日序”，无序者姓名。正文三千多字，记“壬午之冬十月既望”之夕丘处机对成吉思汗讲道内容。书虽不大，引出的问题不少，前人与今人各有不同的解说。这里且对陈铭珪、向达、王卡和《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的作者四家之说做一点比较和评论。
陈铭珪之说见《长春道教源流》卷八。他先引明代史学家王世贞（1526—1590）的话，指出《庆会录》所署耶律楚材的官衔是错误的，接着说：
李志常《西游记》载，长春两见太祖于大雪山，太师移剌国公（指耶律楚材）俱不在坐，在坐者惟太师阿海。〔庆会录〕云录者移剌楚材，盖志常化后其徒以所闻辑此书，误阿海为楚材，阿海亦移剌氏也。
陈铭珪否认耶律楚材为《庆会录》录者，还算说了一点理由（虽然这理由不能成立）。而他关于该书是1256年李志常卒后其徒根据传闻辑成的论断，却没有说出任何理由，仅用一个“盖”字便下了判语。本文下节将会讲到，陈铭珪在这个问题上为何如此武断。
向达实际上接受了陈铭珪的说法，甚至比陈铭珪推论得更远。在校注本耶律楚材《西游录》中，向达专就《庆会录》写了一个注，注中说：
〔庆会录〕有一篇不署作者姓名的序，序文末作“壬辰长至日”。这一个壬辰不知是元太宗窝阔台的壬辰还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壬辰。前者为公元一二三二年，距丘处机见成吉思汗恰恰十年。后者为公元一二九二年，在会见后七十年，距耶律楚材之死已四十九年。序文说《玄风庆会录》“录而秘之。岁乃逾旬，传之及外，将以刊行于世”。可知壬辰乃是刊行的年岁，颇疑这部书刊于元世祖之时，针对楚材《西游录》而作。……近代陈铭珪以为系李志常的门人所辑。可参看《长春道教源流》卷八。
向达从《庆会录》序文引了十八个字，自称“不知”文末的壬辰是元太宗的壬辰还是元世祖的壬辰。其实，按照序文原文的意思，是推论不到元世祖的壬辰的。序文原文作：
其（长春）往回事迹载于《西游记》中详矣，唯余对上传道玄言奥旨，上令近侍录而秘之。岁乃逾旬，传之及外，将以刊行于世，愿与天下共知玄风庆会一段奇事云。
查《庆会录》正文末尾，有成吉思汗“已命近臣录之简册，朕将亲览”一语。
《西游记》卷下也有成吉思汗对左右说的“神仙三说养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于外”一段话。
两处所记均与序文的“录而秘之”相符。可见“岁乃逾旬”是从“录之简册”之年算起的，因而只能是指元太宗的壬辰年。如果是指元世祖的壬辰年，那就该说“岁逾七旬”了。这一点向达是看到的，但他最终还是往元世祖的壬辰年上想，可见是受了陈铭珪的影响。如果按照陈铭珪和向达的说法，则《庆会录》所署编录者姓名伪，成书时间伪，刊印时间伪，内容亦必然有伪，简直是卷地地道道的伪书。
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胡孚琛主编的《中华道教大辞典》，其中《玄风庆会录》的释文是由王卡写的。释文作：
玄风庆会录，原题“移剌楚材奉敕编录”。移剌楚材即元初著名宰相耶律楚材。一卷。……卷首有元太宗壬辰年（1232）编者自序。……书中所载丘处机与成吉思汗会谈内容，……强调以敬天爱民、好生恶杀为本。其言皆浅近平易。《元史·释老传》记载丘处机西行，劝成吉思汗止戈息杀，与本书旨要大致相符。
与陈铭珪、向达不同，王卡承认《庆会录》的编录者为耶律楚材，明确指出《庆会录》序文写于“元太宗壬辰年”。但是，王卡的释文也引出了一个新问题，即序文是否为编者自序。同时，王卡也重复了一个老话题，即丘处机对成吉思汗“强调以敬天爱民、好生恶杀为本”。这个话题虽老，其中的“好生恶杀”却是《庆会录》没有的。
《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没有专讲《庆会录》问题的段落，但它几次以肯定的方式引用《庆会录》，还不加说明地用《庆会录》正文的文字来修正《西游记》（下详），并且把耶律楚材视为《庆会录》序文的作者。
可见《全真七子》作者对《庆会录》内容的真实性是确信不疑的。
综合以上四家的看法，可以归纳为四个需要讨论的问题，即：一、《庆会录》刊行于何时？二、《庆会录》是谁编录的？三、《庆会录》的序文是编者自序吗？四、我们从《庆会录》读到了什么？本节讨论前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最大，留待下节讨论。
先说《庆会录》刊行于何时。在这个问题上，陈铭珪、向达显然错了。就我所见，早在1241年以前，丘处机的再传弟子秦志安（1188—1244）就提到了《庆会录》。在秦志安编写的《金莲正宗记·长春丘真人》中有下面这段话：
是时成吉思皇帝方守算端国未下，宣差刘仲禄乃以师（丘处机）见帝。……由是每日召见，即劝之少杀戮，灭嗜欲。前后数千言。耶律晋卿方为侍郎，录其言以为《玄风庆会录》，皇帝皆信而用之。
据元好问《通真子墓碣铭》，
秦志安字彦容，中年修道，1234年金亡后师从丘处机弟子宋德方（西行十八门人之一）。自1237年起随宋德方整理道藏。本人撰有《金莲正宗记》、《烟霞录》等。其《金莲正宗记》序文作于辛丑年（1241），
故而他的话足以证明《庆会录》刊于太宗年间，不会在1356年李志常卒后，更无可能在世祖壬辰年（1292）。
秦志安的话也证实了《庆会录》的编录者是耶律楚材。1241年耶律楚材还在世，他与秦志安均逝于1244年五月。秦志安不至于当耶律楚材在世的时候就毫无根据地说《庆会录》是耶律楚材编录的。但是，单凭秦志安的话不足以破除陈铭珪的说法，尚需证明丘处机对成吉思汗讲道时耶律楚材在坐。这有证据吗？有的，请看耶律楚材本人的话。
在耶律楚材以答客问的体裁写的《西游录》下卷里，两次谈到丘处机的讲道。一次作：
客曰：丘公进奏谈道之语，可得闻欤？
居士曰：壬午之冬十月，上召丘公以问长生之道。所对皆平平之语言及精神气之事。又举林灵素梦中絜宋徽宗游神霄宫等语。此丘公传道之极致也。
无论上文中的“客”是实有其人还是纯属虚拟，文中的答语均表明楚材是了解丘处机谈道内容的。答语虽然简短，却与《庆会录》内容吻合。1228年《庆会录》尚未刊印，楚材如非亲知，写不出这段答语，也不会拟出这样的问题。
上文稍后，又有一段问答：
客曰：予闻诸行路之人有议子者，以为匿怨而友其人，孔子耻之。君胡为面许而心非也？……
居士曰：予与丘公，友其身也，不友其心也；许其诗也，非许其理也。奏对之际，虽见瑕玼，以彼我之教异，若攻之则成是非，故心非而窃笑之。……
这里楚材明确说出，他在丘处机对成吉思汗讲道时（“奏对之际”）已经看出丘的毛病（“瑕玼”），当时不说是因为怕生是非。这说明，丘处机“奏对之际”，楚材是在场的。当然，楚材怕生是非的说法也不可尽信。那时成吉思汗安排的就是专听丘处机讲道，楚材只是以近臣身份旁听并笔录，哪里有他说话的份儿。
陈铭珪没有注意《西游录》中以上两段问答，也没有准确理解《西游记》的有关记述，便断言丘处机讲道时耶律楚材不在坐。《西游记》原文作：
九月朔，渡航桥而北。……其月望，上设幄斋庄，退侍女左右，灯烛炜煌，唯阇利必镇海、宣差仲禄侍于外。师与太师阿海、阿里鲜入帐坐，奏曰：“仲禄万里周旋，镇海数千里远送，亦可入帐，预闻道话。”于是召二人入。师有所说，即令太师阿海以蒙古语译奏，颇惬圣怀。十有九日清夜，再召师论道，上大悦。二十有三日，又宣师入幄，礼如初。上温颜以听，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谓左右曰：“神仙三说养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于外。”
据此，丘处机自九月望日起九天之内三见成吉思汗（陈铭珪说两见，误）。初见这次，《西游记》明言“退侍女左右”。再见时，《西游记》未提左右如何。三见时，有左右人员在场记录。尤其要注意“仍敕志以汉字”一语，其中的“仍”字表明，前两次里至少已有一次是“志以汉字”的，那就必有以汉字笔录的人员在场。其实，即使是“退侍女左右”的一次，也不见得退个干干净净，连备用的译员和记录人员都不留。既有录者，其人为谁？《西游记》说是“左右”，《庆会录》说是“近臣”，正合耶律楚材那时的身份。宋子贞《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说，耶律楚材于1215年归属蒙古，不久便被成吉思汗看中，“雅重其言，处之左右，以备咨访”。1219年扈从西征，“用公日密”。
那时耶律楚材地位不高，尚非大臣，但常在成吉思汗身边，无疑为近臣。大汗有事，近臣侍奉左右乃平常事，不似大臣晋见，需要预作安排。丘处机讲晋谒情形，对于大汗身边有谁侍奉，原是不一定要提的。丘处机不提，《西游记》执笔人李志常更不会提，因为李志常那时身在阿不罕山，根本没有到过成吉思汗行在。陈铭珪没有认真揣摩事理，仅据《西游记》所记第一次讲道时的情形，便断言耶律楚材在丘处机讲道时从未在坐，未免过于轻率。秦志安说《庆会录》系耶律楚材所录，我以为是可信的。在这一点上（但也仅仅在这一点上），我与王卡及《全真七子》的作者看法相同，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持论的根据是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讲。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庆会录》那篇序文是否为编录者自序。王卡和《全真七子》作者都说是编录者即耶律楚材自序，我不能同意。这篇序文不足二百字，本文前面引过一部分，现在需要全文引出，以观究竟：
国师长春真人昔承宣召，不得已而后起。遂别中土，过流沙，陈道德以致君，止干戈而救物。功成身退，厌世登天。自太上玄元西去之后，寥寥千百载，唯真人一人而已。其往回事迹载于《西游记》中详矣，唯余对上传道玄言奥旨，上令近侍录而秘之。岁乃逾旬，传之及外，将以刊行于世，愿与天下共知玄风庆会一段奇事云。壬辰长至日序。
序文称《庆会录》录者为成吉思汗“近侍”，如果序文真是录者自序，则序文的作者便是近侍本人。一个受命“录而秘之”的近侍，敢公然违背圣命，将自己录下的东西刊行于世吗？因此，无论编录者为谁，序文都不可能是编录者自序。在确认编录者为耶律楚材之后，更不应该认为序文是编录者自序。因为耶律楚材在1228年写的《西游录》中已经公开批评丘处机了，他称全真为“老氏之邪”，怎么会到1232年反过来吹抬丘处机是老子以下“一人而已”呢？而且，序文还用丘处机本人的语言称颂他“止干戈而救物”，这是《庆会录》正文没有的。这也说明，序文必出于全真道徒之手，必非耶律楚材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