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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游记》成书三个月以后，1228年十月，陈时可写了《长春真人本行碑》（下简称《本行碑》）。本文第一节引用过陈时可写的《燕京白云观处顺堂会葬记》，《本行碑》写于《会葬记》之前，《长春道教源流》卷三收有此碑。碑文起首说：
戊子之秋，八月丙午，余自山东抵京城，馆于长春宫者六旬。将徙居，清和子尹公谓余曰：“我先师真人既葬矣，当有碑。知先师者君最深，愿得君之词，刻之以示来世。”余再让于耆宿，且以晚涂思涸，不足以发明老仙为解，弗从也。乃命其法弟玄通大师李君浩然状老仙之行，谒文于余曰……
以下，陈时可全引李浩然撰写的《行状》，约一千三百字，然后说：
呜呼！浩然君能述其父师之道行若是昭昭然，可谓能子矣，又岂待鄙夫文之而后著耶。
陈时可字秀玉，燕人，号寂通居士，在金为翰林，后来在窝阔台时期任燕京课税官员。本人奉佛，但与丘处机交游久，常有诗倡和。在一篇碑文中照录《行状》全文，实在罕见。原因陈时可已经讲了，是怕自己“不足以发明老仙”。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两人不属一教，虽是至友也难完全相通，不如直接引用《行状》。李浩然即《西游记》撰述人李志常，浩然是其字。《行状》记西行事仅数十字：
壬午之四月，甫达印度，见皇帝于大雪山之阳。问以长生药，师但举卫生之经以对。他日又数论仁孝。皇帝以其实，嘉之。癸未之三月，车驾至赛蓝，诏许师东归。
与《西游记》相比，《行状》的叙述太简短了，但它仍出于李志常之手，撰写时间仅晚《西游记》数月，又经尹志平、陈时可过目认可，不能因其简短而忽视。就“一言止杀”故事而言，《行状》（也就是《本行碑》）同样有个“未之载”的问题。陈铭珪收录了《本行碑》，但不再讨论这个问题。
也是在戊子年，耶律楚材（1190—1244）写了《西游录》。耶律楚材从1219年起扈从成吉思汗西征，比丘处机早抵寻思干（这是《西游录》用的译名，《西游记》译作邪米思干，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两年。1220年三月丘处机在燕京上表陈情，请求推迟行期，等成吉思汗东归后再往晋谒，当时奉命草诏“欲其速致”的就是耶律楚材。
楚材崇奉儒、释，不赞成全真道，但在丘处机生前两人的私交不错。丘处机在西域时，楚材以宾主礼待之，常与联句和诗，其后续有书简往来。处机去世后，楚材方吐露对全真道的不满。六千多字的《西游录》，竟有四千字是批评丘处机的。楚材称全真为“老氏之邪”，说自己对丘是“友其身也，不友其心也”，“面待而心轻之”，还列举自己“不许丘公之事”十件。
透过《西游录》，可以窥见丘处机在西域的若干行为，并无一丝进言止杀的痕迹。孤立地看，或许有理由怀疑这是楚材有意掩埋丘处机救人济世的盛德；但与同年问世的《西游记》、《本行碑》放在一块看，恐怕只能打消这种怀疑。事实是直到1228年根本没有丘处机进言止杀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