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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以确认，《西游记》是1228年问世的，它是记述丘处机西行事迹最早最完整的第一手资料。可是，《西游记》中偏偏没有后世广为流传的“一言止杀”故事。这个问题，晚清的全真道徒陈铭珪（1824—1881）注意到了。陈铭珪字友珊，广东东莞人，咸丰壬子（1852）副贡生，晚学道，为罗浮酥醪观住持，自号酥醪洞主。他在光绪年间著《长春道教源流》八卷，竭力推崇丘处机“一言止杀”的历史功绩，甚至把成吉思汗1224年由西域东返也归因于丘处机进言止杀，说是“当时太祖班师，实因长春劝以止杀使然”。
陈铭珪以一个虔诚的道徒作如是说，是不奇怪的；但他并不讳言《西游记》未载丘处机“止杀”之语。他解释说：
或曰：长春止杀之语，此《记》未之载，何耶？曰：此志常之慎也。当长春入对时，与坐者止阿海、阿里鲜、刘仲禄、田镇海四人，而仲禄、镇海必长春请召之乃得入帐。长春守老子成功弗居之训，不言温树，志常未之闻，故不敢载也。然《记》载长春“十年兵火万民愁”一诗，又载“欲罢干戈致太平”一诗，又载长春“奏话期将至，可召太师阿海”，阿海固曾以“止杀掠，应天心”告太祖者。长春之望太祖止杀，《记》固曲传之矣，况元时诸家文集具述之，《元史》亦特纪之乎！
陈铭珪的解释完全出于臆测，不能消除别人的疑问。首先，他忽略了《西游记》是一部集体的游历记录，并非李志常个人著述；李志常只是执笔人而已。当时随丘处机西行的十八（一说十九）弟子，陪同丘处机抵达成吉思汗行在的不过五六人，多数留在了途中。李志常是最早留在途中的一个。据《西游记》卷上，辛巳年（1221）七月二十五日，丘处机等一行抵阿不罕山。次日镇海来见，对丘处机说：“前有大山高峻，广泽沮陷，非车行地。宜减车从，轻骑以进。”处机“用其言，留弟子宋道安辈九人，选地为观”。李志常便是留在阿不罕山的九人之一。王鹗《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记：
〔辛巳〕秋七月至阿不罕山，距汉地几万里，并山汉人千家，逆师（丘处机）罗拜，以为希世之遇，咸请立观，择人主之。师将行，指公（李志常）坐上语众曰：“此子通明中正，学问该洽，今为汝等留此，其善待之。”因赐公真常子号，额名其观曰栖霞。
李志常、宋道安等就此留在阿不罕山，直到癸未（1223）年五月丘处机东返途经阿不罕山时才与其师会合，时间已过去一年零十个月。《西游记》总共约二万三千字，其中近万字是记丘处机在这一年零十个月里的游历与活动。这一万字的纪事，李志常完全是根据丘处机本人和当时在丘处机身边的几个弟子提供的笔记或口述撰写的。其书完稿前后，必定经掌教尹志平等西行弟子看过。因此，我们必须如实地把《西游记》看作集体的制作。《西游记》未载“一言止杀”故事，原因不在李志常个人慎不慎、闻未闻、敢不敢，而在这个集体无人知晓这个故事。
那么，为什么会无人知晓呢？能不能像陈铭珪那样，把原因归于丘处机“不言温树”（语出《汉书·孔光传》，意谓不言宫禁中事）呢？不能。《西游记》分明讲了1222年四月至1223年三月丘处机多次晋见成吉思汗的情景与对话，讲了丘处机劝成吉思汗在蒙古人中提倡孝道，讲了成吉思汗出猎坠马，丘处机怎么会“不言温树”呢？陈铭珪又说《西游记》“曲传”了丘处机“望太祖止杀”的心愿，可是弟子们撰述《西游记》意在彰显乃师伟绩，“一言止杀”是大好事，如果真有其事，弟子们何不直书，却要“曲传之”呢？而且，从事理讲，李志常必先有所闻，尔后才有敢不敢载的问题。陈铭珪既已断定李志常“未之闻”，怎么能再说他“不敢载”呢？大概陈铭珪也感到自己解释乏力，所以末了搬出元人文集和《元史》，以这些晚出的记载来证明“一言止杀”为实有。他似乎忘了，他自拟的问题是：“长春止杀之语，此《记》未之载，何耶？”能够这样发问的人，十之八九是已知它书有记载的。面对这样的发问者，答以晚出的书有记载，能解决问题吗？
归根到底，陈铭珪拟问的角度就有偏差。如果他能持客观研究的立场，衡量不同记载的出现先后和价值高低，把问题改成“此《记》出于长春随行弟子之手，成书早而言最详，却不见长春建言止杀，《元史》及它书所载究有何据”——循着这样的思路去探索，答案自会不同。但是，陈铭珪囿于他的道徒立场，笃信“止杀”之真有，不思其事之或无，虽然《西游记》中不乏有力的反证，他却不能予以正视，因而作了错误的论断。
不过，话说回来，陈铭珪还是比今天某些研究者要客观一点，他毕竟是承认《西游记》中没有“长春止杀之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