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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处机是全真道转型期的代表人物。在丘处机活动早期，全真道是一个民间宗教团体；在他活动后期，全真道已确立它的官方宗教地位。丘处机在全真道的转型中起了关键作用，他把早期全真教清净无为的教旨更改净尽。尹志平说，马钰掌教时期“以无为主教”，到刘处玄时已“无为有为相半”，丘处机则是“有为十之九，无为虽有其一，犹存而勿用焉”。
所谓“有为”，并非仅指创观收徒，其全面的含义是积极扩大社会影响，特别是致力于提高教门的政治地位。丘处机在金世宗大定二十八年（1188）奉召入中都，受到朝廷礼遇。宣宗贞祐二年（1214），他帮助金朝平定山东杨安儿反叛，可说是已经直接参与政治了。他在西行前对蒙古军队的暴行早有了解，西行途中经撒马尔罕等地，又目睹河中战后惨象，但仍以晋谒成吉思汗为荣，反映出他对汉地局势的估计，他要依托军事上的强者弘扬本教。陈铭珪在《长春道教源流》中引丘处机诗多首，以证明“其悲悯之怀随处流露”，其中一首《阳九百六诗》云：“劫运天灾不可当，高真上圣救无方。直须受尽丰年孽，再得升平入道场。”
依我看，这首诗以及一些别的诗都透着一股宗教上层人士对民众苦难的冷漠，丘处机真正关心的是这场“劫运”给教门带来的发展机会。过去和现在都有人引他西行中写的“十年兵火万民愁千万中无一，二留。去岁幸逢慈诏下，今春须合冒寒游。不辞岭北三千里，仍念山东二百州。穷急漏诛残喘在，早教身命得消忧”诗，
以为这表明他欲救万民于水火。我们已从《庆会录》看到，他的救民方案就是在山东、河北建立一个由蒙古操控的刘豫式傀儡政权。我这样讲并非苛求丘处机拿出一个可行的救民办法，而是说我们不可仅仅根据一个人的若干诗文就来判断他对民众的态度，应该看他实际做了些什么。对一个能文会诗的教门头面人物来说，写几句以济世救人为己任的诗毫无难处，他们平常就是以此说教的。
丘处机在西域确实受到成吉思汗礼遇。对全真道来说，丘处机西行是取得成果的。成吉思汗给他们以免服差役的特权，全真道得以大行其道。但这并不意味成吉思汗对全真道情有独钟。在成吉思汗眼中，丘处机无非是一个懂得养生之道、能够替他告天祝寿的宗教领袖，地位比珊蛮巫师高些而已。就在丘处机离开西域的1223年，成吉思汗在布哈拉接见了伊斯兰教的法官和宣教师，听他们讲了伊斯兰教的要义和条规，也深表赞许，只对去麦加朝圣一事不以为然。成吉思汗认为全世界都是上帝所有，在任何地方都能向上帝祈祷，不必限于麦加一地。在撒马尔罕，成吉思汗同意伊斯兰教徒恢复公共祈祷，并接受法官教长的请求，豁免他们的赋役。
在宗教方面，成吉思汗总是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丘处机究竟被成吉思汗重视到什么程度，只有放在这样的总背景下才能看清楚。
我不否认丘处机师徒们有过一些止杀行为。他们的止杀行为大致有三类。一是配合蒙古“顺者不诛，降城获免”的政策，协助蒙古劝降。二是利用成吉思汗对宗教的宽容和对丘处机的优遇，接纳一些难民为道徒，使他们免遭杀害，同时扩大了教门。此即元人说的“至有囚俘亡命，辄缁其冠而羽其衣者，一无所问”。
三是如李志常（即李浩然）写的《行状》所述，“凡将帅来谒，必方便劝以不杀人”。
因为有这些行为，丘处机及其教门给当时和后世留下了救生止杀的印象。但这些行为同“一言止杀”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一言止杀”故事是丘处机去世后全真道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其时全真道与蒙古朝廷关系更加密切，教门领导人的私欲也随之膨胀，他们要借抬高父师来抬高自己，于是造出丘处机建言止杀的故事。但是，在窝阔台时期战争仍在进行，屠戮时有发生，漫无边际地夸说止杀功效很容易被人识破，所以只说到“顺者不诛，降城获免”为止。李志常等巧妙地把自己虚构的故事嫁接在蒙古实有的政策上，使人难辨真伪。先前他们配合蒙古劝降，要汉地民众甘当顺民，现在又谎言蒙古对顺者、降城的政策是他们的父师奏请来的，要民众对他们感恩戴德。他们就是这样愚弄民众的。
李志常、姬志真的具体说法，起初还有人（如秦志安）照引，后来未见有人重复。人们但知丘处机止杀有功，却讲不出止杀的具体事例，因为那是要用成吉思汗的行动来证实的，比编造丘处机如何进言难多了。那个时代人云亦云者多，在全真道内部更不会有人对丘祖的功绩刨根问底。到了晚清，陈铭珪在当时学风影响下，看出了问题。他在承认并力图解释《西游记》不载长春止杀之言的同时，想到要举出成吉思汗闻言止杀的实例。他举出的实例便是1224年成吉思汗离西域东返。他说：“当时太祖班师，实因长春劝以止杀使然。”
陈铭珪不知，东返的时间是成吉思汗早已计划好的，与丘处机无关。据拉施特记述，1220年夏季成吉思汗攻下撒马尔罕，随即派大将者别、速不台带兵往西追击花剌子模国王。成吉思汗吩咐两人：“按照〔我的〕命令，你们可在三年内结束战事，通过钦察草原回到我们的老家蒙古斯坦来，因为照〔过去的情形〕看来，我们大概能如期完全结束伊朗地区的战争，凯旋归来。”事情果如成吉思汗所期，三年以后即1223年冬，成吉思汗与者别、速不台在锡尔河畔会合，次年开春启程东归。拉施特还补充说：“唐兀惕（
西夏
）居民作乱消息的传来，是成吉思汗急于回去的原因。”
陈铭珪那个时候看不到《史集》，他不知晓这段历史不足为怪，重要的是他想到了应该举出实例来证明成吉思汗止杀。
迄今为止，我见到的对丘处机评价最高的现代人著作，当推《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该书页29上有这样一段话：
长春用博厚的仁爱之心去化解成吉思汗的杀戮之气，并确有成效。……尔后成吉思汗确实收敛了杀心，减少了军事行动中屠戮平民的行为。成吉思汗用军事的力量征服了西域，而长春大师又用道德的力量征服了成吉思汗，谁更伟大呢？
我读了这段话以后的第一个反应，便是在该书中查找成吉思汗减少屠戮的实例，结果是一例未见。这样，我们又从陈铭珪那里返回到把成吉思汗止杀当作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公理的元代。但是，如果看一下成吉思汗东归后的军事行动，便会确信，成吉思汗根本没有收敛杀心。他在休整了一年以后又出现在别国的领土上，只是不在西域，而是在西夏和金国。1226年春间，成吉思汗亲率蒙军大举攻夏。他攻占黑水城，连下沙、肃、甘、凉诸州。成吉思汗恨肃州军民久抗不降，攻克后下令屠城，仅一百零六户得免于难。
十一月，破灵州，进围西夏都城中兴府。1227年春，成吉思汗料定中兴府指日可下，留部分军队继续围攻，自己率大军进入金境，破临洮府及洮、河、西宁三州，又拔信都府、德顺州。六月，继续南进。七月，成吉思汗病逝于秦州清水。临终遗言特别嘱咐，中兴府出降之日须将西夏国主与城中居民全部杀尽。
这就是成吉思汗最后两年的军事活动，他在何时何处表现出长春“仁爱之心”对他的“化解”呢？
最令我不解的是，《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的作者竟然提出丘处机与成吉思汗谁更伟大的问题。在一部学术著作中提出这样的问题，简直叫人惊讶莫名。它使我想起鲁迅关于成吉思汗的一段议论。1934年，鲁迅在一篇文章中说：
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我久不看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了，不知道里面怎么说；但在报章杂志上，却有时还看见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事情早已过去了，原没有什么大关系，但也许正有着大关系，而且无论如何，总是说些真实的好。
鲁迅这番话是针对当时有些文章讲的，那些文章的作者搞不清历史的基本情况，受中国旧文化中的精神胜利法的影响，以成吉思汗对他国的征服自豪，殊不知自己的祖先也是被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征服过的。鲁迅的话可能使有的作者很丧气。但是，鲁迅讲了，“无论如何，总是说些真实的好”。
从1934年到现在，七十年过去了。如今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大旗下，不时仍可看到旧文化的负面影响。就拿成吉思汗时代的西域和汉地的情况来说，两边同样是被征服的，为什么在讲丘处机的伟大时单说成吉思汗用武力征服了西域，不说成吉思汗用武力征服了汉地山东呢？须知丘处机是山东人，要不是成吉思汗先征服了山东，丘处机是不会有机会奉召去西域的。既然《全真七子》作者有意宣扬丘处机伟大，何不把书中那段话改成“成吉思汗用军事的力量征服了山东，山东的长春大师又用道德的力量征服了成吉思汗”。这样改的好处是让我国读者对这段历史看得明白一些，对西域人民也公平一些，免得人家说我们只顾拿别人被征服的历史来衬托丘处机的伟大，忘了自己的历史。
历史学是一门重实证的学科，议论历史必须以真凭实据为证。“一言止杀”故事可以分解为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一是丘处机进言止杀，二是成吉思汗听其言而止杀。主张“一言止杀”实有其事的学者理应对这两个方面均予举证，规避举证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丘处机是八百年前的人，他的事情虽然早已过去，看来同今天还有点关系。所以，套用一句鲁迅的话，我们总是说些真实的好。
2006年10月脱稿于温哥华
（本文原载《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