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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止杀”故事，到《成道碑》问世并没有编完。仅据《成道碑》，《元史·丘处机传》写不出“明年（庚辰，1220），宿留山北，先驰表谢，拳拳以止杀为劝”
一段话，因为《成道碑》无此内容。从《成道碑》问世到《元史》撰成，一百三十年间，“一言止杀”故事又几经加工增补。一个不可低估的增补者是李道谦（1219—1296）。他是丘处机再传弟子，至元二年（1265）任京兆道门提点，十四年为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兼领重阳万寿宫事，算得上全真教头面人物。
他在至元十八年（1281）写的《全真第五代宗师长春演道主教真人内传》（下简称《内传》）是丘处机第三个碑传，
给“一言止杀”故事增补了两个情节。第一个情节是，壬午年（1222）“七月初，师遣阿里鲜奉表谏上止杀赦叛，上悦”。这个情节是《成道碑》没有的，也不见于其他早出的记述。《西游记》虽有壬午七月的记事，但其文作“七月哉生魄，遣阿里鲜奉表诣行宫禀论道日期”，没有“止杀赦叛”之言（顺便说一句，成吉思汗是绝不赦叛的）。这一情节后来辗转进入《元史·丘处机传》，便成为上引庚辰年，“宿留山北，先驰表谢，拳拳以止杀为劝”，时间比壬午年提早两年。据《西游记》，庚辰（1220）春间丘处机在燕确曾“遣人奉表”，请求“待驾回朝谒”。此表全文见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其中没有止杀的谏言。
李道谦增补的第二个情节是下面这场对话：
一日，上问曰：“师每言劝朕止杀，何也？”师曰：“天道好生而恶杀。止杀保民，乃合天心。顺天者，天必眷佑，降福我家。况民无常怀，惟德是怀；民无常归，惟仁是归。若为子孙计者，无如布德推恩，依仁由义，自然六合之大业可成，亿兆之洪基可保。”上悦。
在这段对话前面，李道谦抄了《庆会录》近千字；在这段对话之后，又抄《西游记》近千字。他把自己杜撰的这段对话放在中间，写得又煞有其事，如果我们没有看过比《内传》早出的多种记述，会以为李道谦必有所本。然而，《内传》难逃时间检验。它比《本行碑》晚出五十余年，比《成道碑》晚出四十余年，比《金莲正宗记》晚出整四十年。此时所有当年随丘处机西行的人都已不在人间，李道谦能从什么地方搞到新材料呢？今天的研究者不能因为《内传》说法新颖或合乎自己的要求，就予以引用，更不能用它顶替《庆会录》。
当然，李道谦是很聪明的，他不像秦志安那样硬说成吉思汗“每日召见”丘处机，而是假借成吉思汗之口说丘处机“每言劝朕止杀”，这就周到多了。而且，《内传》虽然抄了《庆会录》近千字，却完全不引丘处机关于刘豫和林灵素的话，从而为丘处机遮了丑。此外，在金世宗的健康问题上，李道谦还替丘处机圆了一个大谎。李道谦将丘处机的话（见前文第五节页33—34所引）改为：
昔金世宗皇帝即位之后，色欲过节，不胜衰惫。每朝会，令二人掖之而行。亦尝请余问养生之道，余如前说。自后身体康强。
丘处机原来讲的谎言痕迹过露，李道谦给他抹去“即位之十年”、“凡在位三十年升遐”这样明确的字眼，使整段话语含糊不清。经此改动，即使是知道金世宗召见丘处机年月的人，也难指摘丘处机在说谎。
李道谦是全真道的史家，他在至元八年（1271）编成《七真年谱》，二十五年又成《甘水仙源录》。他不仅会著文编书，还会对别人的文字暗施手脚。本文上节引用过元好问《清真观记》中的一段文字，依据的是《遗山先生文集》本。李道谦的《甘水仙源录》也收了这篇《清真观记》，将该段文字改作：
丘公往年召对龙庭，亿兆之命悬于治国保民之一言，虽冯瀛之悟辽主不是过，天下之所以服其教者特以此耳。
对比《遗山先生文集》，《甘水仙源录》在“丘”字下添了“公”字（通篇都添了），“好生恶死”改为“治国保民”，“诚有之”三字删掉了，接着添加“天下之所以服其教者特以此耳”一十三字。这样一改，元好问对“止杀”故事的将信将疑变成了确信无疑，李道谦硬是把自己的话塞进了元好问的文章。幸有《遗山先生文集》在，我们才得免上李道谦的当。
李道谦在《甘水仙源录》自序中说：
道谦爰从弱冠，寓迹于终南刘蒋之祖庭，迄今甫五十载。每因教事，历览多方，所在福地名山，仙宫道观，竖立各师真之道行及建作胜缘之碑铭者，往往多鸿儒巨笔。所作之文，虽荆金赵璧，未易轻比。道谦既经所见，随即纪录，集为一书，目之曰《甘水仙源录》，锓梓以传。
《甘水仙源录》至今常为研究者引用，鉴于它对《清真观记》的篡改，实在应该谨慎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