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英国为例考察对人口的第二种抑制，即现实的抑制——英国为穷人征收的巨额税款未改善其生活状况的真正原因——济贫法往往会事与愿违——济贫法的目的是减轻穷人的贫困——根据人性的固有法则，使社会下层阶级完全摆脱食物匮乏的压力是绝对不可能的——对人口的所有抑制都可以归并为贫困或罪恶。

对人口的现实抑制，我以为是指已开始增长的人口所受到的抑制，主要局限于社会的最底层，尽管也许不完全如此。

这种抑制对一般人来说不像我所提到的另一种抑制那么明显，而要清楚说明其发挥作用的力度和范围，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资料尚嫌不足。但我相信，但凡注意到了死亡率表的人，一般都承认，在每年死亡的儿童中，有很大一部分据推测可能是由于其父母无法给予充足的食物和适当的照料造成的。这些儿童有时候要遭受严重的苦难，也许被迫住在不卫生的地方，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穷人孩子中的这种高死亡率，人们经常可以在所有的城市中注意到。的确，农村的情况没有这么严重，但这一问题迄今为止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而没有哪个人能够说，穷人家庭的儿童死亡率，哪怕是在农村，不如中上阶层家庭的儿童死亡率更高。事实上，似乎难以想象，一名有六个孩子，有时候极度缺乏食物的劳动者妻子，竟然总是能够给予孩子维持生存所必需的食物和照料。人们并不能发现，在现实生活中，农民的子女像文艺作品中描述的那样，都是些面色红润的小天使。无一例外，在农村居住的人都会告诉你，农家孩子往往发育迟缓，成熟很晚。事情常常是，看起来十四五岁的男孩，一问才发现已经十八九岁了。扶犁耕地当然可以说是一项有益于健康的活动，但你很少能看到扶犁耕地的小伙子有粗壮的腿肚子，这种状况只能归结于缺乏适当的或足够的营养。

为了减轻普通民众频繁发生的穷困，英国制定了济贫法；但人们恐怕要担心，虽说救济法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一点个人的不幸，却会使更多的人遭到不幸。尽管英国每年为穷人征收了巨额税款，但穷人中间还是有那么多的不幸，这是一个经常在谈话中被人谈起，而且总是被当做极度惊讶之事提到的主题。有些人认为这笔钱肯定被侵吞了，另一些人则认为教会执事和负责救济的人把其中的很大一部分大吃大喝掉了。大家都认为不管怎么着，这笔税款管理得极其糟糕。简而言之，英国每年为穷人征收近三百万英镑 ，可穷人的贫困依然没有消除，这一事实是让人们经常感到讶异的主题。但是，若有人稍微看一看这事物表面的背后，如果事实不是所观察到的那样，甚或如果每镑征收十八先令而不是四先令便能使情况大为改观，这反倒会令人惊讶得多得多。我将举一个例子，希望能够把我的意思讲明白。

假设每天挣十八便士的人，现在依靠富人的捐助，每天有五先令，或许可以想象，这样他们便能够活得很舒服，每天都有肉吃。但这将是一个大错特错的结论。每天转让给每个劳动者三先令六便士，并不会增加我国肉类的数量。目前我国并没有足够的肉，能够让所有人享有足够的肉食。那么结果将会如何呢？肉类市场上购买者之间的竞争，会使每磅肉的价格从六七便士迅速上涨到两三先令，因而享有这种商品的人数并不会比现在更多。当一件物品稀缺，不能为所有人所分享时，谁拥有最有效的特许权，也就是说谁出价最高，谁就成为该物品的拥有者。如果我们能够假设，肉类购买者之间的竞争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使得每年饲养的牲畜量增加，那么，仅当牺牲谷物的情况下才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算的交换，因为众所周知，这样一来，国家便不能养活同以前一样多的人口了。当生活资料相对于人口数量处于稀缺状态时，社会最底层的人们到底是每日得到十八便士还是五先令，就无关紧要了，反正他们必须节衣缩食，过最艰苦最紧巴的日子。

也许有人会说，购买每种物品的人数增加，会刺激生产性的活动，我国的总产量将会增加。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这样。但是，财富增加给予人口的刺激将大于抑制性力量，增加了的产量便需要在数量增加得更多的人口中间分配。况且，一直以来我的假定都是，人们所完成的工作的量与以前一样多。但实际情况不会这样。每天得到五先令而非十八便士，会使每个人产生幻觉，认为自己已比较富有，能够让自己好好享受许多不用干活的闲暇时光。这会对生产性活动产生一个强烈而直接的抑制，在短时间里，不仅国家会更穷，而且下层阶级本身，也会比原先每天只获得十八便士时悲惨得多。

从富人身上征收的每英镑十八先令的税款，即便用最明智的方式分配，也会与我刚刚提出的假设所产生的结果相差无几。无论怎样的分配，或者富人无论作出怎样的牺牲，尤其是以金钱方式捐献，任何时候都不可能阻止贫穷在下层社会成员(不论他们是谁)中间的重复发生。大的变故确实可能会发生：富人可能会变穷，一些穷人会变富，但是终归，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必然会感受到生活困难，这种困难自然会落在最不幸的社会成员身上。

在不相应降低同一阶层其他人的生活水平的情况下，我无法借助金钱的手段提高一个穷人的地位，并使他能够生活得较以前好得多，这一点乍一眼可能看起来很奇怪，但我相信事情的确如此。比如，我把家人消费的食品的数量削减一部分，而把削减下来的那部分分给他，那么我便让他受益了，除了我和家人受累，并没有牵扯到任何其他人，而这一点，或许是我本人和家人完全能够承担的。假如我开垦了一块荒地，并把所产出的食物给予他，我便让他连同所有社会成员均受益，因为他以前消费的食物，或许还有新产出的食物的一部分，便可供全社会享用了。但如果我只给他钱，假设我国的产量保持不变，那么我给他的便是一个权利，使他可以从该产量中获得比以前更大的份额，这势必会减少别人的份额。显然，这种影响在个别情况下必然非常的小，令人完全感觉不出来；但是与许多其他的影响一样，它肯定是存在的，就好像空气中的一些微生物，虽然不为我们所察觉，却仍是存在的。

设想有一个国家，其食物的量很多年保持不变，那么很显然，这些食物，必须依据每个人拥有的特许权 的价值，也就是说，依据每个人能为这种如此普遍需要的商品拿出的货币数额进行分配。因此，一些人的特许权的价值若不使其他人的特许权的价值减少便不可能增加，就是一个论证了的真理了。如果富人在不减少自己餐桌上的食物的情况下，捐给五十万穷人每人每天五先令，那么无可怀疑，由于这些穷人自然会比以前生活得更舒适，消费更多的食物，因而剩下来分给其他人的食物将更少，结果每个人的特许权的价值将减少。也就是说，相同数量的银币所能购买到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将更少。

人口增加而粮食不按比例增加，显然会产生同样的结果：降低每个人的特许权的价值，分配给每个人的食物数量必然减少，一天的劳动所得能够购买到的生活资料的量将随之减少。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要么由于人口的增长快于生活资料的增长，要么源于社会上不同的货币分配。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其食物即使仍在增加，也会增加得缓慢而有规律，无法满足任何突发的需求，但一个社会货币分配的变化却并非不常发生，这无疑是引起我们所观察到的食物价格持续变化的原因之一。

英国的济贫法往往在两个方面使穷人的一般状况趋于恶化。第一个明显的趋势是使人口增加，而不能使养活人口的食物增加。穷人可能在很少或根本无力养家糊口的情况下也要结婚。因此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济贫法在制造它们所救济的穷人。而且，由于人口的增加，一国分配给每个人的食物势必会减少，因此很明显，那些在生活上不依靠教区帮助的劳动者，其劳动所得能够购买到的食物将比以前更少，从此必然使其中更多的人被迫去寻求教区的帮助。

其次，济贫院收容的人一般来说不能被认为是最有价值的社会成员，但他们所消费的食物，却会使本应由更勤劳、更有价值的社会成员享有的食物份额减少，因而会以同样的方式迫使更多的人成为被救济的对象。若要使济贫院的穷人比现在生活得更好，则社会上货币这种新的分配往往通过引起食物价格的上涨，会更显著地使济贫院外面的穷人的生活状况趋于恶化。

对英国来说幸运的是，英国的农民仍具有自立的精神。但有人作了有力的估计，济贫法会根除这种自立精神。济贫法部分取得了成功，但假如它们像可能预计的那样完全取得了成功，那么其有害的倾向就不会被掩盖得那么久了。

尽管对个人来说可能显得很残酷，但社会还是应该形成一股风气，把因无自立能力而陷入贫苦看做是一种耻辱。为了促进全人类的幸福，这样的一种刺激看起来是绝对必要的，任何削弱这种刺激的企图，不管其意图表面上看多么善良，都将会事与愿违。如果有些人，他们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独立地养家糊口的可能，只因可以指望得到教区的帮助，便受诱惑而结婚成家，那么他们就是受到了不公正的诱惑，不仅给自己和孩子带来不幸，生活不能自立，还会在不知不觉中损害同一阶级的所有其他成员。因此，一个不能养家糊口而结婚的劳动者，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其所有劳动伙伴的敌人。

我丝毫不怀疑，英国的教区法推动了食物价格的上涨和实际劳动价格的下降，因而促使只拥有劳动的那个阶级陷入了贫困的境地。而且，也很难说教区法没有大大助长穷人中间那种可观察到的散漫和不节俭，这与小商人和小农场主中间经常为人所注意的克勤克俭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照。有一句粗俗的话说，穷苦的劳动者总是得过且过，挣多少花多少。他们的全部心思都用在眼下的需要上，他们很少考虑到未来。即使有节省的机会，他们也很少这么做，而满足眼下需要之后剩下的余钱，一般来说都花在喝酒上了。因此可以说，英国的济贫法同时削弱普通人储蓄节俭的能力和意愿，从而削弱了人们节俭、勤劳，进而追求幸福的一个最强烈的动机。

主要制造商们普遍抱怨说，高工资使他们的工人都堕落了。但是，假如万一发生了意外，而这些工人又指望不了教区的帮助，那就很难想象，他们不会把其高工资的一部分存起来，以备将来养家之用，而不像现在这样用于酗酒和挥霍。受雇于工厂的穷人把教区的帮助，看做他们为什么花掉全部工资、及时享乐的一个原因，这一点从以下事实便可一目了然：某个大工厂倒闭时，立刻有许多家庭向教区求助。其实以前在工厂生意兴隆时，他们挣得的工资高出一般农村劳动的价格很多，这多半可以让他们省下一笔钱，足以在他们找到另一份工作之前接济家用。

如果一个男人考虑到万一自己死亡或患病了，妻子儿女还可以靠教区接济维生，那么这种想法，会使他抵挡不住到酒馆去喝酒的诱惑；但是，如果他确信，一旦自己发生了上述意外，他的家人必将挨饿或靠施舍度日，那么他在乱花钱的时候，也许就会犹豫再三了。在劳动的名义价格和实际价格都很低的中国，根据法律规定，儿子有义务赡养年老无助的父母。这样的法律在我国家是否可取，我不敢妄加断言。但是，通过各种使那么多人丧失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的明确制度，来减弱人们的那种羞耻感，似乎无论如何都是非常不合适的。出于最合适、最人道的理由，人们若丧失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都应该感到耻辱。

当这个对懒惰和挥霍最强有力的抑制因素因此而被去除，当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能力养家糊口的男人因此而受到诱惑去结婚成家，则只会从总体上减少普通民众的幸福。毫无疑问，应该把婚姻路途上的每一道障碍看做是一种不幸。但是，既然根据自然法则肯定存在着对人口的某种抑制，那么，与其鼓励人口增加，然后让匮乏和疾病来加以抑制，倒不如一开始就让这两个因素来加以抑制：一是预见到自己养家糊口很困难，二是担心丧失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

应该时刻牢记，食物和制成品之间有一个本质的的区别。如果制成品所需的原料非常充裕，那么对制成品的需求有多大，就可以制造出多少制成品。但是，绝没有同样大的创造力去满足对食物的需求。若有一个国家，其所有肥沃的土地都已耕作，那就必须给出优厚的价格，才能激励农民去改良土壤，对需要多年才能指望从中获得有利可图的回报的土地进行施肥。在有利可图的前景大到足以激励农民作出更多的这种投入之前，虽然新的产量在增加，但人们可能已经饱受食物匮乏之苦了。除了少数国家之外，世界各国对生活资料的需求始终在增加，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在所有历史悠久的国家中，满足这种需求的能力提高得多么缓慢。

英国的济贫法无疑是出于最仁慈的目的而出台的，但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济贫法并没有达到其预期的目的。诚然，若无济贫法，有些人会陷入非常严重的穷困，济贫法的存在肯定缓和了这种情况，但总的来看，靠救济为生的穷人远没有摆脱穷困。但是，反对济贫法的主要理由之一是，由于一些穷人得到了这种救助(该救助本身几乎未必是一件幸事)，英国全体普通百姓就不得不忍受一套令人讨厌、让人不便且专制暴虐的，与宪法的真正精神完全相悖的法律。这整个救济事业，其中的种种安排，即使就目前已作了修改的来看，也是与一切自由思想格格不入的。当一个男人的家人很可能要没饭吃，一个可怜的女人即将临盆的时候，教区再对他们加以迫害，简直是最可耻、最令人发指的暴行。这些法律在劳动力市场持续制造的障碍，往往给那些不依靠救济，尽力自谋生路的人平添了种种困难。

伴随救济法而来的这种种弊端，在某种程度上是无药可治的。若要向某一类人实施救济，就必须授予另一些人权力，去辨别合适的救济对象，去执行必要的规定，但是，对他人事务任何大的干涉，都是一个种暴政，而在寻常的救济过程中，这种权力的行使料将给那些被迫寻求救济的人带来种种烦恼。穷人普遍抱怨法官、教会执事和救济管理者们的暴虐，但过错主要是在这类制度的性质，而不是在这些人身上，这些人，在他们被授予此类权力之前，大抵并不比其他人更坏。

济贫法的弊病也许太深了，根本无法医治，但我几乎不怀疑，假如济贫法根本不曾存在过，非常贫穷的人可能会多那么一点点，可是普通百姓的总体幸福会比目前要大得多。

皮特先生提出的济贫法案表面上看是怀着慈善的目的而拟定的，人们针对该法案而发出的反对呼声在许多方面也未切中要害，且不切实际。但必须承认，该法案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所有此类制度都有的巨大而根本的缺陷，那就是，它往往会使人口增加，而不能使养活这些人口的生活资料增加，从而使那些未得到救济的人的生活状况恶化，并因此制造更多的穷人。

消除社会下层阶级的贫困，的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事实是，贫困对这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压迫，是一种顽疾，非人类的聪明才智所能根除。若要我提出一个减轻病症的方法(就该疾病的性质而言只能是减轻病症的方法)，则首先应该完全废除所有现行的济贫法。这将至少给予英国农民以行动的自主和自由，而这个，他们现在几乎不能说拥有。这么一来，他们便能够不受妨碍地选择居住地：哪里的工作机会多，劳动价格高，就住在哪里。劳动力市场也就因此处于自由状态，而那些像现在这样，相当长的时间以来经常阻碍劳动价格随需求的增加而上升的障碍也就消除了。

其次，应该对开垦新土地给予奖励，尽最大可能鼓励农业而不是制造业，鼓励种田而不是畜牧业。应尽最大努力来削弱和废除所有那些与同业公会、学徒制等有关的制度，这些制度造成农业劳动的报酬低于工商业劳动的报酬。这是因为，若一国中这些偏向于手工业的差别依然存在，是绝不能生产出所需的食物数量的。此类鼓励农业的措施，既有助于向市场提供越来越多的有利于身体健康的工作机会，又可通过增加国家的农业产量，提高劳动的相对价格，并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而一旦生活状况好转，又看不到教区救济的可能，劳动者就会更有意愿，也更有能力结成互助团体，以备自己和家人生病之需。

最后，对于十分贫困的人，各郡可修建济贫院，由全国征收的济贫税提供经费，免费收容各郡乃至整个国家的穷人。济贫院中的生活应该很艰辛，凡有能力的人都应该强迫他们工作。济贫院不应该被看做是种种困难时期舒适的避难所，而只应该被视为可使严重的贫困有所缓和的地方。这些济贫院的一部分可以分离出来，或出于最有利的目的而兴建——这种情况已经常为人所注意到了。在这类济贫院，任何人，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可以全天工作并按市价取酬。留给个人行善的机会无疑还是很多的。

这种类型的计划，似乎最能增进英国普通老百姓的幸福总量，而实施这种计划的第一步，应该是废除所有现行的教区法。根除贫穷是人力所不及的。在徒劳无益地努力做本质上不可能做到的事情的过程中，我们现在牺牲了不仅可能而且有把握获得的利益。我们明确告诉普通百姓，如果他们服从一套暴虐的法规，他们将永无匮乏之苦。他们服从了这些法规。他们履行了应尽的义务，但我们却没有也无法履行我们自己的义务。这样一来，穷人牺牲了宝贵的天赋自由，却未得到任何可被称为等价回报的东西。

结果，尽管英国实行了济贫法，但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不论是在城镇还是在乡村，从下层阶级的整个状态来看，他们因营养不良、食物不足、劳动艰苦和住处不卫生而遭受的困苦，肯定对原有的人口产生了持续不断的抑制。

在所有历史悠久的国家中，除了上述抑制人口的两大因素，即我所称的预防性抑制和现实抑制，可能还要加上针对妇女的不道德习俗、大城市、有害健康的制造业、奢侈、瘟疫和战争等因素。

公正地说，所有这些抑制因素都可以归并为贫困和罪恶。每当这些因素在相当的程度上被消除时，人口便不可避免地产生比较快速的增长。这充分表明，这些正是所有现代欧洲国家人口增长缓慢的真正原因。 ksrdNHdhQdz3Mup6BbUgD8NqTmRjQpAobcTbqaQsIp92B6bRSy9luQpKBYJfpFj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