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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国家状态——欧洲现在的人口可能比恺撒时代多得多——估算人口的最佳准则——为帮助估算人口，休谟提出的一个准则很可能是错误的——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当前的人口增长缓慢——对人口增长的两种主要抑制——结合英国的情况考察第一种抑制，即预防性一致。
接下来，人类进入了畜牧和农耕混合的状态，今天，大多数文明国家仍处在这一状态，只是在各个国家，畜牧和农耕的比例不尽相同。因此，在考察这一状态时，我们将可以借助于我们的日常所见、实际经验，以及每个人都能观察到的事实。
尽管某些古代历史学家有所夸张，但是，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波兰、瑞典和丹麦等主要欧洲国家的人口现在要比过去多得多，这是任何有思想的人不可能有任何疑问的。那些历史学家作出种种夸张，其原因很明显：即使是人烟稀少的国家，当其人口集中起来迁移，以寻找新的地盘时，必然显得庞大而可怕。如果类似的迁移每隔一定的时间便来一次，那么，我们对于南方弱小国家因认为北方是一个人烟非常稠密的地区而表现出得担心，就不会大感惊异了。现在若对这个问题作较深入和正确的考察，我们便可看出，这种就如同我国有一个人在路上行走，连续遇到来自威尔士和北方的牛群，便立即断言这些地方是我们王国最富庶的地区一样荒唐可笑。
现如今欧洲大部分地方的人口比过去更多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国民辛勤劳作，生产出了更多的生活资料。因为，若一国的领土足够大，可以把出口和进口纳入其中，则即使俭奢习惯有所变化，该国的人口也总是会与土地生产出的食物保持适当的比例，我想，提出上述这样一个命题可能是没什么争议的。在争论关于古代和现代国家的人口多寡时，倘若能够清楚确定，相关国家的平均产量合起来在现在多过恺撒时代的话，那么上述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如果我们能够肯定，中国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的国家，几乎所有的土地已被耕作，大部分土地每年收获两次，而且再进一步，老百姓生活得十分节俭，那么，无须费神劳力地去调查其下层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以及对早婚的鼓励情况，我们便可以有把握地推断，该国的人口必然非常之多。但是，在确定抑制因素以何种方式阻止人口的进一步增加，究竟是哪些罪恶、哪些苦难阻止了人口的增加超出土地的供养能力方面，这类调查是极其重要的，有关中国下层百姓的风俗习惯的详细记载，也大有裨益。
休谟曾撰写了一篇短文，论述古代国家和现代国家人口多寡的问题。在该文中，正如他说的那样，当他把有关原因的研究与有关事实的研究结合起来时，他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其一贯的洞察力，因而未能看出，他提到的那些原因，有些是几乎不可能使他对古代国家的实际人口，作出任何判断的。即便能从中得出任何推论，该推论恐怕也将与休谟的结论正好相反，尽管对于这位在所有研究此类问题的人当中，堪称最不可能被表面现象所欺骗的人，我的确应该战战兢兢地提出不同意见。如果我发现，在古代历史的某一时期，鼓励成家的风气很盛，因而早婚非常普遍，很少有人保持单身，那么，我将有把握推断当时的人口在迅速增加，但绝不能推论说当时的实际人口非常庞大；相反，应该推论说，当时人烟稀少，因而有多余的地盘和食物足够供养更多的人口。另一方面，如果我发现，在这个时期，养家糊口的难度非常之大，因此罕有早婚现象发生，有大量的男女保持单身，我便有把握推断，当时的人口处于停滞状态，这大概是因为相对于土地的肥力而言，实际人口已非常庞大，而几乎再没有地盘和食物供养更多的人口。近代国家有许多男仆、女佣和其他人不结婚，休谟认为这当然是这些国家人口稀少的一个证据。我反倒得出一个相反的推论，认为这是其人口稠密的证据，尽管这一推论不可靠，因为有很多人烟稀少的国家，其人口也处在停滞状态。因此，正确的说法也许是，同一国家或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所存在的独身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使我们能够判断这些时期的人口是在增加、减少，还是处于停滞状态，但产生不了使我们能够据以确定实际人口的任何标准。
不过，人们在有关中国的多数记载中，注意到有一种情况似乎很难与上述推论调和。据认为，早婚在中国各个阶层都普遍盛行。然而亚当·斯密博士却认为中国的人口处在停滞状态。这两种情况看起来是不可调和的。中国的人口似乎的确不可能迅速增加。在中国，每一块土地都已耕作很长的时间了，我们很难想象平均产量每年还能有较大的增长。或许，早婚盛行的情况可能不那么确切。假如确实盛行早婚，那么根据我们目前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解释上述矛盾的唯一方式，似乎只能是：早婚盛行必然产生的人口过剩，肯定会因不时发生的饥荒及弃婴习俗而受到压抑。弃婴现象在荒年时大概很普遍，比欧洲人所能认识的更甚。对于这一野蛮的做法，我们不能不说，就食物匮乏而使人类遭受的苦难而言，再不可能有比如此违反人类自然情感的习俗的存在更有力的证据了。这种习俗似乎在古代非常普遍，也确实有助于减少人口。
在考察现代欧洲各主要国家时，我们将会发现，虽然这些国家成为畜牧国家以来人口已大大增加，但在当前，人口的增长却较为缓慢。要使人口翻一番，二十五年的时间已经不够，现在可能需要三四百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达此目的。实际上，有些国家的人口可能处于绝对停滞状态，另一些甚至在减少。人口增长缓慢的原因，不能被归结为两性间情欲的减弱。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种自然倾向的强度依然不减。那么，它为什么使人口迅速增加呢？深入考察一下欧洲任何一国的社会状态(随便哪国都可代表所有国家)，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其答案是：对人口的自然增长有两种抑制，一种是预防性抑制，人们因预见到将来养家糊口的难度而减少生育；另一种是现实的抑制，某些下层阶级已处于困难境地，这使他们无力给予子女适当的食物和照料。
英国是欧洲最繁荣的国家之一，以它为例来考察可能是恰当的，对它的考察，只需稍作修改，便可适用于任何一个人口增长缓慢的国家。
预防性抑制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对英国所有的社会阶层都有影响。有些人，乃至社会地位极高的人，因想到成家后必须节俭度日，必须放弃自己喜爱的快乐生活，便打消了结婚的念头。这些顾虑当然很寻常，但是，我们考察的社会阶层越低下，这种预防性的顾虑就越大。
一个受过普通教育，但收入仅够他列入绅士阶层的男子，必定会确凿无疑地预见到，结婚成家后，自己在进行社会交往的时候，将不得不与中层农场主和下层商人为伍。受过教育的男子自然会选择与自己有相同的品位、与自己情投意合的女子为偶，可婚后社会地位的下降，妻子不得不出入跟以前完全不同的社交圈子。一个男人怎忍心将自己心爱的人置于这样一种很可能与她的品位和情趣如此不合的境地呢？在社会上不进则退。尤其是处在这种往上爬的关键阶段，若在社会阶梯上退那么两三步，便从知识阶层沦落到愚昧无知者之列了。这一点，大部分人都不会认为是虚构出来的苦难，而是实实在在的灭顶之灾。社会若要令人满意，它就必须是自由的、平等的和互惠的社会，是有来有往、礼尚往来，而不是像被资助者与恩主或穷人与富人那样的关系。
这些顾虑无疑使该阶层中的许多人打消了早恋早婚的念头。其他的人，则受较强的情欲或较弱的判断力影响，冲破了这些约束，结果可想而知。要是像纯洁的爱情这样令人愉悦的情欲带来的乐趣大于随之而来的痛苦还好，可是有时候并非如此。但我恐怕人们必须承认，这类婚姻较一般的结果，据估计与其说抑制，毋宁说证实了审慎者的预见。
商人和农场主的子弟们受到告诫，不要急于结婚，在他们未安定下来，在商业或农业上有一技之长，有可能养家糊口之前，他们一般都觉得听从这一忠告很有必要。但是，未达到一定的年纪，要做到自立谈何容易。在英国，人们普遍抱怨农场不足。而且，各行各业的竞争如此激烈，所以，所有的人均获成功是不可能的。
每天挣十八便士，单独一个人生活时还算舒服的普通劳动者，如果想着将来要把这区区只够一个人花的微薄收入分给四五个人花，难免会犹豫那么一会儿。为了与心爱的女人一块生活，他得过苦日子，更卖力地工作，而如果再往深里想一想，他就肯定能够清楚意识到，将来若是有一大家子人，或者命运不济，有个三长两短，那么他再怎么节俭，再怎么卖力，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忍饥挨饿，或者经济上失去了自立，而不得不靠教区的救济为生，心里怎能不泛起被撕碎的感觉。对自立的爱无疑是任何男人都不希望被人从心窝里抹去的一种情感，但我们必须承认，英格兰的教区法是所有制度中，据估计最易于逐渐削弱，并最终可能完全消除这种情感的制度。
生活在绅士家里的仆人，若贸然结婚，会遇到甚至更强大而难以冲破的约束。他们拥有充裕的生活必需品，甚至过着舒适的生活，这些几乎和他们的主人一样。与劳动者阶级相较，他们工作轻便，食物精美。如果觉得不如意，他们可以更换门庭，这削弱了他们的依赖感。日子过得这么舒服，结婚后的前景如何呢？无论是商业还是农业，他们都没有一技之长或者资本，也不习惯于此类活动，因此无力依靠日常劳动为生，他们唯一的避难所，似乎就是破烂肮脏的酒馆，这肯定不能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什么非常迷人的前景。因此，这种暗淡的生活前景让很大一部分的仆人视结婚为畏途，继续满足于过独身生活。
如果上述对英国社会状态的粗略描述接近事实，而且我不认为其中有什么夸大其词，那么人们就应该承认，对人口的这种预防性抑制，在该国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起着作用，尽管程度不一。这个观察结论对所有古老的国家都是适用的。这些约束对结婚的影响，实际上在随之而发生的罪恶中再显著不过了。世界上的几乎每个地方都产生了这类罪恶，不断使男女陷入无法摆脱的不幸之中的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