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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和食物增长的比例是不同的——这两种不同增长比例必然导致的结果——由此造成社会下层阶级的生活状况频繁摆动——这种摆动观察起来为何不如可能预期的那样明显——本书总论点所依据的三个命题——建议参照这三个命题来考察人类迄今已知所经历过的各不同状态。
前文说过，人口若不加抑制，就会以几何级数增长，而人类所需的生活资料则是以算术级数增长。
现在，且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一观点是否正确。我想大家都会承认，迄今为止，尚没有哪个国家(至少就有记载的国家而言)，其生活方式如此淳朴，生活资料如此充裕，以至于早婚可以不受任何限制。从下层阶级来看，不必为此而担心自己的生活用品不足，而从高层阶级来看，不必由此而担心自己的生活水平下降。因此，就我们所知，还没有哪个国家，其人口的生殖力被允许完全自由地发挥作用。
无论婚姻法存在与否，在本性和道德的驱使下，男人似乎都倾向于及早爱慕上一个女人。倘若在不幸选错了配偶的情况下有重新择偶的自由，这种自由只要不是毫无节制、极其不道德的，就不会对人口产生影响；而且，我们现在假设存在着这样一种社会，在该社会中，罕有人知道罪恶为何物。
因此，如果有这样一个国家，人人平等，道德良好，民风淳朴，生活资料如此丰富，以至于任一社会阶层都无须为家人的生活担忧，且人口生殖力被允许自由地发挥作用而不受限制，那么显而易见，该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将大大高于任何迄今已知的人口增速。
相较于欧洲任一近代国家，美国的生活资料更加充裕，人民的生活方式更加单纯，因而对早婚的限制更少，我们发现美国的人口每二十五年翻一番。
这一增长率，尽管未达到人口的最大增殖力，但作为实际观察到的结果，我们将把它当做我们的一条规则。也就是说，人口若不加控制，就会每二十五年翻一番，或者以几何级数增加。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比如本岛国，推想一下它所提供的生活资料能够以何种比率增加。我们将先考察它在现有的耕作状态下的情况。
如果我们假定，通过出台尽可能好的政策，通过开垦更多的土地，通过对农业的极大鼓励，本岛国的产量可以在第一个二十五年里翻一番，那么我想，这将是任何人所能做得最乐观的假设了。
在第二个二十五年里，就不可能假定产量能够增加到原来的四倍了。因为这种假设会跟我们关于土地性质的全部认识相悖。我们所能设想的最大增幅是，第二个二十五年里的增加量可能与原产量相等。我们暂且把这个当做我们的规则，尽管这肯定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并假设通过作出巨大的努力，本岛国每二十五年就可以使生活资料增加的量等于最初的产量。即便是最狂热的思辨家，也不能设想出比这更大的增加量了。按这样的速度增长，在几个世纪里，就会使本岛国的每一亩土地耕作得像个菜园一样。
然而这一增长比率显然是算术级别的。
因此可以公正地说，生活资料是以算术级数增加的。现在，我们把这两个比率的效果合在一起考察。
据计算，本岛国的人口大约是七百万。我们假设，现有的产量刚好能够养活这么多人。在第一个二十五年里，人口将增加到一千四百万，食物也翻了一番，这么一来，生活资料的增幅与人口增幅相当。在第二个二十五年里，人口将增加到两千八百万，而生活资料只够养活两千一百万人口。在第三个二十五年里，人口将增加到五千六百万，而生活资料只足以养活该人口的一半。在第一个世纪结束时，人口将增加到一亿一千二百万，而生活资料只够养活三千五百万人，这会使余下的七千七百万人完全得不到任何生活资料。
若一国有大量人口移居国外，这必然意味着该国有人产生了某种不满。因为若非该国在人们的生活上存有一些强烈的不安定因素，或者移居国外有望给人们带来某些巨大的好处，那就很少有人会离开他们的家人、亲戚、朋友和故土，远走异国他乡定居。
但是，为了使我们的论点更具普遍性，较少受局部性的移民现象所影响，且让我们考察整个地球，而不是某一个地方的情况，并假设对人口增长的限制因素已完全消除。倘若地球给人类提供的生活资料每二十五年增加的量等于全世界当前所生产的量，那么这无异于承认土地的生产力将是绝对无限的，而且其增长率要比我们所能设想的人类努力使生活资料能够达到的增长率大得多。
设世界人口为任一数目，比如说十亿，则人类的数量将以1、2、4、8、16、32、64、128、256、512等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将以1、2、3、4、5、6、7、8、9、10等比率增加，在225年之后，世界人口对生存资料的比率将是512∶10，在300年之后，该比率将是4096∶13，在2000年之后，二者的差距将大得几乎无法计算，尽管到那时，产量已增加到了极高的水平。
若未对土地的产量施加任何限制，则土地产量可能会不断增加，并超过任何可分配的量，但人口增殖力仍然是其中占优势的力量。只有通过强有力的自然法则持续不断地发挥作用，抑制人口增殖力这一更强大的力量，才能使人口的增加与生活资料的增加保持平衡。
下面我们将考察这种抑制所起的作用。
就动、植物而言，情况很简单。它们的物种的繁衍，是受着强大本能的驱使，而这种本能是根本不会因为理性或者怀疑不能为其后代提供足够的食物而受到妨碍的。因此，不论是否自由，繁殖力都得以充分发挥作用。随后，物种数量过多的结果便会因生存空间和营养的缺乏而受到抑制，这在动、植物界是共同的，而在动物中间，还因相互蚕食而受到抑制。
这种抑制作用在人类身上表现得更加复杂。除了与动、植物一样受同样强大的本能的驱使而繁衍后代之外，人类的理性还会出面干预，要求他思考一下自己能否养得起其后代，如果不能，他是否可以不生育。在平等的状态下，问题也许就是这么简单。但在目前的社会状况下，还要考虑其他的因素。生活品质是否将因此而降低？将来是否会遭遇到比自己目前所感受到的更大的困难？将来自己是否要被迫去加倍努力？如果有一大家子人，自己竭尽全力能否养活他们？是否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子女生活潦倒、受冻挨饿，而自己却无能为力？自己是否会陷于不能自食其力的贫困境地，而不得不乞求于他人仁慈的施舍？
据估计，在所有文明国家，这种种顾虑会阻止，而且确实阻止了许许多多的人遵从自然法则的指令早早结婚生子。这种限制几乎必然会产生罪恶，尽管并非绝对是这样。然而，在所有社会中，即使是那些最纵容邪恶的社会，合乎道德的同居倾向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存在着一种持续不断的使人口增加的努力。而这一持续不断的努力，往往使社会下层阶级陷入贫困境地，并使他们的状况难有任何显著的持久的改善。
产生这些结果的方式似乎是这样的。我们假设在任何一国中，其生活资料刚好能够使其国民过安乐的生活。这种在即使是最纵容邪恶的社会中也可见到发挥作用的增加人口的持续努力，会使人口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因此，以前能够养活七百万人口的食物，现在必须在七百五十万或八百万人口中间分配。结果，穷人的生活必然会大大恶化，他们当中有许多必然陷入赤贫的境地。由于劳动者的数量也多于劳动力市场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劳动力的价格必须趋于下降，而与此同时食物价格会趋于上升。因此，为了挣得和以前同样多的工资，劳动者就必须加倍努力。值此艰苦时节，结婚会受到严重抑制，养家糊口的难度非常之大，以至于人口处于停滞状态。在此期间，低廉的劳动价格、充裕的劳动者数量，以及劳动者必须更辛勤地工作，这些都会鼓励耕作者向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动，开垦新的土地，对已耕作的土地施用更多的肥料并进行更全面的改良，直至生活资料与人口之间的比例最终恢复到最初的水平。于是，由于劳动者的处境有所改善，再次变得可以忍受，对人口的抑制就会有某种程度的放松。就这样，劳动者生活状况的恶化和好转周而复始。
肤浅的观察者不会注意到这种摆动，即便是眼光最敏锐独到的人，也可能很难估计出这种摆动的周期。然而，在所有古老的国家，确实存在这样的摆动。尽管由于各种相反因素的影响，与我们的描述相比，其摆动幅度要小得多，摆动方式不规则得多，但这是任何勤于思考、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都不能怀疑的。
这种摆动为什么不如人们必然预期的那样明显，且不那么容易被经验所证实，原因有很多。
一个主要原因是，我们所掌握的人类历史，只不过是有关上层阶级的历史，而上述的恶化和好转的摆动，却主要发生在另一部分人身上。关于这部分人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我们几乎没有可以依赖的记载。要令人满意地记录一个民族一段时期在这方面的历史，需要善于观察的人花费一生中很长一段时间，进行持续不断的和深入细致的观察。其中的一些考查对象是：结婚人数相对于成年人数具有什么样的比例；由于对结婚的抑制，邪恶的风气会盛行到什么地步；在社会上最贫穷的阶级和生活较优越的阶级之间，其儿童的相对死亡率是多少；劳动的实际价格是怎样变动的；某一时期的不同时间，社会下层阶级的安乐和幸福状态有什么可以观察到的差别。
这样的历史记录将非常有助于使人们清楚了解，对人口的经常性抑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并很可能证明上述那种摆动的存在，尽管由于许多干扰因素起作用，摆动的周期必然呈现出不规则性。比如，某些制造业的兴衰、农业企业精神的强弱、收成的丰歉、战争和瘟疫、《济贫法》
、缩减劳动的方法的发明而商品市场未成比例地扩大，特别是劳动的名义价格和实际价格之间的差异。普遍认为，后一种情况或许比任何其他因素更容易掩盖这种变动。
劳动的名义价格很少普遍下降，可是我们确实知道，虽然食物的名义价格一直在逐渐上升，而劳动的名义价格却常常保持不变。这在效果上就是劳动价格的实际下降。在此期间，社会下层阶级的生活状况必然逐渐趋于恶化。但是，农场主和资本家却由于实际劳动价格的下降而变得越来越富。资本的增加使他们能够雇用更多的人手。因此，工作机会可能很多，且劳动价格会上升。但是，劳动市场上自由的缺乏(这多少在所有的社会中都存在，要么是教区法所致，要么是由于富人间较容易联合而穷人间较难联合这一更普遍的原因)会阻止劳动价格的自然上升，并在较长的时间里持续压制劳动价格。也许一直要等到某个荒年，要求提高劳动价格的呼声太高且其必要性太显著的时候，情况才会改变。
劳动价格上升的真正原因就这样被掩盖了，而富人们则假惺惺地把这当做是一个考虑到荒年而给予穷人同情和恩惠的举动。一旦年成转好，他们便恣意发出劳动价格未见回落的种种抱怨。这其实是极其不合理的，因为稍作思考，他们便明白，若非他们自己不正当的共谋，劳动价格肯定早早就上升了。
但是，虽然富人们通过不正当的联合常常可以延长穷人受苦的时间，可是任何一种可能的社会形态，都不能阻止这种频频发生的使人陷于贫困的行为。这种行为，若是在不平等的国度，则是施加在大部分人身上，若在所有人都平等的国度，则是施加在所有人身上。
这一观点据以成立的理论，在我看来再清楚不过了。我觉得没有办法去猜测，它的哪个组成部分是可以被驳倒的。
没有生活资料人口便无法增加，这一命题一目了然，所以无须赘述。
只要有生活资料人口便会增加，每一个曾经存在过的民族的历史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占优势的人口增殖力若不产生穷困和罪恶便无法被抑制。人们在人生经历中已饱尝贫困和罪恶这两颗恶果，而且看起来产生这些恶果的物质原因仍然存在，这些都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
但是，为了更充分地正视这三个命题的正确性，且让我们考察一下人类迄今所经历过的不同社会状态。我认为，即使是粗略的考察，也足以使我们相信，这些命题是无可辩驳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