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导致流行病爆发的一个原因——苏斯米尔希先生编制的统计表的摘要——可以预料某些情况下会爆发疫病——任何一国短时期的出生数对埋葬数之比，都不是衡量人口实际平均增幅的恰当标准——衡量人口长期增长的最佳标准——生活十分节俭是中国和印度爆发饥荒的原因之一——皮特先生的济贫法案中的一个条款有可能导致有害影响——国民幸福的原因——饥荒是大自然抑制过剩人口最后的，也是最可怕的方式——可认为已确定的三个命题。

通过对清洁的注重，伦敦似乎最终完全消灭了黑死病。但是，应该把密集的人口以及不卫生和不充足的食物，列入导致疫病流行和各种时病爆发的次要原因之中，这并非是不可能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看过苏斯米尔希先生编制的一些统计表。普赖斯博士关于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论的跋文，就有一个注释引用了这些表中的数据。这些表被认为极其正确，如果这样的统计表具有普遍意义，它们就能极大地帮助人们看出，任何一国中抑制人口、阻止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各种不同方式。我将从这些表中摘录一部分，并引用普赖斯博士的评语。

值得注意的是，出生数对墓葬数之比的最大值，出现在大瘟疫爆发后的五年内。

在这个例证中，居民人数很可能比食物以及使身体保持健康所必需的各种便利设施增长得更快，难道不是吗？根据这个假设，大多数人被迫更艰苦地生活，更多的人不得不挤住在一间房子里，那么，这些情形实属那三年疾病流行的自然原因，就并非一定不可能了。虽然绝对地说该国的人口可能不是十分拥挤和稠密，但是这些原因也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结果。即使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国家，如果人口发生了增长，那么在更多的食物生产出来，更多的房子修建起来之前，居民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因住房和生活资料不足而陷入不幸。假如在今后的八年或十年间，英国的已婚者生育的子女比平时多，甚或结婚的人数比平时多，假定住房数量保持不变，到时候一间房子就不是住五六个人，而必然要住七八个人了。这种情况，再加上生活必然更加艰辛，很可能对普通民众的健康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

有关这个问题更多的资料，建议读者参阅苏斯米尔希先生编制的统计表。我所作的摘录足以表明疾病流行是周期性发生的，尽管无章可循，但住房和食物的缺乏似乎极有可能是最早导致疾病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上述诸表来看，这些历史悠久的国家，尽管时疫不时流行，但其人口仍增长得相当快。耕作方式肯定一直在改进，结婚因而受到鼓励。对人口的抑制看起来与其说属于预防性的抑制，不如说属于现实的抑制。在任何一国中，当人们预期生活资料日益丰富，抑制人口增长的压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消除时，这种动机将持续发挥作用，超出最初促使人口增长的原因所起的作用，这是非常有可能的。或者，说得更详细点，当一国的农作物持续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增长，从而大大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进而极大地鼓励人们结婚的时候，早婚的习俗很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该国人口的增加超过农作物的增加，而季节性流行病的发生似乎是其自然的和必然的结果。所以我认为，与那些人口能够更充分适应其平均产量的国家相比，那些生活资料日益增加，足以不时地鼓励人口增长，但又不足以满足所有人口需求的国家，将更易于遭受周期性流行病的侵袭。

对此从相反的角度所作的观察，或许也是正确的。若其他一切条件相同，那些易受周期性疾病侵袭的国家，在这些周期的间歇期，其人口的增加或者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数额，将大于那些较少受这种侵袭的国家的正常时期。如果土耳其和埃及上个世纪的平均人口几乎固定不变，在其周期性瘟疫爆发的间隙期，其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比率必然大于诸如法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

因此，把任何一国在五年或十年间出生数对埋葬数的平均比例，作为人口实际增长的评判标准，似乎是很不适当的。这一比例的确能够显示这五年或十年间的人口增长率，但我们绝对不能由此推断出之前的二十年增加了多少，或者之后的二十年将增加多少。普赖斯博士观察到，瑞典、挪威、俄罗斯和那不勒斯王国的人口增加得很快，但是他从户籍登记簿中摘录的数据，所对应的时间还不够长，因而不足以证实这一点。然而，非常有可能的是，瑞典，挪威和俄罗斯的人口实际上一直在增长，尽管不是以普赖斯博士选取的那些短时期内出生数对埋葬数之比所表明的速率增长。 截至1777年的5年间，那不勒斯王国的出生数对埋葬数之比是144∶100，但是有理由认为，这一比例所表示的人口增长率，会远大于该王国一百年间人口的实际增长率。

肖特博士对英国许多村庄和集镇两个时期的户籍登记簿的数据作了比较：第一个时期是从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期到上世纪中叶，第二个时期是从上世纪末的若干年到本世纪中叶。从对这些摘录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在前一个时期，出生数以124对100的比例超过埋葬数，而在后一时期，出生数对埋葬数的比例仅为111∶100。普赖斯博士认为，前一时期的户籍登记簿是不可靠的，但很可能，在这个例证中，登记簿所提示的比例并非不正确。至少，我们有许多理由可望发现，前一时期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幅度大于后一时期。在任何一国的人口自然增加的过程中，若其他一切条件相同， 早期阶段投入耕作的肥沃土地总是多于后期阶段。每年较高的生产物增加比例，几乎总是伴随着较高的人口增加比例。但是，除了这一重要原因(它无疑导致出生数超过埋葬数的数量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末年大于本世纪中叶)之外，我还禁不住认为，前一时期不时发生的黑死病祸患，肯定多少有使这一比例增加的倾向。如果在这种可怕灾难的间歇期的统计中采取十年的平均数，或者如果将黑死病发作看做是偶发事件，而将发病年份的数据排除在外，人口登记簿所提示的出生数对埋葬数之比就肯定太高了，不能反映人口的实际平均增长情况。1666年黑死病爆发之后的若干年，情况很可能是，出生数超出埋葬数的数量大于平时，特别是如果普赖斯博士的见解成立的话，那么英格兰革命(仅过了二十二年它就发生了)时期的人口就比现在要多。

1693年，金先生声称，全英国(不含伦敦)的出生数对埋葬数之比为115∶100。肖特博士则提出，全英国(含伦敦)本世纪中叶的这一比例为111∶100。截至1774年的五年间，法国的这一比例为117∶100。如果这些说法接近事实，如果特定时期的这个比例没有大的变化，那么看起来，英法两国的人口就大致适应其本国的平均产量了。对婚姻的阻碍，以及由此产生的恶习、战争、奢侈，未有记载但确凿无疑的大城镇人口的减少、拥挤的住所，以及许多穷人食物不足，这些都阻止了人口的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因而，如果允许我使用一个乍听起来肯定很奇怪的说法的话，那就是：无须发生严重而极具破坏性的流行病，便可抑制过剩的人口。如果一场破坏性的黑死病在英国消灭了两百万人，在法国消灭了六百万人，那么，在两国居民从这种可怕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之后，任何一国的出生数对埋葬数之比无论是多少，都将大大超过现在的出生数对埋葬数之比，这是丝毫无可怀疑的了。

在新泽西，截至1743年的七年间，出生数对死亡数之比平均为300∶100。在法国和英国，即使取最高比例，也仅为117∶100。差别如此之大，令人惊讶，但我们也不应该惊讶到要把它归结于上天不可思议的干预。原因并非那么遥远、隐晦和神秘，它们就在我们附近，在我们周围，每一个爱刨根问底的人都可研究得出。设想若无造物主的直接作用，石头便不会落下，植物便不会生长，这符合最自由的哲学精神。但是，我们根据经验得知，我们所称的大自然的这些作用，几乎总是遵循固定的法则。开天辟地以来，人口增减的原因，大概与我们所熟悉的任何自然法则一样，都是亘古不变的。

两性间的情欲似乎在每一个时代都差不多一样，若用代数语言表达，它总是可以被视为一个已知的量。阻止任何一国的人口增加，使之不得超过该国所能生产或获得的食物数量，这一伟大的必然法则，它是如此的明显，我们每个人都能观察到，它是如此的直白，我们每个人都能理解，它对每一个时代的经验如此充分地证实，以致我们不能对它有片刻的怀疑。诚然，大自然用以阻止或抑制过剩人口的不同方式，在我们看来似乎并非那么明确、那么有章可循，但是，尽管我们并非总能预测其方式，但我们可以确凿地预测其事实。如果若干年间一国的出生数对死亡数之比，表明该国人口的增长率远远超过生产或取得的食物的增长率，我们便完全可以肯定：除非向外移民，否则死亡数将会立刻超过出生数。而且，几年间人口的增加并不能代表该国人口实际的平均增加情况。若无其他导致人口减少的原因，毫无疑问，每一个国家都会遭受周期性的瘟疫或饥荒。

衡量任何国家人口的真正和持久的增加，唯一真正的标准是生活资料的增加。但是，甚至这一标准，也常常发生一些微小的变化，不过，这些变化完全可为我们所看见和观察到。在某些国家，其人口似乎是被推着增加的，也就是说，人们已逐渐习惯于几乎靠少得不能再少的食物维生。在这样的国家，一定存在这样的时期：人口持续增加，而生活资料没有增加。中国似乎符合这种描述。如果在这方面我们拥有的各种记载是可信的话，那么，中国下层阶级的人民应已习惯了几乎靠少得不能再少的食物维生，并且乐于得到欧洲劳动者宁愿饿死也不吃的任何腐坏变质的食物。中国的法律允许父母抛弃子女，这样的法律所起的作用主要是推动了人口增加。一个国家，若处在这种状态，肯定会经常发生饥荒。若有一国，其人口相对生活资料而言如此之多，以致其正常年份的平均产量，仅刚刚够维持居民的生存，那么，因时令不好而造成的任何短缺，必然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印度人养成的非常节俭的生活习惯，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助推了印度斯坦饥馑的发生。

在美国，劳动者现如今的报酬很高，遇到荒年时，下层阶级可能大力紧缩开支，而无陷入实质困境之虞，因而看起来几乎不可能发生饥馑。可以预料，随着美国人口的增加，劳动者的报酬有朝一日将大大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数量将不断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不会成比例增加。

在欧洲各国，由于每一国盛行的生活习惯不同，居民人数和所消费的食物数量之比必然有所差别。英格兰南部的劳动者习惯于食用精制小麦面包，因而他们要等到饿得半死不活，才肯过像苏格兰农民那样的生活。由于严酷的必然法则在持续不断地起作用，他们也许到时候不得不降格以求过着像下层中国人那样的生活，届时，同等数量的食物要养活更多的人。但是，要走到这一步，其间肯定是一个异常困难的尝试，每一个人类之友也是衷心希望这种尝试归于失败。应该鼓励人口增加，再没有什么比这个说法更常听到了。如果人口增长的趋势像我描绘的那样明显，那么，这种增长在如此频频受到鼓励的时候而没有出现，似乎显得不可思议。真正的原因是，倡导人口增加的要求是在没有准备好养活这么多人所必需的基金的情况下提出的。如果通过促进耕作增加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并由此提高农村的产量，改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那么对于人口成比例的增加，就完全没有必要担忧了。以任何其他方式实现这个目的的尝试，都是不道德的、残忍的和暴虐的，因而在任何一个自由还算过得去的国家，都是不可能成功的。促使人口增加，从而降低劳动价格，进而降低海军和陆军的费用，以及在国外出售的制成品的成本，看起来可能符合一国的统治者和富人的利益；但是，对于这种类型的每一个尝试，关心穷人利益的人士都应当小心戒备，强力抵制，特别是当这种尝试披着所谓仁慈的欺骗性外衣，并因此很可能被普通百姓欣然而诚心地接受的时候。

皮特先生的济贫法案有一个条款规定：凡有三个以上孩子的劳动者，都有权为其第四、第五……个孩子领取每周一先令的救济金。我确信这一条款没有任何险恶意图，我承认，在该法案提交国会以前以及提交国会以后的一段时间，我认为这样的规定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的反思之后，我就确信，若法案的目的是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则据估计它所期待的每一个目的绝实现不了。我看不出它有任何促使国家的农产量增加的可能性，而如果它趋于使人口增加而不能使农产量增加，则其必然的、可预见的结果似乎就是，同一数量的生产物必须在更大的人口中间分配，结果，一天的劳动所得只能购得更少的生活必需品，因此穷人一般而言肯定就更穷了。

我曾经提到了一些情况：即使生活资料未成比例增加，人口也可能持续增加。但显然，各国的食物与食物所养活的人口数量之间的差异，是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限制的。每一个国家，若其人口不是在绝对减少，其食物就必须足以供养劳动者，使其繁衍生息，代代不绝。

若其他条件相同，则可以断言，各国人口的多寡，要视其生产的食物数量而定，而民众的幸福，则取决于食物被分配的宽裕程度，或一天的劳动所能换得的食物数量。产谷国的人口比畜牧国的人口多，产米国的人口又比产谷国的人口多。英格兰的土地不适宜种水稻，但都可以种土豆。亚当·斯密博士观察到，假如土豆能够成为普通百姓所喜爱的植物性食物，又假如被用来种植土豆的土地与现在用来种植谷物的土地一样多，英国将能够供养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其结果将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会增加更多的人口。

一个国家的幸福并不绝对取决于其贫富、历史的长短、人口的疏密，而是取决于其发展的速度，取决于每年食物的增加与每年人口无限制的增加之间的接近程度。这二者最接近的要数新殖民地，在那里，宗主国的知识和产业能够在新殖民地肥沃的处女地上发挥作用。在其他的情况下，一国历史的长短在这方面并不是十分的重要。大不列颠居民在目前这一时期分得的食物，很可能同两千年、三千年或四千年前一样充足。有理由相信，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的苏格兰高地，同富庶而人口稠密的佛兰德斯一样曾饱受人口过多之苦。

若有一国，从未被技术更先进的民族侵占过，而是任由其文明自然发展，从其产量可被看做一个单位的时候，到其产量可看做一百万单位的时候，在这好几百年的时间里，也许没有一个时期其民众可以说是摆脱了因食物匮乏造成的贫穷，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摆脱。在欧洲的每一个国家，自有记载以来，应当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由于这一简单的原因而未能出世，虽然其中的一些国家，或许从未发生过极为严重的饥荒。

饥荒似乎是大自然最后的、最可怕的手段。人口的增殖力远大于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的能力，过早死亡必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光顾人类。人类的罪恶是使人口减少的积极而能干的执行者。它们是破坏大军的先锋；常常大军未到，它们便能完成这可怕的工作。但假如它们在这场消灭人口的战争中失败了，季节性流行病、时疫、传染病和瘟疫便排着可怕的队形，隆隆前进，清扫掉成千上万的人。若仍未竟全功，严重而必不可免的饥荒就会从后面冲上来，以雷霆万钧的一击，使世界的人口与粮食数量取得平衡。

因此，在人类过去存在于或现在存在于其中的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国家，人口的增加必然被生活资料所限制。

当生活资料增加的时候，人口总是增加。占优势的人口增殖力，被贫困和罪恶所抑制，从而使实际人口和生活资料保持平衡。

这一切难道仍然不会被细心考察过人类历史的人士所承认吗？ HlLu29qSIrLrDl6KEMnoQ4ttFTbr0Exx5bxYJU4zuACPp1NEWcQSOaBqYPE0/u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