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个新殖民地——其人口迅速增加的原因——北美各殖民地——美洲腹地殖民地 人口异常增加的实例——即便是古老的国家,也可以从战争、瘟疫、饥荒或自然灾害的破坏中迅速恢复过来。
所有位于有利于健康的乡村的新殖民地,那儿有足够的地盘和充足的食物,其人口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在持续地增加。这一点已为人们普遍注意到了。古希腊的一些殖民地,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在人数和实力方面超过宗主国。不必详细叙述久远的事例,单单欧洲人在新世界的殖民地,便可对一种说法的真实性提供充分的证据——事实上,这种说法,据我所知从未被怀疑过。支付很少代价,乃至不付任何代价,便可获得大量肥沃的土地,这是促使人口增长的一个有力因素,足以克服其他一切障碍。可能没有哪个殖民地,比西班牙人在墨西哥、秘鲁和基多 的殖民地管理得更糟糕的了。宗主国的暴政、迷信和恶习大量传入所属殖民地。国王大肆勒索额外的税负,对贸易施加极其专横的限制。殖民地总督在为他们自己和主子强取豪夺方面,也毫不手软。然而,在此种种困难之下,各殖民地的人口依然获得了迅速的增长。征服后才建立的利马 市,据乌洛亚回忆,在近五十年前就已有五十万居民。基多原本不过是一个印第安人村庄,但据这同一位作者称,其人口在他那个时代也同样稠密。墨西哥城据说有十万居民,尽管西班牙人的各种著述有所夸张,但据估计也应该是蒙提祖马 时代的人口的五倍。
葡萄牙人在巴西的殖民地,其统治差不多同样暴虐,但据推算,三十年来那里已有六十万欧洲血统的居民。
荷兰和法国的殖民地,虽然处在商人组建的特许公司的统治下(亚当·斯密博士说得非常公正,是所有可能的统治中最糟糕的),但仍克服了种种不利情况而保持持续繁荣。
但迄今取得了最迅速发展的,要数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即现在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它们除了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一样,拥有大量肥沃的土地之外,还享有较大程度的自由和平等。虽然在对外贸易方面不无一些限制,但在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方面,它们却享有完全的自由,所实行的政治制度也有利于财产的转让和分割。地主的土地若未在限定的时间内耕种,(官方)就宣告说土地可以归其他任何人所有。在宾夕法尼亚,不存在长子继承权,即使在新英格兰各省,长子也只能得到双份财产。任何一州都没有十一税,也罕有任何税赋。由于肥沃的土地价格极其低廉,再没有比把资本用在农业上更有利的了:农业在提供最大数量的有益于健康的工作之外,还能向社会提供大量最有价值的农作物。
与这些有利的情况相结合的结果是,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增加。有人发现,在所有的北美殖民地,人口每二十五年便翻一番。1643年,原先定居于新英格兰四省的人数为21200。 其后,据估计离开那里的人超过到那里去的人。但是1760年,其人口增长到了50万。这就是说,那里的人口一直以来每二十五年增加一倍。在新泽西,人口翻番的时间似乎是二十二年;而在罗得岛,所需时间甚至更少。在腹地殖民地,那里的居民一心只从事农业,尚不知道奢侈为何物,其人口据发现每十五年便翻一番,这是人口增长的最不寻常的实例了。 只是在沿海地区,这里自然是人们最先定居的,其人口翻番的时间大约为三十五年;而在一些沿海城镇,人口则完全处于停滞状态。
这些事实似乎表明:人口恰好是以两大抑制因素,即贫穷和罪恶被消除的比例而增长的,而且就人民的幸福和淳朴而言,没有哪个标准比人口增长的速度更真实可靠的了。城镇——有些人由于其职业性质而必然会被驱赶到这里——的不卫生,应该被视为一种罪恶,每一个抑制结婚的因素,因预见到将来难以养家糊口使然,哪怕再微不足道,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被归类于同一类。简而言之,很难想象,有哪一种对人口的抑制不能被归结于贫穷或罪恶的范畴。
独立战争前,美国十三个州的人口据估计大约是三百万。虽然是大不列颠的少数移民使那里繁衍出了这么多人,但没人想象英国的人口现在会因此而有所减少。相反,一定程度的向外移民被认为对宗主国的人口增长有利。有一件事需要特别指出,移民到美洲的人数最多的两个西班牙省份,其人口结果却变得更加稠密。使北美殖民地的人口增加得如此之快的英国移民,不论其最初的人数是多少,我们都要问一问,为什么在大不列颠,同样的人数在同一时期没有使人口获得同样的增长?要归结的重要而显著的原因,就是土地和食物的不足。换言之就是贫困,这是一个甚至比罪恶更有力得多的因素。甚至于一些古老的国家,也很快从战争、瘟疫或自然灾害造成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这时候,这些国家短时间内几乎处于新兴国家的状态,可以想见,结果总是不出乎人们的预料。若居民的勤劳未被恐惧或暴政所破坏,生活资料将迅速增加,超出减少后的人口的需要,且不变的后果都将是,之前几乎停滞不前的人口,也许将立即开始增长。
肥沃的佛兰德斯 省,那里一直以来都是经常爆发最具破坏性战争的地方,但经过少数几年的休养生息,又总是像以前一样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甚至于帕拉廷领地 ,在历经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残暴的蹂躏之后,也再次昂起了它的头。1666年,伦敦爆发可怕的黑死病,但十五年或二十年之后,其影响就感觉不到了。从所有的记录看,中国和印度斯坦 爆发的最具破坏性的饥荒,其痕迹每次都很快消失了。土耳其和埃及是否因各种周期性地使土地撂荒的突发灾害而导致平均人口大幅减少,甚至可能都是值得怀疑的。即使它们在某一时期拥有的人口比以前少,大概也应归结于致使人们痛苦呻吟的政府暴政和压迫,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农业的阻碍,而不应归咎于因突发灾害而使它们遭受的损失。极其可怕的自然灾变,例如火山爆发和地震,如果不是那么频繁地发生,致使居民背井离乡,或者打垮他们的勤劳,那么其对任何国家的平均人口,只会产生微不足道的影响。那不勒斯及维苏威火山笼罩的地区,尽管火山一再爆发,那里的人口仍非常稠密。里斯本和利马现在的人口状况大概跟最后几次地震之前的状况几乎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