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国家的国民每年 的劳动是供给这个国家每年消费的全部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些生活必需品 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国民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些产物从其他国家购买过来的产品。
这种产物或用这种产物从国外购买来的产物,与消费这些物品的人数或成较大的比例或成较小的比例,而一个国家所需要的所有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供给情况的好坏取决于这一比例的大小 。
但是,无论对哪个国家来说,这个比例都受两种情况的制约:首先是这个国家总体上使用劳动技巧的熟练程度和判断力;其次是从事有用劳动人数和那些不从事有用劳动人数的比例 。无论这个特定国家的土壤、气候和面积怎样,它的国民每年供给的好坏必然取决于这两方面的情况。
一国国民每年供给情况的好坏似乎更多地取决于这两种情况中的前者而不是后者。在那些未开化的渔猎国家里,每一个能够从事劳动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从事有用的劳动,尽其所能地为其本人或为他的家人或他的族人中那些太年老或太年幼或太病弱而不能渔猎的人提供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然而,这些未开化民族的生活非常贫穷,以致常常迫不得已,或至少认为迫不得已有时直接杀害他们的婴儿、老人以及经常患病的亲人,有时遗弃这些人,任其饿死或被野兽吞食。与此相反,在那些文明和繁荣的国家里,虽然有大量的人根本不从事劳动,但他们之中很多人消费的产品往往比大多数劳动者所消费的要多出十倍甚至是百倍。但由于这个社会的全部劳动产品如此之多,以致这个社会中的一切人都经常有充足的供给,就连最底层的贫困劳动者,只要他勤俭,就能享受到比任何未开化的人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劳动生产力改进的原因 是什么?劳动产品按照怎样的顺序自然地分配给社会上不同阶层和条件的个人?这是本书第一篇的主题。
无论一国国民劳动的实际技能怎样、熟练程度和判断能力如何,在这三方面状态保持不变期间,这个国家每年的国民供给状况的好坏总是取决于其国民每年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人数的比例。本书的后面将说明,有用的生产性 劳动者的人数,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与为使这些人工作而运用的资本数量以及这些资本的特定用途成比例。所以,本书的第二篇将讨论资本的性质、资本逐步积累的方式以及根据资本用途的不同,它所带动的劳动量也不同等问题。
在劳动的技巧、熟练程度和判断力都相当高的国家里,对劳动的一般管理或指导,采用了极不相同的计划。这些计划不是同等地有利于一国劳动产品的增加的。有些国家的政策特别鼓励农村的产业;而另一些国家的政策却特别鼓励城市的产业。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对每一个产业都采取不偏不倚地使其平均发展的政策。自从罗马帝国灭亡以来,欧洲各国的政策都比较有利于手工业、制造业和商业等城市产业,而不利于农业和农村的产业。本书的第三篇将说明在什么情况下应引入和建立这些政策。
虽然这些不同计划的引入最初也许是由于特定阶层人士的私利和偏见,他们无视这些计划对社会全体福利可能造成的后果,更谈不上什么卓识远见。但是,这些计划却引发了极不相同的经济学说。有人认为城市产业重要;有人认为农村产业重要。这些学说不仅对学者们的观点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君主和主权国家的公共政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本书的第四篇我将尽我所能全面而又明确地解释这些学说,并说明这些学说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所产生的主要影响。
总之,本书前四篇的目的在于说明一国中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并说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供国民每年消费的财富的性质。本书第五篇即最后一篇将讨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一篇里,我将尽力说明以下几点:第一,君主或国家的必要开支有哪些,哪些开支应由整个社会的赋税来支付,哪些只能用社会中某些特殊阶层或特殊成员的赋税来支付;第二,把整个社会的赋税募集起来支付整个社会费用的不同方法有哪些,这些方法中每一种方法的主要优点和缺点是什么;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是什么原因导致近代几乎所有政府都把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担保来发行公债,这种债券对实际财富,即对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