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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Adam Smith）是经济学之父，他的代表作《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初版于1776年，和美国的《独立宣言》同年发表，被后人视为1776年发表的两个最重要的文本。政治上要求独立的呼声和经济上要求自由的主张同时出现，究竟是巧合还是必然，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
《国富论》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市场经济的圣经。在18世纪就有十个英文版本，并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在全球发行。《国富论》在中国曾经有过两个中文译本。最早的译本是1902年由严复先生翻译的名为《原富》的译本。是严复先生使中国人认识了亚当·斯密和他的《国富论》，严复先生对《国富论》在中国的传播有开先河之功。迄今，中国人最熟悉、使用最多的译本是1930年郭大力和王亚南先生的译本，初版译名为《国富论》，1972年再版时改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和王亚南先生的译本在中国传播得最广，影响最大，被引用的次数最多，两位先生译本的这种地位迄今也没有人能够撼动，可以预言，在未来几十年内也不会有人撼动。在这种背景下，重新翻译《国富论》有没有必要？这是我们翻译这本书时首先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我们认为，像《国富论》这样的名著不妨多译。首先是人类已进入了新世纪，时代变了，站在千年的角度看问题，人们会以新的视角看问题。特别是中国回归市场经济，而《国富论》是市场经济的圣经，国人对《国富论》这样的巨著会有一番新的评价；其次，严复先生的译本是节译本，是为介绍新思想而译的，使用的是现代中国人已不使用的文言文，故已不适应现代中国人的阅读习惯，而郭大力和王亚南两位先生的译本只是为翻译《资本论》、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准备而译的，所用的语言是20世纪20年代末的语言，也不太适合现代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再次，严复先生的译本是译给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看的，郭大力和王亚南两位先生的译本是译给专家学者们看的，而我们想译一本给大众看的《国富论》。基于上述三点考虑，我们决定重新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当时是2002年，是《国富论》出版226年，也即第一个中译本出版100年之际。
亚当·斯密是经济学之父，在经济学界有着近乎神一样的地位。但世人只知道半个亚当·斯密。论及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提“斯密之谜”，不能不提到亚当·斯密的另一本书，一本消耗亚当·斯密的时间和精力不少于《国富论》的鸿篇巨作《道德情操论》。
在《道德情操论》中，他从人具有的同情心出发，论述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观；在《国富论》中，他从利己的本性出发，论述了利己主义的利益观。这种矛盾在经济学史中称为“斯密之谜”。不了解《道德情操论》，就不能真正认识一个完整的亚当·斯密。亚当·斯密深受他最好的朋友大卫·休谟（David Hume）人性论的影响，把人性作为他的全部理论的出发点。亚当·斯密的研究实际要以人性为基础构建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秩序。亚当·斯密的哲学观点来源于同时代的牛顿的自然哲学，还有自然界的秩序。牛顿发现了统一物理世界的万有引力定律，亚当·斯密也仿此提出了几条定理，试图用相同的方式统一道德和社会交往准则，这个准则能够使人们分辨是非，选择正确的行动。而这样的行动会在人的利己和利他之间选择，建立完美的平衡，有助于社会福利。
令人遗憾的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受到世人的高度重视，人们甚至把《国富论》奉为经济学的圣经，把“看不见的手”当成市场经济永恒的基本原则，当成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却把亚当·斯密本人更推崇的《道德情操论》完全忘却了。斯密当然喜欢自由市场制度，但人们却忽略了市场在社会中的本质。“同情”是道德行为的基础，如果社会缺少这一基础，这个社会就会迷失方向。理解亚当·斯密时，如只知道《国富论》而不知道《道德情操论》，最多只知道半个亚当·斯密。如果因此而曲解了《国富论》，对亚当·斯密的理解则不到一半的程度；同理，如果只知道《道德情操论》，而不知道《国富论》，也只是知道半个亚当·斯密。不幸的是，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人类更重视经济利益而不是道德情操，因此，世人只关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而忽视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错误地认为亚当·斯密只是一味鼓吹人的利己性，甚至认为亚当·斯密本人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人。其实这完全搞错了。亚当·斯密首先是一位悲天悯人的道德哲学家，其次才是观察力过人、分析力深刻的经济学家。
亚当·斯密对人性的认识是全面而深刻的。他对人性的看法是双重的：在经济学中，亚当·斯密侧重说明人的利己性；而在伦理学中，亚当·斯密又侧重说明人的利他性。只有把经济上的利己性和伦理上的利他性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真实的人性。只有从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两个方面理解亚当·斯密，才能正确认识亚当·斯密。目前悬而未决的争议是，他有没有构思第三本书？因为《道德情操论》是关于人类行为的“利他”，而《国富论》是关于经济活动的“利己”；因此，似乎应该有第三本书，作为利他和利己之间的桥梁。
人类现有的经验告诉我们，真理从来都不在两个极端的端点上。在此共识基础上，人们面临的问题就是怎样找到两极之间的黄金中点。寻找利己和利他之间的黄金中点，既是个人面临的问题，也是各类组织和国家面临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黄金中点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变动的，利己和利他之间的黄金中点在人类的过去向利己方向偏移，而在未来肯定会向利他方向偏移。可以肯定地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人类觉悟的提高，世人会逐渐认识另半个亚当·斯密，会有更重视他的《道德情操论》的时代。
亚当·斯密的影响力在经济学界是最大的。亚当·斯密的姓“斯密（Smith）”，如果按现在的规范译法，应译成“史密斯”。为什么现在没有人敢把斯密改译成“史密斯”呢？就是因为斯密的名气太大了，改过来后，经济学人找不到斯密，会发生混乱，会引起很多麻烦，所以，到现在也没有人敢捅这个马蜂窝，只好将错就错了。
200多年过去了，亚当·斯密的影子伴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至今还有人经常提出“回到亚当·斯密！”的口号。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东方人、印度籍的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被称为当代的亚当·斯密；另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乔治·约瑟夫·斯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列举参加学术研讨会时，经常听到的语录，其中有两则是：“这个亚当·斯密早就说过！”和“亚当·斯密才没说过这个！”。亚当·斯密，是判别是非的指标。在经济学界，亚当·斯密的地位像神一样。
我们前面强调亚当·斯密的另一半，并不是要否定人们已经知道的这半个亚当·斯密。亚当·斯密的利己主义经济学和利他主义伦理学就像计算机科学中的0和1一样，构成了整个计算机世界。因为我们译的是《国富论》，我们还得重点论述《国富论》的主要观点和《国富论》在今日中国的意义。
《国富论》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世界，认为经济的出发点是利己心。在经济生活中，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人性的一面，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国富论》全书分为五篇，其主要内容如下：
1．“看不见的手”的作用。 亚当·斯密认为，每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主要是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他还认为，利己心这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他相信，个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个社会福利。
2．分工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列举出制造针的例子来说明分工的好处。经由分工，将整个制造程序“分为十八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雇用技艺熟练的好手……我曾看到一家很小的工厂中，一共只雇用十个工人，但每天可以生产48 000根针”。分工的发展以及劳动划分为越来越精细的专业化作业，这是正在出现的工厂制度的主要结果。有了分工，同样数量的劳动者就能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量。
3．劳动价值论。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述商品的真实价格与名义价格时，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多大程度上负担得起和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以及种种娱乐消费品。但是，自分工完全确立以来，个人所需要的物品，仅有极少部分依靠自己的劳动，而大部分却需依靠别人的劳动。所以，他是贫是富，要看他能支配多少劳动。换言之，要看他能够购买多少劳动。一个人占有某物品，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意以它来交换他物，对他来说，这物品的价值等于他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4．反对殖民地政策。 《国富论》中有一篇专谈殖民地问题，亚当·斯密主张自由贸易，所以对于殖民地国家在殖民地造成经济垄断表示反对。殖民地国家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在他看来，对殖民地及其统治国双方都是有害无益的。
5．主张“自由放任”。 《国富论》最重要的部分是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其中讨论两种制度：一种是商业制度；另一种是农业制度。亚当·斯密主张“自由放任”（Laissez－faire），他强调，只有对内对外的商业不受任何限制，才能使一个国家得到充分的发展与繁荣；同时他也反对各种公司的垄断。另外，他还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应像个人与个人之间一样实行分工，并极力倡导自由贸易。
6．政府的主要职责。 亚当·斯密对于政府的职责规定得相当具体。他认为，政府主要的任务在于对外抵御敌国，对内执行司法；政府的另外一个重要职责是“创建并经营某些公共工程”。这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公共事业”的各种设施。
7．教育的重要。 亚当·斯密认为教育社会底层民众，国家虽得不到什么直接的好处，但总比让民众无知识、不受教育好得多。他指出，在自由国家，政府安定主要依靠有力的舆论，因此，公众教育程度愈高，受教育者愈多，越有公正判断的能力。从这个角度讲，政府对于教育的推动，实不可稍有疏忽和闪失。
《国富论》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它的发表，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诞生。此前，人类虽有经济思想，但却没有形成一个体系，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经济思维范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经济学奠定了基础。迄今为止，人类的主流经济学都是建立在《国富论》的基础之上的。
今日的中国已经回归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需要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而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如前所述，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就像物理学中牛顿的理论一样重要。其“看不见的手”像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一样，是亚当·斯密献给人类的伟大观念，这一观念培育出来的市场经济制度，尽管有各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迄今为止却是以人类全部的智慧所能找到的唯一一种被实践证明能够成功地组织经济活动的经济制度。我们曾经长期否定亚当·斯密的智慧，甚至把“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说成是对“私有制的公然辩护”。所幸的是，现在我们已经接受了亚当·斯密的主要观点。具体地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今日中国之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首先，承认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场经济的前提。人性假定是经济学的第一块基石，经济学的大厦就建筑在这块基石之上。计划经济为什么在全球范围内失败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计划经济对人性的假设不符合真实的人性，而在这个错误的人性假设基础上的理论和实践也必然是错误的。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利己性本来是不言而喻的，就像买东西的人都希望买尽量便宜和好的东西，而卖东西的人都希望东西卖得价钱高一些一样自然。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我们几十年都不敢或不愿意承认，连实话都不能说，怎么能有行得通的理论和实践呢？我们认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利己性假设，应成为我们分析经济问题的基石，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好的经济制度，才能有行得通的经济理论和实践。
其次，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依靠“看不见的手”管理经济、尽量减少政府干预的思想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发展主要由关心自己利益的基层人民来推动的，而不是由政府推动。简而言之，市场经济的权力在民，而不在政府。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小政府”，管理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当然，市场经济并不是不要政府，而是要一个知道自己界线在哪里的政府。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允许政府在“看不见的手”之外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按照亚当·斯密的观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三项基本职责是：（1）保护社会免遭其他社会之暴力入侵；（2）尽可能地保护每个社会成员免受其他社会成员之不正义的压迫；（3）建立和维护特定的社会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而即使在履行这些职责时，政府的设计也应当考虑引入竞争。
可以肯定，随着人类的发展，人们迟早会更多地研究利他主义的问题，研究亚当·斯密的另一半，研究《道德情操论》。但是现在，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推算，至少300年内，人类都将在市场经济中生活，不会有人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推翻牛顿力学那样推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公平地说，计划经济不是不好，而是太好了所以才不能马上实行。我们相信，人类迟早会走上以计划经济为主的道路上去。我们企盼人类走计划经济的条件早日成熟，到了那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可能真的过时了，会被人们送到经济学理论的博物馆里。但是我们相信，即便是在博物馆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也是最有价值的理论展品。
本译本是根据Methuen ＆Co．，Ltd 1930年出版的版本译出的，这个版本是亚当·斯密生前最后的一个版本。该书的简称《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已广为人知，所以我们仍沿用其作为这个译本的书名。第一篇和第四篇及书后的“英汉人名、地名、术语对照表”由唐日松翻译，第二篇由邵剑兵翻译，第三篇由赵康英翻译，第五篇由姜倩、赵康英和冯力翻译。唐日松和杨兆宇负责全书译稿的审校。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全书的翻译工作，并交由华夏出版社出版。我们把她献给21世纪走上市场经济之中的国人。需要说明的是，在我们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中国大陆又出现了另外的译本。现在的译本均很出色，但对于这么重要的著作来说，再多的译本都不为过，只要每个译本都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进步。
限于我们的经济学素养和英语水平，书中一定会有一些不当之处，我们衷心希望经济学界和译界的同行批评指正。
华夏出版社经济部的陈小兰主任和李雪飞编辑为本书的顺利出版投入大量精力，并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在此深表谢意！
杨兆宇
200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