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论劳动工资

劳动的产品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自然工资。

在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以前的原始社会状态下，劳动的全部产品归劳动者 所有，没有地主，也没有雇主同他分享他的劳动所得。

假如这种状态继续下去，劳动工资会随着分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改进而提高。所有产品都会变得越来越便宜 。使用较小的劳动量就能把它们生产出来。由于等量劳动生产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会发生彼此交换，所以，较小劳动量所生产的商品也同样可以买到这些商品 。

但是，虽然所有的东西实际上会变得越来越便宜，而从表面上看，许多东西则比以前要贵一些，或者说会交换更大数量的其他商品 。例如，让我们假设，在大多数的行业中，劳动生产力提高到十倍，即一天的劳动能生产出相当于最初十天所能生产出的产品；但在某一特定行业里，劳动生产力只提高了一倍，或者说一天的劳动只能生产出最初两天里所能生产出的产品。以大多数行业中一天的劳动所得去交换那一特定行业中一天的劳动所得，前者的原始工作量的十倍只能购买到后者原始工作量的两倍。因此，后者的任何数量，例如一磅重的产品，似乎都比以前要贵五倍。但是实际上，它却便宜了一半。虽然要以五倍数量的其他产品去购买它，却只需要用一半的劳动量去购买或生产它。因此，对此商品的获取则比以前要便宜一半。

但是在这种由劳动者享有自己劳动的全部所得的原始状态下，在初次实行了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以后，便不能继续下去了。早在对劳动生产力做出重大的改进以前，这一原始状态便已终止，因此，它可能会对劳动报酬或工资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没有必要进一步去追究下去了。

土地一旦变为私有财产，地主就要求从劳动者的几乎是所能从土地种植或收获的全部产品中分得一份。他的地租是从耕种土地的劳动者所得中的第一次扣除。

种田者很少有钱来维持自己生活至收获的时候。通常他的生活费是由资本的所有人，即雇用他的农场主预支的；除非农场主能分享其劳动所得，或者除非自己的资本能够有利润收回，否则农场主不会雇用雇工。而这个利润是从耕种土地的劳动者所得中的第二次扣除。

几乎所有其他的劳动者所得，都有同样的利润扣除。在所有的手工业和制造业中，大多数工人都需要有一个雇主，去为他们提供生产原料，并且在生产过程结束之前，为他们垫支工资和生活费。雇主分享工人劳动的所得，或分享他们在所提供的原料上增加的价值；而他所分得的这一份额就是他的利润。

诚然，有时候可能会有个别经济独立的工人，他有足够的资本去购买生产所需的原料，并在生产过程结束之前，足以维持自己的生活。他既是雇主，又是工人，所以能够享受他自己劳动的全部所得，或者是原料所增加的全部价值。这一收入包含了通常属于两个不同人的两种不同的收入，即资本的利润和劳动的工资。

然而，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在欧洲各地，二十个工人为一个雇主即经济独立的人工作；而劳动的工资在所有地方都被理解为，劳动者是一个人，而资本所有人在雇用一个劳动者为他工作时才会说到工资，而且情况也通常如此。

在各地，通常所说的劳动工资，取决于双方所签订的合同，而合同双方的利益是完全不同的。工人渴望得到的工资是越多越好，而雇主则希望支付给工人的工资越少越好。前者倾向于联合起来，以期提高劳动工资；而后者倾向于联合起来，则是为了降低劳动工资。

然而，不难预料，在通常情况下，哪一方在冲突中居于有利地位，哪一方就能迫使对方屈服于自己的条件。雇主由于人数比较少，因而能更容易地联合起来；此外，至少法律和政府机关不能禁止他们的联合，却能禁止工人的联合。我们没有任何由议会通过的为了反对降低工资的价格而联合起来的法案；可是却有许多反对联合起来去提高工资价格的法案。在所有这类争议中，雇主们能坚持得更加长久。地主、农场主、制造业者或商人，即使不雇用一个工人，通常也能靠已经拥有的资本维持生活一两年。而许多工人，如没有工作，一个星期也维持不下去，很少有人能维持一个月，几乎没有人能熬过一年。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雇主不能没有工人，也像工人不能没有雇主一样；但是，雇主没有工人并不像工人没有雇主那么迫切。

虽然我们经常听到工人们的联合，却很少听到雇主们的联合，但是，如果有人信以为真，以为雇主们很少联合，那他就是既不明白真相，又不懂世故。雇主们随时随地都有一种默契而又融和的联合，不把劳动的工资提高到其各自的实际比率以上。违反这种默契在所有地方都被认为是不受欢迎的做法，而这样做的雇主会受到他的邻居和其他雇主的谴责。诚然，我们很少听到有这种联合，因为这是一种从来没有人听说过的、平常的，也可以说是自然的状态。雇主们为了把劳动工资甚至降到实际比率之下，有时也参加特别的联合。这些联合总是不声不响地、秘密地进行，直到采取行动的那一时刻，而当工人们毫无抵抗地屈服时，工人们虽然也感到切肤之痛，但没有人会听到他们的声音。可是，雇主们的这种联合常常受到工人们对抗性的和防御性的联合抵制；有时没有这类刺激，他们也会自动联合起来，以提高自己劳动的价格。他们通常要求提高工资的理由，有时则是食物价格昂贵；有时是雇主们从他们的工作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然而，不管他们的联合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他们总是闹得满城风雨。为了使问题得到迅速解决，他们总是大叫大嚷，有时使用最惊人的暴力。工人们是绝望的，像绝望的人们那样荒唐地放纵自己的行为，他们要么饿死，要么威胁他们的雇主立即接受他们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雇主们对工人们也同样大叫大嚷，并且从不间断地向地方执法机构高声呼救，要求严格执行那些已经通过的法律以对抗仆人、工人和工匠的联合。所以，工人们很少会从这种喧嚣联合的暴行中得到什么好处，部分原因是由于地方执法机构的干预，部分原因是由于雇主们异乎寻常地镇定，部分原因是由于大多数工人为了眼前的生存而不得不屈服，而组织这些联合的工人领袖却以遭受惩罚或毁灭而告终。

但是，尽管雇主们在同自己工人的冲突中一般处于优势，却始终有一个特定的比率，即使是最低廉的那种劳动的普通工资，也似乎不可能长时期降到这个比率以下。

一个人总得靠工作来维持生活，而他的工资至少要足以维持他的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工资甚至还必须多一些，否则他就不可能供养一个家庭，而这类工人的种族就不可能延续到下一代。鉴于这一原因，肯迪隆先生似乎做过这样的假设，即普通工人至少所赚到的最低廉的工资，无论在哪里，必须是他们自己生活费的两倍，以便使他们有能力抚养两个子女；至于他妻子的劳动报酬，由于必须由她来照顾孩子，假定获得足以维持她的生存数额就行了 。但是，根据计算，所生下的孩子有一半在成年以前就会死亡 。因此，根据这种算法，最穷的劳动工人也必须计划至少生育四个子女，才可能有同等的机会使其中的两个子女活到成年。但是据估计，四个儿童的必要的生活费用几乎等于一个成人必要的生活费用。肯迪隆先生还说，一个健壮奴隶的劳动，据估计，其价值是他生活费用的两倍，因此他认为，最低廉的工人的劳动，也不能低于一个健壮奴隶的劳动。说到这里，看来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为了供养一个家庭，丈夫和妻子的劳动合在一起，即使是最低级的那种普通劳动，也必须赚得比刚好可以维持他们自己生存的所需要的多一些，但是多少，到底是按照上面所说的比例还是其他的比例，我就无权来做这个决定了。

可是，有些情况有时会使工人处于有利地位，并使得他们能够将工资提高到大大超出这个比率的水平。显然，这个比率只是符合一般人道主义的最低工资罢了。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当对以工资为生的人，即对各种工人、工匠、仆人的需求不断增长时，当每一年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比上一年的就业人数增大时，工人就没有必要为了提高自己的工资而联合起来。人员短缺使雇主们彼此竞争，愿意出更高的价钱去得到工人，这样就自行打破了雇主们为了阻止增加工资而形成的自然联合。

很显然，对以工资为生的人的需求的增长，必然会与预定用于支付工资的基金的增长成比例。这类基金可分两种：第一种，超过生活费以上的必要的收入；第二种，超过雇主们自己所必须使用的资本。

当地主、年金领取人或有钱人的收入超过他们认为足以维持自己家庭生活的需要时，他就会把剩余的全部或一部分收入用来雇用一个或多个家庭仆役 。如果这个剩余增加，他自然就会增加雇用仆役的人数。

一个独立工人，如织布匠或制鞋匠，当他拥有的资本足以购买自己生产的原料和维持自己的生活，直到产品售出还有剩余时，他自然会用这笔剩余的资金去雇用一个或多个工匠，以便从他们的劳动中获取利润 。如果这种剩余增加，他自然就会增加他雇用工匠的人数。

因此，对以工资为生的人的需求，还必须随着每个国家收入和资本的增长而增长，而且也不可能脱离它的增长而增长 。收入和资本的增长是国民财富的增长。因此，对以工资为生的人的需求，自然也随着国民财富的增长而增长。

劳动工资的上升，不受国民财富的实际多少所影响，它是因为国民财富的不断增长所造成的。所以，最高的劳动工资不是在最富的国家里，而是在发展最快或者说致富最快的国家里。英国肯定是当今比北美地区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富有 的国家。可是，北美地区的劳动工资比英国任何一地区的劳动工资都高。在纽约地区，普通工人每天赚 美币三先令六便士，折合英币二先令；造船木工，十先令六便士，外加值英币六便士的一品脱朗姆酒，共合英币六先令六便士；建房木工和泥瓦匠，每天八先令，合英币四先令六便士；裁缝工人，每天五先令，约合英币二先令十便士。他们的工资全都高于伦敦的价格，据说在其他各殖民地的工资也和在纽约的工资一样高。在北美各地的食物价格，比在英格兰的食物价格低得多。在那里从来没有听说过发生饥荒的事。即使在最坏的年份里，他们也总是有足够的食物维持自己的生活，只是出口减少了。因此，如果劳动的货币价格在宗主国各地都高，那么，劳动的真实价格，即给予劳动者的对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实际支配能力，也一定相应更高。

但是，尽管北美地区还不如英国那么富有，但它却更加兴旺发达，并以更快的速度进一步获取财富。任何一个国家最具有决定意义的繁荣标志，是它的居民人数的增长。据估计，在英国以及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在将近五百年里，居民人数的增加不到一倍。而在北美的英国殖民地，据了解，居民人数在二十年或二十五年之内增加了一倍。目前，这种人数的增加主要也不是由于新居民的不断进入，而是由于本地人口的大量繁衍。据说，年长的人常常亲眼看到自己的子孙后代有五十个到一百个，有时会更多。劳动的报酬在那里如此丰厚，以致子女众多不但不是家庭的负担，反而是父母富裕和兴旺的源泉。根据计算，在离开父母以前，每个孩子的劳动能带来净收入一百英镑。在欧洲的中层或下层人民中，一个有四五个子女的年轻寡妇，再婚的机会很少，而在北美洲却被认为是一笔财富，常常有人求婚。孩子的价值，是婚姻追求的最大鼓励。因此，我们对北美洲的通常早婚就不觉奇怪了。尽管早婚使得人口大量增长，但在北美洲却仍然有人继续抱怨人手不足。对劳动的需求，用于维持他们生计的资金的增长，似乎比能够找到的劳工人数的增长更快。

虽然一个国家的财富应该很大，但如果这个国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我们绝不可能期望那里的劳动工资会很高。指定用于支付工资的基金、居民的收入和资本，这一数目可能是最大的。但是如果它在几个世纪中保持不变或者几乎不变，那么每年会很容易地雇用到所需的劳工人数，甚至有余，还可以为下一年提供所需的工人人数。在那里，几乎感觉不到人手短缺，雇主们也不可能争着为雇用工人而彼此竞相抬高价钱。相反，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人数会自行地成倍增加，超过了就业机会。就业机会不断减少，工人们不得不竞相降价，以求有工可做。在这样的国家里，如果劳动工资曾经高于劳工自身的生活费，并使他能够供养家庭的话，那么，劳工的竞争和雇主的利益不久就会使劳动工资降到与一般人道主义标准相符的最低比率。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最富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耕种得最好、人们最勤劳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它似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五百多年前访问过中国的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关于其农业、工业和人口众多，与当今的旅行家们所描述的情况几乎完全一致。也许早在马可·波罗 时代以前，中国就已经达到了充分富裕的程度。在许多其他方面，旅行家们的记载虽有不同，而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在中国，劳动工资很低，人们感到养活一家人很难。如果农民在地里劳动一整天，到晚上能够赚到买少量大米的钱，那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技工的生活状况可能就更加糟糕。他们不像欧洲的工人那样，悠闲地待在自己的作坊里，等待顾客上门，他们是背着工作所需的工具，不断地沿街四处奔走，叫卖自己的服务，好像是在乞求工作。中国最下层人民的贫困，远远超过了欧洲最贫穷国家人民的贫困状况。据说，在广州附近，有数以百计、千计的家庭没有在陆地上的房屋，常常生活在各种河道上的小小渔船中。他们感到在那里缺衣少食，以致渴望捞到欧洲船只所抛下的最肮脏的垃圾。任何腐臭的肉，例如死狗或死猫，虽已腐烂发臭，他们也十分喜欢，就像其他欧洲国家的人们喜欢最卫生的食物那样。婚姻在中国是受到鼓励的，不是因为可以从孩子身上获利，而是因为可以自由摧残儿童。在所有的大城市里，每天晚上都有几个婴儿被抛弃街头，或像小狗一样被溺死在水中。据说，做这种可怕的事情是公开的职业，有些人以此谋生。

可是，虽然中国或许是处于停滞状态，却似乎并没有倒退。没有哪一个城市为自己的居民所遗弃。它的土地一旦被耕种过，就没有任其荒芜下去。因此，每年必须继续完成同样多或差不多的劳动，从而指定用于维持劳动的基金必然不会有明显的减少。所以，最底层的劳动者，尽管他们的生活资料十分匮乏，他们也一定能想方设法维持自己的种族，以保持其正常的人数不变。

但在指定用于维持劳动的基金有明显下降的国家，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在各类不同的职业中，每年对仆役和工人的需求会比前一年的少。许多在上层社会里成长的人找不到适合他们自己的工作，因此，会乐于在最低级的行业中找事做。而在最低级的行业里，不仅充斥了社会底层的工人，也涌入了来自于所有其他阶层的人，就业的竞争十分激烈，从而使劳动工资降低到最可怜的地步，只能提供劳动者十分贫乏的生活资料。即使是这么苛刻的条件，还有许多人仍然找不到工作，他们要么就忍饥挨饿，要么就乞讨度日，要么就去干那些穷凶极恶的勾当。食物匮乏、饥荒及死亡会立即在那个阶层中流行，并且从那个阶层扩展到所有的上层阶层，直到该国居民的人数减少到剩余的收入和资本可以轻易地维持的程度，并且其他剩余的收入和资本也已被苛政和灾难所摧毁。或许在孟加拉以及东印度的其他一些英属殖民地的现状差不多是这样的。在一个人口已经大量减少而土地肥沃的国家里，生活资料的获得并不应该十分困难，尽管那里每年有三四十万人饿死，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那里用于维持贫穷劳动者的生活基金正在迅速减少。通过北美和东印度这些国家的不同现状，或许可以更好地说明，保护和治理北美的不列颠宪法与压迫和统治东印度的商业公司的宪法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因此，丰厚的劳动报酬既是国民财富增加的必然结果，又是国民财富增加的自然征兆。相反，贫穷劳动者生活资料的匮乏是停滞状态的自然征兆，而他们的饥饿状态则是迅速倒退的自然征兆。

在大不列颠，目前的劳动工资显然比使劳动者能供养一个家庭所必需的更多。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们没有必要去对这一可能的最低数目进行繁琐和不确切的计算。有许多明显的迹象，可以说明在这个国家里，劳动工资在任何地方都是按照与一般人道主义标准相符的最低比率来调节的。

第一，几乎在大不列颠的所有地方，即使是在最低级的那种劳动中，夏季工资与冬季工资也有所不同。夏季工资总是最高。然而在冬季，由于燃料开支巨大，一个家庭的维持费用却是最高。因此，当支出最低时，工资却是最高，显然工资不是受这类开支的必要性所支配的，而是受工作的数量和其认定的价值所支配的。的确可以这样说，一个劳动者应当在夏季储蓄其工资的一部分以应付冬季的开支，这样，他的全年所得就不会超出全年维持其家庭所必需的数目。然而，不能以这种方法要求一个奴隶，或者一个完全依赖于我们才能够生活的人。他每天的生活资料会按他每天需要的比例分给他的。

第二，在大不列颠，劳动工资并不随着食物的价格而波动。所有地方的食物价格都是一年与另一年有所不同，而且常常是一月与另一月有所不同。但是，在许多地方，劳动的货币工资则是保持不变的，有时候是半个世纪都一样。因此，在这些地方，如果贫穷的劳动者在物价昂贵时期尚能供养其家庭的话，那么在物价适中的时候，他们一定过得很舒适，而在物价极其低廉的时候，他们一定生活得很优裕。在过去的十年里，食物价格高昂，在这个王国的许多地区并未伴有劳动价格的显著提高。的确，在有些地方劳动工资有所提高，但那可能是由于对劳动需求的增长，而不是由于食物价格的上涨而提高。

第三，就不同年度而言，食物价格的变动比劳动工资的变动大；而就不同地区而言，劳动工资的变动则要比食物价格的变动大。在不列颠联合王国的大部分地区，面包和肉类的价格基本相同或大致相同。这些食物以及其他大部分零售商品（贫穷的劳动者都是以零售的方式购买所有商品），在大城市购买和在边远地区购买通常一样便宜或者更便宜些，其原因我将会在下面解释说明的。但是在大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的劳动工资，却常常比几英里以外的城市要高出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即高出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二十五。在伦敦及其附近地区，劳动的一般价格可以说是每天十八便士。而在离其几英里远的地方，劳动的一般价格就降到了十四至十五便士。在爱丁堡及其附近地区的劳动一般价格为十便士。在离它几英里的地区，劳动的一般价格就降到了八便士，这是苏格兰低地大部分地区一般劳动的一般价格，在那里劳动价格的变动比在英格兰的劳动价格的变动要少得多 。这种价格上的差异似乎总是不足以驱使一个人从一个教区移居到另一个教区，却必然会使体积最庞大的商品从一个教区运往另一个教区，甚至从国内或世界的一个角落运往另一个角落，因而不久就会使它们的价格降到大体相同的水平上。尽管常常说人性善变，不能始终如一，但凭经验就可以知道，显然人才是最安土重迁的。因此，如果贫穷的劳动者能在劳动价格最低的地区供养家庭，那么，他们在劳动价格最高的地方就能过上富裕的生活了。

第四，劳动价格的变化不仅在地点或时间上与食物价格的变化不一致，而且其变化常常是相反的。谷物是普通人的食品，在苏格兰的谷物比在英格兰的贵，苏格兰从英格兰那里每年得到大量谷物的供应。苏格兰购入谷物，英格兰供应谷物，谷物在苏格兰的售价一定比在英格兰的售价高，而对于同一质量的谷物而言，英格兰的谷物则不可能比进入市场参与竞争的苏格兰谷物售价更高。谷物的质量主要取决于它在磨坊出粉的数量，在这方面英格兰的谷物优于苏格兰的谷物，虽然从表面上看，或者从它的体积大小的比例来看，英格兰的谷物是贵一些。但是实际上，就其质量而言，甚至就其重量而言，英格兰的谷物要便宜一些。可是，劳动的价格在英格兰比在苏格兰贵。因此，如果贫穷的劳工能在联合王国的某一地区，即在苏格兰，供养家庭的话，那么他们在另一地区，即英格兰，一定可以过富裕生活。诚然，燕麦面为普通苏格兰人提供了他们的大部分和最好的食物，比起在英格兰与他们处于同一阶层人的食物来要差许多。但是，这一差别，不是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不同所致，而是由于他们工资的不同所导致的结果，虽然，出于某种奇怪的误解，我常常听到人们把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不同说成是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一个人富有，而他的邻居贫穷，并不是因为他出门坐车而邻居步行，而是因为他富才备得起马车，而邻居贫穷才不得不走路。

在上个世纪里，联合王国的这两个地区谷物的价格都比在本世纪里贵一些，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对这一点的证实，如果可以证实的话，对苏格兰来说要比对英格兰来说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苏格兰，谷物的价格可以通过政府的档案来证明，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每年对所有县的各种谷物价格进行公开评估。如果这个直接证据还需要有任何旁证来加以确认的话，我可以说，法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欧洲大部分其他地区的情况或许也是如此。关于法国的情况，有着极为明确的证据。但是，尽管在联合王国的这两个地区的谷物价格，上世纪比本世纪略微贵一些是明确的事实，但劳动更便宜一些也同样是明确的事实。因此，如果贫穷的劳工那时能够供养家庭，那么他们现在日子也一定过得容易些。在上个世纪里，苏格兰大部分地区普通劳动的日常工资为夏季每天六便士，冬季每天五便士。在苏格兰高地和西部各岛的一些地方，仍然继续支付差不多相同的工资，一星期三先令。在苏格兰低地的大部分地区，普通劳动的日常工资现在是每天八便士；在爱丁堡附近，是十便士，有时是一先令；在毗邻英格兰的各县（或许是由于这种邻近的关系），还有在少数其他地方，最近对劳动的需求大为增长，如格拉斯哥、卡隆、艾尔郡等地，情况也大致如此。英格兰比苏格兰更早地开始了对农业、商业和制造业的情况的改善。对劳动的需求，进而是对劳动的价格，必然随着这种情况的改善而增长。因而，在上个世纪里，同样也在本世纪里，劳动工资在英格兰比在苏格兰高。从那时以来，工资业已大为增长，不过由于在不同地区所支付的工资变化比较大，很难确定究竟增长了多少。1614年，一个步兵的饷银和现在的步兵一样，每天八便士 。在最初规定这个数目时，自然会考虑到普通劳动者的正常工资，因为步兵通常是来自于这个阶层的。据在查尔斯二世的时代写过书的最高法院院长海尔斯 计算，一个六口之家（父母、两个能做些事情的子女和两个不能做事的子女）的劳动工人家庭的必要开支，是每星期十先令，即一年二十六英镑。他认为，如果他们不能凭劳动赚得这个金额，他们就必须去乞讨或者去偷窃以凑足这一金额。他似乎对这个问题 进行了十分仔细的研究。格雷戈里·金先生在政治算术方面的技能是达夫南博士所极为称赞的，他在1688年曾经计算过，劳动者和不住宿仆役的一般收入为每个家庭每年十五英镑，假定一个家庭平均是由三个半人员组成 的话。因此，虽然从表面上看，他的计算与海尔斯法官的计算有所不同，而在实际上却非常接近。两人都认为，这类家庭每星期的开支大约是每人二十便士。自那时以来，在联合王国的大部分地区，这类家庭的货币收入和支出已大为增长，尽管所增加的部分，远不及最近公布的关于目前劳动工资增加的那些夸张报告所说的那么多，有的地方增加得多一些，有的地方则少一些。必须指出，在任何地方劳动工资都很难给出精确的数字的，因为在同一地方对同一种劳动常常支付不同的价格，不仅仅是由于工人的能力不同，还要看雇主是慷慨还是吝啬。在工资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地方，我们只能凭经验来确定什么是最一般的工资，而经验似乎告诉我们，法律从来就不能对工资作出适当的规定，尽管法律常常企图要对其作出规定。

在本世纪里，劳动的真实报酬，即劳动者所能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真实数量或许比它的货币价格增长的比例更大。不仅谷物在某种程度上变得更加便宜，而且成为勤奋工作的贫穷劳动者可口而又有益健康的食品，许多其他食物也变得大为低廉。例如，在王国的大部分地区，土豆的价格比三四十年以前便宜一半。萝卜、胡萝卜、卷心菜的情况也是一样，这些东西过去是用锄头小面积种植的，而现在大多是用犁进行大面积种植的。各种蔬菜也都更加便宜。上个世纪，大不列颠消费的大部分苹果甚至洋葱都是从佛兰德 进口的。亚麻和呢绒的粗加工工业的大大改进，使劳动者可以买到价格低廉但质地却较好的衣服；粗金属制造业的大大改进，使劳动者能得到价格低廉且较好的劳动工具，还有许多使用方便、实用的家居用品。的确，肥皂、盐、蜡烛、皮革和酵母酒变得大为昂贵，主要是对这些商品所征收的税所致。可是，贫穷的劳工们，对这些商品消费的数量很小，它们价格的上涨常常被许多其他商品的价格下降所抵消。常常听到有人抱怨说，奢侈之风甚至已经波及最下层的人民，贫穷的劳工们已经不再满足于从前令他们感到满意的食物、衣着和住所了，这一点就可以使我们确信，不仅劳动的货币工资有所增加，而且劳动的真实报酬也有所增加。

下层人民生活状况的改善，应当被看做是对社会有好处，还是应当被看做是没有好处呢？乍一看，答案似乎十分明了。仆役、劳工和各类工人在所有大的政治社会都占人口的多数。但是，决不能把大多数人生活状况的改善，看做是对整个社会的不利。当绝大部分的社会成员处于贫穷和困苦时，没有哪一个社会能够确实兴旺发达和美好。此外，只有那些为整个社会提供食物、衣物和住所的人也能从自己劳动所得中获得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一份，并使他们自己可以维持下去的食物、衣物和住所时，才算得上公平。

虽然，贫穷不会鼓励人们去结婚，但贫穷不能总是阻止人们去结婚。贫穷甚至好像有利于生育后代。苏格兰高地的一个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妇女，通常生育二十多个子女，而一个娇生惯养的阔太太却经常是一个不生，或者通常最多也就生两三个。不孕症，在上层社会的妇女中司空见惯，而在下层社会的妇女中却极为罕见。或许女性的豪华奢侈在燃起了享乐情欲的同时，似乎总是削弱生育的能力，并且常常是摧毁这一能力。

虽然贫穷不能阻止生育，但是对于抚养孩子却是极其不利的。幼嫩的树苗出生了，但是生长在寒冷的土壤中和糟糕的气候里，不久就会枯萎并死亡。我常听人说，在苏格兰高地，一个生育了二十个子女的母亲没有两个孩子能活下来是常有的事。几个经验丰富的军官曾经告诉我说，在他们部队出生的士兵的子女远远不够补充本部队的士兵人数，甚至从来不能为他们自己部队提供足够人数的吹鼓手。可是，在军营附近而不是军营里面，却随处可见许多可爱的孩子们。似乎他们很少有人能活到十三四岁。在有些地方，出生的孩子有一半不满四岁就死去了；在许多地方，出生的孩子有一半不满七岁就死去了；几乎在所有的地方出生的孩子有一半都不满九岁或十岁就死去了。然而，各地这么高的死亡率主要是出现在普通人家的孩子中，他们没有能力像家境较好的人们那样去照顾孩子们。虽然他们婚后通常比上流社会的人家能生育更多的子女，但是他们的子女能活到成年的比例却很小。在弃儿养育院以及在教会慈善堂抚养的儿童中，儿童的死亡率比在普通人家的儿童中还要高。

每一种动物都自然而然地按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比例繁殖，没有哪一种动物能够超过这一比例而繁殖。然而在文明社会中，只有在下层人民中才会因生活资料的贫乏而限制了人类进一步的繁殖，其途径就是摧毁他们的婚姻所多生育的大多数子女。

丰厚的劳动报酬使他们能为自己的子女提供较好的成长环境，从而能养活更多的子女，这样自然就会拓宽和扩大上述的生育限制。还有一点值得指出，这一限制的放宽程度必然会与对劳动需求的程度尽可能地保持相同的比例。如果这种劳动需求不断增长，劳动报酬必然会鼓励劳动者结婚和生育，使他们能以不断增加的人口去满足不断增长的劳动需求。如果劳动报酬在某一时期比为满足这一需求少的话，人手短缺的情况很快就会使劳动报酬有所提高；而如果劳动报酬在某一时期比为满足这一需求多的话，人口的过度繁殖就会使之降到这个必要的比率以下。在前一种情况下，市场的劳动存量不足，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市场的劳动存量过多，很快这两种情况都会迫使劳动价格回到社会情况所要求的适当比率上。正是按照这种方式，对人口的需求也同对其他任何商品的需求一样，必然调节人口的增长，当人口增长太慢时使之加快，当人口增长太快时使之停止。在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国家，如北美、欧洲，还有中国，正是这种需求调节和决定了人口增长的状态，这一需求使得人口在北美迅速地增长，在欧洲缓慢而逐渐地增长，在中国的增长则完全停止。

据说，一个奴隶的消费是由他的主人来承担的，但是一个自由雇工的消费则是由他自己来承担的。但实际上，后者的消费也像前者的消费一样，也是由他的雇主来承担的。支付给工匠和各类雇工的工资，按照社会需求的增加、减少或停滞，必须能够使他们用以维持工匠和雇工人数的繁衍。虽然自由雇工的消费同样也是由其雇主承担的，但是，其消费一般都比奴隶的消费少。指定用于奴隶身上的替代或维修资金，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一般是由漠不关心的主人或疏忽大意的监工所管理的，而指定用于自由人身上为了同一目的的资金则是由自由人自己管理的。富人家通行的杂乱无章的理财自然也会介入对前者资金的管理，而穷人家的严格节俭和精打细算自然也会在后者的管理中得到贯彻。在这两种不同的管理方式下，为了同一目的支出其执行的程度肯定会非常不同。因此，从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经验来看，我相信最终自由人所完成的工作会比奴隶所完成的工作的价格低廉一些，即使在波士顿、纽约和费城这些普通劳动的工资非常高的地方，情况也是如此。

因此，劳动的丰厚报酬既是财富增长的结果，又是人口增加的原因。对劳动丰厚报酬的抱怨，就是对带来最大公共繁荣的必然因果关系的惋惜。

或许应当指出，正是处在进步状态下，即在社会不是已经达到极端富裕的时候，而是在社会不断进步和发展的时候，贫穷的劳动者即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似乎是最快乐和最舒适的。而当社会处于停滞状态下时，人们的生活艰苦；而当社会处于衰落状态下时，他们的生活就悲惨。实际上，进步的社会状态对社会所有各阶层的人民来说，是一种令人愉悦和心满意足的状态。停滞的社会状态是枯燥无味的，而衰落的社会状态则是令人悲伤的。

劳动的丰厚报酬鼓励人口繁衍，也增进普通人们勤劳工作。劳动工资是对工作勤奋的鼓励，勤奋也像所有其他的人类品质一样，受到的鼓励越多就越勤奋。丰富的生活资料会增强劳动者的体力，增大改善生活状况的良好希望，还有增大在丰衣足食中终其一生的希望，这些会促使他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因此，在工资高的地方，我们总是会看到工人比在工资低的地方更加积极、更加勤劳、更加敏捷地工作，例如，在英格兰就与在苏格兰不同，在大城市周围就与在穷乡僻壤不同。诚然，有些工人如果能在四天之内就可以赚到维持他们一星期的生活费的话，他们在那三天里就不工作。但是，大多数工人的情况并不是这样。但是当工人的工资是用非常丰厚的计件工资时，往往会劳动过度，在几年之内损害了自己的身体和健康。在伦敦以及一些其他地方，据说一个木匠不能精力充沛地工作八年以上。在工人按件计酬的许多其他行业里，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如在制造业中，甚至在工资比一般工资高的农业劳动中，工人的情况一般也是如此。几乎所有各类工匠，由于在自己的特殊工作中劳动过度，常患某种职业病。拉穆志尼，一位著名的意大利医生，曾经写过一部有关这种疾病的专著 。我们不认为我们的士兵算是我们中间最勤劳的人，但是当士兵们从事某种具体工作并且通过计件得到丰厚报酬时，他们的军官们常常不得不为参加工作的人规定每天所赚得的钱数，并按其支付比率限定一定的数目。在作出这一规定以前，相互的竞争和多赚钱的欲望常常使他们工作过度，以致因劳累过度而损害了他们自己的身体健康。常常有人高声抱怨，一个星期中四天的紧张工作是另外三天偷懒的真正原因。一连几天从事大量的劳动（不论是脑力方面的还是体力方面的）以后，大多数人都渴望放松一下，如果不受到强迫或某种巨大压力的限制，这种欲望几乎是不可抗拒的。这是本能的需要，必须通过某种恣情纵欲去满足，有时只是休息和放松，有时则需要有娱乐和消遣。如果这一需要不能满足，后果常常是危险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并且迟早会导致患上特殊的职业病。如果雇主们总是愿意听从理智和人道的指挥，他们常常就会控制许多工人工作适度而不是工作过度。我相信，人们可以发现，在每一行业中，适度工作从而能够经常工作的人，不仅能使他的健康保持得最长久，而且在一年之中，还能完成最大量的工作。

有人认为，在物价低廉的年份里，一般情况下工人们都比平常懒惰，而在物价昂贵的年份里，则比平常更勤奋。因此得出结论说，生活资料的丰富会使他们放松努力，而生活资料的匮乏则会使他们更加勤奋。比普通人的生活资料略有丰富会使一些工人偷懒，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说这会对大多数人产生同样影响，或者说人们一般在营养不良时会比在营养充足时要工作得更好些，说人们一般在沮丧气馁时会比在兴高采烈时要工作得更好些，说人们常常在患病时会比在健康时要工作得更好些，似乎是不大可能的。应当指出，一般在闹饥荒的年份里，普通人常常患病和死亡，这不可能不使他们的劳动产量减少。

在物质丰富的年份里，雇工们常常离开他们的雇主，去碰碰运气，看一看凭他们自己的勤勉能够赚得多少生活资料。但是食物价格的低廉同样也增加了指定用于雇工维持费的资金，因而促使雇主们，特别是农场主，去雇用更多的雇工。在这种情况下，农场主期望通过多雇用几个劳工使自己的谷物获得更多的利润，而不是把自己的谷物放在市场上低价出售。对雇工的需求增加了，而可以供给这种需求的人数减少了。因此，劳动价格往往在物价低廉的年份上升。

在物质匮乏的年份里，生活资料的取得既困难而又不确定，使得所有这类劳工急于回到雇主那里去干活。但是由于食物价格的昂贵，促使雇主们通过减少指定用于维持雇工的资金，而宁愿减少而不是增加现有的雇工人数。在物价昂贵的年份里，贫穷的独立工人也常常耗尽了他自己用于购买生产原料的少量资本，因而被迫成为谋取衣食的雇工。工作岗位少而想要得到的人又多，许多人愿意以低于一般条件的条件而得到工作，因而在物价昂贵的年份里，雇工和帮工的工资常常下降。

因此，所有各类雇主在物价昂贵的年份里比在物价低廉的年份里，常常能从他们的雇工处得到更大的好处，发现他们的雇工比以前更加听话，更加服从。因此，他们自然赞同物价昂贵的年份更有利于生产。此外，地主和农场主这两个最大的雇主人群，还有另外的理由乐于看到物价昂贵的年份。地主的地租和农场主的利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食物的价格。可是，设想人们一般在为自己工作时会比为他人工作时要工作得少些，那是再荒谬不过的了。一个贫穷的独立工人，一般比一个按件计酬的帮工甚至更为勤奋。前者享受他自己勤劳的全部所得，而后者则要和雇主分享这一所得。前者处于自己分离独立的状态下，不容易受不良伙伴的引诱，在大工厂中，这种伙伴常常败坏他人的道德。独立工人与那些按月或按年雇用、不论做多做少工资和维持费都是一样的雇工相比，其优越性可能要大一些。物价低廉的年份，常会提高独立工人对帮工以及各种雇工的比例，而物价昂贵的年份则会降低这一比例。

麦桑斯 先生，一个博学多才的法国作家，在圣艾蒂安选举中担任税收官，他试图通过对在三种不同的制造业中贫穷的劳工所生产的产品数量和价值的比较，来表明穷人在物价低廉的年份里比在物价昂贵的年份里能做更多的工作。这三种不同的制造业是：在埃尔伯夫的粗毛纺织业和两个均在卢昂地区的麻纺织业及丝织业。根据他的抄自官署登记簿的报告来看，所有这三种制造业中生产的产品数量和价值，在物价低廉的年份里一般比在物价昂贵的年份里大；在物价最低的年份里，产品的数量和价值最大，而在物价最高的年份里，产品的数量和价值则最小。这三种制造业似乎都处于停滞状态，或者说，虽然它们各自的产品一年与一年有所不同，但是就整体而言，他们既没有后退，也没有前进。

苏格兰的麻纺织业和约克郡西区的粗毛纺织业，是两个正在发展中的纺织制造业，虽然其每年的生产有些变化，但是一般在其数量和价值两个方面都在增长。可是，通过对它们已经公布的年度生产报告的研究，我发现它们的生产变化与每年物价的昂贵或低廉没有任何明显的关联。1740年是物质缺口巨大的年份，确实这两个制造业的生产看起来是在大幅下降。但在另一个缺口巨大的年份里，即1756年，苏格兰的麻纺织业却比在普通年份有着更大的发展。在美洲印花税法废除以后，约克郡的粗毛纺织业生产确实下降了，而且直到1766年，产量才又回升到1755年的水平。在1766年及次年，产量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此后一直保持不断增长。

所有向远方出售产品的大型制造业的生产，与其说是依存于其生产所在国各年物价的昂贵或低廉，不如说是依存于影响消费国需求的各种情况，取决于和平或战争；取决于其他竞争对手制造业的繁荣或衰落；取决于主要消费者的消费心情的好与坏。此外，在物价低廉的年份里，也许大部分特殊工作的完成，从未进入制造业的公共登记册。离开雇主的男性雇工成为了独立的劳动者；女性回到她们的父母身边，通常是纺纱，为了给自己和家人添置衣物。甚至独立工人也并不总是为了向公众出售产品而工作，而是受雇于一些从事家用品制造的邻居。因此，他们的劳动产品常常不被列入这些公共登记册，有时这些登记册公布的记录十分夸张，而且我们的商业和制造业却常常借这些虚幻的记录，宣称这个最大帝国是如何繁荣或者衰落的。

虽然劳动价格的变动不但不总是和食物价格的变动保持一致，而且常常是完全相反的，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认为，食物的价格对劳动的价格没有影响。劳动的货币价格必然受两种情况的支配：对劳动的需求；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价格。对劳动的需求，根据其是增加、不变还是减少，决定着必须向劳动者供应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而劳动的货币价格则是由购买这个数量所必需的金额所决定的。所以，虽然有时在食物价格低廉的地方，劳动的货币价格很高，但是如果食物价格高了，而劳动的需求保持不变，那么，劳动的货币价格还会更高。

正是由于在物质突然极为丰富的年份里，劳动需求的增长，以及在物质突然极为缺乏的年份里，对劳动的需求减少，才使得劳动的货币价格有时上升，有时下降。

在物质突然极为丰富的年份里，许多产业雇主手中的资金超过上年用于雇用勤劳工人所用资金，并且，超出这个人数的工人不能总是雇得到。因此，想要雇到更多工人的那些雇主就会竞相出高价，以求雇到工人，这样，有时就提高了劳动的真实价格和货币价格。

在物质突然极为缺乏的年份里，情形恰好相反。指定用于雇用工人的资金比上一年度少。大批的工人失业，彼此竞相降价以求获取工作，这样，有时就降低了劳动的真实价格和货币价格。1740年是物质极为缺乏的一年，许多人愿意为了获得仅能维持生计的生活资料而工作。在随之而来的几年是物质丰富的年份，这时，要雇到劳动者和雇工却是很困难。

物价昂贵之年的匮乏，通过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往往会使劳动价格下降，而食物的高价则往往会提高劳动的价格。相反，物价低廉之年的丰富，通过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往往会使劳动价格提高，而食物的廉价则往往会降低劳动的价格。在食物价格的一般变化中，两种对立的原因似乎彼此抵消，这或许是劳动工资比食物价格在各地都更加稳定、更加持久的部分原因吧。

劳动工资的增长必然提高许多商品的价格（这是因为这种价格中所包含的工资部分提高了），从而趋向于商品在国内和国外消费的减少。然而，提高劳动工资的同一原因，即资本的增加，往往会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使较少量的劳动能够生产较大量的产品。雇用大量劳工的资本所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必然要极力对工作进行适当的划分和分配，以使工人能够生产出最大可能数量的产品。为了同样的原因，他力争给工人提供他自己或工人们所能想到的最好的机器。在某一个工厂的劳动者中所发生的事情，出于同一原因，也会在整个社会的劳动者中发生。工人的数目越多，他们就越加自然地划分为不同的职业和工种。由于有更多的人投入到发明完成各种工作最合适的机器中，所以，就更有可能实现这一发明。因此，由于这些方面的改进，许多商品可以比从前使用更少的劳动生产出来，从而劳动价格的提高会被劳动数量的减少所抵消且有余。 cFE6veCvrGT/WOd4ADCKaHguTjGS/a7MotpuY+wX4uuHDSxx8vT8OmrplAzb4ov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