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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中的《德行》和《方正》两门，记述了许多刚强正直的君子，他们对上绝无媚态，对下绝无骄容；处世从不知道媚俗讨巧，论人更没有半点阿谀奉承——
一旦发现朋友华歆艳羡富贵权势，管宁马上与之割席，还断然告诉对方“子非吾友也”，这就是古代所谓“君子不交非类”；和峤在晋武帝面前不愿违心地恭维太子，“圣质如初”表现了大臣的铮铮风骨；宰相王导对晋明帝历数当朝开国皇帝窃国的种种阴谋、血腥，揭露了统治者残忍卑劣的本性；郗超与谢玄私交“不善”，但在国难当头之际力荐谢玄，表现了为人的公正和胸襟的坦荡；卞壸论郗鉴“体中三反”，直率地品评身边的同僚，既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
环顾一下我们的四周，听到的莫非谀辞闹曲，看到的全是溜须拍马，今天到哪里去找魏晋那些刚烈正直的君子？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书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世说新语·德行》
狐狸总是藏不住自己的尾巴。人虽然比狐狸要狡猾万倍，更比狐狸善于隐瞒伪装，但伪君子永远成不了君子。在公开场合那些冠冕堂皇的议论，在大会上那些慷慨激昂的演讲，甚至在情人耳边那些甜言蜜语，都可能是自欺和欺人。听贪官讲廉政，听嫖客讲爱情，听裸官讲爱国，都是今天最有喜感的艺术享受。语言可以把自己显露出来，也可以把自己隐藏起来，不然，怎么会出现“口蜜腹剑”“口是心非”这类成语呢？对“言为心声”千万不要太信以为真，金元好问早就识破“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的秘密。西方哲人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可我们古人一直对语言存有戒心，《论语·公冶长》便记有孔夫子“听其言而观其行”的教诲。评价一个人不能只听他如何说，关键还要看他是如何做。
这则小品通过无意识行为和下意识动作，来揭示人的品行个性和精神境界——不是通过“听”来论其优劣，而是经由“看”来定其高卑。
管宁和华歆二人是小时好友。管宁汉末避难辽东，历经魏武帝、文帝、明帝三朝，一直以聚徒讲学为生，终生不仕。华歆汉末为尚书令，入魏后依附曹氏父子官至太尉。管、华在菜园锄菜时，他们同时看见一块金子。面对同一块金子他们有完全不同的反应：“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则“捉而掷去之”。“捉而掷去之”这两个连续的动作，写出了华歆复杂的心理过程——“捉”是见到金子一刹那的下意识行为，表明他急于想占有金子的心情，不经意间暴露了他对金钱的贪婪，但当他一意识到自己露出丑态后，马上就装出一副对金钱的鄙夷之色，将“片金”轻蔑地“掷去之”。一“捉”一“掷”是从无意识的表露到有意识的掩饰，作者从其行为变化细腻地刻画了他的心理变化，并由此揭示了他人格的卑微和境界的低下。
第二件“小事”是管、华同在一张座席上读书，正好有一乘坐“豪车”的达官贵人从门前路过，这一次管宁又读书如故，目不斜视，而华歆却一脸艳羡，立即废书出观。
从这两件事就能“看”清华歆的为人。管宁当即割断座上的席子，与华歆分席而坐，并不留情面地对华歆说：“你不是我的朋友。”
作者通过两人对两事的不同反应，生动地表现了他们对金钱和权势的不同价值取向，并于各自的行为描写中表达了作者的褒贬态度。观察得细致入微，表达更曲折委婉，用语尤其隽永含蓄，看起来作者是在随意挥洒，而文章其实是在用心经营。
和峤为武帝所亲重，语峤曰：“东宫顷似更成进，卿试往看。”还，问“何如”？答云：“皇太子圣质如初。”
——《世说新语·方正》
晋武帝司马炎所立的太子司马衷是个窝囊废，朝廷上下人人都心知肚明，大臣们无不忧虑晋朝的未来，武帝对这个宝贝儿子的能力也并不看好。有一次他把东宫官属全召集来，拿出一些国家大事让太子裁决，这位未来的皇帝一问三不知，贾妃让太子左右的人代他回答，这才没让太子大出洋相。
暗地里谁都知道太子是个笨蛋，可那些专以奉承拍马起家的大臣们，公开场合却一直恭维太子“聪明英断”，只有和峤对晋武帝说：“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和峤字长舆，历任尚书、太子少保等职，对钱财虽悭吝小气，对皇帝却刚直不阿，所以皇帝一直很信任他。所谓“淳古之风”只是“愚蠢”的一种委婉说法。司马炎听和峤回答后默然不语。俗话说，老婆是别人的漂亮，儿子是自己的聪明，谁喜欢人家说自己的儿子愚蠢呢？更何况是富有四海的天子！
不久，晋武帝对和峤、荀勖说：“太子近来好像有些长进，你们到东宫试一试虚实。”武帝这句话是在暗示直得不能再直的和峤：别再对太子评头品足说三道四，我的儿子怎么会是个蠢货呢？一向善于揣摩人主旨意并喜欢逢迎的荀勖回报武帝说：“太子德更进茂，明识弘断，不同于初，有如明诏。”和峤还是那个不懂转弯的死脑筋，他向武帝回报的结果正好相反：“皇太子圣质如初。”用通俗直白的话来说就是：“皇太子还和从前一样蠢。”可以想见武帝听后的心情。晋武帝时荀勖为中书监，和峤为中书令，按惯例监、令同车出进，但耿直的和峤鄙薄佞媚的荀勖，公车一来和峤便登车扬长而去，荀勖只好再找公车上下班，监、令分车上朝自和、荀始。
这位蠢太子即帝位后，西晋就开始由治变乱，由盛转衰，他最大的政绩就是加速了西晋的灭亡，连以给皇帝贴金为能事的正史也不得不给他“抹黑”：“及居大位，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谗邪得志。”听说天下百姓成批饿死的时候，这位“有淳古之风”的晋惠帝说：“百姓真傻，没有米饭吃，干吗不去吃肉粥呢？”惠帝晚年还得意地责问和峤说：“卿昔谓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和峤的回答真让人哭笑不得：“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国之福也。”
这里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当今的段子：有个官二代学生，成绩在班上长期倒数第一，打架耍赖又总是名列前茅，学校校长对该生的班主任说：“这名同学一直表现‘突出’，期末评语不能写得让他家长扫兴。”既不想拍马屁，也不想惹麻烦，班主任便在期末总结一栏中写道：“该生成绩一直稳定，动手能力尤强。”
从昔日的“圣质如初”，到今天的“成绩稳定”，我们民族的确能“持之以恒”。
司马景王东征，取上党李喜，以为从事中郎。因问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为来？”喜对曰：“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
——《世说新语·言语》
历史上削尖脑袋往官场钻者并不少见，从被庄子讽刺舐痔吮脓之徒，到晋朝潘岳“望尘而拜”，再到唐代郭霸为魏元忠品尿献媚，大可写一部求官丑态史。
竟然有人做官全因被迫！这则小品可能让无数读者困惑。
魏晋之际士族个体的自觉，使许多人遗弃世事而宅心玄远。由于频繁改朝换代导致血腥政治清洗，阮籍“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生履薄冰，谁知我心焦”的诗句，表达了当时士林普遍的焦虑，这使他们更加珍视个人生命和人格的价值。逃避政治，高蹈远引，成为不少士人的人生取向，除非是出于无奈或被迫，通常不愿意涉足官场这个是非之地。晋初，朝廷屡下征聘的诏书，李密铁心辞不就职，以致到“郡县逼迫，急于星火”的程度，才逼出了他那封打动历代读者的《陈情表》。《晋书·刘毅传》载：“文帝辟毅为相国掾，辞疾，积年不就，时人谓毅忠于魏氏，而帝以其顾望，将加重辟，毅惧，应命。”李喜对景王问反映了部分魏晋士人的心曲。
司马景王指司马懿之子司马师，师死后谥景王。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举兵谋反，司马师统率大军征讨，文中“东征”就是指这次战事。上党在今山西长治、壶关一带。司马师东征时“取”李喜为从事中郎，“取”要诉诸武力，“辟”则讲求礼节，所以，“辟”可以推辞，“取”只得应命。不愿就其父之邀，却出任其子之命，这引发了景王司马师的好奇，他大惑不解地问李喜道：“过去先父辟你为官你不就，现在我取你为什么又来了呢？”干吗不吃敬酒吃罚酒呢？李喜的回答直截了当：你父亲以礼待我，我也以礼决定进退；而你以法来强制我，我当然只好畏法就职。
李喜不想卑鄙地求官，也不想无谓地去送死，他对景王的答语真是漂亮极了：既不狂放无礼，也不阿谀奉承，正好在不卑不亢之间。
环顾今天为了一个处长或副处长，几十个教授争得头破血流，再回头仰望这则小品中的李喜，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世说新语·尤悔》
“晋祚安得长”这句话，不是发自晋朝“阶级敌人”的恶毒诅咒，而是出自晋明帝司马绍的深切担忧。司马绍是东晋第二任皇帝，他享国的时间比晋祚更短——在龙椅上仅仅坐了四年，寿命仅仅二十七岁。
刚即位不久，明帝就诏见王导和温峤，这两位是东晋开国元勋，也算是他自己的顾命大臣。现在难以确知当时的谈话背景，也不知道是由于什么原因，明帝向温峤问起自己祖辈如何打下晋朝江山。很可能就像现在学习历史一样，是想通过重温先辈“光辉的创业历程”，一方面让自己和臣下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一方面给自己的皇位找到合法性理由，也让自己在皇位上找到自信。这个二十出头的小家伙登基时，东晋王朝臣强主弱，政权已是风雨飘摇。手握重兵的王敦早就看上他这个位置，他天性就不喜欢称“臣”而喜欢称“朕”。这位有不臣之心的大臣，是明帝和东晋士族的心头大患。他此时特别需要心理支撑，尤其是他想确证晋朝得天下是“天命所归”，自己才是“真命天子”，任何觊觎皇位的逆子叛臣，到头来都不可能得逞。
还没有等温峤开口，王导就抢着接过了话头：“温峤年轻不熟悉我朝的建国史，还是让我来为皇帝陈述这些陈年旧事。”于是，王导开始口述晋朝的“建国大业”，他从晋朝事实上的开国皇帝司马懿讲起，讲他如何趁曹家孤儿寡母，乘人之危突然发动“高平陵政变”，将曹爽、何晏等魏氏宗室和忠臣一网打尽。《晋书·宣帝纪》载，司马懿在这次政变中“大行杀戮，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既而竟迁魏鼎云”。高平陵之变使天下“名士减半”（《三国志·魏书·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司马师、司马昭兄弟进一步剿灭异己，拥护曹魏政权而不与司马氏合作的名士，如夏侯玄、毋丘俭、诸葛诞和嵇康等，几年后又先后掉了脑袋。司马昭后期更明目张胆地弑高贵乡公曹髦，“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从开始篡皇位到后来保皇位，晋王朝一直伴随着阴谋、残忍、血腥、虚伪……不忠、不义、不仁、不善，就是明帝“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
看了晋朝“所以得天下之由”，谁还会相信什么善恶报应和历史公正？
明帝听了祖辈的“光辉历程”和“英明决断”，掩面伏在坐榻上心虚地说：“若是像公所说的这样，我晋室皇位怎么能长久呢？”
又岂止是晋朝不可能长久，哪个用武力抢来的政权能够长久？
这篇文章有诸多耐人寻味之处：一、皇帝怎么会不知道先人是如何龙袍加身？他为什么要在此时问“所以得天下之由”？二、皇帝明明是问温峤，王导为什么要抢着回答？三、王导为什么要当面揭明帝先人的老底？
当时复杂的政治背景无从猜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只有王导这样的重臣才敢如此“放肆”，也只有王导这样的忠臣才愿如此直言。
郗超与谢玄不善。苻坚将问晋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视淮阴矣。于时朝议遣玄北讨，人间颇有异同之论。唯超曰：“是必济事。吾昔尝与共在桓宣武府，见使才皆尽，虽履屐之间，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勋。”元功既举，时人咸叹超之先觉，又重其不以爱憎匿善。
——《世说新语·识鉴》
郗超与谢玄都出身于东晋显贵豪门，又都以其出群才华和迷人个性见称士林。郗超既卓荦不羁又妙善玄言，谢玄同样举止不凡且语惊四座。他们曾经同在桓温幕下任职，不幸的是，一个鸡笼里容不下两只叫鸡公，二人很有点像油和水，放在一块却合不到一块。
不过，他们两人的“不善”并没有发展成“交恶”，彼此都在交际场合不失君子风度，更难能可贵的是，郗超在国难当头的时刻抛弃私人恩怨，客观地肯定和举荐与自己有隙的对手。
“苻坚将问晋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视淮阴矣。”苻坚是十六国时期前秦皇帝，建元十九年（383）率七十万大军攻晋，“问晋鼎”表明来者不善，“既……又……”说明军情如火。只有雄才才能扭转战局。朝廷决议派谢玄北上讨敌，社会上对此议论纷纷，很多人不看好谢玄的军事才能，“唯超曰”三字写只有郗超独排众议，公开赞成朝廷的决定：“是必济事。吾昔尝与共在桓宣武府，见使才皆尽，虽履屐之间，亦得其任。以此推之，容必能立勋。”“是必济事”以斩绝的语气断定谢玄必然成功，接着再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谢玄有识人之明，大小事情都能用人得当，能把合适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上，能让自己的部下都人尽其才，以此推论谢玄“必能立勋”。在短短几句话中，郗超连续用了两个“必”字打消人们对谢玄才能的疑虑。《晋书·谢玄传》载，苻坚强敌压境之际，谢安举侄子谢玄应敌，“中书郎郗超虽素与玄不善，闻而叹曰：‘安违众举亲，明也；玄必不负举，才也’”。
人与人之间在感情上或有好恶，在关系上或有亲疏，郗超与谢玄二人气味不投是人之常情，关键是不要为个人好恶所惑，要能“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对所亲者要能知其短，对所疏者要能识其长，并能对各自的优缺点作出公正的评价。现实中常有些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好之者无一不善，恶之者则一无是处，由感情上的不相亲善，变成了人事上的不能相容。
郗超能做到“不以爱憎匿善”，是由于他能去好恶之私，存是非之公。这需要识人的能力，更需要容人的胸怀。
卞望之云：“郗公体中有三反：方于事上，好下佞己，一反；治身清贞，大脩计校，二反；自好读书，憎人学问，三反。”
——《世说新语·品藻》
《大学》第九章说，人们对自己所爱的人往往过分偏爱，对自己所轻贱厌恶的人往往过分轻贱厌恶，对自己敬畏的人往往过分敬畏，对自己同情的人往往过分同情，对自己鄙视怠慢的人往往过分鄙视怠慢，“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大家对自己喜欢的人总觉得无一不好，对自己讨厌的人总感到无处不糟，喜欢他却知道他的缺点，讨厌他而能看出他的优点，这样的人在世上并不多见。
并不多见并不等于完全绝迹。
卞望之对郗鉴的品评，堪称“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的典范。
卞望之名壸，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卞统曾做琅邪内史，父亲卞粹兄弟六人“并登宰府”，人称“卞氏六龙”。他本人为东晋重臣和书法家，曾两次出任尚书令，苏峻之乱中他和两个儿子战死。卞壸立朝刚正不阿，以匡风正俗为己任，在朝廷上严肃批评丞相王导“亏法从私，无大臣之节”，弹奏御史中丞钟雅“不遵王典”。《世说新语·赏誉》篇载：“王丞相云：‘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岩岩，卞望之之峰距。’”王导认为东晋名臣中，刁玄亮明察，戴若思严峻，卞望之刚烈。“峰距”形容山岳竦峙高峻的样子。连高僧对他也敬畏三分，“高坐道人于丞相坐，恒偃卧其侧。见卞令，肃然改容云：‘彼是礼法人’”。高坐道人在丞相王导身边也常仰面而卧，但一见到卞壸就一脸严肃正襟危坐。
被卞壸品藻的“郗公”即郗鉴，东晋名将、名臣和名书法家，历任中书侍郎、安西将军、车骑将军、司空等职，明帝逝世时他与王导、卞壸等人一同受遗诏辅佐晋成帝，他是同代人眼中的“一代名器”。
卞壸与郗鉴同为名臣，同为名书法家，他们既属同僚更兼有同好。这种关系要么结为死党，因而相互吹捧；要么成为死敌，于是相互拆台。可卞壸与郗鉴既非死党亦非死敌，他们之间是相互欣赏也相互批评的诤友。卞壸对郗鉴知之甚深，对他的评价也客观理性——
卞壸说郗鉴身上存在着“三反”的现象，也就是有三种矛盾对立的品性：一方面对上侍奉君主方正原则，另一方面对下却喜欢听他们阿谀奉承，一反；一方面修身廉洁正派，另一方面又大肆计较利害得失，二反；一方面自己爱好读书学习，另一方面却忌恨别人有学问，三反。
郗鉴身上存在着的这“三反”，倒不是说他为人虚伪卑劣，也许他还没有意识到身上的“三反”，这说明人性本身就非常纠结矛盾。以“一反”为例吧，“方于事上”反映他为人刚正，不喜欢对上司吹牛拍马，却“好下佞己”，喜欢听下级对自己吹牛拍马。这是什么原因呢？人们可能要说郗鉴“方于事上”是“装”，按理说自己既然不喜欢奉承别人的人，自然也应不喜欢别人奉承自己。其实，郗鉴身上的这种矛盾很容易理解，但凡有一点骨气的人谁愿意去奉承别人？可一个正常人谁不喜欢听别人的表扬恭维？想想看，谁乐意在别人面前低三下四？谁不乐意别人在自己面前赞美讴歌？《大学》要求“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可有几个能够做到这样呢？“好下佞己”不过是人性的软弱。第“二反”是理性与感性的冲突，从个人修养上他要求自己廉洁正派，但个人情感上又摆不脱利害得失，道德上厌恶的东西，情感上又很喜欢，这大概也属于“人之常情”。第“三反”则属于个人兴趣和个人胸襟的矛盾，自己的兴趣喜欢读书，但郗公胸襟有点狭窄，所以他害怕别人读书，心胸狭隘者能包容比自己差的人，但不能接纳比自己强的人。
能看出“郗公体中有三反”，卞壸印证了老子所谓“知人者智”；敢说出郗公体中“三反”，则表现了卞壸自身的正直与勇气。对自己身边亲朋的优缺点，我们往往不是看不出来，就是不敢将它们说出来。不能看出来是不智，不敢说出来是不刚。
有个老兄曾慨叹说，要能交到卞壸这样的朋友，那真是人生的福气。可要真遇上卞壸这样的朋友，说不定你觉得特别晦气——谁敢担保你体中没有“三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