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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是一个门阀制度社会，政治经济代表的是贵族利益，文化艺术表现的是贵族的审美情趣。
半个多世纪以来，“贵族”在大陆汉语辞典中是个绝对的贬义词，它与腐朽、没落、奢侈、剥削、自私甚至弱智连在一起，以致我们一听到贵族就满脸鄙夷。神州大地上彻底消灭了贵族，自然也完全丢掉了贵族精神，因而，只有贪婪的权贵，只有地位的显贵，却没有品格的高尚，没有灵魂的高贵。
这里选的六篇小品从不同层面诠释了贵族精神：首先，作为贵族必须具有高度的主人意识——既然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就要以国家的兴亡为己任，所以他们处处以“国士”自期，也希望别人以“国士”相许。侍中孔坦临终之前，司空庾冰看望他时“为之流涕”，可孔坦不仅毫不领情，反而大为不满。他认为“大丈夫将终”时，庾冰应该向他询问“安国守家之术”，“乃作儿女子相问”是没有把他看作“大丈夫”，没有把他视为“国士”。《晋书·卞壸传》载，苏峻之难时朝廷军队一泻千里，卞壸带领大军护卫京城，自己及两个儿子身先士卒，朝臣都劝他要备好良马准备逃生，他回答说如果国家亡了要“良马何用”，最后自己及儿子全部战死沙场。孔坦和卞壸用自己的生命演绎了“贵族精神”：生命将终之时，国难当头之际，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共存亡。如今我们这里少数贪官，只有特权而无担当，只有贪婪却无责任，于是便出现了“领导先飞”“领导先走”“领导先用”“领导先拿”……其次，贵族必须具有深厚的悲悯情怀，无私地爱自己的同胞，甚至爱身边的动物，如庾亮不卖凶马、支遁放鹤。再次，贵族必须具有宽容的精神和博大的胸怀，如下面《两得其中》中的裴楷不强人同己。最后，作为贵族当然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具有敏锐的艺术感受，具有高雅的气质风度，如最后一篇《主客不交一言》中，子野与子猷的高贵，主要不是由于出身于官宦世家，出身于书香门第，而是由于他们的精神修养，由于他们的文化品位。
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喭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
——《世说新语·任诞》
由于事事不守礼法，又由于常常白眼看人，有人把阮籍当作“麻烦制造者”，他自然成了礼法之士的眼中钉。因居母丧期间照旧饮酒食肉，“以礼自持”的何曾要求司马昭将他“流之海外，以正风教”。可正是这个“至孝”的何曾，为人“外宽内忌”，附权奸而害忠良，“正衣冠”而极“豪奢”，他死后博士秦秀上表请谥“缪丑”。秦秀还引经据典地阐述谥“缪丑”的“法理依据”：“谨按《谥法》，‘名与实爽曰缪，怙乱肆行曰丑’，宜谥‘缪丑公’。”读《晋书·何曾传》时，我不知不觉就想到了死去的军中大贪徐才厚，徐才厚称“自己最大的‘缺点’就是清廉”，他把自己的政治对手都整成了“贪官”。说句实话，我觉得徐才厚比何曾更有幽默感。
言归正传。也不是所有“行止有节”的人都想置阮籍于死地，“非礼”与“崇礼”不一定要“你死我活”，这两种人也可能“各得其所”。这篇小品不仅给我们许多做人的启示，也间接地揭示了此后社会思潮的变化。
文中的“裴令公”就是大名鼎鼎的裴楷，他曾官至中书令。裴楷与阮籍私交的深浅不得而知，但他不仅与王戎齐名，物论以为“裴楷清通，王戎简要”，还与王戎相互欣赏。他称“王安丰（戎）眼烂烂如岩下电”，王戎说“见裴令公精明朗然，笼盖人上，非凡识也。若死而可作，当与之同归”。他们显然是在相互抬轿，而不是在相互拆台。山涛也对裴楷赞不绝口，估计裴楷对山涛也评价很高。王戎和山涛都是竹林七贤中人，想必裴楷与阮籍也过从甚密。阮籍丧母后裴楷连忙前去吊唁，碰上阮籍刚喝醉酒，正披头散发在坐榻上伸足而坐，也没有哭，“箕踞”就是他坐的样子像簸箕，是一种随意傲慢的坐姿。见裴楷来，他从坐榻上下到地上来。裴楷倒是一进门就哭，吊唁礼毕就转身离去。有人不解地问裴楷说：“吊丧通行的礼节是，凡去吊丧要等主人哭后，客人才回礼而哭。阮籍既然没有哭，您干吗要先哭呢？”裴楷十分通达地说：“阮籍是世俗之外的人，所以不必尊崇礼制；我们是世俗中人，所以应该依礼节行事。”当时的人非常赞赏裴楷这种态度，认为裴楷和阮籍“两得其中”。所谓“两得其中”是指两个人都不过激，两个人都表现得很得体。
翻翻嵇康和阮籍等人的诗文，你就不难知道，魏晋之际名教与自然的冲突异常激烈，其中既有思想观念的差异，更有政治立场的分歧。何曾请求晋文王将阮籍流放海外，其实是企图借礼法之名来进行政治清洗。而崇尚自然任性放纵者，对礼法之士的虚伪卑劣也极其鄙夷，如《大人先生传》中，阮籍对礼法之士“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的嘲笑；《酒德颂》中，刘伶对缙绅先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的戏弄，无一不辛辣而又尖刻。嵇康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命题，更公开声称“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简直就是嬉笑怒骂，间接声明与司马氏集团势不两立。
随着司马氏集团篡位尘埃落定，“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隐义涣然冰释，名教与自然的对立逐渐变成名教与自然的合一。裴楷以方内与方外来区分崇礼与非礼，“时人叹为两得其中”，开始泯灭二者政治态度的不同取向。稍后王澄、胡毋辅之等人裸体放纵，已经不同于嵇康任达以对抗，也有别于阮籍借酒以逃避，不过是以放纵为“通达”，所以乐广当时就曾讥笑他们：“名教中自有乐地，何为乃尔也？”言下之意是说，你们不就是要追求快乐吗？在名教中也能找到你们这些快乐呵，何必要做得这么夸张呢？东晋名士更是儒道兼综，孔庄并重，名教与自然在社会上不再形成冲突，在他们内心深处也不再构成紧张，如东晋名臣庾亮一方面“性好《庄》《老》”，另一方面又“动由礼节”。
这篇小品还教给我们如何为人处世。《世说新语》中多次说到“裴楷清通”，《晋书》本传又称“楷性宽厚”，“清通”是指他为人清明通达，“宽厚”是说他待人宽容厚道。“清明通达”使他能换位思考，禀性“宽厚”又使他能包容异己。阮籍居丧醉酒他不以为非，客来后不哭他不以为侮，他依旧谨守吊丧礼仪——自己“哭”后“便去”。还在别人面前为阮籍缓颊：阮为方外之人可以“不崇礼制”，我们这些世俗中人应“以仪轨自居”。既不屈己从人，也不强人同己；既坚守自己的行为准则，又尊重别人的生活方式——裴楷这样的人谁不愿和他交朋友呢？难怪王戎说假如裴楷能死而复生，我一定要与他为伍了。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个性特征，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为人方式，哪怕情人或夫妻之间，也可能志不同或道不合。那些总想“改造”对方的夫妻，结局往往不再是夫妻；那些总想使人从己的朋友，最后往往都成了路人或仇人。假如我们能有起码的宽容厚道，尊重别人不同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社会、单位和家庭就将减少许多矛盾；假如我们能以新奇的眼光，来欣赏别人异样的思想行为方式，我们就将获得许多新的快乐，赢得许多新的朋友。想想看，一对夫妻要是出门都“齐步走”，那模样该是多么滑稽！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
——《世说新语·任诞》
这篇小品中的两位主人翁，既是雅士，也是奇士。
先说他们“雅”在何方。王子猷（徽之）是王羲之公子，他本人也是著名书法家、鉴赏家、清谈家和大名士。他自幼跟随父亲学书有成，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说：“王氏凝、操、徽、涣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可见，他的书法成就后世早有定评。他对人物、山水和植物都有妙赏，随意评点无不咳唾成珠，虽无成篇评论文章传世，但《世说新语》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屑玉碎金。他和那个时代大多数贵游子弟一样谈锋很健，出语机智而又尖刻。至于“名士”之目，他那种家世，他那份才气，不想做大名士都很困难。文中那位吹笛者桓子野（桓伊小字子野），是东晋著名军事家、音乐家和大名士。据说，他有一支蔡邕传下来的柯亭笛，常常一个人独自吹奏，是我国音乐史上的“笛圣”。
再说他们“奇”在何处。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一肚皮温柔心肠，满脑子感伤情调，然而却是一位军事天才，在“淝水之战”等历次大战中，以辉煌的战绩拜将封侯。王子猷则是才气、傲气、豪气、雅气、痞气兼而有之，他的行藏出处和接人待物都异于常人，如做桓冲的骑兵参军，竟然不知自己任职“何署”；如吊胞弟子敬之丧，琴不成调而喊“人琴俱亡”；如雪夜访戴，“造门不前而返”；又如本文中他请桓子野为自己演奏完毕，最后“客主不交一言”——
王子猷奉命赴京都，泊舟于建康东南的青溪渚码头。他先前就听说桓子野吹笛妙绝一世，可惜他们两人从未相识，自然无缘品味子野美妙的笛声。这天碰巧桓子野驾车从江岸边经过，客人中又刚好有认识子野的人，对子猷说此人就是子野。子猷马上派人到岸上向子野传话：“久闻您善于吹奏笛子，可否为我吹奏一曲？”桓子野此时已经身居要津地位显贵，他同样也久闻王子猷的大名，听说是王子猷邀请，随即转身下车，坐在江边的交椅上，为子猷一连吹奏了三支曲子。一演奏完毕便上车离去。自始至终，他们二人不曾说一句话。
这是一篇古今描写音乐演奏的奇文，看起来似乎是写音乐演奏，但只交代邀者与奏者，没有半句写演奏效果，也没有一字谈听者感受，因而读来没有“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美感，没有“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的想象，也没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回味。更奇的还在于此文未入该书《巧艺》篇，编者却将它放在书中《任诞》篇。吹笛子算什么“任诞”呢？原来作者并不关注吹奏技巧和水平，而聚焦于邀者和奏者的态度，文章以“客主不交一言”点题，更以“客主不交一言”出彩。
王子猷和桓子野都为一时显贵，也都为一时名士。子猷既“旧闻子野”，子野也“素闻王名”，可在桓应邀为王吹完笛子之后，王没有一言感谢客套，桓没有一言敷衍寒暄。奏者完事后立马走人，邀者听完后也毫无留意。从世俗礼节上看，因他们二人都有点任性不羁，以致吹笛这种雅事也变得“荒诞不经”。
王子猷“旧闻桓子野善吹笛”，偶遇桓子野很想听他吹奏，王自己又不愿亲自出面，而只是“令人与相闻”，这一做法的潜台词是：只在乎子野吹出的笛声，但不在意子野这个吹笛人。邀请别人还要讲贵公子的派头，对于另一个同样已致身通显的要人来说，的确显得十分简傲和轻慢。想听“笛圣”吹笛是人之常情，如此傲慢的邀请则属“不情之请”。桓子野“素闻王名”，王子猷托人邀请吹笛，一个喜欢吹笛，一个愿意听笛，所以子野当即为他吹奏三支曲子。天才如子野当然十分识趣，人家只想听笛就只是吹笛，人家不想结交我便走人。我们有幸见识了这两个东晋显贵，一个如何摆架子，一个如何讲身份。
不过，从世俗的人情礼节上讲，他们似乎都有点无礼和寡情，但从更高的精神层面来看，他们未尝不是真正的知音。前人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子猷妙在赏音，子野长于吹笛，所以当子猷邀其吹奏，子野便为他连吹三曲。这样，子野可谓尽心，子猷肯定尽兴，他们相互的默契和欣赏全在悠扬的笛声中。当子野三曲“弄毕”之际，子猷还陶醉在婉转的笛声之中，他不及一言而子野已经远去，待子猷回过神来的时候，唯有笛声还在耳边回响，还在江面回荡……此时此刻，子猷来不及说声赞美，子野也用不着听到赞美。对于像他们这样感情丰富且感受细腻的名士来说，语言纯属多余，而且“一说便俗”。
为了进行比较，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子猷另一次赏竹的遭遇——
王子猷尝行过吴中，见一士大夫家，极有好竹。主已知子猷当往，乃洒扫施设，在听事坐相待。王肩舆径造竹下，讽啸良久。主已失望，犹冀还当通，遂直欲出门。主人大不堪，便令左右闭门不听出……（《世说新语·简傲》）
大家知道子猷向有竹癖，自称生活中“不可一日无此君”，经行吴中见士大夫园子里竹子极好，子猷岂能不一睹为快？主人也料其必定“当往”，所以特地洒扫庭除置备酒宴，在大厅中恭候贵客的光临。可子猷并不先上门拜望主人，而是乘轿子径直来到竹林下“讽啸良久”，主人对此已经有点失望，但仍希望他稍后会来通问，哪知他赏竹后又径直出门，这时主人觉得大为不堪，觉得自尊心受到了羞辱，于是让手下紧闭大门不让子猷出去。吴中这位士大夫的门第和境界，与子猷都不在同一层面，子猷到家赏竹让他脸上有光，到家赏竹却不通问主人又让他颜面尽失，所以最后才会愤而挡驾。子猷意在竹下讽咏，主人则只在意脸面，前者极富高情雅韵，后者则有点附庸风雅，他们即使把臂言欢也难心心相印。
再看看子猷与子野，子猷希望赏音而子野倾情吹笛；子猷无须一言而子野不以为侮，他们在理智和精神的层面上算是棋逢对手，对他们而言真可谓“礼岂为我辈设哉也”？难怪他们的关系不着痕迹，难怪他们的交往不沾不滞，难怪千百年后杜牧还在念叨“月明更想桓伊在”，苏轼还在寻问“谁作桓伊三弄”……
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
——《世说新语·言语》
世上人与物各种各样的联系中，最本质的联系不外乎两种——或实用，或审美。所以，人对事物的态度也相应一分为二——或从实用的角度进行衡量盘算，或从审美角度来鉴赏批评。譬如名犬和肥猪，实用主义者可能更爱猪，崇尚美的人可能更爱犬。即使对同一对象，这两种人也可能各有侧重，将军和战士爱马，是爱马能在战时驰骋疆场，使部队发挥更大的战斗力，看重它“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的效用，而本文中的和尚支道林喜欢养马，则完全是“重其神骏”——喜欢它那骏逸超凡的神采。这里还得补充交代一下，文中的支道林即支遁，字道林（约314—366），东晋高僧，般若学派“即色宗”的主要代表。道人是僧人的旧称，魏晋间佛学初兴的时候，和尚尚无僧称而称为道人。
一个和尚养马很容易招致别人的不解甚至误解，觉得僧人养马终不是一件雅事，这是由于我们通常都将马当作实用的动物，不是用它来拉车就是用它来作战，很少对它进行审美观赏。到唐代才出现许多画马名家和咏马诗人，如画家曹霸笔下的马“一洗万古凡马空”（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其弟子韩幹画的马或“骧首奋鬣，顿足长鸣”，或“隅目耸耳，丰臆细尾”（苏轼《韩幹画马赞》），又如诗圣杜甫有几十首咏马诗，从早年歌颂马“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的雄健，到晚年《病马》中同情马“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的驯良，这表明此时人们不只是使用马也懂得欣赏马。
不过，支道林可能是较早——即使不是最早——喜欢并欣赏马的人士。魏晋士人由于鄙弃世俗的功利目的，他们的为人处世往往显得超尘脱俗，常以审美的态度来应世观物，不仅美化了平凡的事物，也诗化了琐屑的人生。比起支道林来，我们势利得可怕，俗气得可恶。试想，谁愿意为了欣赏马的“神骏”而养马数匹呢，又有谁能欣赏并品味出马的“神骏”呢？
支公好鹤，住剡东峁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
——《世说新语·言语》
《庄子》有一则寓言说：海边有一个人喜欢鸥，每天早晨去海边与鸥嬉戏，鸥在他身边围聚数百只之多。后来他父亲对他说：“我听说鸥乐于与你游戏，你到海边捉几只来让我玩玩。”第二天他再到海边时，鸥只在空中翔舞而不下来。鸥与海边人之所以前亲后疏，是因为海边人先以鸥为友，与它们平等亲切地游戏，而后却想捕获并占有它们，把它们作为玩弄取乐的对象。海边人对鸥的前后态度似乎都出于喜爱，但前后的喜爱却有本质的差异。
支道林起先好鹤，正好“有人遗其双鹤”——刚好有人赠了一对鹤给他。哪知没有养多久，双鹤翅长就想飞走。眼看自己喜爱的宝贝即将离己而去，他出于留恋和喜爱把它们的翅膀剪断了。铩羽后的双鹤振举双翅却不能奋飞，反顾自己剪断的翅膀垂头懊丧。鹤这种可怜哀戚的神态引起了支公的同情，他深深地自责和反问道：双鹤既然有展翅云霄的本领，怎么会甘于给人当观赏的玩物呢？如此认识导致如下结局：“养令翮成，置使飞去。”细心调养让双鹤翅膀长好后，就放开让它们飞走了。
小品写了支道林好鹤、养鹤、剪鹤、放鹤的全过程，表现了他体贴仁厚的爱心，同时也告诉人们什么才是真爱。支公开始由于爱鹤而养鹤，由于养鹤而剪鹤，这样就形成爱的悖论：因为喜爱它，所以残害它，喜爱最终滑向了残忍。后来又由于爱鹤而放鹤，鹤得以展翅云霄，支公的爱也跃入了新境界。支公自己向往精神的自由，推己及物以让鹤实现“凌霄”之志。他原先对鹤的爱与占有纠缠在一起，使这种爱显得狭隘自私；后来爱鹤却不企图占有鹤，他的爱才变得博大深厚。
由此我想到社会上许多父母对子女的爱，夫妻对自己另一半的爱，情侣对自己情人的爱，他们的挚爱往往导致独占，因为太爱他们，所以要占有他们，这种爱把自己所爱的对象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爱如果与占有联系在一起，那就不是爱对象而是爱自己。
爱他绝不是占有他，更不是限制他，而是让他自由地发展，让他过自己理想的生活——看了这则小品，你明白什么才是真爱吗？
庾公乘马有的卢，或语令卖去。庾云：“卖之必有买者，即当害其主。宁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昔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古之美谈，效之，不亦达乎？”
——《世说新语·德行》
世上的人虽然种种色色，生活的态度虽然千奇百怪，但人的“活法”本质上不外乎两种：要么高尚，要么卑鄙。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是一种活法；为了让他人活命，宁可自己献身，是另一种活法。为了煮熟自己一个鸡蛋，不惜烧掉别人一栋楼房，是一种活法；只要民族能够兴旺发达，自己宁可承受苦难，是另一种活法。
本文围绕到底卖不卖凶马的卢这一事件，揭示了人性的高尚与卑劣，形象展示了人世两种不同的“活法”。
“皇亲国戚”现在基本是个贬义词，一提到“皇亲国戚”，人们无不咬牙切齿，就像一看到“官二代”三字就极度厌恶一样。不过，万事都不可一概而论，这则小品中的“庾公”就立身很正。庾公即东晋名臣庾亮，他的妹妹是明帝皇后，他自己历仕元帝、明帝、成帝三朝，曾以外戚身份与王导共同辅政，《晋书》本传称他为人渊雅有德量。《相马经》说，白额入口至牙齿的马叫的卢，的卢是一种性子很烈的凶马，主人乘它会丧身疆场，仆人乘它会客死他乡，是谁骑它谁就遭殃的“丧门星”。不巧庾亮就有一匹的卢，这位重臣的命自然比小民的命值钱，于是，他身边那些“好心”的亲故、“聪明”的谋士和“机智”的小人，都纷纷向他献计献策：赶快把这匹凶马卖给别人，赶走自己可能遭遇的厄运。既然这种凶马谁骑谁丧命，那谁要是花钱买它不就等于花钱买死？明明知道买这种马会是一种什么结局，还要尽快把它卖给别人，岂不是明目张胆地谋财害命？为什么没有人叫他把凶马杀掉呢？“聪明”人当然不会犯这种“可怕”的错误，杀了凶马会使自己蒙受经济损失，只要自己钱袋能够装满，哪管别人会命丧黄泉？
庾公没有听从他人的劝告，他的想法十分朴实简单：“卖掉它必定会有买主，它将会害死新的主人，怎么能因为有害于己，便转而嫁祸于人呢？”他接着还给身边的人举例说：“春秋时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在古代被传为美谈，我今天仿效他的做法，不也算是通情达理吗？”庾亮提到的这位孙叔敖是春秋时楚国人。据贾谊《新书》记载，孙叔敖小时候曾在路上看见一条两头蛇，立即把它打死埋进土里，回家后哭着对母亲说：“有人告诉我，看见两头蛇的人必死无疑，我今天就不幸看到了。”母亲问他蛇现在在哪里，他说自己怕后来人也看到它，遭遇同样的不幸，便把它打死埋到了土里。母亲听后安慰他说：“你积善德，必有好报，不必担忧。”庾亮说的道理简单明了，劝他卖凶马的人又岂不知道？孙叔敖打两头蛇的故事既是美谈，劝他卖凶马的人自然也会听到，问题的症结就在这儿。知道卖凶马结果可怕还是要卖，这是一种态度，一种活法；知道卖凶马结果可怕就不再嫁祸于人，这是另一种态度，另一种活法。
今天有很多人，认定卖凶马那种活法“高明”，不卖凶马这种活法“愚蠢”，所以今天到处充斥着毒姜、毒蒜、毒肉、毒鱼、毒奶、毒米、毒菜、毒药、毒蛋、毒水……当我们大家都认为自己这种活法非常“高明”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大家都活得非常“愚蠢”。
庾公手下那些谋士可能不这样看，估计庾公本人会同意我这种看法。
朋友，你觉得哪种活法“高明”呢？
华歆、王朗俱乘船避难，有一人欲依附，歆辄难之。朗曰：“幸尚宽，何为不可？”后贼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为此耳。既已纳其自托，宁可以急相弃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华、王之优劣。
——《世说新语·德行》
魏晋之际人物月旦之风特甚，其时的士人往往饰容止而盛言谈，通过小廉曲谨以邀时誉。华歆和王朗都是汉末魏初的名士，二人在改朝换代时都是“识时务”的“俊杰”，在疾风骤雨中都是随风转舵的高手，都从汉朝的“忠臣”摇身一变就成了魏国的“元老”，华歆入魏官至太尉，王朗仕魏官至司徒。他们无耻地卖身投靠并无二样，但在矫情伪饰方面华歆比王朗技高一筹。《世说新语·德行》篇载，“华歆遇子弟甚整，虽闲室之内，严若朝典”，对待自己的子侄晚辈也十分严谨端庄，即使在自己家里也像上朝一样严肃。华歆这些“行为艺术”不仅赢得了社会的掌声，连王朗也对他有样学样：“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歆蜡日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倒是阮籍眼光敏锐，看不惯华歆之流矫揉造作的丑态，他在《咏怀》之六十七首中揭露他们的伪善面目：“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华歆和王朗都以彬彬有礼的外表掩饰着肮脏的灵魂，他们每个人的为官之道各有不同，但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都是见“高名”就争，见“重利”就抢，至亲好友也各怀鬼胎，亲人骨肉也彼此反目，“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谁见了他们这幅虚伪的丑态能不恶心？
本文记述华、王乘船避难途中，有一人请求他们搭救，几次要求都被华歆拒绝，王朗则一开始就同意他上船一块逃走：“正好船舱中还有空位置，叫他上船有什么不行呢？”华歆在他人有难时不肯援手相救，落难人几次恳求都被他挡回，看起来王朗比他似乎要宽厚仗义得多。“歆辄难之”四字给人的印象简直糟透了。
遇难者上船不久，后面贼兵很快就追了上来，见此情景，王朗想尽快甩掉自己刚才同意上船的搭乘者，此时华歆却不同意甩他：“起先我不同意他搭乘，正是考虑到后面可能有追兵，现在既已让他上了船，我们就不能急而相弃。”于是，还像开始一样携带他，搭救他，做好事算是做到了头。社会以此判定了华、王的优劣。
为什么仅凭这件小事就能定二人优劣呢？
当不需要自己付出代价时，一般人都会显得慷慨仁慈，但一旦有损自己的利益时，许多人就可能表现得冷漠甚至冷酷。把自己餐后的残茶剩饭施舍给乞丐，算不上什么仁爱之举，将自己仅有的面包让给饥肠辘辘的孤寡残疾，那才算是真正富有同情心。至此，人们又推翻了早先形成的印象：其实华歆比王朗不仅更有先见之明，也更为无私仗义。
通过一件小事来定人品的优劣，使人想起“见微知著”那句名言，故事很富于戏剧性，行文更是跌宕起伏。
孔君平疾笃，庾司空为会稽，省之。相问讯甚至，为之流涕。庾既下床，孔慨然曰：“大丈夫将终，不问安国宁家之术，乃作儿女子相问！”庾闻，回谢之，请其话言。
——《世说新语·方正》
一个男人是不是伟男子或大丈夫，主要不是看他是否魁梧高大，也不是看他是否孔武有力，而是看他是否有博大的胸怀，是否有远大的志向，是否有出类拔萃的才能，更要看他是否以民族国家为己任，是否具有某种全人类的关怀。法国拿破仑长不满五尺而心雄万夫，我国抗日战争中许多将军身材瘦小却气吞山河。
文中的孔君平名坦，历任太子舍人、尚书郎、扬州别驾、侍中等职。庾司空即庾冰，司空是他曾做的官职。孔、庾二人都是东晋重臣。“为会稽”是指庾冰做吴郡、会稽内史。孔坦病危的时候，政坛上众望所归的庾冰前往探视，对他的病情十分关切，对他的问候更殷勤备至，以至于因他病重而“为之流涕”。没想到，孔坦的重病虽使庾冰伤心落泪，庾冰的眼泪却没有使孔坦感到安慰温暖，相反，孔坦还觉得自己被轻视和冷落。等庾冰刚一下坐榻转身离去，他就慨然叹道：“大丈夫将终，不问安国宁家之术，乃作儿女子相问。”原来他是责怪庾冰没有把他当作国士，没有把他当作大丈夫，否则，当国士离开人世之际，首先被问及的应当是治国安邦之策，经纶济世之方，不该像乡间野老死前那样，只是哭哭啼啼地送点“心灵鸡汤”。
庾冰听到这番话后，连忙回来道歉，并谦恭地倾听他的治国金言。
孔坦以统一国家和再造中华为己任，以“方直雅望”为时辈所称，不以个人生死进退为怀，临终时还致书庾冰之兄庾亮说：“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统，封京观于中原，反紫极于华壤，是宿昔之所味咏，慷慨之本诚矣。今中道而毙，岂不惜哉！若死而有灵，潜听风烈。”这封临终遗书使人想起陆游的临终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孔坦的一生，活得磊落坦荡，死得崇高悲壮。中华民族之所以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屹立于世界，正是因为有孔坦这些以国为怀的民族脊梁。
这篇文章非常形象地告诉我们：什么人才算真正的大丈夫，什么人才是真正的贵族。
魏晋士人喜欢和别人比才情，玩个性，斗机智，拼漂亮，好像个个都自我感觉良好，甚至外貌“绝丑”的左思，也想在容貌上与“妙有姿容”的潘岳一赌高低。“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估计是平时镜子照得太少，左思这才在京城洛阳大出洋相。任何人要是不知轻重，出名就可能变成出丑。
过分的自信必定变为狂妄的自负，狂妄的自负必定变为病态的自恋。不过，魏晋名士虽然三者兼而有之，但他们大多数人留给我们的是美丽的身影——“宁作我”的自信让人肃然起敬，“天之自高”的狂妄也确有资本，即使王濛的自恋也并不过分。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世说新语·品藻》
文中的“桓公”即桓温，“殷侯”即殷浩，此处“公”与“侯”属泛指，意在凸显他们二人地位的尊贵。
东晋名士刘惔曾这样描述桓温：“鬓如反猬皮，眉如紫石棱，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桓温好像也默认了刘惔的“写真”，他本人一直以当世司马懿自许。很难想象鬓毛像反猬皮有多可怕，眉毛像紫石棱有多凶狠。《晋书》本传称“桓温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的确，他的能量很大，他的野心更大。有一次他对身边的人说：我这辈子要是寂寂无闻，连景帝和文帝也将嘲笑我。晋景帝司马师和文帝司马昭兄弟是篡夺曹魏政权的权奸，桓温公开扬言要步他们的后尘，吓得他左右心腹大气都不敢出。他多次向人们亮明自己人生观的底牌：纵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加之他身为晋明帝司马绍的驸马，一举灭蜀和三次北伐的卓著功勋，更加之他蓄谋已久的不臣之心，所以他晚年独揽朝政，总兵马之权，居形胜之地，着手“废帝以立威”——废晋帝司马奕为海西县公，立相王司马昱为简文帝，谢安见到他也诚惶诚恐地行君臣跪拜之礼。
但有一个人从不怕他。
这个人就是殷浩。
《晋书》说桓温“以雄豪自许”，时论对殷浩则以宰辅相期。当时的社会舆论，殷浩差不多被捧为国家“救星”。《世说新语》载，“殷渊源在墓所几十年，于时朝野以拟管、葛”，人们以殷浩出不出仕来“卜江左兴亡”。会稽王司马昱也对殷浩说：“足下去就即是时之废兴，时之废兴则家国不异。”好像殷浩要是不肯出山，太阳从此就不会在东晋升起。
不是江左需要殷浩来振兴，而是桓温需要有个殷浩来抗衡。
灭掉西蜀成汉政权之后，桓温的威望和势力震慑朝野，晋朝廷时时感到虎狼在侧。就社会声望来看，只有殷浩可以制衡桓温。东晋君臣都意识到，手中压制桓温唯一的好牌，就是拼命来抬举殷浩。这无形中加深了他们二人的敌意，致使他们从互相轻视变成彼此敌视，从棋逢对手变成冤家对头。
于是，就有了这篇小品中二人的对话——
桓温与殷浩年轻时齐名，他们一直就互不买账，一直暗中互竞短长。有一次桓温问殷浩说：“你觉得自己比我怎么样？”殷浩巧妙地回答说：“我与我相处得很久了，我还是宁肯做我自己。”
“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话说得真是太绝了！殷浩一生没有桓温驰骋疆场的豪气，但桓温一辈子也说不出这样的名言。桓问“卿何如我”，殷答“宁作我”，问者的嚣张写在脸上，答者则骨子里充满自信。
“宁作我！”三字是一种低调的豪言，也是一种内敛的自信，更表现了一种成熟的人性。
殷浩没有回避桓温挑衅性的问话，但又没有正面反击说“我比你强”，而是说：“我与我相处的时间最久，我还是觉得我非常棒，我还是宁肯做我自己。”“宁作我”说得非常谦和礼貌，他当面充分肯定了自我，又没有贬损对手桓温。他没有半点自我吹嘘的得意忘形，没有丝毫浮夸的狂妄气焰，以一种低调内敛的语气表达一种内在的豪情和底气。
之所以说“宁作我”表现了一种成熟的人性，是因为它不是幼稚的情绪化自恋，也不是匹夫匹妇争吵时的赌气，这三个字是建立在“知人”与“自知”之上的。《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宁作我”表明殷浩既“智”且“明”。作为桓温政坛上的对手，殷浩对桓温无疑有充分的认知。桓温是能把江左弄得天翻地覆的枭雄，哪怕谢安在他面前也是战战兢兢。殷浩敢与他分庭抗礼，桓温自然也把殷浩视为劲敌，应该说他们二人都“知己知彼”。一旦放弃政治偏见的时候，桓温对殷浩同样十分欣赏，他曾对自己的心腹郗超说：“阿源有德有言，向使作令仆，足以仪刑百揆。朝廷用违其才耳。”因殷浩字渊源，阿源是比较亲昵的称呼。以殷浩这样高妙的“思致安处”，“我与我周旋久”这么长的时间，他当然完成了“认识你自己”。表面上看，“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并不涉及对手，但“宁作我”是比较之后的选择，它隐含的语意是：如果只能在你与我之间二选一，那我宁可选择做我自己。后来辛弃疾说“宁作我，岂其卿”，要算是英雄识英雄，这位词人能与殷浩“心心相印”。
跳出殷、桓二人的“竞心”，“宁作我”教给我们要如何做人。
今天由于媒体的发达，各种各样的“偶像”便层出不穷，年轻人追逐自己偶像精疲力竭。他们不仅衣着要偶像那种款式，说话要偶像那种腔调，办事要偶像那种做派，甚至整容也要整成偶像那种嘴巴、鼻子、眼皮……他们与殷浩“宁作我”相反，在偶像崇拜中完全失去了自我，宁可做别人也不愿做自我，他们成了自己偶像的复制品。
有些年轻人是不懂得“宁作我”，有些成年人则是不敢“宁作我”。为了得到上级的表扬，为了得到朋友的肯定，为了得到他人的喜爱，我们去扮演一个好职工，一个好同事，一个好丈夫，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我们一直在“演”社会指定的角色，但从来没有真正做一回自己。我们只是社会舞台上的“戏子”，从来就不是生活中的真人，所以我们只在意自己的“社会形象”，害怕让自己露出“原形”。我们不想认识自我，也不敢袒露自我，当然也不会接受自我，更不敢像殷浩那样“宁作我”。
“宁作我”需要对自己充分的自信，需要对别人高度的坦诚，还需要自己内在的坚定性。
想当年，嵇康“师心遣论”，阮籍“使气命诗”，陶潜“守拙”归隐，谢安从容破敌，桓温志在问鼎，殷浩“以长胜人”……他们活出了真情真气真我真人，他们看上去有款有型有情有韵。
殷中军被废，在信安，终日恒书空作字。扬州吏民寻义逐之，窃视，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世说新语·黜免》
永和三年（347），桓温灭掉西蜀成汉政权后名声大振，加之他当时正镇守荆州，扼住了东晋的咽喉，因而这位枭雄让朝廷如芒在背。另一位正在丹阳祖先墓所隐居的殷浩，那时的声誉同样如日中天。《世说新语·赏誉》载，“殷渊源在墓所几十年，于时朝野以拟管、葛，起不起，以卜江左兴亡”。朝野都把他比为管仲和诸葛亮，以他的出处来“卜江左兴亡”。于是，他便被正在辅政的会稽王司马昱当作抗衡桓温的棋子，数次恳请殷浩出来主持朝政。永和五年（349），后赵皇帝石虎一死，北方便开始大乱，桓温立即上书请求北伐。朝廷怕桓温因此进一步坐大，对他的请求久久置之不理。次年以殷浩为中军将军、都督五州军事，永和七年殷浩受命率军攻打洛阳、许昌，永和九年殷浩兵败许昌。桓温见北伐连年吃败仗，趁机上表弹劾殷浩。朝廷不得已将他废为庶人，并流放东阳郡信安县安置。
几年之间，殷浩从王朝“救星”变成了朝廷“废人”，从人生的顶峰跌入人生的谷底。于是，就有了这则小品描述的故事——
话说中军将军殷浩被废为庶民后，被朝廷流放到东阳郡信安，他在这里整天都对空写字。当年做扬州刺史时他有不少崇拜者，这些仰慕他的官吏和平民追随他来到信安。见他天天对空写字，他们好奇地偷偷观察，发现原来殷浩只写“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殷浩流放地东阳郡信安，治所在今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晋书》本传称他“识度清远”，弱冠之年便名满天下，尚未出仕就已经众望所归。由于多年来一直是众星捧月，他自己当然更觉得“我辈岂是蓬蒿人”。哪曾想出师北伐屡战屡败，几年之间他从人生“无限风光”的顶峰，坠入暗无天日的深谷！命运的转折实在太急、太陡、太大，在如此沉重的打击面前，很多人都会精神崩溃，我们能想象殷浩承受着多大的心灵煎熬：朝野都指望他来扭转危局，他同样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结果在战场上却是百无一能，在仕途上更是一蹶不振。作为当事人，殷浩无疑会百思不得其解，把悲剧归结为命运的捉弄，所以只是困惑惊诧地感叹：“咄咄怪事！”“咄咄”是表示诧异惊叹的感叹词。“咄咄怪事”现在成了常用成语，表达对不合常理或不可理解怪事的诧异之情。
当年诸葛亮六出祁山连连失败，他不是同样哀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吗？诸葛亮出师无功而返，回朝后仍是受人尊敬的丞相，殷浩败后则从宰辅废为庶人，所以他只能痛苦地书空“咄咄怪事”。在那种环境和心境中，他怎么能冷静反思悲剧产生的深层原因呢？
他唯一能想明白的就是自己被司马昱卖了，自己一生成了他的工具和玩偶，一旦玩腻了就被给他甩了。《世说新语·黜免》篇载：“殷中军废后，恨简文曰：‘上人著百尺楼上，儋梯将去。’”他废黜后怨恨简文帝司马昱说：“把我送到百尺高楼上面之后，立马又把梯子给撤走。”文中的“儋”字通“担”字。司马昱即后来的简文帝，当时辅佐年幼的穆帝司马聃，事实上是他在独揽朝政。他开始时要利用殷浩制衡桓温，把殷浩推上了权力的顶峰，当殷浩北伐失利后被桓温弹劾时，他又不愿意站出来为殷浩承担责任。殷浩要是胜了他占头功，殷浩败了他毫发无损。
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说：“浩虽废黜，夷神委命，雅咏不辍，虽家人不见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韩伯始随至徙所，周年还都。浩素爱之，送至水侧，乃咏曹颜远诗曰：‘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因泣下。”史书记载“其悲见于外者，唯此一事而已”。“富贵他人合，贫贱亲戚离”，他被废为庶人后体认到了世态的炎凉，在自己喜爱的外甥面前泣下沾襟。但他平时能镇定自持，仍然“夷神委命”，照样“雅咏不辍”，即使家人也听不到他唉声叹气，所以孝标怀疑“咄咄怪事”云云的真实性，“书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实也”。
从人生的大喜堕入人生的大悲，对空书“咄咄怪事”即便不是历史的真实，也符合殷浩性格及境遇的真实。这里我们倒想追问一下：殷浩兵败许昌算不算“咄咄怪事”？
谁都知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他麾下的部队又是临时纠合，谢尚部下的叛将又临阵倒戈，在这种情况下谁都可能一败涂地，何况殷浩此前只在纸上谈兵。“人各有所长”的另一面，就是“人各有所短”。《晋书》本传说他“夷旷有余，经纶不足。舍长任短，功亏名辱”，史家对他优缺点的评价冷静客观。殷浩误以为在清谈席上善于唇枪舌剑，在战场上必定也勇于冲锋陷阵。《三国志》称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这句话移来评殷浩更为贴切。要么殷浩不清楚自己的所长与所短，要么殷浩不懂得如何扬长避短，他领兵北伐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大败而逃实属正常，凯旋就有点反常——殷浩同意这个说法吗？
王长史与刘真长别后相见，王谓刘曰：“卿更长进。”答曰：“此若天之自高耳。”
——《世说新语·言语》
文中的主角“刘真长”即刘惔，另一位“王长史”即王濛，濛曾官至司徒左长史。刘惔为当朝驸马，王濛为前朝国丈，他们二人同为东晋外戚，同为东晋显贵兼名士，所以时人总将他们二人并称为“王刘”或“刘王”。《晋书·王濛传》说：“时人以惔方荀奉倩，濛比袁曜卿，凡称风流者，举濛、惔为宗焉。”
人们喜欢把他们一起并称，自然也喜欢拿他们一起比较。《世说新语·品藻》篇载，谢安对王濛孙子王恭说：“刘尹亦奇自知，然不言胜长史。”也许真的佩服王濛，也许只想拉拢王恭，谢安是在转弯抹角地称赞王濛的才气。如果对王恭面谀他的祖父，则有失自己宰相的身份，不说几句对王濛的恭维话，又不能拉近与王恭的感情，所以，表面上他对刘惔、王濛优劣完全不掺杂半点个人意见，只是“非常客观”地叙述一件历史事实：刘惔这样狂傲的天下名士，虽然对自己的才华十分自负，但他从未说自己胜过王濛，可见王濛的才情“牛”到什么程度！这句话说得委婉巧妙极了，既不直接就刘、王的短长进行品评，又能让王恭感觉到自己对他祖父的赞美；既能让王恭为祖父骄傲，又不让王恭觉得难为情。谢安的“雅量”固然不俗，他的说话技巧更为高明。
不管高明还是笨拙，委婉还是直率，比较的目的就是要分出个高下优劣，一分出高下优劣就容易伤害双方感情，所以两人并称弄不好就成了两人敌对。与其他并称者彼此拆台不同，他们二人倒是一直相互推许。《世说新语·赏誉》篇载，刘惔不仅觉得王濛姿容优雅，还常常赞叹他性情通达而又自然有节。有一次王濛酒酣起舞，刘惔说王濛那天的风度一点也不亚于向秀。王濛认为“刘尹知我，胜我自知”。他还曾对支道林夸奖刘惔说：刘真长的才高学富恰如“金玉满堂”。《晋书》说他们二人情同手足，王濛下葬那天刘惔将王喜欢的犀柄麈尾放在棺中，恸哭昏厥了好长时间。
他们既然亲于兄弟，说话就没有任何顾忌。该文记述了他们二人这样一则对话——
有一天王、刘别后重逢，王濛表扬刘惔说：“老兄好像又有点长进了。”刘惔“大言不惭”地回答说：“不是我有什么进步，天本来就很高嘛。”
刘惔所谓“天之自高”语出《庄子·田子方》：“夫水之于汋也，无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于德也，不修而物不能离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庄子原话的意思是说，水流之有波澜，是自然无为而形成的；同样，至人之有道德，正如天自然就高，地自然就厚，日月自然就明一样，哪还用得着人为修养呢？庄子所谓“天之自高”，是形容至人无为而德高；刘惔以“天之自高”答王濛“卿更长进”，是强调才华来自天生。“长进”须有人为努力，“天高”则是自然而成。
王濛是想夸奖朋友的刻苦勤奋，刘惔则是吹嘘自己天生聪明。
孔夫子把人分成了四个层次：“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王濛夸他“卿更长进”，无形中把刘惔定位“学而知之”的层次上。刘惔称自己是“天之自高”，是坚信自己属于“生而知之”的人。
在“人的觉醒”这一精神氛围中，魏晋士人特别看重个人才智，他们常以高才夸人，也常以高才自炫。刘惔一向对自己的才华“感觉良好”，同辈们对他既以清谈之宗相许，他自己也以清谈之宗自居，怎么甘心做“第二流人物”呢？《世说新语·品藻》篇中另一小品文能加深我们对刘惔的理解。“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曰：‘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
“第一流人物”“正是我辈”！那“我辈”无疑就是“生而知之”了，“我辈”的杰出也如“天之自高”，怎么还要靠学习来求“长进”呢？
清人李慈铭对此大加指责，说“人虽狂甚，无敢以天自比者”。表面上看李氏的批评不无道理，再狂的人也没狂到以天自比，可细读原文又觉得他说的似是而非。刘惔不过是暗用庄典，像天之自高和地之自厚一样，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自天生，不是“学而知之”的努力结晶。再说，这是他们哥儿俩的闲聊，千万不能对他们的谈话过于拘泥。类似的对话在今天的兄弟们之间也很常见，譬如一哥儿说：“老弟，你这件T恤衫配上你这身条，今天看起来好帅呀！”另一个马上回答说：“我生来就帅，有什么办法！”当年王濛与刘惔对话，如果一个人说“卿更长进”，另一个回答“天生聪明”，那么这场对话就太无聊也太无趣，刘惔那句“此若天之自高耳”，这个典故用得十分俏皮，也很符合他的身份，而且还有几分幽默，倒是李慈铭本人太不解风情。
王子敬自会稽经吴，闻顾辟疆有名园，先不识主人，径往其家。值顾方集宾友酣燕，而王游历既毕，指麾好恶，旁若无人。顾勃然不堪曰：“傲主人，非礼也；以贵骄人，非道也。失此二者，不足齿之伧耳。”便驱其左右出门。王独在舆上，回转顾望，左右移时不至。然后令送著门外，怡然不屑。
——《世说新语·简傲》
王献之（字子敬）与其父王羲之书法齐名，后世常将他们并称“二王”，其书法是人们公认的“无上神品”，一直为历代书家所仰慕仿效，其出身是东晋最显赫的豪门，他的门第和他的书法一样高不可及。
既生于高门又富有高才，这很容易让别人觉得他高不可攀，也容易让他觉得自己高人一等。通过这篇小品，我们来见识见识王献之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王子敬从自己会稽庄园里外出途经吴郡，听说顾辟疆有一座很有名的园林。他原先与主人并不相识，就径直到他家去了。恰好碰上顾辟疆正在宴请宾客，朋友们在一起开怀畅饮。而王子敬参观游览完毕之后，便毫无顾忌地对园林的优劣指指点点，旁若无人。顾辟疆气愤得忍无可忍，他十分恼怒地对王子敬说：“在主人面前倨傲轻慢，是极其无礼；以身份高贵而盛气凌人，是非常无道。无礼而又无道的人，就是为人不齿的粗野伧父。”说完，便叫人把他身边随从全都赶出门去。王献之独自一个人坐在轿子上四面顾盼，等了很长时间也不见随从们来侍候。顾辟疆看到这种傲慢自负的样子，马上命人把他送到了门外，可王照样还是一脸怡然自得不屑一顾的神态。
这篇文章置于《世说新语·简傲》中，全文的中心就是表现王献之待人接物如何“简傲”。所谓“简傲”就是于人轻蔑无礼，于己倨傲自矜。文中有几个关键点值得注意：王献之听说吴郡“顾辟疆有名园”，他根本不与主人打招呼，就径直到别人家里赏园林，已经无礼之甚；主人正在宴请宾客，他对别人的园林放肆地说短论长，好像旁边没有人一样，完全没有把主人放在眼里；被园子主人大声指责后，王献之还在轿子里“顾望”园林，对“不足齿之伧父”这样的唾骂也充耳不闻。赞美既不会让他高兴，咒骂也不会让人扫兴，因为在王献之眼里顾辟疆这样的“下人”，无论说什么都不值得他上心；直到主人把他的随从赶出了门外，又把他本人遣送出门，他还是一副“怡然不屑”的神情。这就不仅仅是“旁若无人”，简直就视主人为无物，这种“怡然不屑”比鲁迅所谓“连眼珠也不转过去”更要轻蔑百倍，“高人一等”远远不足以形容他门第和才气的优越感。
王子敬从小就养成等级观念，在他这种世胄看来，士庶之分就像天壤之别，《世说新语·方正》篇载：“王子敬数岁时，尝看诸门生樗蒲。见有胜负，因曰：‘南风不竞。’门生辈轻其小儿，乃曰：‘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子敬瞋目曰：‘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遂拂衣而去。”樗蒲是晋人常玩的一种游戏，子敬小时偶然观看家中用人玩樗蒲，发表意见后被用人调侃，他马上就怒目而视说：“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没有半点小孩的纯朴天真，而是满脑袋门第优越感。六朝的“门生”并非王家学生，而是曲附于王家的义从侍者。荀奉倩即三国时期思想家荀粲，他生前以“不与常人交接”出名，“不与常人交接”其实就是不与下等人往来。刘真长即东晋名士刘惔，他更是狂妄地宣称“小人都不可与作缘”。“刘真长、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识小人贻其餐，肴案甚盛，真长辞焉。仲祖曰：‘聊以充虚，何苦辞？’真长曰：‘小人都不可与作缘。’”刘惔有一次与好友王濛出行，很晚了还没能吃上饭，一位相识的百姓好心地给他们送来晚餐，还特地备办了丰盛的菜肴，刘惔宁可饿肚子也不吃百姓饭菜，王濛劝他说：“聊以充饥，何苦推辞？”刘惔毫不掩饰地说：“凡是百姓小民，统统都不能打交道。”王子敬看下人游戏已是降低了身份，被下人调笑更是奇耻大辱，所以他以荀粲、刘惔为愧。
随着贵族后代日益腐朽无能，寒门庶族子弟的处事能力，逐渐远远超过世家纨绔子弟，东晋士庶的鸿沟也越来越深。表面上看似乎贵族地位越来越高，实际上是这些纨绔子弟越来越强烈地发现，要想保住自己的社会特权，只得以深沟高垒的方法来凸显其血统高贵，因此，他们通过以贵骄人来掩饰自己的焦虑心怯。我们来看看《世说新语·方正》中另一则小品：
王脩龄尝在东山甚贫乏。陶胡奴为乌程令，送一船米遗之，却不肯取。直答语“王脩龄若饥，自当就谢仁祖索食，不须陶胡奴米”。
一个落魄贵族还如此傲慢，拒绝接受寒门官吏送来的一船米，在今人看来真是匪夷所思！人们可能有所不知，正因为他已经落魄，所以他才更加傲慢；越是身价受到威胁，他才更要显示自己的身价。上升期的贵族对下人反而相对“随和”，没落时期的贵族在寒门面前更要拿架子耍派头。
王子敬这位世家子弟和大书法家，其地位当然是无可争辩的贵族，但精神深处某个角落又是庸人；他的艺术成就证明了他的才气，他对待寒门的态度又暴露了他的俗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