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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进入餐厅时，已经差不多两点钟，一道道交织的光线和影子随着外面的松树在一张张空餐桌之间徘徊。两名伙计大声说着意大利话，在堆叠碟子，她们一走进来，他们便闭口闷声不响了，端来一份简单的客饭午餐。
“我在沙滩上坠入情网。”
“跟谁？”
“先是一群看来很好的人。后来是一个男人。”
“跟他说话了没有？”
“只讲了几句。他长得非常帅，一头赤发。”她吃得狼吞虎咽。“不过他已经结婚了——通常总是这样。”
她母亲是她最知己的朋友，曾经不遗余力地指导她，这在戏剧界并非罕见，不过尤其特别的是，艾尔西·斯培尔太太教诲她女儿并不是为了补偿自己的失败。她对自己的一生并不感觉辛酸愤怨——曾经有过两次美满的婚姻，两次守寡，每次都加深了她那种愉快淡泊的人生观。她的一个丈夫是陆军军官，一个是军医，两人都曾经对她产生过影响，她则努力想将这两种影响原封不动地留给露丝玛利。她并不纵容露丝玛利，露丝玛利变成脑筋很清楚的人——她也不辞辛苦，使露丝玛利培养出一种理想主义观，此时这种观念是针对着自己，并且从妈妈的眼光中看世界。所以露丝玛利一方面是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受到母亲的和自己的双重防御保护，另一方面她很成熟，不看重一切琐碎肤浅、容易得到且俗不可耐的东西。不过她拍电影突然成名之后，斯培尔夫人觉得时间到了，应该在精神上不让她再依赖自己。要是那种生气蓬勃，兴奋无比，又十分苛求的理想主义不集中在自己身上而投向别的方面，做母亲的她只有高兴而绝不会痛心。
“那么你喜欢这地方吗？”她问。
“要是能认识那些人也许怪有意思的。也有些别的人，可是他们不怎么好。他们认识我——无论咱们到了什么地方，人们都看过《掌上明珠》那部片子。”
斯培尔夫人等待女儿那些自鸣得意的心情过去，然后实事求是地说：“这倒提醒我了，你什么时候去拜访厄尔·布雷迪？”
“我想咱们今天下午可以去——如果你休息够了的话。”
“你去——我不去。”
“那咱们就等到明天去。”
“我要你自己一个人去。这段路不远，而且你又不是不会讲法国话。”
“妈——不是有些事我不必做吗？”
“哦，那么过些时候去吧——不过总得在咱们走之前去一趟。”
“好的，妈。”
午餐后，母女二人都忽然变得无精打采，这是美国旅客在安静的外国地方常有的情形。没有什么刺激，没有人呼唤她们，别的人也没有忽然想到她们，没有纽约那种喧嚣热闹的嘈杂声，她们觉得生活在这里中断了。
“妈，咱们只在这儿住三天好吗？”她们回到房间的时候，露丝玛利说。外面一阵清风把热气吹得四散，使它从树缝间和百叶窗缝里一阵一阵地传进来。
“你在沙滩上爱上的那个男人又怎么办？”
“妈，亲爱的妈妈，除了你我什么人都不爱。”
露丝玛利在大厅停住脚步，跟高斯老爹谈起火车的事。这位老爹身穿浅褐色咔叽衣服在问讯处闲荡着，对她看得两眼发直，然后忽然记起自己上职务应具备的礼貌。她搭上大客车跟着两名服务态度殷勤的侍应生到火车站去，对他们那种毕恭毕敬、默不作声的态度感觉很窘，很想怂恿他们，“尽管说下去，开心一下。我毫不介意。”
头等车厢里很沉闷。铁路公司生动鲜明的广告牌——阿尔市的卫桥，奥朗治市的圆形剧场，夏梦尼的冬季运动等等——给人的感觉都比车外那长而寂寞的海来得新鲜。不像美国火车那样一味只顾向前奔驰，根本蔑视另一世界里生活节奏较为缓慢、容易慌张的人，这列火车是它所经过地方的一部分。它喷出的气吹起了棕榈叶上的灰尘，它所冒出的灰烬和菜园里的干粪橛混在一起。露丝玛利肯定自己可以探身车窗外，用手去摘花。
戛纳车站外，有十来个出租汽车司机在车里打盹。海滨大道的那一边是赌场、漂亮的店铺和各所大旅馆都把它们那毫无表情的铁制面罩转向夏天的大海。真令人很难相信这地方会有冠盖如云的“季节”，露丝玛利深受时尚观念的支配，觉得有点不自在，仿佛自己对于死气沉沉的东西有种不健康的爱好；仿佛人们都在纳闷她何以在去冬的热闹季节和今冬季节之间的淡季中到这里来，而不到真正生气蓬勃的北方去。
她拿着一瓶椰子油走出药房时，一个女人捧着一叠软垫子从她面前穿过马路，朝停在街那头的一辆汽车走去，她认出那是戴弗太太。一只身长腿短的黑狗对戴弗太太直叫，惊醒了打盹的汽车司机。这位太太坐进车里，绷着那张好看的脸，两眼显得勇敢警惕，朝前直视，但视而不见。她穿了一条猩红色裙子，褐色的腿赤裸着。她的一头浓发呈暗金色，像狮子狗的毛。
火车要半小时后才到，露丝玛利便坐在十字路口上的联盟咖啡馆，黄昏中树的绿影在一张张咖啡桌上摇曳，乐队演奏尼斯嘉年华会歌和去年的美国流行歌曲来娱乐幻想中的国际客人。她已经替母亲买了法国《时报》和《星期六晚邮报》。她一面喝橘子水，一面翻开《星期六晚邮报》，读那篇俄国公主回忆录，发现一八九〇年代的礼俗比法国报纸上的头条新闻还要来得真实接近。她在旅馆里也有这种被逼得不能透气的感觉——因为她习惯见到报刊上把一个大洲最最古怪诡奇的事加以渲染成喜剧或悲剧，又根本没受过由自己把重要的和不相干的事分开的训练，因此现在开始觉得法国人的生活既空虚又乏味，听了乐队演奏的哀伤乐曲，心里平添几分惆怅，不禁想起了杂技团里飞人表演时所奏的凄凉音乐。她很高兴回到高斯旅馆。
她的肩膀晒得太厉害，第二天不能游泳，便和母亲雇了一辆汽车，沿着里维埃拉河流交错的三角洲兜风。这辆车是着实讲了一番价钱才雇的，因为露丝玛利在法国养成了对钱的价值观念。司机简直像暴君伊凡时代的俄国沙皇，自动担任向导，戛纳、尼斯、蒙特卡罗等绚丽的盛名开始在蛰伏的伪装中发出光辉，低声道出老迈的君王来此宴请宾客或长眠，印度王公向英国女芭蕾舞演员投去佛陀似的目光，俄国王子在吃不到鱼子酱的日子里，重温几个星期波罗的海的黄昏景色。尤其是沿着海岸都弥漫着俄国人的气息——他们那些已经关闭的书店和杂货店。十年前旅客季节在四月终止时，东正教教堂的门上了锁，俄国人喜欢喝的甜香槟也都贮藏起来以待他们回来。“我们明年就回来。”他们说，可惜这句话说来太早，因为他们一去就永不复返。
在近黄昏时驱车回旅馆真是愉快，大海的上方的色彩来得神秘而艳丽，像童年时所见到的玛瑙和玉髓饰物，绿得像茉茶，蓝得像肥皂水，又像纯醪的渥丹，看见人们在家门口外吃饭，听到乡间咖啡室的葡萄藤架后面机动钢琴吵耳的丁冬声，真是开心。他们从黄金断崖那里转弯，在两旁光线越来越暗，一层又一层的绿荫中朝旅馆驰去时，月亮已在高架渠的废墟之上徘徊了……
旅馆后面山中的某处有人在开舞会。露丝玛利倾听着随着惨白月光透入蚊帐的音乐，知道这时候某处有人在寻欢作乐，便想到自己在沙滩上遇见的那些有趣的人。她想也许明天早上在沙滩上能见到他们，不过他们显然自成为一个小团体，一把阳伞、竹席、狗和孩子都安排妥当，那块地简直就像有了围篱似的。她决计在最后两个早上不跟别人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