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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纪还轻，阅历不深的时候，我父亲教导过我一句话，我至今还念念不忘。
“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那些优越条件。”
他没再说别的。但是，我们父子之间话虽不多，却一向是非常通气的，因此我明白他的意思远远不止那一句话。久而久之，我就惯于对所有的人都保留判断，这个习惯既使得许多怪僻的人肯跟我讲心里话，也使我成为不少爱唠叨的惹人厌烦的人的受害者。这个特点在正常的人身上出现的时候，心理不正常的人很快就会察觉并且抓住不放。由于这个缘故，我上大学的时候就被不公正地指责为小政客，因为我与闻一些放荡的、不知名的人的秘密的伤心事。绝大多数的隐私都不是我打听来的——每逢我根据某种明白无误的迹象看出又有一次倾诉衷情在地平线上喷薄欲出的时候，我往往假装睡觉，假装心不在焉，或者假装出不怀好意的轻佻态度；因为青年人倾诉的衷情，或者至少他们表达这些衷情所用的语言，往往是剽窃性的，而且多有明显的隐瞒。保留判断是表示怀有无限的希望。我现在仍然唯恐错过什么东西，如果我忘记（如同我父亲带着优越感所暗示过的，我现在又带着优越感重复的）基本的道德观念是在人出世的时候就分配不均的。
在这样夸耀我的宽容之后，我得承认宽容也有个限度。人的行为可能建立在坚固的岩石上面，也可能建立在潮湿的沼泽之中，但是一过某种程度，我就不管它是建立在什么上面的了。去年秋天我从东部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希望全世界的人都穿上军装，并且永远在道德上保持一种立正姿势；我不再要参与放浪形骸的游乐，也不再要偶尔窥见人内心深处的荣幸了。唯有盖茨比——就是把名字赋予本书的那个人——除外，不属于我这种反应的范围——盖茨比，他代表我所真心鄙夷的一切。假使人的品格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成功的姿态，那么这个人身上就有一种瑰丽的异彩，他对于人生的希望具有一种高度的敏感，类似一台能够记录万里以外的地震的错综复杂的仪器。这种敏感和通常美其名曰“创造性气质”的那种软绵绵的感受性毫不相干——它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永葆希望的天赋，一种富于浪漫色彩的敏捷，这是我在别人身上从未发现过的，也是我今后不大可能会再发现的。不——盖茨比本人到头来倒是无可厚非的；使我对人们短暂的悲哀和片刻的欢欣暂时丧失兴趣的，却是那些吞噬盖茨比心灵的东西，是在他的幻梦消逝后跟踪而来的恶浊的灰尘。
我家三代以来都是这个中西部城市家道殷实的头面人物。姓卡罗威的也可算是个世家，据家里传说我们是布克娄奇公爵
的后裔，但是我们家系的实际创始人却是我祖父的哥哥。他在一八五一年来到这里，买了个替身去参加南北战争，开始做起五金批发生意，也就是我父亲今天还在经营的买卖。
我从未见过这位伯祖父，但是据说我长得像他，特别有挂在父亲办公室里的那幅铁板面孔的画像为证。我在一九一五年从纽黑文
毕业，刚好比我父亲晚四分之一个世纪，不久以后我就参加了那个称之为世界大战的延迟的条顿民族大迁徙。我在反攻中感到其乐无穷，回来以后就觉得百无聊赖了。中西部不再是世界温暖的中心，而倒像是宇宙的荒凉的边缘——于是我决定到东部去学债券生意。我所认识的人个个都是做债券生意的，因此我认为它多养活一个单身汉总不成问题。我的叔伯姑姨们商量了一番，俨然是在为我挑选一家预备学校
，最后才说：“呃……那就……这样吧。”面容都很严肃而犹疑。父亲答应为我提供一年的费用，然后又几经耽搁我才在一九二二年春天到东部去，自以为是一去不返的了。
切合实际的办法是在城里找一套房间寄宿，但那时已是温暖季节，而我又是刚刚离开了一个有宽阔的草坪和宜人的树木的地方，因此办公室里一个年轻人提议我们俩到近郊合租一所房子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个很妙的主意。他找到了房子，那是一座风雨剥蚀的木板平房，月租八十美元，可是在最后一分钟公司把他调到华盛顿去，我也就只好一个人搬到郊外去住了。我有一条狗、——至少在它跑掉以前我养了它几天——一辆旧道吉汽车和一个芬兰女用人，她替我收拾床铺，烧早饭，在电炉上一面做饭，一面嘴里咕哝着芬兰的格言。
头几天我感到孤单，直到一天早上有个人，比我更是新来乍到的，在路上拦住了我。
“到西卵村去怎么走啊？”他无可奈何地问我。
我告诉了他。我再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我不再感到孤单了。我成了领路人、开拓者、一个原始的移民。他无意之中授予了我这一带地方的荣誉市民权。
眼看阳光明媚，树木忽然间长满了叶子，就像电影里东西长得那么快，我就又产生了那个熟悉的信念，觉得生命随着夏天的来临又重新开始了。
有那么多书要读，这是一点，同时从清新宜人的空气中也有那么多营养要汲取。我买了十来本有关银行业、信贷和投资证券的书籍，一本本红皮烫金立在书架上，好像造币厂新铸的钱币一样，准备揭示迈达斯
、摩根
和米赛纳斯
的秘诀。除此之外，我还有雄心要读许多别的书。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喜欢舞文弄墨的，——有一年我给《耶鲁新闻》写过一连串一本正经而又平淡无奇的社论——现在我准备把诸如此类的东西重新纳入我的生活，重新成为“通才”，也就是那种最浅薄的专家。这并不只是一个俏皮的警句——光从一个窗口去观察人生究竟要成功得多。
纯粹出于偶然，我租的这所房子在北美最离奇的一个村镇。这个村镇位于纽约市正东那个细长的奇形怪状的小岛上——那里除了其他天然奇观以外，还有两个地方形状异乎寻常。离城二十英里路，有一对其大无比的鸡蛋般的半岛，外形一模一样，中间隔着一条小湾，一直伸进西半球那片最恬静的咸水，长岛海峡那个巨大的潮湿的场院。它们并不是正椭圆形，——而是像哥伦布故事里的鸡蛋一样，在碰过的那头都是压碎了的——但是它们外貌的相似一定是使从头上飞过的海鸥惊异不已的源泉。对于没有翅膀的人类来说，一个更加饶有趣味的现象，却是这两个地方除了形状大小之外，在每一个方面都截然不同。
我住在西卵，这是两个地方中比较不那么时髦的一个，不过这是一个非常肤浅的标签，不足以表示二者之间那种离奇古怪而又很不吉祥的对比。我的房子紧靠在鸡蛋的顶端，离海湾只有五十码，挤在两座每季租金要一万二到一万五的大别墅中间。我右边的那一幢，不管按什么标准来说，都是一个庞然大物——它是诺曼底
某市政厅的翻版，一边有一座簇新的塔楼，上面疏疏落落地覆盖着一层常春藤，还有一座大理石游泳池，以及四十多英亩的草坪和花园。这是盖茨比的公馆。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位姓盖茨比的阔人所住的公馆，因为我还不认识盖茨比先生。我自己的房子实在难看，幸而很小，没有被人注意，因此我才有缘欣赏一片海景，欣赏我邻居草坪的一部分，并且能以与百万富翁为邻而引以自慰——所有这一切每月只需出八十美元。
小湾对岸，东卵豪华住宅区的洁白的宫殿式的大厦沿着水边光彩夺目，那个夏天的故事是从我开车去那边到汤姆·布坎农夫妇家吃饭的那个晚上才真正开始的。黛西是我远房表妹，汤姆是我在大学里就认识的。大战刚结束之后，我在芝加哥还在他们家住过两天。
她的丈夫，除了擅长其他各种运动之外，曾经是纽黑文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橄榄球运动员之一——也可说是个全国闻名的人物，这种人二十一岁就在有限范围内取得登峰造极的成就，从此以后一切都不免有走下坡路的味道了。他家里非常有钱，——还在大学时他那样任意花钱已经遭人非议，但现在他离开了芝加哥搬到东部来，搬家的那个排场可真要使人惊讶不置。比方说，他从森林湖
运来整整一群打马球用的马匹。在我这一辈子中竟然还有人阔到能够干这种事，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他们为什么到东部来，我并不知道。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在法国待了一年，后来又不安定地东飘西荡，所去的地方都有人打马球，而且大家都有钱。这次是定居了，黛西在电话里说。可是我并不相信——我看不透黛西的心思，不过我觉得汤姆会为追寻某场无法重演的球赛的戏剧性的激奋，就这样略有点怅惘地永远飘荡下去。
于是，在一个温暖有风的晚上，我开车到东卵去看望两个我几乎完全不了解的老朋友。他们的房子比我料想的还要豪华，一座鲜明悦目，红白二色的乔治王殖民时代式的大厦，面临着海湾。草坪从海滩起步，直奔大门，足足有四分之一英里，一路跨过日晷、砖径和火红的花园——最后跑到房子跟前，仿佛借助于奔跑的势头，爽性变成绿油油的常春藤，沿着墙往上爬。房子正面有一溜法国式的落地长窗，此刻在夕照中金光闪闪，迎着午后的暖风敞开着。汤姆·布坎农身穿骑装，两腿叉开，站在前门阳台上。
从纽黑文时代以来，他样子已经变了。现在他是三十多岁的人了，身体健壮，头发稻草色，嘴边略带狠相，举止高傲。两只炯炯有光的傲慢的眼睛已经在他脸上占了支配地位，给人一种永远盛气凌人的印象。即使他那套像女人穿的优雅的骑装也掩藏不住那个身躯的巨大的体力——他仿佛填满了那双雪亮的皮靴，把上面的带子绷得紧紧的；他的肩膀转动时，你可以看到一大块肌肉在他薄薄的上衣下面移动。这是一个力大无比的身躯，一个残忍的身躯。
他说话的声音，又粗又大的男高音，增添了他给人的性情暴戾的印象。他说起话来还带着一种长辈教训人的口吻，即使对他喜欢的人也一样。因此在纽黑文的时候对他恨之入骨的大有人在。
“我说，你可别认为我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是说了算的，”他仿佛在说，“仅仅因为我力气比你大，比你更有男子汉气概。”我们俩属于同一个高年级学生联谊会；虽然我们的关系并不密切，我总觉得他很看重我，而且带着他那特有的粗野、蛮横的怅惘神气，希望我也喜欢他。
我们在阳光和煦的阳台上谈了几分钟。
“我这地方很不错，”他说，他的眼睛不停地转来转去。
他抓住我的一只胳臂把我转过身来，伸出一只巨大的手掌指点眼前的景色，在一挥手之中包括了一座意大利式的凹型花园，半英亩地深色的、浓郁的玫瑰花，以及一艘在岸边随着浪潮起伏的狮子鼻的汽艇。
“这地方原来属于石油大王德梅因。”他又把我推转过身来，客客气气但是不容分说，“我们到里面去吧。”
我们穿过一条高高的走廊，走进一间宽敞明亮的玫瑰色的屋子。两头都是落地长窗，把这间屋子轻巧地嵌在这座房子当中。这些长窗都半开着，在外面嫩绿的草地的映衬下，显得晶莹耀眼，那片草仿佛要长到室内来似的。一阵轻风吹过屋里，把窗帘从一头吹进来，又从另一头吹出去，好像一面面白旗，吹向天花板上糖花结婚蛋糕似的装饰，然后轻轻拂过绛色地毯，留下一阵阴影有如风吹海面。
屋子里唯一完全静止的东西是一张庞大的长沙发椅，上面有两个年轻的女人，活像浮在一个停泊在地面的大气球上。她们俩都身穿白衣，衣裙在风中飘荡，好像她们乘气球绕着房子飞了一圈刚被风吹回来似的。我准是站了好一会，倾听窗帘刮动的噼啪声和墙上一幅挂像嘎吱嘎吱的响声。忽然怦然一声，汤姆·布坎农关上了后面的落地窗，室内的余风才渐渐平息，窗帘、地毯和两位少妇也都慢慢地降落地面。
两个之中比较年轻的那个，我不认识。她平躺在长沙发的一头，身子一动也不动，下巴稍微向上仰起，仿佛她在上面平衡着一件什么东西，生怕它掉下来似的。如果她从眼角中看到了我，她可毫无表示——其实我倒吃了一惊，差一点要张口向她道歉，因为我进来惊动了她。
另外那个少妇，黛西，想要站起身来，——她身子微微向前倾，一脸诚心诚意的表情——接着她扑哧一笑，又滑稽又可爱地轻轻一笑，我也跟着笑了，接着就走上前去进了屋子。
“我高兴得瘫……瘫掉了。”
她又笑了一次，好像她说了一句非常俏皮的话，接着就拉住我的手，仰起脸看着我，表示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她更高兴见到的了。那是她特有的一种表情。她低声告诉我那个在搞平衡动作的姑娘姓贝克（我听人说过，黛西的喃喃低语只是为了让人家把身子向她靠近，这是不相干的闲话，丝毫无损于这种表情的魅力）。
不管怎样，贝克小姐的嘴唇微微一动，她几乎看不出来地向我点了点头，接着赶忙把头又仰回去——她在保持平衡的那件东西显然歪了一下，让她吃了一惊。道歉的话又一次冒到了我的嘴边。这种几乎是完全我行我素的神情总是使我感到目瞪口呆，满心赞佩。
我掉过头去看我的表妹，她开始用她那低低的、令人激动的声音向我提问题。这是那种叫人侧耳倾听的声音，仿佛每句话都是永远不会重新演奏的一组音符。她的脸庞忧郁而美丽，脸上有明媚的神采，有两只明媚的眼睛，有一张明媚而热情的嘴，但是她声音里有一种激动人心的特质，那是为她倾倒过的男人都觉得难以忘怀的：一种抑扬动听的魅力，一声喃喃的“听着”，一种暗示，说她片刻以前刚刚干完一些赏心乐事，而且下一个小时里还有赏心乐事。
我告诉了她我到东部来的途中曾在芝加哥停留一天，有十来个朋友都托我向她问好。
“他们想念我吗？”她大喜若狂似地喊道。
“全城都凄凄惨惨。所有的汽车都把左后轮漆上了黑漆当花圈，沿着城北的湖边
整夜哀声不绝于耳。”
“太美了！汤姆，咱们回去吧。明天！”随即她又毫不相干地说：“你应当看看宝宝。”
“我很想看。”
“她睡着了。她三岁。你从没见过她吗？”
“从来没有。”
“那么你应当看看她。她是……”
汤姆·布坎农本来坐立不安地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现在停了下来把一只手放在我肩上。
“你在干什么买卖，尼克？”
“我在做债券生意。”
“在哪家公司？”
我告诉了他。
“从来没听说过，”他断然地说。
这使我感到不痛快。
“你会听到的，”我简慢地答道，“你在东部待久了就会听到的。”
“噢，我一定会在东部待下来的，你放心吧。”他先望望黛西又望望我，仿佛他在提防还有别的什么名堂。“我要是个天大的傻瓜才会到任何别的地方去住。”
这时贝克小姐说：“绝对如此！”来得那么突然，使我吃了一惊——这是我进了屋子之后她说的第一句话。显然她的话也使她自己同样吃惊，因为她打了个呵欠，随即做了一连串迅速而灵巧的动作就站了起来。
“我都木了，”她抱怨道，“我在那张沙发上躺了不知多久了。”
“别盯着我看，”黛西回嘴说，“我整个下午都在动员你上纽约去。”
“不要，谢谢，”贝克小姐对着刚从食品间端来的四杯鸡尾酒说，“我正一板一眼地在进行锻炼哩。”
她的男主人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是吗！”他把自己的酒喝了下去，仿佛那是杯底的一滴。“我真不明白你怎么可能做得成任何事情。”
我看看贝克小姐，感到纳闷，她“做得成”的是什么事。我喜欢看她。她是个身材苗条、乳房小小的姑娘，由于她像个年轻的军校学员那样挺起胸膛更显得英姿挺拔。她那双被太阳照得眯缝着的灰眼睛也看着我，一张苍白、可爱、不满的脸上流露出有礼貌的、回敬的好奇心。我这才想起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她，或者她的照片。
“你住在西卵吧！”她用鄙夷的口气说，“我认识那边一个人。”
“我一个人也不认……”
“你总该认识盖茨比吧。”
“盖茨比？”黛西追问道，“哪个盖茨比？”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说他是我的邻居，用人就宣布开饭了；汤姆·布坎农不由分说就把一只紧张的胳臂插在我的胳臂下面，把我从屋子里推出去，仿佛他是在把一个棋子推到棋盘上另一格去似的。
两位女郎袅袅婷婷地、懒洋洋地，手轻轻搭在腰上，在我们前面往外走上玫瑰色的阳台。阳台迎着落日，餐桌上有四支蜡烛在减弱了的风中闪烁不定。
“点蜡烛干什么？”黛西皱着眉头表示不悦。她用手指把它们掐灭了。“再过两个星期就是一年中最长的一天了。”她满面春风地看着我们大家。“你们是否老在等一年中最长的一天，到头来偏偏还是错过？我老在等一年中最长的一天，到头来偏偏还是错过了。”
“我们应当计划干点什么，”贝克小姐打着呵欠说道，仿佛上床睡觉似的在桌子旁边坐了下来。
“好嘛，”黛西说，“咱们计划什么呢？”她把脸转向我，无可奈何地问道，“人们究竟计划些什么？”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的两眼带着畏惧的表情盯着她的小手指。
“瞧！”她抱怨道，“我把它碰伤了。”
我们大家都瞧了——指关节有点青紫。
“是你搞的，汤姆，”她责怪他说，“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但确实是你搞的。这是我的报应，嫁给这么个粗野的男人，一个又粗又大又笨拙的汉子……”
“我恨笨拙这个词，”汤姆气呼呼地抗议道，“即使开玩笑也不行。”
“笨拙，”黛西犟嘴说。
有时她和贝克小姐同时讲话，可是并不惹人注意，不过开点无关紧要的玩笑，也算不上唠叨，跟她们的白色衣裙以及没有任何欲念的超然的眼睛一样冷漠。她们坐在这里，应酬汤姆和我，只不过是客客气气地尽力款待客人或者接受款待。她们知道一会儿晚饭就吃完了，再过一会儿这一晚也就过去，随随便便就打发掉了。这和西部截然不同，在那里每逢晚上待客总是迫不及待地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推向结尾，总是有所期待而又不断地感到失望，要不然就对结尾时刻的到来感到十分紧张和恐惧。
“你让我觉得自己不文明，黛西，”我喝第二杯虽然有点软木塞气味却相当精彩的红葡萄酒时坦白地说，“你不能谈谈庄稼或者谈点儿别的什么吗？”
我说这句话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用意，但它却出乎意外地被人接过去了。
“文明正在崩溃，”汤姆气势汹汹地大声说，“我近来成了个对世界非常悲观的人。你看过戈达德这个人写的《有色帝国的兴起》吗？”
“呃，没有，”我答道，对他的语气感到很吃惊。
“我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人人都应当读一读。书的大意是说，如果我们不当心，白色人种就会……就会完全被淹没了。讲的全是科学道理，已经证明了的。”
“汤姆变得很渊博了。”黛西说，脸上露出一种并不深切的忧伤的表情。“他看一些深奥的书，书里有许多深奥的字眼。那是个什么字来着，我们……”
“我说，这些书都是有科学根据的，”汤姆一个劲地说下去，对她不耐烦地瞅了一眼。“这家伙把整个道理讲得一清二楚。我们是占统治地位的人种，我们有责任提高警惕，不然的话，其他人种就会掌握一切了。”
“我们非打倒他们不可，”黛西低声地讲，一面拼命地对炽热的太阳眨眼。
“你们应当到加利福尼亚住家，……”贝克小姐开口说，可是汤姆在椅子上沉重地挪动了一下身子，打断了她的话。
“主要的论点是说我们是北欧日耳曼民族。我是，你是，你也是，还有……”稍稍犹疑了一下之后，他点了点头把黛西也包括了进去，这时她又冲我眨了眨眼。“而我们创造了所有那些加在一起构成文明的东西——科学艺术啦，以及其他等等。你们明白吗？”
他那副专心致志的劲头看上去有点可怜，似乎他那种自负的态度，虽然比往日还突出，但对他来说已经很不够了。这时屋子里电话铃响了，男管家离开阳台去接，黛西几乎立刻就抓住这个打岔的机会把脸凑到我面前来。
“我要告诉你一桩家庭秘密，”她兴奋地咬耳朵说，“是关于男管家的鼻子的。你想听听男管家鼻子的故事吗？”
“这正是我今晚来拜访的目的嘛。”
“你要知道，他并不是一向当男管家的；他从前专门替纽约一个人家擦银器，那家有一套供二百人用的银餐具。他从早擦到晚，后来他的鼻子就受不了啦……”
“后来情况越来越坏，”贝克小姐提了一句。
“是的。情况越来越坏，最后他只得辞掉不干。”
有一会儿工夫夕阳的余晖温情脉脉地照在她那红艳发光的脸上；她的声音使我身不由主地凑上前去屏息倾听——然后光彩逐渐消逝，每一道光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她，就像孩子们在黄昏时刻离开一条愉快的街道那样。
男管家回来凑着汤姆的耳朵咕哝了点什么，汤姆听了眉头一皱，把他的椅子朝后一推，一言不发就走进室内去。仿佛他的离去使她活跃了起来，黛西又探身向前，她的声音像唱歌似的抑扬动听。
“我真高兴在我的餐桌上见到你，尼克。你使我想到一朵——一朵玫瑰花，一朵地地道道的玫瑰花。是不是？”她把脸转向贝克小姐要求她附和这句话，“一朵地地道道的玫瑰花？”
这是瞎说。我跟玫瑰花毫无相似之处。她不过是随嘴乱说一气，但是却洋溢着一种动人的激情，仿佛她的心就藏在那些气喘吁吁的、激动人的话语里，想向你倾诉一番。然后她突然把餐巾往桌上一扔，说了声对不起就走进房子里面去了。
贝克小姐和我互相使了一下眼色，故意表示没有任何意思。我刚想开口的时候，她警觉地坐直起来，用警告的声音说了一声“嘘”。可以听得见那边屋子里有一阵低低的、激动的交谈声，贝克小姐就毫无顾忌地探身竖起耳朵去听。喃喃的话语声几次接近听得真的程度，降低下去，又激动地高上去，然后完全终止。
“你刚才提到的那位盖茨比先生是我的邻居……”我开始说。
“别说话，我要听听出了什么事。”
“是出了事吗？”我天真地问。
“难道说你不知道吗？”贝克小姐说，她真的感到奇怪。“我以为人人都知道了。”
“我可不知道。”
“哎呀……”她犹疑了一下说，“汤姆在纽约有个女人。”
“有个女人？”我茫然地跟着说。
贝克小姐点点头。
“她起码该顾点大体，不在吃饭的时候给他打电话嘛。你说呢？”
我几乎还没明白她的意思，就听见一阵裙衣窸窣和皮靴咯咯的声响，汤姆和黛西回到餐桌上来了。
“真没办法！”黛西强作欢愉地大声说。
她坐了下来，先朝贝克小姐然后朝我察看了一眼，又接着说：“我到外面看了一下，看到外面浪漫极了。草坪上有一只鸟，我想一定是搭康拉德或者白星轮船公司
的船过来的一只夜莺。它在不停地歌唱……”她的声音也像唱歌一般。“很浪漫，是不是，汤姆？”
“非常浪漫，”他说，然后哭丧着脸对我说，“吃过饭要是天还够亮的话，我要领你到马房去看看。”
里面电话又响了，大家都吃了一惊。黛西断然地对汤姆摇摇头，于是马房的话题，事实上所有的话题，都化为乌有了。在餐桌上最后五分钟残存的印象中，我记得蜡烛又无缘无故地点着了，同时我意识到自己很想正眼看看大家，然而却又想避开大家的目光。我猜不出黛西和汤姆在想什么，但是我也怀疑，就连贝克小姐那样似乎玩世不恭的人，是否能把这第五位客人尖锐刺耳的迫切呼声完全置之度外。对某种性情的人来说，这个局面可能倒怪有意思的——我自己本能的反应是立刻去打电话叫警察。
马，不用说，就没有再提了。汤姆和贝克小姐，两人中间隔着几英尺的暮色，慢慢溜达着回书房去，仿佛走到一个确实存在的尸体旁边去守夜。同时，我一面装出感兴趣的样子，一面装出有点聋，跟着黛西穿过一连串的走廊，走到前面的阳台上去。在苍茫暮色中我们并排在一张柳条的长靠椅上坐下。
黛西把脸捧在手里，好像在抚摩她那可爱的面庞，同时她渐渐放眼去看那天鹅绒般的暮色。我看出她心潮澎湃，于是我问了几个我认为有镇静作用的关于她小女儿的问题。
“我们彼此并不熟识，尼克，”她忽然说，“尽管我们是表亲。你没参加我的婚礼。”
“我打仗还没回来。”
“确实。”她犹疑了一下。“哎，我可真够受的，尼克，所以我把一切都差不多看透了。”
显然她抱这种看法是有缘故的。我等着听，可是她没再往下说，过了一会儿我又吞吞吐吐地回到了她女儿这个话题。
“我想她一定会说，又……会吃，什么都会吧。”
“呃，是啊。”她心不在焉地看着我。“听我说，尼克，让我告诉你她出世的时候我说了什么话。你想听吗？”
“非常想听。”
“你听了就会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看待——一切事物。她出世还不到一个钟头，汤姆就天晓得跑到哪里去了。我从乙醚麻醉中醒过来，有一种孤苦伶仃的感觉，马上问护士是男孩还是女孩。她告诉我是个女孩，我就转过脸哭了起来。‘好吧，’我说，‘我很高兴是个女孩。而且我希望她将来是个傻瓜——这就是女孩子在这种世界上最好的出路，当一个美丽的小傻瓜。’”
“你明白我认为反正一切都糟透了，”她深信不疑地继续说，“人人都这样认为——那些最先进的人。而我知道。我什么地方都去过了，什么也都见过了，什么也都干过了。”她两眼闪闪有光，环顾四周，俨然不可一世的神气，很像汤姆，她又放声大笑，笑声里充满了可怕的讥嘲。“饱经世故……天哪，我可是饱经世故了。”
她的话音一落，不再强迫我注意她和相信她时，我就感到她刚才说的根本不是真心话。这使我感到不安，似乎整个晚上都是一个圈套，强使我也付出一份相应的感情。我等着，果然过了一会儿她看着我时，她那可爱的脸上就确实露出了假笑，仿佛她已经表明了她是她和汤姆所属于的一个上流社会的秘密团体中的一分子。
室内，那间绯红色的屋子灯火辉煌。汤姆和贝克小姐各坐在长沙发的一头，她在念《星期六晚邮报》给他听，声音很低，没有变化，一连串的字有一种让人定心的调子。灯光照在他皮靴上雪亮，照在她秋叶黄的头发上暗淡无光，每当她翻过一页，胳臂上细细的肌肉颤动的时候，灯光又一晃一晃地照在纸上。
我们走进屋子，她举起一只手来示意叫我们不要出声。
“待续，”她念道，一面把杂志扔在桌上，“见本刊下期。”
她膝盖一动，身子一直，就霍地站了起来。
“十点了，”她说，仿佛在天花板上看到了时间。“我这个好孩子该上床睡觉了。”
“乔丹明天要去参加锦标赛，”黛西解释道，“在威斯彻斯特那边。”
“哦……你是乔丹·贝克。”
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她的面孔很眼熟——她那可爱的傲慢的表情曾经从报道阿希维尔、温泉和棕榈海滩
的体育生活的许多报刊照片上朝外向我看过。我还听说过关于她的一些闲话，一些说她不好的闲话，至于究竟是什么事我可早已忘掉了。
“明天见，”她轻声说。“八点叫我，好吧？”
“只要你起得来。”
“我一定可以。晚安，卡罗威先生。改天见吧。”
“你们当然会再见面的，”黛西保证道，“说实在，我想我要做个媒。多来几趟，尼克，我就想办法——呃——把你们俩拽到一起。比方说，无意间把你们关在被单储藏室里啦，或者把你们放在小船上往海里一推啦，以及诸如此类的办法……”
“明天见，”贝克小姐从楼梯上喊道。“我一个字也没听见。”
“她是个好孩子，”过了一会儿汤姆说。“他们不应当让她这样到处乱跑。”
“是谁不应当？”黛西冷冷地问。
“她家里人。”
“她家里只有一个七老八十的姑妈。再说，尼克以后可以照应她了，是不是，尼克？她今年夏天要到这里来度许多个周末。我想这里的家庭环境对她会大有好处的。”
黛西和汤姆一声不响地彼此看了一会儿。
“她是纽约州的人吗？”我赶快问。
“路易斯维尔
人。我们纯洁的少女时期是一道在那里度过的。我们那美丽纯洁的……”
“你在阳台上是不是跟尼克把心里话都讲了？”汤姆忽然质问。
“我讲了吗？”她看着我。“我好像不记得，不过我们大概谈到了日耳曼种族。对了，我可以肯定我们谈的是那个。它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我们的话题，你还没注意到哩……”
“别听到什么都信以为真，尼克，”他告诫我道。
我轻松地说我什么都没听到，几分钟之后我就起身告辞了。他们把我送到门口，两人并肩站在方方一片明亮的灯光里。我发动了汽车，忽然黛西命令式地喊道：“等等！”
“我忘了问你一件事，很重要的。我们听说你在西部跟一个姑娘订婚了。”
“不错，”汤姆和蔼地附和说，“我们听说你订婚了。”
“那是造谣诽谤。我太穷了。”
“可是我们听说了，”黛西坚持说，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她又像花朵一样绽开了。“我们听三个人说过，所以一定是真的。”
我当然知道他们指的是什么事，但是我压根儿没有订婚。流言蜚语传播说我订了婚，这正是我之所以到东部来的一个原因。你不能因为怕谣言就和一个老朋友断绝来往，可是另一方面我也无意迫于谣言的压力就去结婚。
他们对我的关心倒很使我感动，也使他们不显得那么有钱与高不可攀了。虽然如此，在我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感到迷惑不解，还有点厌恶。我觉得，黛西应该做的事是抱着孩子跑出这座房子——可是显然她头脑里丝毫没有这种打算。至于汤姆，他“在纽约有个女人”这种事倒不足为怪，奇怪的是他会因为读了一本书而感到沮丧。不知什么东西在使他从陈腐的学说里摄取精神食粮，仿佛他那壮硕的体格的唯我主义已经不再能滋养他那颗唯我独尊的心了。
一路上小旅馆房顶上和路边汽油站门前已经是一片盛夏景象，鲜红的加油机一台台蹲在电灯光圈里。我回到我在西卵的住处，把车停在小车棚之后，在院子里一架闲置的刈草机上坐了一会儿。风已经停了，眼前是一片嘈杂；明亮的夜景，有鸟雀在树上拍翅膀的声音，还有大地的风箱使青蛙鼓足了气力发出的连续不断的风琴声。一只猫的侧影在月光中慢慢地移动，我掉过头去看它的时候，发觉我不是一个人——五十英尺之外一个人已经从我邻居的大厦的阴影里走了出来，现在两手插在口袋里站在那里仰望银白的星光。从他那悠闲的动作和他那两脚稳踏在草坪上的姿态可以看出这就是盖茨比先生本人，出来确定一下我们本地的天空哪一片是属于他的。
我打定了主意要招呼他。贝克小姐在吃饭时提到过他，那也可以算作介绍了。但我并没招呼他，因为他突然做了个动作，好像表示他满足于独自待着，——他朝着幽暗的海水把两只胳膊伸了出去，那样子真古怪，并且尽管我离他很远，我可以发誓他正在发抖。我也情不自禁地朝海上望去——什么都看不出来，除了一盏绿灯，又小又远，也许是一座码头的尽头。等我回头再去看盖茨比时，他已经不见了，于是我又独自待在不平静的黑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