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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之时，人之视天甚近。迨人事繁兴，情伪日起，遂与天日远一日。此亦势之无可如何也。即以六经而论：
易最先出，所言皆天道。
尚书次之，洪范一篇，备言五福六极之征。其他诏诰，亦无不以惠迪从逆为吉凶。
至诗礼乐盛于商周，则已多详于人事，而天人相应之理略焉。如正月繁霜，诸作不一二见也。
惟春秋记人事，兼记天变。盖犹是三代以来记载之古法，非孔子所创也。
战国纷争，诈力相尚。至于暴秦，天理几于灭绝。
汉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数其祸福，傅以洪范（五行志序），而后天之与人又渐觉亲切。观五行志所载，天象每一变，必验一事。推既往以占将来，虽其中不免附会，然亦非尽空言也。
昌邑王为帝无道，数出微行。夏侯胜谏曰：“久阴不雨，臣下有谋上者。”时霍光方与张安世谋废立，疑安世漏言。安世实未言，乃召问胜。胜对洪范五行传云“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有下人谋上者。”光、安世大惊（胜传）。
宣帝将祠昭帝庙，旄头剑落泥中，刃向乘舆。帝令梁邱贺筮之，云“有兵谋，不吉。”上乃还。果有任宣子章匿庙间，欲俟上至为逆。事发伏诛（贺传）。
京房以易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每先上疏，言其将然。近者或数月，远或一岁，无不屡中（房传）。
翼奉以成帝独亲异姓之臣，为阴气太甚，极阴生阳，恐反有火灾。未几，孝武园白鹤馆火（奉传）。
是汉儒之言天者，实有验于人。故诸上疏者，皆言之深切著明，无复忌讳。
翼奉谓：“人气内逆，则感动天地，变见于星气。犹人之五脏六体，脏病则气色发于面，体病则欠伸动于貌也。”
李寻谓：“日失其度，晻昧无光。阴云邪气，在日出时者，为牵于女谒（嫔妃之言）；日出后者，为近臣乱政；日中者，为大臣欺诬；日入时者，为妻妾役使所营也。”
孔光谓：“皇之不极，则咎征荐臻。”其传曰：“有日月乱行，诸变异也。”
而尤言之最切者，莫如董仲舒，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欲止其乱也。”
谷永亦言：“灾异者，天所以儆人君过失，犹严父之明诫，改则祸消，不改则咎罚。”
是皆援天道以证人事，若有秒忽不爽者。而其时人君，亦多遇灾而惧。
如成帝以灾异用翟方进言，遂出宠臣张放于外，赐萧望之爵，登用周堪为谏大夫。又因何武言，擢用辛庆忌。
哀帝亦因灾异用鲍宣言，召用彭宣、孔光、何武，而罢孙宠、息夫躬等。
其视天犹有影响相应之理，故应之以实不以文。
降及后世，机智竞兴，权术是尚，一若天下事，皆可以人力致，而天无权。即有志图治者，亦徒详其法制禁令，为人事之防，而无复有求端于天之意。故自汉以后，无复援灾异以规时政者。间或日食求言，亦只奉行故事。而人情意见，但觉天自天，人自人，空虚寥廓，与人无涉。
抑思孔子修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二、彗星见三、夜恒星不见、星陨如雨一、火灾十四，以及五石陨坠、六鹢退飞、多麋、有蜮、鹆来巢、昼暝晦、大雨雹、雨木冰、李梅冬实、七月霜、八月杀菽之类。大书特书不一书，如果与人无涉，则圣人亦何事多费此笔墨哉？
汉书艺文志，有刘向五行传十一卷。是以言五行传者，皆以为刘向所作。然汉书五行志，先引经曰，则洪范本文也，次引传曰。颜师古初未注明何人所作。今观夏侯胜引洪范五行传以对张安世，则武帝末已有是书，不自刘向始也。汉代言阴阳灾异者，惟眭孟与胜同时。其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李寻、解光等，皆在胜后。（见眭宏等传赞。）则胜所引，必非诸人所作也。在胜前者，有董仲舒、夏侯始昌。然仲舒之阴阳，本之春秋，不出于洪范。今仲舒所著繁露具在，初无推演五行之处。至尚书虽自景帝时伏生所传，而伏生亦未言洪范灾异。其弟子作尚书大传，亦无五行之说。惟夏侯始昌以尚书教授，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果验。自董仲舒、韩婴死后，武帝甚重始昌。然则胜所引洪范五行传，盖即始昌所作也。其后刘向又推演之，成十一篇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