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约翰·梅耶博士(John Mayer)和耶鲁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彼得·萨洛维博士(Perer Salovey)在1990年首次提出“情商”概念时,他们的论文是这个领域里唯一的一篇论文。到了2009年,西方心理学界关于情商的学术论文已经发表了600多篇。
2007年,我回国筹建专门从事情商研究和推广的专业机构——情智东方时,我在当当网上搜到的有关情商的图书总共有40多本,且大多为编译。短短5年后,这个数字达到了500多,其中就包括情商普及的开山之作《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 。
这本书的作者正是丹尼尔·戈尔曼。
“情商”能从象牙塔走入民间,特别是从实验室理论到付诸管理和教育的实践,进而促进情商研究的学术繁荣,戈尔曼可以说是立了头功。虽然他本人原不是专门研究情商的学者,但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的学养给予了他足够的学术理解力和判别力,《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的职业角色又赋予了他非同一般的洞察力和文字传播力,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情商》一书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EQ”一词开始在各国语言中流行。2012年初我在印度行走时,不经意间就在三个地方看到了这本书:新德里市中心的地摊上,长途汽车的中途休息站,以及一座寺庙的书店里。
不仅如此,戈尔曼还是西方心理学对接东方智慧的积极推动者。他曾参与美国顶尖心理学家对佛教的深入研究,发起了“科学与佛教的对话”,希望心理学研究能帮助非宗教信众分享到佛教中的智慧,获得更成功的事业和更幸福的生活。这项研究使藏传佛教大禅师创古仁波切很受触动,他甚至提出佛教应当以“一种心理学的方式”进入西方社会。
如果说17年前戈尔曼用《情商》重新改写了“聪明”的定义,以至当时的《哈佛商业评论》都视情商为“上一个10年里最重要的商业概念之一”,那么今天的这本《情商(实践版)》就是从“讲概念”到了“教方法”。
情商的概念传播至今,在欧美国家说是妇孺皆知也不为过,就是在国内也早已不再陌生。在我刚刚参加的一个中外管理论坛上,我请“知道情商”的听众举手,台下手臂林立,但当我又请“知道如何提高情商”的听众举手时,在近千名听众中我只看到了两只手臂。显然,人们急需了解的已从“知道”变为“如何做到”。
《情商(实践版)》的到来,既顺理成章又恰逢其时。无论是早期作为情商理论的传播者,还是后来作为情商应用的推动者,戈尔曼始终追踪着情商领域的最前沿研究成果和最佳实践,本书可以说是对后《情商》时代最新理论的一次萃取和十几年实务经验的一次总结。科学性一如既往,实操性越发突出。当然,对于中国读者,拿来主义固然是好,但若拿来就上身,恐怕总会发现或这或那不怎么妥帖,这就不能苛求戈尔曼了。
读这本书,让我不时回想起当年在北美研读情商时体验的震撼。我一是没想到西方学者可以把情商这个貌似虚幻的玩意儿研究得这么细致入微,实在到有图有真相,科学到能用数据说话;二是没想到提高情商居然还有方法论,系统到有章可循,实用到有法可依。而我恰恰以为,中国的教育也好,培训也罢,正缺少这样的“实学”。于是,我一头扎到了情商的美丽世界中。
我能回国拓荒情商事业,也算是向戈尔曼借的火种。今做此小序,便是带着冥冥天意的感慨,借机向这位引路人致敬。
曾莉
情智东方(北京)创始人
国际认证情商培训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