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斯玛

伦敦，1977年12月

我们住在哈克尼区，在一条名叫薰衣草园的街道上。周围没有薰衣草丛，它只存在于街道的名字中，这使我母亲总是很失望。她一直在期望有一天能看到，在别人的花园里，在某个角落，在一片被遗忘的树林，有一片紫色的海洋。

我喜欢这一带。有非洲美发沙龙、牙买加咖啡厅、犹太面包店、经营水果摊的阿尔及利亚男孩，他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念出我的名字，并且总是给我带一点礼物；还有那些住在附近的音乐家，每天开着窗户排练，不知不觉地让我知道了肖邦；那个在里德利路市场画肖像的画家，每幅画像十先令，有一次我只是对他微笑了一下就给我画了。这一带汇聚了各种宗教信仰和肤色的人。

住在这之前，我们在伊斯坦布尔有一套公寓——我和伊斯坎德尔在那里度过了幼年时期，但现在它属于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家。我们一直住在这里，直到1970年5月，尤努斯出生前不久，我们搬到英国。和许多外邦人一样，母亲也有选择性的记忆。在她对于过去所留下的记忆中，即使不是全部，大多也是关于美好事物的：温暖的阳光，市场上成堆的香料，风中飘来的海草的味道。这片故土依旧洁净无瑕，是香格里拉，一个可以回归的潜在避难所，如果并不存在于真实的生活中，也至少在梦中。

然而，我的记忆是复杂的。也许，在与父母共同生活的过去，孩子们记得的点点滴滴永远不会和父母记住的一样。偶尔，我的思绪又回到那所老房子的地下室：家具被布置成了天蓝色；咖啡桌上和厨房架子上则铺上了圆形白色的钩针编织的蕾丝桌布；墙上长着霉菌；高高的窗户面向街道打开着……刻在我记忆中的那间公寓是一个光线昏暗的地方，那里整天都开着噼啪作响的收音机，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腐臭味。那里总是黄昏的样子，早晨和下午都没有什么区别。

当这个地方是我的家时，我还很小。我会盘腿坐在客厅的地毯上，半张着嘴仰望着靠近天花板的窗户。透过窗户，我可以看到许多双腿忙乱地左右奔走。人们去上班，购物回来或出去散步。

看着路人的脚，试着猜测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这是我们最喜欢的一个游戏——三个人玩的游戏：我、伊斯坎德尔和妈妈。例如，我们会看到一双闪亮的细高跟鞋轻快却急促地走着，脚踝绑得整整齐齐，鞋跟在人行道上噼啪作响。“我想她是去见她的未婚夫。”妈妈说，然后编了个引人入胜的关于爱和心碎的故事。伊斯坎德尔也很擅长这个游戏。他会发现一双破旧、肮脏的鹿皮软鞋，然后编造一个故事，讲述这双鹿皮鞋属于一个失业好长时间，现在非常绝望的人，他要抢劫拐角处的银行，在那里他会被保安开枪打死。

地下室没有足够的阳光，但雨水却很多。毛毛雨并不是什么威胁，但只要城里降水量达到两英寸以上，房子里的排水沟就会溢出来，使地下室淹没在一个脏乱昏暗的湖里。木制烟灰缸、铲子、相框和竹篮都会漂浮起来。烤盘、案板、茶壶、杵和臼都用不了。桌上的玻璃花瓶很快就会掉下来，里面的塑料花则会浮起来。然后是挠背耙……我也希望它能沉下去，但它永远不会。

我的父母曾说过要搬出公寓，但即使他们有办法在这个贫困的街区找到一个阳光更充足的地下室，也不能保证它能更好地经受住伊斯坦布尔臭名昭著的暴雨。也许多年来，他们也对自己的公寓产生了依恋。这里也许阴暗潮湿，但它毕竟是家。

伊斯坦布尔。在那缓慢旋转的记忆深处，这座城市的名字在我一生记得的数百个城市中最为突出。我把这个词放在舌头上，慢慢地、热切地吮吸着，仿佛它是一种煮过的糖。如果伦敦是一种糖果，那一定是奶油太妃糖——浓郁而传统。然而，伊斯坦布尔将是一种有嚼劲的黑樱桃甘草糖——一种口味冲突的混合物，能够把酸变成甜，把甜变成酸。

我父亲赌光了两个月的工资后不久，我母亲就开始工作了。突然之间，我们从未如此需要钱。伊斯坎德尔去上学，妈妈开始去富人家，在那里她会照顾她们的孩子，做饭，打扫房间，擦洗锅，熨衣服，偶尔还会听听她们诉苦。我被留下由邻居照顾，那是个说话尖刻、听力差的老妇人，但在其他方面很好。

晚上，好像讲睡前故事一般，妈妈会告诉我们在别墅里的生活，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房间，时髦的丈夫们会邀请妻子和他们一起喝酒。她曾见过一对夫妇用机器播放着爵士乐跳舞——这让她深感羞愧，因为他们穿着沾满灰尘的鞋子踏上地毯，这证实了她的看法：富人身上有某种奇怪的东西。否则，为什么有人会往饮料里扔绿色的橄榄，会毁坏豪华的地毯，会用牙签戳着黄色奶酪轻咬品尝？

在为几个家庭打过帮工之后，妈妈找到了一份全职工作。她的雇主夫妇都是名人。女主人是个演员，刚刚生了一个女孩。至于她的丈夫，我们从来不知道他究竟是做什么的，但我们知道他总是很忙，经常旅行。我妈妈的工作是照顾房子和孩子，还有女演员，她似乎不能很好地应对她人生中的变化。这个婴儿哭闹不止，喜怒无常。但这位新妈妈也很容易哭泣，有时甚至哭得更多。她很漂亮——杏仁色的眼睛，乌黑的头发，整齐的鼻子，纤细的手臂，细细的血管。如果她的粉丝看到她窘迫，沮丧的状态，他们可能会感到失望，但妈妈却喜爱她。

那时，照顾我的老妇人病了，妈妈开始带我一起去工作。当我一个人玩的时候，她会辛苦地在女演员的床上偷偷地撒些豆蔻种子来保护她免受精灵的伤害。随后我们会乘坐公共汽车和面包车回家，此时城市上空的天空低垂而黯淡。整整一个月过去了。妈妈希望哪天能拿到工资，但是没有人提到，她也不好意思开口。

一天下午，妈妈在做饭，我在厨房桌子底下玩，那个女人的丈夫出现了。他身上散发出淡淡的酸味——须后水和威士忌混合的味道。他的眼睛充满了血丝，但奇怪的是他很开心。他不知道我在这里，跌跌撞撞地向妈妈冲过去，两手一把抓住她的身子。

“嘘，”那人说着，把手指放在嘴唇上，“他们都睡着了。”

他们都睡着了。他们不会看到我们。他们都睡着了。所以我们也可以睡觉。我会给你买些好东西。鞋子、包、衣服、一对金色的耳环……你是个好女人，圣人。可怜可怜我吧。我妻子永远不会知道。你的丈夫也不会。他们都睡着了。我不是坏人。但我是一个人，像其他人一样，我有需要。我的妻子不再是女人了。自从孩子出生后，她就变了，总是哭，总是哀号。整个城市都在沉睡。

我妈妈把他推到墙边；他喝醉了，几乎没有反抗。他的双手在身体两侧摇晃着，身体松弛下来，好像是空的，就像一个柔软的玩具。妈妈一只手拽着我，另一只手拿着她的手提包，跺着脚走下走廊，然后意识到我们没有足够的钱回家。

“先生……”她说，“你没有给我工资。”

他站在门口，微微有些摇晃。“你想要钱？”他问道，听起来很惊讶。

“我这个月的——”

他打断道：“你这样对待我，还想要钱？你真是个婊子！”

我们大步走出房子。我们乘公共汽车，在我们老地方下了车，决定走完剩下的路回家。但是妈妈没有注意到路的方向。我们一步一步地离开大街，走到弯弯曲曲的小道上，似乎没有什么方向。天渐渐黑了。我们发现到达了海边一个我们从未涉足过的地方。海浪拍打着岸边巨大的黑色岩石。我们坐在那里，屏住呼吸，欣赏着这座城市的壮观，感受它对我们的冷漠。

注意到海滩上的小贝壳，我站起来捡。我还在海边溜达，看见两个男人向我母亲走来。他们吃着葵花籽，吐着瓜壳，身后留下一道痕迹，就像汉塞尔和格蕾特尔糖果屋的故事一样。

“晚上好，姐们儿，你看起来很伤心，”第一个男人说，“像你这样的女人此刻在这儿干什么？”

“是的，你看起来需要帮助。”另一个说。

妈妈没有回答。她在手提包里摸索着找手帕，要擤鼻子。几个发夹，家里的钥匙，几张要付的账单，一把她随身带着但忘了给我的榛子，一张她孩子们的照片，还有一面镜子，镜子里她看到了自己的忧郁，但没有手帕。

“今晚你有地方可去吗？为什么不加入我们呢？”

“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另一个说。

“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助！”妈妈反驳说，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然后她转向岸边，喊道：“埃斯玛，快过来！”

那些人看到我很惊讶，但他们没有后退，而是默默地跟着我们。这是一个游戏。妈妈会抵抗。他们会坚持。妈妈会抵抗。他们会坚持。妈妈会屈服。

“走开！难道你们看不出我是个结了婚的女人吗？”

其中一个男人紧张地瞥了她一眼，但另一个则嗤之以鼻，翻了个白眼，好像在说，那又怎么样？

四周又黑又迷蒙，行人越来越少，车辆也越来越少。我们匆匆赶路，小心翼翼地避开角落，树上映照着月光灰色的轮廓。我们看到一两个女人，在她们的丈夫或兄弟旁边散步，享受着保护和特权。十分钟过去了，也许更久，我们遇到一个带着一个男孩的老人。

“你们好。你们还好吧？”

没等妈妈回答，我脱口而出：“我们迷路了。”

老人微微点了一下头，对我微微一笑：“亲爱的，你的家在哪儿？”

妈妈低声说了一个地方，但出于礼貌，她补充说不应为我们担心。

“好的，你很幸运。我的孙子和我也要走那条路。”

“不，我们不是。”男孩反驳说，他比我稍大一点。老人捏了捏孙子的肩膀。“有时候，捷径就是跟随朋友的路线。”然后他转向我们身后的两人，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他们突然尴尬地转移了目光。

于是我们开始步行回家——妈妈，我，老人和男孩。我呼吸着海风带来的咸味，永远感激那些陌生人，他们如此意外地变成了路上的伙伴。当我们走到街上时，妈妈问那个人的孙子叫什么名字。

“尤努斯，”他骄傲地说，“真主庇佑，他下个月就要受割礼了。”

“如果上帝再给我一个儿子，”妈妈说，“我会记住你，给他起名叫尤努斯，这样他对陌生人就会像你对我一样好。”

而在地下室的公寓里，父亲坐在窗户下等着，在一片石板色的空屋中，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他一听到我们钥匙转动门锁，就跳了起来。“你们去哪儿了？”

“我们不得不走路，”妈妈说，对我皱起了眉头，“埃斯玛，脱下外套，回你的房间去。”

她把我推到走廊上，用力地把门关上，门又弹开了，微微半开着。“我没有钱去坐面包车了。”

“你没有钱是什么意思？他们给了你多少钱？”

“什么都没有。我不会再为他们工作了。”

“你到底在说什么？”父亲问道，声音提高了一点，但仅此而已。“我要还债，你知道的。”

“他们没付钱给我……”

几乎整整一分钟我都没听到一点声音。然后，就像从黑暗的水里出来呼吸一样，我父亲大声地吸气。“你这个时候回家，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谎话。钱在哪儿，你这婊子？”

沙发上有一把挠背耙，用公羊角制成的一种淡黄色的、凉凉的工具。转眼间，他一把抓住它扔向妈妈。妈妈被他的话弄得心烦意乱，没能及时躲开。挠背耙砰的一声击中了她的脸，划伤了她的脖子。

不，我父亲阿德姆·托普拉克从没打过他的妻子和孩子。然而，在那天晚上，以及之后几年的其他晚上，他很容易发脾气，用充满绝望和愤怒的话把气氛弄得沮丧；他会把东西往墙上砸，同时憎恨整个世界把他推到边缘；他害怕曾虐待自己的父亲的影子正等着告诉他，他最终可能和父亲没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