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下的野餐

伊斯坦布尔，1954年

阿德姆整个童年都在两个父亲之间挣扎：清醒的爸爸和醉酒的爸爸。这两个男人住在同一个身体里，但他们彼此之间的差别就像白天与黑夜的差别一样。反差如此之大，以至于阿德姆怀疑父亲每天晚上喝下的那杯酒是某种神奇的药水。它没有把青蛙变成王子，也没有把龙变成女巫，但它把他所爱的人变成了陌生人。

爸爸（清醒的那个）是个勾腰驼背、很爱说话的人，喜欢和他的三个儿子（塔里克、哈利勒和阿德姆）待在一起，而且他有个习惯，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带上其中一个儿子，这是一种爱与关怀的随机抽奖。这个幸运的男孩会陪着父亲去看望他的朋友，在伊斯蒂克拉尔大道散步，偶尔也会去他的工作场所——塔克西姆广场附近的一个车库，他是那里的首席机械师。有着复杂名字的大牌汽车被拉进来修理或更换零件。雪佛兰的贝尔艾尔、别克的路王、凯迪拉克的弗利特伍德或是新的奔驰。不是每个镇上的人都买得起这些型号的车——他们的主人大多是政客、商人、赌场老板或足球运动员。汽车修理厂的墙上挂着放有照片的相框，在这些照片中，机械师满脸笑容地站在那些尊贵顾客的身旁。

有时候，阿德姆会陪着爸爸去当地的茶馆，在那里他们会一边抿着沙勒布一种、菩提茶或普通的茶，一边看着各个年龄段的人玩西洋双陆棋和跳棋。政治是一个热门话题。然后是足球和小报上的新闻。随着大选的临近，茶馆里充满了激烈的辩论。首相——这个国家历史上第一位民选领导人——声称他的民主党将赢得压倒性胜利。没人能猜到他会再次当选连任，没人想到他最终会被军政府绞死。

在这样慵懒的下午，阿德姆会模仿爸爸（清醒的那个），用舌头舔一块方糖，用小手指举着茶杯。周围烟雾缭绕，当他们回到家时，他的头发会像烟灰缸一样发臭。他的母亲艾莎总是皱着眉头催他去浴室。他希望她不要那样做。头发里有烟草的气味使他觉得自己长大了。有一天，当他向父亲坦白这件事时，爸爸笑了，说：“这个世界上有两件事可以让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男人。第一是对一个女人的爱。第二是对另一个人的仇恨。”

爸爸（清醒的那个）解释说，那些只知道前者的人变成了懦夫，而那些只知道后者的人变得冷酷，就像石头一样，但那些同时经历过这两种感情的人却成了一把钢铁之剑。正如熟练的工匠所知，加固金属的最好方法是在火中加热，并在水中冷却。“男人也是这样。你需要在爱中给他加热，在恨中让他冷却。”爸爸总结道，停顿了一下，让阿德姆好好理解。

令阿德姆担心的是，他从未有过如此深沉的感情，但他却把这种焦虑藏在心里。就在那一年，他哮喘病复发——这种病在他十几岁时就消失了，但从未真正离开过他的身体，伴随他一生。

有时，爸爸（清醒的那个）会把附近屠宰场留下的肉块、骨头和内脏带回家。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借经理的皮卡车，带家人去野餐。阿德姆和他的两个兄弟坐在车后，吹嘘他们一次能吃多少香肠或小牛蹄。爸爸坐在前面，他的妻子坐在他旁边，他会开玩笑，如果心情特别好，他会摇下车窗唱着歌。这些歌本来是很悲伤的，但他把它们演绎得如此美妙，谁都感觉不到悲伤。他们的卡车里装满了锅碗瓢盆和亚麻布，他们的心情轻松愉快，他们要去博斯普鲁斯海峡那边的山上。山的附近有一个公墓，这使他们很不安。但他们无能为力。从远古时代起，伊斯坦布尔的死者就一直埋葬在绿树最多的地区，可以饱览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

一到那，男孩们就会在树荫下找一个合适的地方。然而，在坐下来之前，他们的母亲会为死者的灵魂祈祷，请求他们允许在这片土地上度过时光。一般说来，死者的回答总是肯定的。等了几秒钟后，艾莎会点点头，把垫子铺好，让大家都坐在上面。然后她会点燃便携式炉子，准备好做饭所需的一切。与此同时，男孩们快乐地嬉戏，捣毁蚁群，追赶蟋蟀，假扮僵尸。当咝咝作响的牛肉散发出香味时，爸爸会拍拍手，表示开第一瓶拉基烧酒的时候到了。

有时他一开始喝得很慢，然后逐渐加快喝酒的速度。也有时候，他一开始就会喝下很多，在平时喝完一杯的时间里喝下三杯。但是，不管怎么喝，午餐结束时，他总是喝得醉醺醺。

爸爸刚把第一瓶酒喝光，就开始显露出迹象。他会不时地皱眉，咒骂自己，每隔几分钟，他就会因为一件没人记得的小事责备孩子们。任何东西都可能使他不悦：食物太咸，面包不新鲜，冰块不够冷。为了安抚他的神经，他又开了一瓶。

一次野餐即将结束，太阳开始落山，海鸥在尖叫，时间似乎停了下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茴香味。爸爸往酒里加了一些水，看着半透明的液体变成了乳白的灰色，就像他的思想一样模糊。过了一会儿，他笨拙地站起身来，目光庄重，他抬起下巴，向公墓敬酒。

“你们这些家伙真他妈太幸运了，”他说，“不用给房租，不用买汽油，不用养活别人。没有妻子唠叨你们。没有老板会给你读《暴乱法案》。你们不知道你们有多幸运。”

坟墓静静听着，一阵低风把枯叶吹来吹去。

“我们来自尘土，”爸爸说，“我们必归于尘土。”

在回家的路上，他坚持让孩子们和他们一起坐在前排。不管他们多么小心，屏住每一次呼吸，注意他们说的每一个字，但总有一些可怕的事情会发生，把他们的父亲弄得异常焦虑。路上的坑洼，一个错过的交通指示牌，一只流浪狗跑在卡车前面，广播里面的新闻。这个新人，赫鲁晓夫，似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的脑袋被伏特加灌坏了吗，伏特加那种劣酒根本比不上拉基酒；纳赛尔对阿拉伯人期望过高，他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却从不互相倾听；为什么伊朗国王不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离婚，她明显不能给他生一个继承人？

“真是一团糟！什么狗屁世界！”

爸爸（喝醉了的那个）诅咒市政当局、市长和政客。在那快乐的几分钟里，他的愤怒是针对外面的世界，而放过了他的家人。通常，车里的人会做让他生气的事或说些惹恼他的话。其中一个孩子会扭动、打嗝、放屁或狂笑。

这天，艾莎央求他开慢一点。

“你到底怎么回事？”他问得那么轻描淡写，和问题的严重性简直不相称。“就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吗？嗯？你想让我爆发吗？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没有人回答。男孩们盯着他们瘦削的膝盖，或者盯着一只从车窗飞进来却没办法出去的苍蝇。

爸爸提高了声音：“我拼命工作。该死的每一天。活得像个骡子！这样你们就有的吃了。我是这个家的劳力吗？”

有人说“当然不是”——然而考虑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么说只是一次软弱的无效尝试。

“你们都是吸血鬼，你们所有人，吸我的血。”他把手从方向盘上移开，露出他消瘦、蜡黄的手腕。“我还有更多的血喂你们吗？你们有留一丁点给我吗？”

“请抓住方向盘。”他的妻子低声说。

“闭上你那该死的嘴！我不用你教我开车。”

阿德姆不禁为爸爸感到难过，因为他显然是受害者，受难者。内疚会侵蚀他的每一根神经。他们又惹他了。尽管他一再警告他们，他们还是使他心烦意乱。阿德姆多么想补偿他，吻他的手，发誓再也不吸他的血了。

“我要告诉你怎么煮小扁豆吗？当然我不会。因为那不是我的工作。开车也不是你的工作，女人！你对汽车了解多少？”

还有一次，他猛踩刹车，使得卡车像在冰上一样打转。他们猛冲过马路，直冲到花坛上，离陷入路沟只有几步远。阿德姆睁开眼睛，看到了他以前从未见过的寂静——那是发生事故后的那种寂静。他第一次注意到风的沙沙声，空中刺眼的光线。他的哥哥塔里克正握着他的胳膊肘，脸因痛苦而扭曲，嘴唇皱起来，发出从未有过的呻吟声。爸爸慢慢地打开车门走了出去，他的上唇在流血。他绕过卡车，打开妻子那边的门。

“出来！”

“噢，求你了！”艾莎说着，脸色发青。

“我说，出来！”

爸爸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拖向卡车的引擎盖，当他们的车子停下来时，引擎盖就弹了开来。他说：“既然你对汽车了解这么多，那就把它修好。”

她脸上的肌肉僵住了。爸爸把她的头推到发动机里，直到她的前额砰的一声撞到引擎才停下来。

“什么？你不能修好它吗？”

她咕哝着，阿德姆和他的兄弟们都无法理解说的什么。但他们都听见爸爸说，“那么给我闭嘴，别告诉我怎么开车。”

两个男孩和爸爸一起把卡车推出花坛。塔里克一声不吭地看着，紧握着骨折的手臂。他们的母亲也等在花坛一旁哭泣。每次都是一样的。每次野餐都以美好的希望开始，以一些人的哭声或受伤告终。

晚上，阿德姆会提醒自己，这是他另一个爸爸，他冲动易怒，捶打方向盘、墙壁、桌子、门、瓷质橱柜，就像是另一个爸爸，并且在这些都不能让他平息的时候，他就用皮带抽打孩子们；有一次，他踢了自己妻子的腹股沟，把她踢下了楼梯。这事让我们记住了这不是同一个人。痛苦或恐惧并没有减轻，只是让我们第二天早上更亲近那个清醒的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