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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商务乃至整个全球经济对每个人、每个国家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国际商务能惠及每一家企业和每一个兴办企业的个人。关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两个不同的思想派别，每逢世界贸易组织召开会议，或者当富国聚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八国集团、二十国集团的峰会或其他峰会时，都会发生许多游行示威活动，而两个流派之间的冲突在此时也变得更为明显。第一个派别叫华盛顿共识派（见下文），这个名称有点儿误导性，其大致观点是财富可以从社会上层渗透到下层，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是穷人致富的唯一途径。另一个派别的观点听起来没那么言之凿凿，它认为富裕国家所推行的全球贸易会让贫穷国家一直处于被奴役、依附的地位，并会迫使其采取对环境有害的政策（http://www.globalissues.org/article/45/public-protests-aroundthe-world）。
即使是富裕国家也不认为全球贸易对富裕国家都是同等有利的，详情请见下文的萨缪尔森批判性观点。
跨国企业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
维护和平
由贸易战争引发军事战争的事件在历史上不断重演。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部分原因是20世纪30年代的贸易战争，当时很多国家都试图降低大萧条的负面影响，从而使事态变得愈发严重。“二战”后的建设和发展，尤其是欧盟的成立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签署，使发达国家至少能维持相对和平的局面。登录网站http://wars.findthedata.com，你就能了解1945年之后爆发的战争多么频繁且残酷。该网站有一个设计精巧但又令人触目惊心的功能，即你可以按照持续时间和死亡人数来搜寻相关的战争。许多战事不断的国家都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墨西哥的毒品战争至今已造成107000人死亡，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战争则夺去了80000多条生命。目前涉及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战事则基本都消停了。
自由贸易能降低总体生活成本
据世界贸易组织的农业保护报告数据显示，自由贸易导致了食品成本上涨：在欧盟，普通4口之家的食品消费额涨幅预计为每年1500美元；日本则征收51%的食品税；在美国，消费者仅在糖类上的花费每年就增加了30亿美元。但另一方面，取消关税后，英国消费者在购置服装上的花费每年减少了5亿欧元；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平均每个家庭在购置服装上的花费则每年分别减少了780加元和300澳元。
虽然发达国家的数据变化比较明显，但是无论贫富情况如何，所有国家的总体生活成本都有所下降。例如，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电话服务业的开放使得发达经济体的通话费用平均每年降低2%，发展中国家的降幅则更加明显，为4%。最终结果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移动通话费用降低了30%，加纳的降幅则为50%。
德勤在一份名为《2012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动通信行业观察报告》中指出，自2000年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通信连接点增加了44%，是发达地区增幅的4倍，并且人们使用移动设备和平板电脑来浏览网页的比例是发达地区的5倍多。
消费者有了更多、更好的选择
商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拓宽了企业的业务范围，并大大增加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不仅制成品受到影响，而且生产流程的所有要素也都要向国际贸易开放。汽车、电脑、电话、开关，甚至是一个麦当劳汉堡（其包装和食物本身的成本仅占总成本的30%），都含有从国外进口的成分。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开放的市场也让进口国有了更多出口的机会。
提供给消费者更多选择不仅仅意味着让更多的运动鞋或香水面世。通常情况下，新的产品和服务在进入市场后，会给经济带来巨大且往往无法预见的影响。例如，移动电话开辟了印度和中国的广袤市场，并加速了这两个国家通信业的发展。在非洲，移动电话成了微型信贷金融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农民和其他行业的从业者可以便捷地进行（按西方标准看来）金额较小的转账。
另一方面，国际贸易让消费者可以买到非当季的产品。肯尼亚1/3的鲜花都出口至英国；美国加州每年的草莓产值高达20亿美元，其中约有12%对外出口，主要出口地包括加拿大、墨西哥、英国、香港和日本。
刺激增长、创造财富、传播民主
货币在经济体之间流通后所产生的涟漪效应比货币本身的价值要大得多，因此货币流通比货币量本身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这是经济学上公认的一个规律。有一个简单直接的经济学概念叫作乘数效应，即人们会把他们大部分的收入都用于支出。消费者的工资对于经济的影响取决于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即他们将把工资增量中的多大一部分用于支出。假设他们会将工资的10%（约为过去20年的均值，尽管在撰写本文时已不到6%）用于储蓄，而剩余的90%用于支出，由此可得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9，即90%的小数形式：
支出乘数=1=10×（1–0.9）
因此，政府每支出1亿英镑，将对宏观经济产生10×1亿英镑（10亿英镑）的经济效应。这是因为每个工人都会将其工资的90%用于支出，这些支出会转化为别人的收入，而这些人又会将收入的90%用于支出，以此类推。
相关的经济理论就先介绍到这里。据世界贸易组织估计，旨在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的1994年“乌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全球贸易谈判为全球带来了1090亿~510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具体的数据因不同的计算预设和允许误差范围而有所差异）。如果考虑到乘数效应，这个数字还会大幅增加。
按照贸易管制程度而排列的国家贸易自由度排行榜同时也反映出了各国的贸易量大小。全世界最贫穷、贸易管制最严格的国家同时也是贸易最不开放的国家，反之亦然。世界银行的Doing Business网站（www.doingbusiness.org/rankings）根据截至2014年6月的最新数据对全球国家和地区的营商环境便捷度进行了排名。厄立特里亚（Eritrea）、乍得（Chad）、缅甸（Myanmar）和孟加拉国（Bangladesh）的排名垫底，这也符合人们的普遍印象，而新加坡、新西兰和中国香港则名列前茅。世界贸易组织的研究还显示，出口国的收益可能会更大。世界贸易组织以墨西哥为例说明，该国有些行业的产品出口比例高达60%或以上，而这些行业的薪酬比其他行业高39%。
全球贸易当然能传播财富。全球有5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高于全球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欧美地区的成熟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放缓，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参与了国际贸易，其经济增速则正在加快。让我们来看一看那些崭露头角的新企业，它们就能说明这一点。2015年4月，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石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市价总值为3528亿美元，自2010年以来首次超越全球最大的能源企业埃克森美孚。根据英国《银行家》（ The Barker’s ）杂志全球1000家大银行排名，中国工商银行在2014年首次登上榜首，排名第二的是中国建设银行。中国的银行资本总值达11900亿美元，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独立银行业市场（www.thebankerdatabase.com/files/pdf_downloads/Top1000WorldBanks2014.pdf）。
同样，国际贸易也传播民主，这反过来能促使刚刚积累到财富的发展中国家将分配变得更加公平。研究机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网址：www.freedomhouse.org）于1973年发布了一份分析民主传播的报告，并把44个国家评定为自由国家。该机构的最新年度报告《2015年全球自由度报告》对全球195个国家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进行了评定，认为89个国家（46%）是自由国家，55个国家（28%）是部分自由国家，51个国家（26%）是不自由国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几十年间自由国家的数量增加了一倍，这与国际贸易增长和传播的时期是吻合的。
提升本国竞争力
为了抵挡顶尖跨国企业对国内市场的攻势，本土企业和行业就必须不断改进。美国的汽车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车企的产品物美价廉，对美国市场造成了很大冲击，使得美国车企所占的市场份额迅速下滑，甚至在2008年信贷危机爆发之前情况就已经是这样。皮卡车体现了美国人对独立和自由的向往，是美国的奠基性行业，而福特的明星皮卡车车型F–150却一直被日产泰坦（Titan）和丰田坦途（Tundra）紧紧追赶。不过到了2010年春季，美国皮卡车的年销量就已高达1120万辆，比上季度增长了10%，当然，这期间政府也给予了一些资助。福特最新推出的福克斯车型从一开始就是按照国际路线设计和制造的。
萨缪尔森的批判性观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麻省理工学院荣誉教授保罗·A.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于2004年9月在美国经济学会旗下的期刊《经济展望杂志》（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审视了在哪些情况下国际自由贸易会弊大于利。他举的例子包括外包给印度的客户服务中心和由于互联网普及及全球通信行业发展而掀起的离岸服务外包热潮，例如医疗诊断、会计和软件开发等，在过去这些服务是无法在全球自由转包的。萨缪尔森总结认为，在这些情况下，美国本土工人的薪酬会被迫下降，最终抵消国际贸易所带来的好处。“虽然（得益于国际贸易）人们可以在沃尔玛以低于原价20%的价格买到日常用品，但这并不一定能弥补国际贸易所造成的损失。”
华盛顿共识
最早提出华盛顿共识这个说法的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森（John Williamson）。该研究所位于华盛顿，是一家全球性经济智库。威廉森在1990年提出这个概念，它指截至1989年，位于华盛顿的多家研究机构对拉丁美洲各国提出的各种政策和建议的最基本共识。这些政策主要包括三大理念——宏观经济调控、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以下10条建议正体现出这些理念：
■ 财政管控。这特别适用于那些财政赤字规模较大，进而导致收支严重不平衡和通货膨胀的国家。最受通货膨胀冲击的是低收入群体，因为富人可以把资产转移到国外。
■ 不再滥发补贴，把公共开支的重点转移到有较高经济回报并能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例如基础医疗、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
■ 税务改革。降低边际替代率，扩大课税基础。
■ 利率自由化，包括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消除国家对金融市场自由运作所施加的一切不合理限制，例如消除利率上限，放松对存款和借贷的管控。
■ 提高汇率的竞争力，国家不应对本国货币进行人为操纵。
■ 贸易自由化能为贸易改革带来潜在好处。例如，韩国在过去10年一直对其贸易物流进行改革，从而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之一，向全球各地出口汽车、手机和半导体。但出口量的提高还不是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唯一好处。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2007—2008年，乌干达（Uganda）的海关管理和反腐改革使得海关收入增加了24%。
■ 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自由化。
■ 私有化。
■ 放松管制。消除阻碍投资者进入和退出市场的壁垒，尽可能地减少限制。
■ 产权受到保障，能快速便捷并以合理的成本认定资产的权属。
企业影响
企业能享受到国际贸易对国家宏观整体带来的部分好处。例如，得益于国际贸易，大型连锁超市能够全年向顾客销售新鲜水果和鲜花，而不仅仅是销售本土的当季花果。福特从丰田和其他车企学习到，美国本土市场的主要细分市场与其他市场一样，也有着相同的需求，特别是对经济实惠的需求。企业在进军国际市场的过程中还很可能会遇到一系列特殊的好处和风险。
规模经济
把商品销往国外能够提高销售量，这反过来也能降低成本，部分原因在于反复执行相同的任务能熟能生巧，相关内容请参见第三章的经验曲线。而且，销量提高也意味着购买量有所提高，这反过来就能确保企业以较低的成本购买材料，无论是销往国内还是国外的产品，其材料成本都能降低。一旦企业超越了收支平衡的阶段，即收入大于成本（见第十二章），那么所有增加的销售量都能带来显著的利润。
提供战略机会
由于销售量增加能降低成本，因此企业把出口视为一种机会，即能以较低价格向国外市场销售商品，从而快速地获得市场份额。扩大市场份额能带来很多好处，从而提高利润（见第三章）。这种战略可能不适用于本国市场，因为消费者往往觉得便宜没好货，降低价格可能会有损品牌形象。而且，竞争对手也很有可能降低价格，从而触发价格战，最终降低整个行业的利润。
在客户群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再进入市场是一种见机行事的防御战略。在这个时机进军新市场能降低风险，而且如果你这时不趁机进入市场，那么其他竞争者会这么做。一旦竞争对手成了稳定的供应商，它们就能利用自己的关系网络来蚕食你的本土市场份额。
减少周期性和季节性所带来的影响
不同经济体在不同时段的增长或衰退速度各不相同。例如，2008—2010年，当美国和大部分欧洲主要国家都处于经济停滞或衰退的状态时，澳大利亚、中国、印度和许多南美国家的经济却有所增长，有些国家的增速甚至接近10%。这种分化的现象一直持续到2015年，中国和印度的增速仍然在8%左右，而美国的增速则不到3%，欧洲整体则几乎是停滞不动。
季节性也会带来类似的影响，尤其是由气候变化引起的季节性。当欧洲正寒冬凛冽的时候，其他大洲的一些国家却是阳光灿烂。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国家，其不同地区在同一时间的气候也会大相径庭。这些季节性差异让人们能够全年供应某种商品。举例来说，不管什么时候，总有一些地方气候宜人，很适合推销户外烧烤产品。
联合利华
根据联合利华2010年4月的财报显示，该企业的销售量、营业额和利润都比预期要好，这给股票市场带来了惊喜。分析师预期联合利华的销售量会同比增长3.2%，而实际上其销售量的同比增长高达4.2%。其税前利润达13.9亿欧元（12亿英镑或18.4亿美元），增长了28%，而销售总量则增长了6.7%。分析师没有料到，联合利华在非洲、亚洲、中欧和东欧等新兴市场的渗入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通常而言，这些市场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会表现得比较好，所以联合利华在这些地方的销售量增长了11.2%，而在西欧的销售量却下降了0.2%。
联合利华的新兴市场部是该公司规模最大的业务部门。联合利华坚信自己定能再创业绩辉煌，因此在新兴市场增加广告投入来宣传多霸道（Domestos）漂白液、家乐牌（Knorr）浓缩汤料、马麦酱（Marmite）和立顿（Lipton）茶包等产品。
经济激励因素
为了降低成本，几乎所有大型服饰制造商，尤其是制衣厂和制鞋厂，都不得不迁移厂址，或者把生产外包到成本更低的地区，例如中国、斯里兰卡、印度和孟加拉。盖璞（GAP）在印度设立了十几家工厂，耐克和鳄鱼（Lacoste）的生产基地分别在越南和马来西亚。数百家美国企业在墨西哥（确切地说是美墨边境）设立工厂，产品仅向美国市场销售。例如，墨西哥克莱斯勒公司（Chrysler de Mexico）得到母公司约20亿美元的投资，是克莱斯勒在北美地区最重要的生产基地。在上述案例中，墨西哥的廉价劳动力是吸引企业的主要原因，但还有其他激励因素，例如低税收（很多英国银行家移居到税收较低的瑞士）或者投资优惠［英国政府在2010年3月向日产提供了4.2亿英镑的奖励金，从而让日产把聆风（Leaf）电动车的生产基地设在了英国北部城市森德兰（Sunder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