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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企业为何会成为商界的主流？在研究这个问题时，每个足够用功的MBA毕业生都不会仅满足于听取各种奇闻轶事或案例，无论它们是如何地重要或者让人信服。MBA毕业生至少要初步了解国际贸易基础理论的主要内容，并了解这些理论的局限所在。
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认为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一切经济活动都会遵后果定律。我们还要了解一下重商主义（见下文），这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思想。1776年，亚当·斯密撰写了经典著作《国富论》（ The Wealth of Nations ），他指出，如果某个国家（由此延伸到某个企业，因为企业是国家的组成部分）希望本国的出口量总是大于进口量，这是不现实的，而且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他认为每个国家在生产不同商品方面的能力是不同的，因此各国都有一些固有的成本优势。
亚当·斯密举的一个例子是法国的红酒业，由于法国拥有得天独厚的土壤和气候优势，因此它拥有全球最好的红酒产业。虽然英格兰的气候有所变化，技术有所改进，人们也非常努力，但是在过去的240多年中，其红酒产业与法国相比仍然相形见绌，因为法国的产酒量更多，价格更低廉。其他国家，尤其是新世界的产酒国，例如阿根廷、澳大利亚、智利和美国也加入了战场，这些国家拥有跟法国一样的天然优势，在某些情况下它们还具有额外的成本优势，包括较为廉价的土地或劳动力，或者两者兼有。
在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法国的红酒产业已经积累了几代人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让其拥有后天优势。当时，得益于理查德·阿克赖特（Richard Arkwright）发明的水力纺纱机、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发明的珍妮纺纱机和塞缪尔·克朗普顿（Samuel Crompton）发明的走锭纺纱机（水力纺纱机和珍妮纺纱机的混合体，于1769年获得专利），英格兰发展出了全世界效率最高的纺织业。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改良的蒸汽机于1775年获得专利，从此之后，没有水力发电条件的地方也能开办高效率的半自动化工厂，这让英格兰在纺织业和其他制造业方面取得了后天优势。
另一种比较新的方法是精益生产法，它是衍生自丰田汽车等公司的生产方法。丰田汽车曾试图精简一切不再产生价值的浪费。生产流程中需要采取“精简”方法的浪费项目有如下几个：
■ 运输：让生产流程与销售所在的地理位置彼此靠近，以将运输量减至最小。
■ 库存：库存太多会花费大量的流动资金，太少则会失去订单，因此应该采用“准时生产”。
■ 多余动作：改善工作场所，提高工效，以最大化地提高劳动生产率。
■ 等待时间：为了让工作更加顺利流畅，让员工和机器都能很好地工作，把停工时间缩至最短。
■ 次品：努力做到零次品，从而直接减少物料浪费。
由于采用了精益生产法，日本的许多行业都获得了优于其他国家的后天优势。其汽车制造业称霸全球，甚至在需要进口铁和煤炭等原材料的条件下仍然能够对外出口钢材。
英国经济学家、议员、商人、金融家和投机商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于1817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On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一书，书中对亚当·斯密的理论进行了推演，探讨如果某个国家（以英国为例）在生产所有产品方面都具有绝对优势，那么会导致何种结果。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这似乎是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李嘉图的结论是：国家应该把精力集中在生产效率最高的产品上，并乐于从其他国家进口其他商品，即使它本身能以更高的效率生产这些商品。
大多数MBA学员以及几乎所有的企业管理人员都认为李嘉图的观点有悖于他们的直觉，但以下这个例子确实能解释李嘉图提出的原理。有一家世界顶级的法务会计公司，它受雇于同是一流会计师事务所的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处理后者所留下的财务烂账，并每天收取高达5000美元的费用，那么这家法务会计公司是否也应该自己管理自己的账目呢？事实上，即使是全球顶尖的会计师事务所也不得不每天花费500美元来雇请第三方做账。所以，显然这家法务会计公司最好也花钱聘请一家会计公司，同时多找几个类似雷曼兄弟这样的客户。
最早提出引力模型的是荷兰经济学家及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的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他认为，根据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两个物体的距离和质量可用于预测物体的运动，两国之间的贸易也是如此。他在1952年提出一个理论模型，指出两国（ i 和 j ）之间的贸易关系如以下公式所示：
F指贸易流，M指各国的经济总量（国内生产总值），D指距离，G是一个常数。实证证明，这条公式似乎是可靠的，世界贸易组织等机构都用它来评估贸易协议的有效性。麦当劳选择加拿大作为自身拓展海外市场的第一站，证明了公式中距离（D）这个因素所发挥的作用，而且加拿大的经济虽然无法跟美国并驾齐驱，但也是世界排名第11的富裕国家。
李嘉图（见“比较优势”一节）认为劳动生产力越多的国家所拥有的优势越大。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伊莱·赫克歇尔（Eli Heckscher）和柏蒂尔·俄林（Bertil Ohlin）对李嘉图的观点进行了延伸，他们认为每个国家都具有如资本、土地和劳动力这样的生产要素，而这些要素加在一起则能导致成本差异，从而使该国取得优势或劣势。他们创立了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eckscher–Ohlin model，简称H–O model），该模型表明，一国出口的产品应是使用本国相对丰裕且价廉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进口的产品应是使用本国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这个理论很符合人们的常识判断。
法国、爱尔兰和美国都是农产品的出口大国，因为其土地经济密度较高，而中国和韩国则在廉价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优势，例如制衣业和制鞋业。中国的鞋具出口量非常高，这使得欧盟不得不提高对中国的贸易壁垒。
经济学家都比较喜欢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因为这个模型与他们的想法吻合，其展现了优势在理论上的运作方式。但可惜的是，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无法准确预测贸易趋势，其准确度甚至低于看起来更粗糙的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俄裔经济学家瓦西里·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是一名经济学教授的儿子，也是诺贝尔奖得主之一，他揭示了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局限，指出既然美国拥有比大多数国家都多得多的资本，其风险投资制度和股票市场也是世界上发展得最成熟的，那么从理论上来说，它应该是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并会进口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里昂惕夫引用了一个涵盖美国200个行业的1947年的进出口数据表，其证明以上推测都是错的。他由此推断，在这些情况中，人们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以及自然资源的可获得性可能比商品供应所发挥的作用更大，并呼吁学术界要对此进行更多的研究。
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是国际商务的主要特征之一。表1–1展示了一些贸易大国，除了中国和印度之外，其余全部都是发达经济体。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数据，发达国家的贸易量占全球贸易量的80%。欠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指根据2009年标准，人均年收入低于12000美元的经济体）的进出口量相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都比较低，但商品贸易除外。
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量如此庞大，这似乎有悖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根据该模型，一个国家会倾向于与那些要素禀赋与自身差别很大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瑞典经济学家斯塔凡·B.林达尔（Staffan B.Linder）认为，虽然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可能适用于石油、农产品、金属等属于天然资源的初级的、资源密集型的产品，但是工业制品的情况则与此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他指出，工业制品的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世界贸易组织统计的数据在很大程度上也印证了他的观点，因为欧洲和美国的工业制品出口量和进口量分别占全球的80.5%和74%。林达尔总结认为，国内需求决定了一个国家应制造何种产品，然后该国家会把这些产品出口到有类似需求的国家，而这些国家的收入水平基本上都与其类似。
林达尔接着指出，需求结构越相似，发生工业制品双边贸易的可能性就越大。2009年，美国、欧洲、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亚这几个高度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的办公和通信设备进口量占全世界的47%，同时其出口量占全世界的38%。另一方面，非洲的出口量仅占2.6%，进口量占7.6%。至于具有品牌效应的奢侈品，人们的偏好程度则更加放大。以上就是收入偏好相似论（Income-preference Similarity Theory）的内涵。
重商主义是各种国际贸易理论的鼻祖。17世纪中期，英国商界的主流策略还是采用一系列激励措施，提供补贴，从而提高出口量，同时通过收取关税和实施配额制来限制进口。当时国际市场通用的货币是金和银，因此保持长期的贸易顺差能够确保英国如早期经济学家托马斯·芒（Thomas Mum）所说的那样：“通过对外贸易来增加财富和珍宝。”出于对这些“珍宝”的渴望，英国和西班牙都成立了浩大的且武装到牙齿的军舰船队来占领国际市场。
直到1630年，人们一直持有这种观点，但即使是在当时，这种论点也显然存在重大谬误。当时，英国对法国形成贸易顺差，额外的金和银流入英国，增加了货币流通量，由此引起通货膨胀，使英国的出口产品价格上涨。同时，法国的情况则恰好相反——货币供应量紧缩，使物价普遍下降。结果是，法国的出口产品对英国顾客而言变得更具吸引力，同时英国的产品价格上升，对顾客的吸引力有所降低。
重商主义认为国际贸易是一场零和博弈，出口国是胜利者，进口国则是失败者。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均在一定程度上推翻了这种观点。优势理论显示，如果人们都鼓励国际贸易，并减少或消除各种贸易限制，则可能会出现多赢的局面。不过，在2008—2009年银行业危机爆发之后，一些国家领导人的举动则证明，设置贸易壁垒这种重商主义思想根本没有消失，只是暂时潜伏起来而已。
国际贸易理论的背后逻辑与重商主义颇为相似，不过后者更强调军事发展，前者则更强调经济发展。在很多情况下，如果你以为自由贸易是经济学界的主流思想，那么你就错了。与其说自由贸易是一种确实存在的现实，还不如说它只是人们殷切的期望。如今，全球到处都存在贸易壁垒，阻碍着国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因为很多国家都跟重商主义者一样，希望实现贸易顺差，从而保护本国产业不受外来竞争者的影响。事实上，在某些时期，几乎所有国家都采取了新重商主义的政策。你可以看看欧盟网站上关于贸易纠纷的报道，半数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都曾经声称自己遭受过不公平的贸易待遇。一份名为“截至2015年3月16日世界贸易组织纠纷解决有效案件总览”的报告（http://trade.ec.europa.eu/wtodispute/search.cfm）长达51页。点击网站的相关按钮，你就可以查阅哪些国家之间产生了贸易纠纷。
提倡新重商主义政策的人通常会提出以下论据：
■ 一个国家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发展自身的产业和商业结构，然后才能达到在国际市场参与公平竞争的水平。事实上，任何国家，甚至是美国，都可以颇为有理有据地提出这样的要求，而且它们也真的会这么做。
■ 非常时期需要采取非常手段。2008年银行业危机爆发，在随后的几年里，即使是全世界最推崇自由贸易的国家，如英国和美国，都采取了保护主义措施来挽救本国的金融机构。像法国这样没那么推崇自由贸易的国家也经常发出这种论调。2009年3月，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下令为雷诺汽车（Renault）和标致雪铁龙（Peugeot Citroen）提供56亿英镑的软贷款，交换条件是让两家公司承诺不关闭在法国本土的工厂，而且不在法国裁员。雷诺马上宣布，位于斯洛文尼亚（Slovenia）新梅斯托（Novo Mesto）的工厂将停止生产Clio Campus车系，并将生产系统转移到法国巴黎以西的菲林斯工厂。
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提出了企业竞争优势理论（参见第三章），因而颇受赞誉。后来，他开始着手研究为何有些国家能在国际贸易中取得更令人瞩目的成功。他一直思考着几个问题，例如为何像瑞士这样的国家能够在制药和钟表行业表现得如此出色，从而打败许多拥有类似甚至更多资源要素（见上文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多种优势理论）的国家呢？
波特和他的研究团队对10个国家的100多个行业进行了分析，总结认为有4种国家属性能在本土为个体企业创造竞争环境，从而发扬或者抑制该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的优势（见图1–1）。
图1-1 国家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波特的五力模型
企业的策略、架构和竞争对手
波特对同处一国的企业之间的竞争策略进行了研究，提出有两个因素能对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成败产生重要影响。
■ 激烈的国内竞争环境能催生出强大的企业，它们在节省成本和创新方面表现出色，从而能够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封闭经济体的企业受到过分保护和纵容，因此其催生出成功的跨国企业的可能性比较低。诺基亚（Nokia）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部分原因是芬兰与其他所有国家都不同——从来没有出现过一家垄断的国有电话公司。在诺基亚成立的时候，芬兰的本土市场已经有50家电话通信企业，竞争异常激烈，这从一开始就给诺基亚施加了压力，迫使它不断进取。
■ 一家企业的本土管理理念会对其国际策略产生深远的影响。波特举例道，美国企业过于注重以财务指标为导向的管理法，会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季度财报上。这种强调短期财务状况的习惯让美国企业在制订设计方案和规划来改进生产流程方面比较薄弱，从而使得日本和德国的车企能在美国的汽车市场中分一杯羹。
需求状况
本土市场是否有大量成熟的、要求较高的顾客，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能否专注于长期的发展和改进。企业更容易关注并重视本土市场，因为本土顾客能够快速地对产品做出反馈。波特举例道，日本的顾客对相机和摄影颇有研究，他们对于高品质相机的不懈追求让日本的相机行业获得了独特的优势。
要素禀赋
关于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能给该国带来多大的优势这一问题，波特的探讨并不比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更加深入。但波特强调了后天要素的重要性。他又以日本为例，指出虽然日本缺乏矿产资源和可耕种土地，但是该国的人均工程师数量在全世界位列前茅，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验和技能。此外，人均拥有电话和网络连接点数量、每百万人拥有的公路公里数、人均电量消耗瓦数以及获得补给品的人口比例等指标都能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数十年来，缺乏足够的电力供应是许多印度企业无法在国际市场取得成功的原因，因为它们无法持续稳定地提供产品和服务。
关联和支持性产业
波特五力模型的最后一项是与核心产业相关的供应商和行业，这些核心产业同样具有国际竞争力，例如意大利的意大利面、皮革和家具行业，中国的制衣业，瑞士的钟表业，美国俄亥俄州的轮胎行业，以及法国里昂地区蒸蒸日上的视频游戏产业（该地区聚集了40%的法国视频游戏公司，并雇用了该行业70%的员工）。金融服务业也逐渐成为全球瞩目的行业，因为跨国企业在各地有许多关联和支持性企业。英国拥有优越的要素禀赋：所处时区恰好在欧、美、亚三大洲的中心；英语是世界通用的语言；还有大批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以及伦敦码头区这样蓬勃进取的工作环境。苏格兰和冰岛也在国际金融服务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过于依赖某个单一的全球性行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研究为基础，延伸出了新贸易理论（New Trade Theory）。他意识到，在大多数情况下规模经济对大型企业最有利，并提出企业在制定国际化策略的时候一定要牢记以下两个重要因素：
■ 企业可以利用规模经济来以低价出售更多产品，同时仍然能降低平均成本。由于企业为国际市场带来了更多类型的商品，消费者选择的余地也变大了。
■ 如果国际市场只能容纳少数几家企业，那么那些率先进入市场的产品可能会把某些其他产品排挤出去。
各国政府以新贸易理论为依据，为符合第二条标准的新兴产业提供支持。例如，高度依赖进口能源的丹麦把风能设为重点扶持产业。到了2000年，丹麦的风力发电机企业的年产值已达30亿美元，占全球市场60%的份额。
1966年5月，美国学者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在《经济学季刊杂志》（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产品生命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life cycle）的文章，提出了关于产品生命周期的理论。他借用了产品生命周期这个营销学概念（参见第四章），提出了新产品的国际化进程会大致遵循一种可预测的路径（见图1–2）。他主要以美国为研究案例，因为当时大部分国际化的新产品都是在美国被开发的。当然，此理论也适用于其他创新能力较强的国家。中国和印度都是创新型产业蓬勃发展的国家，这两个国家每年分别有80000名和70000名计算机科学或工程学专业的高学历人才毕业。微软在美国本土之外最大的研发中心位于北京，思科第二大全球总部位于印度的班加罗尔（Bangalore）。
图1-2 国际贸易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型
弗农认为，大多数新产品都是在本土生产并在本土市场消费的。新事物所带来的风险让企业策略变得谨慎，而且无论怎样，企业都没有必要把生产线迁移到国外来降低成本，因为顾客对新产品的最初需求不太可能取决于价格因素。在进入市场阶段，产品需求可能一开始主要局限在本土市场，但后来随着成本下降，向发达经济体出口产品可能会带来销量的增长。这轮增长在一开始可能不足以让企业在这些国家建立生产线，但是随着产品进入成熟期，情况会有所改变。在产品生命周期的最后阶段——衰退期，新产品在原产地的产量会下降，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外生产线也能生产出同样优质的产品，并且成本更低。虽然产品需求会持续增长，但企业通过进口也能满足本土市场的部分需求。因此，弗农认为，从创新企业转型到出口企业并最终成长为进口企业的发展路线是有迹可循的，甚至是可预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