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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登山之后，汉朝从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一直到武帝初期，对匈奴主要采取和亲政策。在韬光养晦几十年后，国力强盛的汉朝终于不再甘居下风，汉朝与匈奴之间的关系迎来了巨大的转变。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召开了针对匈奴的会议，并在群臣讨论之前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今欲举兵攻之。”即便武帝有如此坚决的声明，主和派仍然激烈反对开战，说明当时确实有许多人不愿意打仗。汉武帝决意和匈奴一战，便提拔任用主战派官员，压制主和派官员，强力推行对匈奴的战争。
也正是在这一年，发生了改变汉朝与匈奴外交关系的马邑之谋。根据《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汉朝边塞商人以边境小城马邑为诱饵，引诱匈奴单于南下。汉武帝则出动了30万大军，集结于马邑附近试图伏击匈奴，另有一支偏师迂回草原，准备切断匈奴的退路。不料单于率10万大军南下时，看到沿途牲畜遍野竟然无人照料，不禁起了疑心。此时匈奴攻下了一处边防小亭，抓获一个地方尉吏，从他口中知道了汉朝的伏击计划，于是急忙北退。马邑之谋就这样落空了。从此匈奴与汉朝彻底翻脸，频频入塞侵袭汉朝。
与白登之围的记述类似，马邑之谋也疑云重重。动用30万大军去搞一场伏击战，真的不会打草惊蛇、功败垂成吗？为了一座边塞小城里的财物，匈奴单于竟然会亲自带领10万大军前来接应，不是有点不合逻辑吗？一个边疆小吏居然能够知道汉朝军队的庞大计划，自己还傻乎乎地被匈奴擒获，汉朝会这么不小心？
这些都不像是真实的历史，倒像是一个拙劣编剧在挑战观众的智商。
马邑之谋确实存在，史书记载汉家大将韩安国等人都领兵出征，应该不是虚构。只是整个军事行动不太严谨，很像是年轻气盛的汉武帝冒失地导演的一次行动，结果无功而返，打草惊蛇。事后，为了平息主和派的怨气，汉武帝不得已迁怒于支持自己打匈奴的主战派将领王恢，迫其自杀而死。
马邑之谋中，虽然汉朝与匈奴都没有什么实际的损失，却酿成了巨大的外交事件，一举改变了亚洲东部两大强国间几十年来相对和平的态势。匈奴断绝了和亲，并开始频频入塞劫掠，以示对马邑之谋的报复。而汉朝既然已经踏上了选择战争的道路，汉武帝决意继续走下去。
即便如此，马邑之谋后的几年中，两边依然开放关市，交换财货。匈奴这样的草原帝国需要关市来获得自己缺乏的华夏物产，而汉朝在紧锣密鼓地准备战争，通过继续开放关市来稳住匈奴，争取备战时间，让后者误以为马邑之谋只是和平时代的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已经翻篇了。
5年后，精心准备的汉朝图穷匕见，卫青、公孙贺、公孙敖、李广各率万骑四路出击，攻击关市，深入匈奴境内，正式打响了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
然而年轻的汉武帝再遭重创，四路大军除卫青夺回河套一带，建立朔方郡，其余三路几乎毫无建树，李广还被匈奴生擒，后来逃回。此后匈奴也大打出手，大规模侵入汉朝境内。关市贸易完全终止了，双方展开了长期的消耗战。
汉朝与匈奴的战争，是人类古代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大规模战争，在一方崩溃倒下之前，战争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把整个亚洲东部的华夏和草原力量都卷入了进去，甚至还波及广阔的亚洲内部的西域地区，即今新疆和中亚等地。
深入草原作战，让汉朝军队的损失远比匈奴军队大得多。不过正如前面分析的那般，汉朝的国力也远比匈奴的国力强盛，即使汉朝的损失更大，未必会先倒下。持久的消耗战中，勉力维持本国经济不倒，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为了筹钱打赢对匈奴的战争，汉武帝对天下施行重税，还进行了各种改革，比如货币改铸、盐铁酒专卖、均输及平准等物价调节政策，想尽各种办法“捞钱”。汉武帝时期开创的一些商品专卖制度，被日后的许多华夏王朝继承并实施，成为王朝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乃后话。
重税之下，汉朝的民众苦不堪言。虽然有人为汉武帝开脱，说他的重税大多都落到了地主豪强和商人头上，并没有对农民有太多压迫。但经济是一个整体，政府的任何税收都会传导到底层民众，更不用说底层民众还要承担长期战争中的各种劳役工作了。
匈奴一方同样生活艰难。战争爆发后，不仅和亲纳贡没有了，关市也消失了，南下劫掠也更加困难了，匈奴几乎无法再获得华夏物产，生活质量严重下降。随着战争陷入漫长的消耗战，匈奴还失去了长城地带附近的牧场，以及大量的牲畜，本身的游牧经济也遭受重创。
更为可怕的潜在影响在于，也许是缺乏了华夏物产的输入和分配，单于麾下的各个部落的离心力会增加，匈奴帝国的稳定性将遭受严峻的考验。
公元前119年，决定汉朝与匈奴国运短长的一场大战爆发了，汉朝发动了一次规模空前的远征。从代郡出兵奔袭2000多里的霍去病，与匈奴左贤王相遇并进行了激战。汉朝士兵共杀死、俘虏匈奴7万多人，一路追杀余部至狼居胥山。胜利的霍去病在狼居胥山举行了一次祭天封礼。之后，霍去病继续率军深入追击匈奴，一直打到瀚海方才收兵。从此，“封狼居胥”成为后世华夏将领的至高梦想。
经此一役，由冒顿开启的匈奴帝国的强盛期结束了，虽然匈奴作为一个政权还将延续很久，但匈奴单于只能放弃漠南草原，向北越过荒漠带，远遁到今蒙古国的北部大草原，其龙庭再也没有回到漠南草原上来，匈奴游牧民也很少到漠南草原放牧了。匈奴帝国驰骋草原的近百年荣光已渐渐暗淡。
匈奴北退，汉朝一时之间也无力北伐了，长期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兵力，军事上不得不喘口气。更大的危机出现在经济上，正是在公元前119年，由于没钱，汉朝对黄河所开展的各种灌溉和筑堤工程被迫半途而废。而在前一年，山东为洪水所淹，汉武帝派使者开仓救济灾民，结果粮食不够，官府向富豪人家借贷，还是不够救济。于是把灾民迁移到边境各地，要求当地县官来解决衣食，结果那些县官也没钱了。
十几年间，疲惫的两大帝国维持了相对和平的态势，只是这种和平不是因为战争结束了，而是因为两败俱伤，谁都打不动了。
匈奴虽然退却，但仍然盘踞在漠北草原虎视眈眈，伺机反噬。彻底消灭匈奴是汉武帝一生的夙愿，在搞定了岭南的南越国割据政权之后，他再次把矛头指向了北方的匈奴，频频派兵越过荒漠，直击漠北的宿敌。
然而胜利女神似乎不再眷顾汉朝，多次出击都以失败而告终。公元前90年，汉武帝在位期间最后一次对匈奴大规模用兵，李广利等大将率领十几万大军多路出击，试图武力征服漠北的匈奴。匈奴单于把辎重转移到鄂尔浑河以北，自己在鄂尔浑河以南率领匈奴大军背水一战，迎击汉军。这场战役以汉军大败，李广利投降匈奴而告终。至此，汉武帝想生擒单于、根绝匈奴之患的愿望彻底破灭。而且国内民怨四起，长安城外盗寇盈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江山社稷摇摇欲坠。
心灰意冷的汉武帝颁布了历史上有名的《轮台诏》，后悔派遣李广利远征带来军事上的惨败，宣布国家将从横征暴敛、连年征战转向休养生息、和平发展。
其实，如果从战略上来说，汉武帝最应该反思的是试图彻底歼灭匈奴的策略。消灭匈奴，控制草原，把华夏与草原都纳入汉朝的统治之下，这个理想很宏伟，很美好，符合汉武帝雄才大略的性格，却过于超前，不切实际。
汉朝在汉武帝时期四面出击，占领了岭南、云贵、辽东等诸多区域，成功实现了对这些区域的直接控制，看似风光无限，但仔细分析，根本原因是汉朝能够把在中原地区施行的制度以及中原地区的生产方式移植到这些地方。在武力征服之后，汉朝在这些多山的区域中能够找到利用河流、湖泊灌溉农田的区域，以农耕来养活驻军和官民，通过农耕据点控制交通要道，间接实现对广大山区的控制。正是因为岭南、云贵、辽东这些区域中有和中原农耕区很相似的区域，所以汉朝才实现了把这些区域最终纳入汉朝版图的伟业。
反观北方的草原，却是另一番模样。草原游牧生产模式和平原农耕生产模式是如此不同，汉朝即使能够在军事上驱逐漠南草原上的匈奴人，也无法把农耕区的制度和生产方式移植到草原上去。即使有些小河流岸边可以小规模开展农业，少得可怜的收成也无法养活驻军和官员。
汉朝要想控制草原，只能按照草原的方式来，就是采取匈奴人的松散部落联合体的方式。可是草原的这种管理方式与汉朝层级森严的郡县制管理模式大相径庭。
我们后人当然可以说，汉朝可以实行“一国两制”，在农耕区采用从上到下严密的治理方式，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精耕细作，而在草原实行松散的部落联合的制度，让游牧民周期性地迁徙放牧，皆大欢喜。可惜，我们谈论的是2000年前的汉朝和匈奴，而不是21世纪科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那时候的华夏王朝连草原上的经济模式和风俗习惯都还不怎么了解，更不用说有效管理草原游牧区了。
对华夏王朝来说，控制草原地区的最优策略是什么？
记住，在草原上，解决一个游牧部落的是另一个游牧部落。对汉朝来说，要彻底解决匈奴的威胁，最好的方案莫过于分化瓦解匈奴，用一个草原部落来制衡另一个草原部落，从而保障长城以南的王朝疆域内的长久和平。
退一万步说，就算彻底消灭了匈奴又如何？草原还是游牧民的，还是会有新的草原政权填满权力真空。在明白这个道理之前，汉朝已经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汉武帝带着未能歼灭匈奴势力的遗恨去世了，匈奴仍然如同一颗定时炸弹，在漠北草原滴答作响，始终刺激着华夏王朝皇帝的神经。
不论是草原帝国还是华夏王朝，单于位或皇位继承制度都是关乎江山社稷安危的大事情。我们熟悉的华夏王朝的皇位继承遵循的是嫡长子继承制，皇帝的长子是第一顺位继承人，如果长子被废，继承权则向下一个儿子顺延转移。哪怕继承人是个孩子，只要他血统高贵，符合顺位继承原则，皇族和朝臣也会支持他。他不需要多么有能力，如果能够“垂拱而治”“无为而治”，史书上都会称赞他。因为华夏王朝是农耕社会和礼制社会，整个社会要遵照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秩序运转。
而草原帝国的继承制度略有不同，父死子继和兄死弟继都是参考方案。就拿匈奴来说，头曼单于、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军臣单于四任都是父死子继，但之后的伊稚斜单于是军臣单于的弟弟，此后匈奴的单于之位又在伊稚斜单于的几个儿子之间进行兄弟传递。
草原帝国选择这样的继承制度，纯粹是因为游牧部落不喜欢幼主担任单于。小到一个游牧家庭，大到一个强悍的部落，都需要一个心智健全、勇武有力的成年人来担任领袖，这是草原游牧社会对于领袖的要求，松散的部落联合体只能靠强悍的君主维系。
所以相对而言，草原帝国的继承制度存在着隐患。既然按照程序，单于的儿子和弟弟都有继承权，如果两者年龄差不太多，到底谁更有资格继承单于位，连匈奴人自己都说不清楚。那么或早或迟，权力的争斗就不可避免地会在单于的部落中发生。
隐患在公元前57年集中爆发了。那一年，匈奴竟然出现了5个自称单于的首领，他们彼此征讨。匈奴的这次内乱彻底改变了汉武帝之后汉朝与匈奴僵持的局面，两个世界的力量对比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都要重新适应这一变化，并探索出一种新的外交模式。
公元前54年左右，匈奴的呼韩邪单于被自己的哥哥郅支单于打败，向南退却，邻近汉朝。看上去呼韩邪单于很快就将丧失自己在草原的全部势力范围了，于是他决定孤注一掷，向汉朝求援，而汉朝很清楚当时匈奴境内的形势，所以立刻漫天要价，要求呼韩邪单于送来质子，以及他本人也要亲自觐见汉朝皇帝，汉朝才会提供帮助。
和当年汉武帝身边既有主战派也有主和派类似，呼韩邪单于的手下也分成了两派。此前的百余年间，从来没有一位汉朝皇帝或匈奴单于卑躬屈膝地去拜见另一位。所以，当呼韩邪单于在匈奴的会议上提出自己的设想时，一群匈奴贵族强烈反对也就可以理解了。他们的观点是，接受汉朝的条件，就意味着匈奴从汉朝的兄弟之国变成了汉朝的附属国，这样一来，匈奴就无法面对汉朝之外的其他国家了，将失去对其他国家的领导地位。
而主和派则非常现实，他们指出，匈奴现在真的不行了，而汉朝还是那么强大，连西边的乌孙等国都是汉朝的附属国，如果他们不接受条件，就要被郅支单于消灭了。
呼韩邪单于面临着困境，很多匈奴人会把他向汉朝的求助等同于向汉朝投降，这样许多匈奴人会毫不犹豫地叛逃到郅支单于方面去，毕竟郅支单于是一位匈奴领袖。而且向汉朝求助，汉朝会如何对待自己，也是个问号。前车之鉴是几年之前，匈奴的日逐王带着自己的部众投降了汉朝，这位匈奴的王虽然得到了汉朝的善待，并被封赏了汉朝的官爵，但是他完全变成了汉臣，在草原上的地位彻底消失了。
呼韩邪单于害怕自己也丧失在草原上的地位。然而形势所迫，呼韩邪单于最终选择赌一把，降低身份请求汉朝的帮助。他先是送出了质子，而后在公元前51年，作为一位单于，他史无前例地动身前往汉朝，觐见汉朝皇帝。
现在，皮球踢给了汉朝，汉朝该如何礼遇有史以来第一位来访的匈奴单于呢？
不足为奇，汉朝的群臣再次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这是匈奴臣服的重大标志，要昭告天下，宣示汉朝的威名；另一派则认为这是皇帝表现自己仁爱的大好机会，而不是趾高气扬。对于该用什么样的级别接待单于，一派认为应该把单于降低到比汉朝诸王低的级别，而另一派则认为单于的级别应该高于诸王，当然还是要低于皇帝汉宣帝。
汉宣帝采纳了宽厚的方案，隆重接待了呼韩邪单于，让他位列汉朝诸王之上，而且也无意吞并呼韩邪单于的部众。比地位高低更重要的是，呼韩邪单于借助这次自降身份的朝贡之旅，获得了丰厚的报酬。据史书记载，在汉朝都城停留期间，他从汉朝接受的物品有黄金20斤、钱20万、衣被77套、锦帛8000匹、絮6000斤、马15匹等。当呼韩邪单于返回时，他还带走了大量的粮食。此后他经常获得汉朝的资助。
那些来自汉朝的物资，对于呼韩邪单于在草原上重竖大旗具有重要价值。前面我们已经谈过，谁能给草原上的部落提供所需的物资，谁就有资格成为草原帝国的单于。现在，呼韩邪单于做到了，虽然付出了一点尊严，但毕竟有了物资来笼络草原各部落。
汉宣帝为何不直接吞并了呼韩邪单于的部众？一方面，当时的呼韩邪单于可能仍旧有一定的实力，汉朝未必真能一口吞下。如果毫无实力，呼韩邪单于恐怕也不可能获得汉朝给予的高于诸王的待遇。另一方面，经过百余年的打打停停，汉朝也已经意识到，自己并不具备管理草原的能力，草原最终还是要由游牧民去管理。
正如当年匈奴希望汉朝稳定，以获得定期的献贡那样，现在汉朝也希望匈奴能够稳定下来。因为一个混乱无序的草原会制造出更多的亡命部落，他们对于汉朝边疆地区的侵扰会更加剧烈，让汉朝防不胜防。在自己无法亲自管理草原部落的情况下，支持一个愿意与汉朝合作的单于来统治草原，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汉宣帝的选择也不是没有代价的，除了要付出大量的物资外，在汉朝的思想体系中，他也放弃了自己的一点“尊严”。给后世留下《汉书》的汉朝儒学大家班固就看出了问题，华夏王朝的天子竟然和一个少数民族领袖的地位如此接近，虽然匈奴单于送来了人质，自己也亲自来拜访，而汉朝皇帝没有回访，但匈奴单于的地位并不是臣子，这对于天子的威望是有损害的。在班固这样的儒学家心目中，“天无二日，人无二主”，只有把匈奴单于降低到臣子的地位，才符合华夏王朝的礼制。汉宣帝显然没有这么好面子。
汉宣帝冒的另一个风险是养虎为患。虽然呼韩邪单于恭敬地表示了友好，但汉朝其实并没有真正控制匈奴，不论是呼韩邪单于的势力，还是敌对的郅支单于的势力，都还游离于汉朝的监控之外。匈奴随时可能会与汉朝重启战端，不得不防。
不过在短期内，更靠近汉朝的呼韩邪单于没有翻脸不认人的想法，他还需要依靠汉朝来扳倒自己的草原对手——郅支单于。有趣的是，当郅支单于得知呼韩邪单于竟然前往汉朝觐见，并从汉朝带回了大量物资的时候，郅支单于也放下身段，向汉朝送出了人质，希望汉朝也能给自己提供物资，换取边疆的安宁。显然郅支单于已经意识到，汉朝关心的是草原势力的象征性臣服，并不想吞并草原和部众。所以只要放下身段，就有可能从汉朝换到物资。我们再强调一遍，草原之外的物资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草原帝国的凝聚力。
不过郅支单于却与呼韩邪单于不一样，他在草原上一度是更为强大的一方，大部分匈奴部落都团结在他的身边，因此即使他愿意送出人质，也愿意给汉朝一些草原特产做贡品，他本人也不会亲自去汉朝朝觐，因为他要维持自己在匈奴民众中独立君主的地位和形象。
由于郅支单于不愿意亲自去朝觐，他也就失去了汉朝的资助资格。愤怒之下，郅支单于要回了留在汉朝的人质，并杀死了汉朝使节。为了敲诈汉朝，他选择了向西挺进，联合康居进攻汉朝在西域的盟国乌孙，切断汉朝在西域的通道。
危局之中，汉朝的当地将领陈汤在得到都护甘延寿的默许和援助后，伪造朝廷文书，集结汉军和西域盟国军队与匈奴、康居大战，最终在公元前35年杀死了郅支单于。为了开脱自己伪造文书的罪名，陈汤、甘延寿上书皇帝，说出了著名的一句话：“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由于对匈奴取得了如此辉煌的胜利，两人得到了赦免，并被封侯。
郅支单于死了，但草原还是姓“匈”不姓“汉”。这一点可以从呼韩邪单于所获得的“赏赐”中看出来。
公元前51年呼韩邪单于第一次到汉朝的时候，是他最为困顿的时刻，他获得了锦帛8000匹、絮6000斤。两年后尝到甜头的他再次入汉朝朝觐，获得了锦帛9000匹、絮8000斤。汉朝对呼韩邪单于的这两次赞助，可以视作给他提供的争霸草原的经费。但是当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到汉朝朝觐时，汉朝给的赏赐几乎是翻番的，达到了锦帛16000匹、絮16000斤。此时郅支单于已经命丧西域，汉朝如此巨额的打赏，有什么内涵？
内涵是，呼韩邪单于已经干掉了郅支单于，成为草原帝国的强有力统治者，而且是唯一的、最高的统治者，他的力量已经增长到能够军事敲诈汉朝了。虽然汉朝获得了单于表面的恭敬，但是双方都清楚，汉朝与匈奴又一次平起平坐了，两国的关系又恢复到了匈奴五单于内乱之前的局面。汉朝仍然要按照过去的惯例，花钱买和平。
此后翅膀长硬了的匈奴单于甚至都不来朝觐了，但汉朝依然会提供给草原丰厚的“赏赐”。比如公元前25年的赏赐包括锦帛20000匹、絮20000斤；公元前1年的赏赐达到了锦帛30000匹、絮30000斤。汉朝购买和平所花费的物资越来越多，间接暗示了匈奴的力量越来越强。
需要多说一句的是，由于匈奴单于表面上的地位下降，所以汉朝已经不必派出真正的公主到匈奴去和亲了，只需要挑选一些宫女送到草原，就满足了和亲的要求。因此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在最后一次访问汉朝时，得到了5名宫女，其中就有日后大名鼎鼎的王昭君。她给单于生了两个儿子，并在呼韩邪去世后遵照匈奴习俗，再次嫁给了新的单于，又生了两个女儿，其中一个女儿一度回到了汉朝。
但即使是汉朝获得的虚幻的面子，在力量改变的时候都未必保得住。
在王莽篡位的那段时间里，汉朝境内天下大乱，群雄逐鹿。考虑到之前匈奴从汉朝那里获得的丰厚赏赐，当时匈奴应该拥有很强的军事实力，而且当时的匈奴单于与华夏王朝的关系并不融洽。可以设想，如果当时匈奴单于派遣大军参与汉朝的乱战，完全有机会决定华夏的政坛走向。
但是，匈奴方面保持了中立，就如同汉朝之前并没有在五单于内乱的时候派兵深入草原那样。当时匈奴克制态度背后的思路，也许与汉朝的思路是一致的，那就是：草原总归要由匈奴人来管理，华夏总归要由汉族人来管理。这样的思路表明，当时不论是汉朝还是匈奴，都对对方的国家治理模式没有深入的了解，因此也就没有征服对方并管理对方土地和人口的念头。此时的匈奴真的缺乏对于农耕地区的治理经验。
还有一部分历史学家推测，虽然史书对于篡位的王莽口诛笔伐，说他搞得天下大乱，但是王莽篡位实际上是一次“和平演变”。虽然汉朝变成了短命的新朝，但是实际上边防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因此匈奴并无很大的可乘之机。这也可能是匈奴没有浑水摸鱼的原因之一。
不过，汉朝的内乱显然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24年，已经入主长安的更始帝正式向匈奴提出，匈奴应按照之前的纳贡制度恢复与汉朝的关系。当时的匈奴单于回答，匈奴和汉朝本来是兄弟，匈奴中乱后，汉朝帮助了呼韩邪单于，所以匈奴向汉朝臣服。现在汉朝大乱，被王莽篡权，匈奴也协助了汉朝复兴，因此汉朝应该向匈奴臣服。
这位单于要颠倒纳贡制度的想法是认真的，在更始帝被杀后，匈奴方面甚至试图立一位假冒汉武帝曾孙的人为皇帝。在单于看来，当一个汉朝宗族来向自己求助的时候，应该参照当年呼韩邪单于在汉朝得到的待遇对待他。
因为面子问题，浴火重生的东汉在建立之初就面临着非常麻烦的局面，匈奴频频侵扰边境地区，希望掠夺和敲诈汉朝的财物。但是，由于之前已经有了匈奴向汉朝的朝贡制度的先例，东汉绝不考虑恢复汉武帝之前的汉朝与匈奴的关系，而是试图恢复从呼韩邪单于开始的朝贡制度，这又是当时蛮横的匈奴单于不愿接受的条件。
只要双方实力对比发生变化，面子问题就不再是问题了，而实力总是会发生变化的。
48年，匈奴再次出现了内乱，内乱的起因还是继承制度的隐患爆发了。呼韩邪单于临终前留下遗言，让自己的儿子们轮流做单于，也就是兄死弟继。结果传到了某个儿子那里后，这位单于不想把宝座传给自己的弟弟，而是想留给自己的儿子，改继承制度为父死子继，并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埋下了内乱的祸根。
实力的跷跷板再次逆转了，现在汉朝成了更重的那一端，而匈奴则至少分裂为北匈奴和南匈奴两支，其中靠近汉朝的南匈奴是弱小的一方，形势危若累卵，随时可能被北匈奴击溃。100年前呼韩邪单于的那一幕又要上演了，但是这一次剧情略有不同。百年之后的这个南匈奴过于弱小了，连当年呼韩邪单于与汉朝讨价还价的实力都没有。
于是当50年两名汉朝使者来到南匈奴单于处，命令他拜倒在地，接受汉朝诏书的时候，这位单于犹豫了一下，还是跪下了。这一跪，就代表了他是汉朝的臣子，他所代表的匈奴势力成为汉朝的附属。
这是汉朝与匈奴缠斗数百年后的一次重大胜利吗？
这位南匈奴单于甚至也借用了呼韩邪单于的名号，我们可以称呼他为第二呼韩邪单于。他得到了汉朝赐予的黄金王印，以及大量的粮食、牲畜和丝绸等物品，并获准在云中郡建立自己的单于王庭。实际上，第二呼韩邪单于把自己的势力分散在汉朝疆域的北部边境以内，总共分为8个部，这些部由自己的世袭首领管理。但是，汉朝设立了一个管理南匈奴事务的官职——使匈奴中郎将，其职责之一是监管南匈奴部落，所以此时的南匈奴已经不是100年前呼韩邪单于时代的匈奴了，第二呼韩邪单于的政治自治权被汉朝削弱了。
当时的汉光武帝把南匈奴纳入了自己的疆域范围，却没有像100年前那样联合南匈奴向北挺进。有人认为这是汉光武帝的一个错误，丧失了一举击败整个匈奴势力的机会。但也许是因为向汉朝称臣的南匈奴势力太弱小了，暂时还帮不上汉朝什么忙。后世估算，50年时，南匈奴的总人口大概只有5万，以这样少的人口算，能够派出的军队规模也就几千人，数量是少得可怜的。所以汉光武帝可能更现实一些，满足于以长城为界，把弱小的南匈奴先保护起来，把强大的北匈奴隔离开来，等待时机。
所以仅就第二呼韩邪单于称臣的事件来说，这个胜利对汉朝而言很有限，更多的是面子上的一次小胜。北匈奴依然是草原的主人，北匈奴单于才是草原各方部落的首领。汉朝对于草原仍然没有控制力。华夏与草原的关系问题主要是东汉与北匈奴的关系。
北匈奴方面，他们试图与汉朝恢复传统上的和亲纳贡政策。如果能够实现，北匈奴会获得诸多好处：其一是建立起了与汉朝平起平坐的外交关系，有助于自己在汉朝以及周边国家尤其是西域各国的国际声望；其二是和亲纳贡以及随之而来的边境互市贸易，会给草原输入大量华夏物品；其三就是把南匈奴彻底边缘化，将南匈奴在草原上的影响力和合法性彻底抹掉。
北匈奴的算盘打得很好，但汉朝并不是积贫积弱的时候，不仅不会任人宰割，而且还手握南匈奴这样的筹码。汉朝一口回绝了北匈奴的和亲纳贡建议，仅仅同意双方可以在边境进行互市贸易，以此来安抚北匈奴。汉朝采取这样的策略，显然是不愿意承认北匈奴在草原上的合法统治权，至少是不愿意承认北匈奴独占草原上的合法统治权。汉朝手中的南匈奴对于北匈奴始终是一个制约力量，即使不是军事上的大麻烦，也是政治上的大问题。
于是北匈奴再次祭起军事敲诈的模式，在与华夏接壤的漫长边界上频频入侵袭扰、劫掠。国力增强的汉朝在边境南匈奴的辅助下，也开始主动出击，征讨北匈奴。
最初的战斗围绕西域展开，因为东汉与北匈奴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两国的事，而是整个亚洲东部的国际关系事务。经过数年的征战，北匈奴在西域惨败。而在汉朝庇护下休养生息逐渐成长的南匈奴也开始逐鹿草原，北匈奴对于广阔草原的控制力濒临瓦解。
在北匈奴对整个蒙古高原的控制力减弱后，原来蛰伏在匈奴帝国巨大身影之下数百年的其他部落看到了冒头的机会。乌桓、鲜卑以及西域的乌孙都开始兴兵蚕食北匈奴的地盘。特别是蒙古高原东部的鲜卑，在87年猛攻北匈奴，竟然一举杀死了优留单于，让独霸草原数百年的匈奴彻底威风扫地，北匈奴陷入一片混乱。整个草原的政坛由昔日完整的匈奴帝国变成了几方势力逐鹿的新局面。
东汉收拾北匈奴残局的一刻终于来临了。89年，东汉大将窦宪等率领汉军与南匈奴部队在草原上会合，联合袭击北匈奴，给予北匈奴毁灭性打击。窦宪乘胜追击，一直抵达燕然山，也就是今蒙古国杭爱山，在山上刻石记功后胜利回师。从此之后，“燕然勒石”和“封狼居胥”一道成为华夏武将文人描绘不世奇功的代名词。
遭受灭顶之灾的北匈奴很快背井离乡，史载“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300多年后，一股强大的草原势力匈人入侵欧洲，改变了欧洲的历史走向，匈人首领阿提拉的兵锋甚至抵达辉煌的罗马城下。人们猜测，他们可能是匈奴的后裔。
不过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并不认同匈人与匈奴之间的族裔关系，他们判断，被击溃的北匈奴的归宿，一部分应该是被南匈奴兼并，另一部分则融入了此后统治草原的各个部落之中。比如从投靠汉朝到北匈奴灭亡的40年中，南匈奴的人数从几万人增长到了几十万众，这应该不是简单的内部人口自然繁殖的结果，而是吸收了大量北匈奴部众而带来的人口快速增长。
霍去病曾经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200年后，以草原帝国形式存在的匈奴终于灭亡了。那么，草原属于东汉所有了吗？
当然没有。没有了北匈奴的草原并不是权力的真空，原来臣服于匈奴的鲜卑人和乌桓人取代了北匈奴，成为东汉新的心腹之患。这就是为什么即使窦宪能够建立“燕然勒石”的不世奇功，东汉的许多大臣依然反对他远征草原的行动。包括司空任隗在内的大臣认为，北匈奴不久前被鲜卑打败了，而且也不再对汉朝采取侵略政策，这个时候滥用国家的财力，让军队远征是很愚蠢的，不应该用将士们的生命去满足窦宪个人建立功勋的愿望。
事实证明，这些“说闲话、拖后腿”的大臣也是有道理的。由于汉朝不能且不愿管理自己并不熟悉的草的世界，即使打败了北匈奴，草原上也还会涌现出新的“匈奴”，仅从结果看，窦宪几乎是在做无用功。
而那些被汉朝纳入疆域之内的南匈奴也并不安生。比如94年，南匈奴就与新近归附的北匈奴人联合起来，发动了一次反对汉朝的大规模叛乱。再如109年，乌桓和鲜卑就曾勾结南匈奴的一些部落，劫掠边境的代郡、上谷郡、涿郡、五原郡等地，甚至南匈奴单于也起兵反汉。所以匈奴帝国的消逝，并没有带来华夏边疆的长治久安。
如果从文明融合的角度探讨匈奴帝国灭亡带来了什么真正的改变的话，那么可以说以南匈奴为代表的草原部落内附东汉王朝，埋下了草原与华夏融合的种子。虽然很多内附的匈奴人仍然以畜牧为生，但他们会逐渐熟悉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甚至有人会放下马鞭，拿起锄头。游牧人开始熟悉华夏的运行规则，反之亦然，汉族人也肯定开始了解游牧世界的运行规则。
从5000年前满天星斗的时代算起，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就开启了各自的文明之旅，两者的物质与文化交流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只是草原上的遗迹难以保存，又长期缺乏口头或文字的记述，那段早期历史隐藏在迷雾之中。直到两个世界分别实现了对各自区域的大整合，以匈奴和汉朝的形式正面相对时，草的世界才借由华夏的记述而变得清晰了一些。
汉朝以农耕为本，是较为单一的华夏政权；匈奴以游牧为本，是较为单一的草原政权。两者从上层组织到生活细节都有着显著的差别。从白登山到燕然山，近300年中，汉朝与匈奴这两种政权模式共同谱写了亚洲东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激烈碰撞的历史篇章，两种文明开始相互打量，并尝试理解对方的思维。
双峰对峙，不论是战是和，都促进了双方的族群、物产和文化的交往。有交往就有变化，这种变化是渐进的。随着南匈奴以及其他族群被纳入汉朝的长城地带，也随着一些华夏民众融入草原部落之中，假以时日，单一华夏政权模式与单一草原政权模式必将出现改天换日的剧变。匈奴作为一个草原帝国虽然不复存在，但草原仍在，华夏与草原的文明融合之路，正在向前延伸。
历史贴士·匈奴人也种地
从宏观上来说，汉朝是农耕文明，匈奴是游牧文明。但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两者的经济模式并不是截然分开的，汉朝境内也有游牧经济存在，匈奴境内也有农耕经济存在。毕竟在古代，能够多获得一点食物，就多一分生存能力，多一分国力。
早在距今七八千年前，今内蒙古敖汉旗附近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粟的种植农业，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小米。敖汉旗的所在恰好位于农牧结合带，亦农亦牧。
考古发现已经证实，匈奴人对于农业也非常感兴趣。考古学家在漠北地区匈奴人的方形古墓中发现了与农业有关的石臼，年代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以前。在公元前2—前1世纪的匈奴墓穴中，出土了很多大型陶器，里面有不少盛有谷物和其他农作物的种子。这说明当时匈奴人很看重农作物，甚至把农作物作为陪葬品，与死者一起埋入坟墓中。在其他地区也出土了公元前1世纪左右匈奴人使用的铁镰、铁铧等农具，说明墓穴陶器里的农作物很可能是匈奴人自己种植和收获的，而不是从外界进口的。
史书中还记载了匈奴人建有谷仓。汉朝大将卫青曾在元狩四年（前119年）击匈奴至寘颜山赵信城，也就是今蒙古国杭爱山南部，“得匈奴积粟食军。军留一日而还，悉烧其城余粟以归”。
考古学家甚至在蒙古高原上找到了一些匈奴人的城墙聚落遗址，这些遗址都位于河流、湖泊旁边。在茫茫的草原中，也会有一些温湿条件尚好的地方，适合农业生产，匈奴人当然不会浪费这些宝贵的土地。这些农耕地给匈奴人提供了游牧经济产品之外的宝贵粮食，这些粮食易于储存，提高了他们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
只是蒙古高原上农业生产周期比较短暂，粮食产量有限，要想提高自身的粮食供给能力，匈奴会派兵前往稍微靠南一些的区域，比如西域的车师等地屯田。
在汉朝与匈奴的时代，有很多匈奴人会进入汉朝境内生活，甚至官拜高位，同样也有很多汉朝人由于种种原因而进入匈奴境内，他们会把华夏农耕区的农业技术、农业工具传播到匈奴，促进匈奴人的农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