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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处长城两侧的草原和华夏，似乎正在进行一场整合的军事竞赛，到底是草原上的“诸胡”率先实现整合，形成一个统一的草原帝国，面南背北，俯视华夏呢，还是战国七雄率先完成整合，形成一个统一的华夏王朝，君临天下，傲视北境呢？
“六王毕，四海一”，秦国领先一步，完成了统一华夏文明圈的重任，变成了秦朝。
秦始皇根本没有喘息的时间，他必须立刻解决实力不断增强的胡人的威胁，尤其是卧榻之侧的强敌——匈奴。
大将蒙恬在攻破了六国中最后一国——齐国之后，立刻领取了向北攻击的新任务，带领30万大军攻向河套地区，也就是黄河的“几字弯”位置。虽然今内蒙古河套地区较为干旱，甚至还分布着毛乌素沙漠和库布齐沙漠，但是在秦朝的时候，那里是丰美的草原地带，不论对于匈奴还是秦朝，都是一块肥肉。匈奴人一度占据了河套地区，与秦都咸阳相距不远，对秦朝的威胁极大。
而如果秦朝占领了河套地区，就能够拥有一大片牧场，骑兵所需的马匹将有粮草保障。战国时期，战车已经逐步退出了军事舞台，代之以灵活机动的骑兵和组织严密的步兵。从那时起的中国整个冷兵器时代，骑兵都是北方争霸战中的决定性军事力量。
当时尚未统一整个草原的匈奴还不是蒙恬大军的对手。挟歼灭六国的余威，秦军顺利拿下了河套地区，匈奴首领头曼单于只能带着部众向北退却，避让秦军兵锋。然后蒙恬将昔日秦国、赵国、燕国修筑的长城连成一线，构筑起一条绵延万里的防御工事，把包括匈奴在内的各个草原政权挡在华夏王朝的外面。
如前所述，骑兵在草原上飞驰是很方便的，匈奴可以很容易集结起自己的骑兵，在河套地区与秦朝作战。反观秦朝，要从中原地区把步兵军队调集到河套地区就比较困难了。为了消除调动军队的缺陷，在继万里长城之后，秦始皇又高瞻远瞩地下令修建了一条秦直道。秦直道从秦都咸阳城附近的甘泉宫出发，向北一直延伸到今包头市西南的九原县，穿越整个鄂尔多斯地区，抵达河套地区的边境线。修筑秦直道就为了方便调动军队，威慑和打击匈奴。一旦塞外有事，浩浩荡荡的秦朝大军便可以从都城咸阳城附近整军前进，直达边塞。
其实，这条通往北部边境的秦直道，只是秦朝建设的交通网络的一条而已。秦朝以都城咸阳城为中心，向外辐射，修建了大量叫作驰道的国家级道路，把都城和天下其他郡连接起来。根据文献记载，秦朝统一天下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220年，驰道就已经连接了东方的燕、齐，南方的吴、楚，而且一直通到了沿海地区。驰道有固定的宽度，沿途还种植了青松，道路外侧用铁锤夯实。
秦始皇坐着马车五次巡游天下，就是行走在这些沟通了全国的驰道上的。所以，大秦帝国并不只有防御外敌的万里长城，它还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
帝国是什么？帝国就是交通！
庞大的帝国必然有庞大的交通网络做支撑，如此才能快速调集军队，维系疆土；如此才能让中央的政令通畅地抵达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号令四方；如此才能让商人便捷地贩卖天下货物，促进经济发展。
长城两侧，草原与华夏的这场整合竞赛中，华夏率先撞线，统一天下的秦朝面对北方草原上尚未统一起来的各个游牧政权，拥有强大的国力优势，以万里长城和秦直道为骨干的北方防御工事看上去固若金汤。这样的局面如果持续下去，草原游牧政权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
可惜，竞赛才刚刚进行了第一轮，后面还有许多轮呢。
当时的草原上，政权格局是这样的：月氏、匈奴、东胡在长城地带以北的草原上从西到东依次排列，这几个草原政权很可能在秦朝统一华夏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当然在它们身后的更北方的草原深处，很可能还有其他一些草原政权存在，只是与战国七雄不接壤，缺乏相关史料。
匈奴地处华夏正北方，是首当其冲受到秦朝正面打击的一方。在蒙恬大军的压迫下，匈奴丧失了原本属于他们的河套地区的大片牧场，国力大损。按照司马迁的《史记》的说法：“东胡强而月氏盛”，不仅长城南面的秦朝惹不起，匈奴两侧的东胡和月氏的实力也隐隐凌驾于匈奴之上。
就在匈奴政权岌岌可危之时，迎来了一位草原雄主，彻底改变了草原乃至于东亚的政治格局。
他就是冒顿。《史记》对冒顿登场的描写，犹如一位盖世英雄下凡。冒顿本是匈奴的太子，但是他的父亲头曼单于不喜欢他，把他送到月氏当人质，然后又率兵攻打月氏，希望月氏迁怒冒顿，将他杀死，好让小儿子成为太子，此举真是令人怀疑头曼单于是不是冒顿的亲爹。没想到冒顿逃回了匈奴，头曼单于只好不情愿地给他一个万骑统领当。万骑是匈奴的军事单位，匈奴号称有24个万骑。有了自己的队伍后，冒顿培养起一支忠于自己的力量，杀死自己的父亲和一干兄弟，自立为单于。
此后冒顿东征西讨，向东消灭了东胡。《史记》对此有非常文学化的描述，东胡轻慢冒顿，依次向匈奴索取名驹、美女和土地，冒顿视名驹和美女为无物，都送给了东胡。在放松警惕的东胡再次索取土地时，冒顿奋起反抗，率领早已怒火中烧的匈奴将士，突然发动袭击，一举击破东胡，杀死东胡王。
然后，冒顿向西赶跑了月氏；向北降服了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等一大帮草原政权；向南吞并了楼烦，甚至趁机夺回了被蒙恬大军侵占的河套地区。至此，莫顿统治下的匈奴基本上完成了北方草原的统一，号称“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冒顿能够在草原上纵横驰骋，毫无顾忌地东征西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来自华夏的压力短暂地消失了。曾经让匈奴望风而逃的秦朝在秦始皇死后天下大乱，根本无暇关注草原上发生了什么。
从时间上看，秦始皇死于公元前210年，而冒顿刚好在此后一年，即公元前209年杀父自立，启动了自己的草原霸业。华夏大乱给了匈奴短暂而宝贵的历史机遇，虽然只有那么几年的时间，刚好让冒顿抓住了。
在草原与华夏的整合竞赛中，胜利的天平开始向草原一方倾斜。短短的几年时间，冒顿就基本统一了整个北方草原，而华夏的汉王刘邦与楚霸王项羽还在殊死搏斗。公元前202年，刘邦终于击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定都长安。经过短暂的乱局后，长城之南的华夏终于再度统一了。然而秦末华夏这短暂的乱局竟然是如此致命，刚扳倒宿敌的刘邦立刻就感受到了凛冽的北境“胡风”。
关于北方草原为何在秦并六国之后很快也出现了整合，有很多解释。比如，有学者认为，正是华夏的大整合促进了草原的大整合。秦国吞并了六国后，以万里长城的形式划定了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的边界，秦朝给草原的威胁迫使草原各个政权为了谋求生存而趋于整合。
这样的观点本质上是一种华夏本位的视角，认为是华夏主导了自身和草原的政治格局。可是从时间上看，冒顿统一草原的进程恰好是在秦末大乱的时候突飞猛进的，并不是在秦朝作为统一的政权向北施压的时候。
其实，草原多个政权自古以来就相互掠夺和征战，正如春秋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不论是草的世界还是禾的世界，都经历了长时间的、群雄并起的战国时代，各个政权都致力于军备竞赛，全力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与敌人生死相搏。从春秋到战国，华夏的战争越来越频繁，战争规模也越来越大。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时草原上的情景也是一样的，史书所记载的匈奴攻破月氏和东胡的事件，同样是规模很大的战争。
炽热的战争火焰最终会烘焙出统一的帝国。所以，华夏和草原在相距不太长的时间内先后整合，形成统一的政权，这虽然有点巧合，但也是当时的历史趋势造成的。
如果一定要找出关键性的因素，推动甚至决定了这种整合的趋势，那么人口密度的增加应该是要考虑的因素之一。粟、麦、稻等农作物的广泛种植，激发了中原以及长江流域人口的增长，各个区域政权有了足够的人力、物力，来组建庞大的军队，与邻国争夺霸权。关于草原上的食物与人口情况，虽然史料匮乏，但各种生活技术和工具的出现和普及，也一定使草原上生活的人口变多了。至少，游牧技术的不断成熟、放牧的畜群规模和数量的增加，会养育更多的游牧民，于是草原政权也有了大整合的物质和人口基础。
草原自古以来的战国时代终结于匈奴，终结于冒顿，正如华夏的战国时代终结于秦朝，终结于嬴政。至此，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都基本完成了整合大业，并立于东亚的舞台上。走出纷乱的战国时代，双峰对峙，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会发生怎样的碰撞呢？
长安城内，皇帝宝座还没有坐热乎的汉高祖刘邦接到了糟糕的消息，北部的韩王信反叛，伙同匈奴大军南攻而来，已经逼近晋阳。刘邦不得不集结军队，向北迎击匈奴的入侵。
冒顿和刘邦，分别统一了草原和华夏的两大雄主，终于迎来了在战场上直面彼此的历史时刻。
公元前200年秋，平城之战爆发，平城在今山西省大同附近。刘邦的北上大军先后击败韩王信和匈奴左右贤王的几支人马，刘邦率领先头骑兵部队进入平城。也许是初战告捷让刘邦麻痹大意，不等大批步兵赶到平城，他就马不停蹄地率领骑兵向北追击。结果迎头遇到了冒顿率领的匈奴主力大军，被团团包围在白登山上。
按照史书记载，汉高祖被围白登山整整七天七夜，依靠重礼贿赂阏氏（冒顿的妻子），通过阏氏游说冒顿，让包围圈打开了一个口子，被围汉军才从白登山脱险而出。两大雄主的平城之战，以汉高祖狼狈逃跑而结束。
但今天的历史学家对于史书所载的白登之围的许多细节颇有怀疑。比如双方投入的军力，史书所载冒顿率领40万骑兵，而刘邦率领马步军总计32万，感觉双方兵力过于夸大，尤其是匈奴方面的。再比如贿赂阏氏脱逃的情节，更像是戏说而不符合常理。所以，历史学家推测，围绕平城之战出现的许多细节疑点，与西汉前期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的矛盾有关，司马迁等人在写史书的时候，更多受到了主和派的影响，夸大了对匈奴作战带来的不利后果。
顺便说一句，西汉前期的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其实和勇气、气节并无太大关系，两派人士主要考虑的都是自己在国内的利益，战争意味着国家资源向备战倾斜，有人获益，也有人受损。
对于白登之围，更符合逻辑的推断是什么呢？根据史料记载，冒顿率领匈奴主力从战场撤退后，平城城下有小部分匈奴军队未能及时北撤，反而被赶来的汉军主力包围并歼灭；韩王信的地盘也被汉军悉数收回。所以，平城之战从结果看，绝对不是汉朝的失败。因此回想白登山解围，更大的可能性是汉军据险而守，匈奴围攻未果。攻坚战也并非匈奴骑兵所长，在汉军主力不断逼近，自己的援军迟迟不至的情况下，冒顿主动选择了放弃包围，避免与汉军主力决战，见好就收。这也说明冒顿的军力与汉军主力相比，并不占优势。
双方都有所顾忌，于是平城之战就这么草草收场了。抛开胜负得失不谈，平城之战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统一的华夏王朝遭遇了和自己分量相当，甚至军事力量还优于自己的草原对手。如何与北方草原上的强悍对手打交道，成为接下来1000多年里华夏王朝的大事，甚至是头等大事。反过来讲，草原帝国如何面对南面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的华夏王朝，也是其要考虑的重要外交关系，甚至是头等外交关系。
双方白登山的这次激烈碰撞，正式掀开了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从接触到融合的漫长历史篇章。
让我们首先来看汉朝面对草原的策略选择。白登之围后，汉朝一度选择了和亲献贡的方式，与匈奴维持和平状态。
刘邦派遣刘敬到匈奴商定和亲之约，主要条款是汉朝把公主嫁给匈奴单于；两军罢战，两国约为兄弟，以长城为界；汉朝每年给匈奴各种织物、粮食，匈奴保证不再侵扰；双方开展一些边境贸易活动。
汉朝采取的这种“给人给物”的外交策略，显然是慑于匈奴骑兵强大军威的理性选择，毕竟汉朝初年的国力，还无法与统一草原的匈奴抗衡。而冒顿时期匈奴实力极强，其统治区域东起辽河流域，西到葱岭（今帕米尔高原一带），北抵贝加尔湖，南接长城与汉朝分庭抗礼。
从汉高祖开始的和亲献贡政策成了汉朝初期的惯例，在汉朝和匈奴出现统治者变更的时候，就会有一位汉朝公主被送到匈奴和亲，以确保两个大国之间的盟约继续有效。比如，在汉惠帝继位不久，第二个和亲公主就在公元前192年送到冒顿那里，汉文帝和汉景帝也都延续了这一政策。
白登山之后，汉朝为安抚匈奴，恢复生产，休养生息，一方面通过“和亲”政策给人、给物，维系与匈奴“中央政府”——龙庭的关系；另一方面还开放边市，允许边境贸易。
汉朝和匈奴之间出现了几十年的相对和平期，再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互通关市使得双方接触更加频繁，甚至出现“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的盛况。当时汉匈之间交往频繁，交换的种类和数量繁多，包括铁器、铜器、马具、黄金、服饰、丝织品等各种物资。交易让汉朝和匈奴都获益了，对匈奴的价值更大。
但是，汉朝和匈奴之间还是出了些麻烦。在汉朝看来，通过和亲与纳贡，给了匈奴龙庭（匈奴中央政府）大量的物资，属于花钱买和平的策略。可是这种策略却不能完全奏效，匈奴方面总是会有一些小股人马时不时地南下劫掠，似乎完全不理会汉朝已经支付了很多的物资。这让汉朝很愤怒，认为匈奴人背信弃义，贪得无厌。
为什么汉朝方面的和亲献贡策略会时不时地失效呢？这个策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与其指责匈奴单于和其部下的人品、道德，不如深入地了解一下匈奴这个草原帝国的国情，也许我们就能够找出和亲失效的原因了。
冒顿要管理的是非常广阔的国土，国土以辽阔的草原为主体。他把匈奴的疆域主要分为东、中、西三个大的部分进行管理。中央是龙庭，也就是单于庭，由单于自己直辖。东西两边分别是左贤王和右贤王管理的区域。单于庭南边对着汉朝的代郡和云中郡。左贤王庭是匈奴的东部地方政府，统治区域东接濊貊和朝鲜，南界接汉朝的上谷郡。右贤王庭属于匈奴的西部地方政府，管辖区域南到汉朝的上郡，西部直抵月氏和氐、羌各部落。
按照匈奴习俗，通常情况下，单于以下以左贤王的地位最高且最尊贵。左贤王不一定都能成为单于，他只是单于的第一顺位人，也就是说相对于同为单于兄弟或子孙、具有继承权的右贤王和左右谷蠡王而言，左贤王成为单于的可能性最大。
这种“三翼”的制度可能在冒顿时代之前就在草原上施行了，范围则可大可小，一直被此后的各个草原政权采用，管辖广袤的草原和各部落。管中窥豹，从三翼制度我们可以发现草原帝国的重大秘密，即它们实际上都是松散的部落联合体。
观察草原政权最微观的结构——家庭，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匈奴帝国政治结构的由来。在草原游牧民中，一个大家庭往往由数代有着血缘关系的男性亲属组成，并由辈分高的家庭的年长男性所领导。
男性在成年结婚后，一般会向大家长索要一些牲畜，作为自己的财产，也是自己养活家庭的工具。不过他并不会远离自己的父辈和兄弟们，而是仍然和大家一起生活，放牧牛羊。因为对一个独立的家庭来说，理想状况是男人管理畜群，女人管理蒙古包，但是在草原艰苦的自然环境中，一个家庭是很难完全自食其力的，需要更多的家庭通力配合。于是，有血缘关系的许多家庭组成大家庭，共同放牧大家的畜群，以及协力完成其他事情。许多邻近的大家庭就构成了一个部落，部落甚至可以拥有一定的战斗力。
在古代，部落贵族可能会有几个妻子，但是每位妻子会有属于自己的蒙古包，打理蒙古包中的日常生活，养育儿女。所以在草原上，女性也有自己的权威，甚至有一定的财产权，当然她们在生活中也扮演着很重要的公众角色，有时会影响男人的决策。
草原上，人口密度比平原小，地广人稀，而且人口总是处于不停的流动之中，牧民们分成无数个小的族群，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有规律的游牧。即使到了今天，一些游牧群体仍然会有夏季营地和冬季营地，然后按照季节在营地之间的草原上有规律地迁移和放牧。这是因为如果固定在一个地点放牧，牲畜最终会把那里的草全部啃光，连草根都不剩，草原会出现荒漠化，不再适宜放牧。有规律地游牧，一方面保证了牲畜的活力和草料，另一方面也维护了广阔草原的生态环境。
松散的族群、游牧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匈奴的国家治理方式和华夏区域截然不同。
在冒顿的国度中，龙庭、左右王庭管辖的区域里，有着大大小小的族群在不断地迁徙、放牧，他们认同单于是自己的最高首领，但单于无法直接控制某一个小的族群，他需要通过控制某个大的王，间接控制小的王，把自己的命令一层层传下去，最后抵达一个具体的族群。而且，由于游牧经济的特殊性，不论是单于的龙庭，还是大小王的营地或者某个族群的营地，总是在不断的迁移之中。
所以单于迁移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可以被称为龙庭。和华夏采用固定的都城截然不同，龙庭的位置是可变的。汉朝使者前往匈奴的时候，曾经困惑于龙庭好像并不在一个固定的地点。
单于和龙庭在移动，他所管理的大小部落也在四季迁徙中。很多时候，单于真的不清楚某个族群当前具体在哪里，他们在干什么。这不仅对于单于的统治有点麻烦，对汉朝来说，麻烦更大。
匈奴单于要维系庞大的松散联合体，除了自己部落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可以镇得住场子外，更为重要的是，还要能给整个草原的各个部落带来经济利益，这才是草原帝国长治久安的关键。
华夏王朝的运转建立在对广大民众征收赋税之上。农民上缴粮食或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或者提供劳役，商人上缴钱或其他重要商品，中央政府将这些东西收集起来，维持王朝的日常开销。草原政权虽然也可以向各个部落收税，但由于人口少，人员流动性大，因此草原政权的中央财政是完全不能与华夏王朝相比的。于是，虽然单于直辖的部落是整个草原最强有力的一支，但单于并不能直接统领所有部落，他只能依靠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建立起草原政权的政治结构。一个草原帝国的权力结构，其实和草原上一个大家庭的权力结构类似。
如果一位贪婪的单于试图从其他部落那里征收更多的牲畜，他会发现他的财富积累也是不可持续的。草原上自然灾害频发，暴风雪、疾病甚至突然的袭击就会让他的牲畜财产损失大半。牲畜和它们的附带产品往往只能当年享用，除了毛皮可以留存较长时间外，其他畜牧产品比如肉、奶并不能长期积累起来。
更麻烦的是，如果其他部落觉得单于对自己的压迫太严重了，他们可以逃跑，而且真的能够逃掉。相反，华夏农民被严格地限定在自己的耕地上，农民逃跑意味着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意味着可能要饿死。但是草原上的政权管理是松散的，游牧民可以赶着自己的牲畜跑到很远的地方，离开单于的监控继续生活，而单于很难制止这种逃跑行为。
为了维持自己作为权力结构中心的地位，单于除了依靠自己部落的强大战斗力之外，必须想方设法靠经济利益来“拉拢”各个部落的首领，让他们愿意跟随自己。正如共同放牧的几个小家庭既有自己的畜群，也共同拥有一些大家庭的公共资源那样，单于也需要为自己的“匈奴大家庭”提供维系各个部落的公共资源。
具体来说，游牧民的草原生活是比较艰苦的，虽然毛皮、肉食、奶制品丰富，但是其他物资十分匮乏，比如盐、谷物、纺织品这些至关重要的物资。因此，草的世界比禾的世界更需要外界的物产，来改善生活质量。
而要获得外界的物产，不外乎两种方式，其一是通过商品交易，游牧民与周边族群做生意获得自己需要的物产；其二是依靠掠夺，也包括通过军事威胁获取贡品。
谁能给大家提供源源不断的外界物产，谁就有资格统治整个草原帝国。冒顿单于做到了，他之后的几任单于也做到了。即使和之后出现的几个草原帝国相比，匈奴统治草原的时间也算是很漫长了。匈奴帝国在最初的250年中，完全统治着草原。而在超过500年的时间内，匈奴都是草原上最强悍的势力。
匈奴帝国的稳定与单于能够有效地从外部获取物产，让主要部落能够获益有直接的关系。而外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莫过于草原正南方的汉朝。说得直白一些，从汉朝获得足够的物产，是匈奴帝国保持稳定的关键。
草原政权对于军事敲诈十分在行，我们甚至可以猜测，早在冒顿统一整个草原之前的草原战国时代，各个部落之间就已经在频频上演军事敲诈了，一个能够从其他部落中掠夺或敲诈到财物的首领，会受到族人的拥戴。史书记载东胡向羽翼未丰的冒顿频繁索要财物、美女和土地，就是军事敲诈的典型案例。而冒顿建立起庞大的匈奴帝国后，面对汉朝和周边其他政权，自然而然地也把这种草原模式移植过来，奉行军事敲诈的政策。
但是，汉朝与匈奴之前吞并的草原其他部落明显不同。汉朝国力更为强大，匈奴可以向南侵扰，却无法吞掉汉朝。而且，汉朝与匈奴是长城南北两大世界初次直面相对，匈奴并不熟悉农耕地区的管理模式，反之汉朝也不熟悉游牧地区的管理模式，两边也都缺乏了解另一个世界的人才。
所以，匈奴无意吞掉汉朝，只要汉朝能够提供贡品，匈奴甚至会希望汉朝的统治最好保持稳定，不要出乱子，影响贡品的输送。
除了军事敲诈之外，匈奴当然也会利用正常的贸易来获得自己无法生产的物产。比如冒顿的儿子老上单于统治匈奴期间，在与汉朝的和亲协定中，引入了有关边境贸易的条款。这个条款给普通匈奴人带来了与华夏互通有无的贸易利益，毕竟普通匈奴人的部落、家族级别太低，是不可能从汉朝给单于的贡品中瓜分到什么的。
冒顿及之后的几任单于期间，匈奴除了与汉族人进行商品交换外，与其他的北方各族及西域诸国也有贸易往来。
冒顿时期，匈奴基本控制了西域，完全垄断了汉朝与西域之间的交通路线。西域诸国乃至中亚的安息都喜欢汉朝的丝绸、茶叶、瓷器等，但由于交通路线为匈奴所阻，不能直接与汉朝进行交易，所以就只得依赖匈奴做中间人。如此一来，匈奴不仅能从中获得较大的利益，还能满足自己对于一些必需品的需求。这种转手贸易模式，我们会在后面的草原政权中频频看到。
了解了匈奴帝国的国情，我们就可以分析汉朝的和亲献贡策略为什么屡屡失效了。
前面已经点明，匈奴其实是一个庞大的、松散的部落联合体。汉朝送给匈奴龙庭的那些贡品，基本上由匈奴单于先分配给龙庭内部享用了，最多再分配给握有大权的左贤王庭和右贤王庭一些，再往下的那些小部落，根本分不到一杯羹。
对那些小部落来说，生活本来就比龙庭要艰难很多，也需要华夏的物产来改善生活。他们当然可以通过关市来交易，不过部落较小的时候，本身资源有限，达成交易相对困难。再有个天灾人祸什么的，这些部落就只能铤而走险，拉起一队人马冲向南边抢东西，然后带着战利品逃回草原。需要强调的是，匈奴方面本来就有很多从汉朝投降过来的叛将、叛兵，他们对汉朝的边境情况更加了解，也更容易南下劫掠财物。
高高在上的单于可能根本不清楚下面的小部落干了什么事情，即使单于知道有些小部落可能南下劫掠了，游牧帝国的松散特性让他们也不好管束，甚至懒得管束了，反正自己的龙庭定期能收到汉朝的贡品，能够笼络住与自己关系最紧密的那批部落首领，维持住大体上的场面就行了。因此，汉朝的贡品最多只是买到了来自匈奴王庭和主要族群的和平承诺，并不能杜绝边境上的侵扰行为。
高高在上的匈奴单于居然管不了小部落的军事行动？这句话讲给汉朝人听，他们是不相信的，这好比是一群底层农民竟然不听皇帝的话，这怎么可能！
这就是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的不同。
这种结果可不是汉朝想达成的目标，于是汉朝的皇帝们不得不面对一道头疼的选择题：是继续给匈奴贡品换得有限和平，然后忍受时不时被打劫，还是破釜沉舟，与匈奴大战一场，彻底解决北方威胁？
汉高祖刘邦曾经尝试过武力解决，却发现实力不济，于是转而委曲求全，以和亲献贡来谋求和平。不过匈奴与汉朝的力量对比是在不断变化的。决定两国之间是否开战以及输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
匈奴和汉朝都要面对如何治理庞大国家的课题。从管理民众的角度看，两个国家的区别在于人口密度和流动性。匈奴的人口密度小，地广人稀，而且人口总是处于不停的流动之中。而汉朝经过初期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后，人口密度远大于匈奴，大量的人口实际上从事农业，农民们长时间被限制在自己的土地和村庄，并不流动。
两边民众和生产方式的不同特点，决定了匈奴必然是一个松散的联合体，而汉朝则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层级分明的国度。比如根据汉朝的律法，三人以上无故聚集饮酒，罚金四两。连几个人喝口小酒政府都要管，更不用说异地迁徙了。
这样的民众管理方式，决定了匈奴和汉朝各自的优缺点。匈奴的优势在于军事力量强大。游牧民每天骑马放牧，可以轻松转化为骑兵、战士，几乎不需要再投入很大的国力去训练和维持一支军队。而汉朝的农民是不可能直接转化为战士的，他们必须要放下锄头，拿起武器，经过一段时间的选拔、训练，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战争对汉朝来说，要付出的成本更加高昂。
但是汉朝的优势在于人口数量。在刚结束战乱的汉初，人口可能不算多。但只要休养生息几十年，汉朝的人口就将远远超过匈奴。古代人结婚生子比现在早，假如在大乱之后的和平年代，风调雨顺，病疫不起，在土地和粮食产量未达极限的条件下，农耕国家每25年人口数量增加1倍，那么只要70多年，人口就能增加到原来的8倍。
这基本上就是汉初几十年间的人口增长趋势，从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到汉武帝登基，经历了60年左右，汉朝已经发展为一个拥有数千万人口的国家。对比草原上的匈奴人口，据估计长期徘徊在一二百万人，汉朝在人口上具有压倒性优势。
对一个农业国家来说，人口就意味着国力。当汉朝的人口和国力远胜于匈奴时，此时发动战争，固然要付出比匈奴更多的成本，但是汉朝消耗得起，匈奴消耗不起。
匈奴人口远远少于汉朝，因此能够组织起来的青壮年骑兵是有限的。从长期的草原军事历史看，中国北方漠南、漠北草原能够集结起来的骑兵，最多也就十几万人，不会超过20万人。冒顿单于之后，匈奴在老上单于、军臣单于的领导下继续向前发展。在与汉朝战争中出兵最多的一次，史书记载也仅为14万，这可能已经是匈奴兵力的极限了。
因此，只要汉朝愿意赔上一些“家当”，和匈奴血拼一段时间，在匈奴数量有限的青壮年拼掉大半后，就无力再战了。而且一旦战争陷入长期持久状态，匈奴相对脆弱的游牧经济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没有青壮年劳动力来照看牲畜，在苦寒之地艰难维系的游牧生产模式会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