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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所说的“天下”，属于我们所熟悉的教科书中描述的中原早期历史，较为丰富的史书记载让这段历史与文明丰富多彩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我们不要因此产生一个错觉，以为在中原的外围，是文明的荒原，是一片蛮荒之地。记载的缺乏不代表中原之外就没有文明，不代表那里的文明就落后。
那么，从中原向北望，又是怎样的一片文明的天空呢？
一座面积400万平方米的巨大石头城曾经矗立在黄土高原北部。陕西神木县的石峁遗址揭露出来一段隐秘的远古往事。
石峁遗址恰好位于北方草原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交汇地带。目前的发掘表明，石峁城址由核心的“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规模甚至超过了陶寺城址、良渚城址。从石峁遗址中出土的文物，既有大量精美的玉器，也有造型独特的石雕和石刻人像，部分人像头戴异域风格的尖帽子，高鼻深目。
从石峁遗址的延续时间看，大概从4300年前开始建城，到4000年前被毁弃。从文明持续的时间段看，符合中华大地“月明星稀”变迁的过程。石峁遗址让人震惊之处在于，它地处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反映了4000多年前这里曾经出现过一个非常繁荣的古文化，丝毫不逊色于同时代的、地处农耕区的陶寺、良渚等古文化。石峁当年一定有较为丰富的食物来源，农业应该是比较发达的，再辅之以畜牧业等，有了充足的食物才会有大量的人口，有了大量的人口才会有劳动力去兴建巨大的城市。
历史学家必须重新认识这一地带的文明程度。早在4000多年前，中原文明的北方可能就已经存在着发达的古文明。
而石峁遗址显示出，当年这座城市具有很强大的防御能力。那么，这个神秘的族群要防御的是谁呢？很可能是来自草原的强大势力。
虽然中原的商周文明曾经用狄、戎等有贬义的词汇来称呼北方大地上的族群，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原文明的北方不仅不是黑暗之地，反而是哺育中原文明的重要区域。如果我们把青铜器看作衡量早期文明先进程度的标志之一，那么北方文明在最初的岁月中，甚至可能曾领先于中原文明。
前面已经多次强调，商周的天下，特别是商朝到周朝前期这段时间，其势力范围仅限于黄河中下游一带。所以在这个时期，与商周文明打交道的“北方”，并不是我们现在认为的内蒙古草原，而是黄河中下游的平原区与内蒙古草原之间的地带，从地形上看，这个地带包含了鄂尔多斯高原、阴山山脉、燕山山脉以及黄河的中上游区域，我们决不能把这部分简单地认为是草原地区，这里更像是许多山间小盆地的集合。这片“北方”其实就是日后修建长城的地区，我们姑且提前称呼这里为“长城地带”。
被群山分割的地理条件决定了长城地带不容易形成一个整体的强大政权，而是会形成诸多部落或小的部落联盟。这就是商朝和周朝前期要面对的北方势力。
西亚从公元前6000年以前就开始使用铜，而在欧洲的巴尔干半岛一带，公元前4000年就已出现双范合铸的铜斧。所以，东亚地区的青铜器和纯铜的冶炼、制造技术，很可能是通过与西方、北方的文化交流，经欧亚大陆传入的。中国的北方和西北地区接触到青铜技术的时间，要比中原地区更早一些。
比如甘肃河西走廊一带曾经有一个四坝文化，年代略早于二里头文化，这个文化的墓葬中出土了一种套管式铜锛，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蒙古肯特省和哈萨克斯坦东部的古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这种文物。这种锛的较原始的形式也在西伯利亚地区发现了，目前判断是起源于西伯利亚一带。所以，这种铜锛可能是从西方、北方经过新疆、甘肃逐渐传入中原地区的。
不过进入青铜时代后，北方与中原的青铜文明呈现不同的特点。长城地带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是兵器、工具、车马器具及装饰器，与中原文明不同的是，这里没有将青铜用于生产大批礼乐器具，而是制作了许多实用的工具、兵器和艺术品。青铜短剑及随身装饰品是这一地带的重要文化标志。
商周时期，中原与西方也有着一定程度的交流，一些商品、技术和习俗在遥远的地区间流动。比如红玛瑙，最早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和南亚的印度河流域被人们普遍佩戴，一小部分红玛瑙还通过草原地带被传输到了中国北方。到了西周时期，混用了红玛瑙珠子的复杂挂饰突然出现在中原，主要出土于女性墓葬之中，让考古学家猜测，这些女性也许是少数民族，有可能是通过贵族间的通婚来到西周境内，并把红玛瑙珠子的制作工艺及佩戴习俗也带了过来。
当时对中原地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紧邻的长城地带，它夹在平原与草原之间，从生产方式上也兼具两边特色，既在山间盆地发展农业，也会在山坡上放牧牛羊，从事畜牧业。由于可以较早吸收更北方和更西方的先进军事技术，所以长城地带的部落一度让中原文明寝食难安。
比如，商代的鬼方、西周的犬戎都是驾马御车的部落，战斗力非常强大，犬戎的攻击甚至直接让西周遭受了灭顶之灾。当时周朝内乱，姜姓的申侯联合了西戎中的犬戎部落攻入都城丰镐，周幽王出逃不及被杀，西周就此灭亡。强大的犬戎占据了丰镐，周朝的晋、郑、卫、秦等诸侯不得不组成联军，才赶走犬戎，拥立平王登基，把都城东迁到洛阳地区。周王室倾颓的春秋战国时期开启了，而在驱逐犬戎中获得了地位和地盘的秦，也终于挖到了建立未来霸业的第一桶金，此乃后话。
犬戎直接导致了西周的灭亡，这一事件清楚地告诉人们，长城地带的非中原文明对于中原文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影响了中原文明的进程。商周的天下体系运转了几百年，最终毁于申侯与犬戎的联军。此后的春秋时期，中原文明中哪个诸侯能够抵御外敌并重整天下体系，哪个诸侯就具有称霸天下的资格，这应该是当时各方诸侯的共识。
正是严重的外部军事威胁，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春秋时期的中原文明的形态。
春秋时期，北方长城地带的少数民族依然是中原文明的大麻烦。齐桓公能够率先在春秋乱局中称霸天下，其中的一条理由就是“尊王攘夷”，消除北方戎、狄对中原文明的威胁，令各诸侯国不得不服气。就连孔子也说过：“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管仲让齐国强大起来，抵御了北方少数民族，中原人就会被征服，改变自己的风俗习惯，与少数民族一样披发、前襟向左掩。
但是当中原的战国时代来临，中原文明逐渐形成若干个强大的地域政权后，长城地带散落的部落就开始处于军事劣势了，这些部落成为中原文明兼并的对象。
最典型的莫过于历史上的中山国。中山国的前身是白狄，最早活跃于陕北一带，此后逐渐转战到太行山区，建立国家，甚至走出山区，向东部平原发展，成长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千乘之国”。然而中山国生不逢时，面对的是战国七雄级别的虎狼之师，先是在公元前407年被魏国消灭，中山国残余势力退入太行山中蛰伏30年后再度复国，却又在公元前296年被赵国再次灭国，彻底并入赵国的版图。
和中山国类似，辗转于长城地带的若干北方势力先后被战国七雄中的北方诸强蚕食干净，商周所奠基的天下版图也不断把疆域向北推进。虽然已经没人拿周王室和他们那套礼制当回事了，但中原文明还是随着军事征伐而扩张，最终融合了长城地带的山岭、盆地。
终于，在战国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原文明要直面比长城地带更靠北方的那片一望无际的绿色原野了，那里生活着中原农耕民所不熟悉的草原游牧民。没有了长城地带的缓冲区，禾的世界与草的世界正面遭遇，中华文明最为波澜壮阔的融合史诗即将上演。
欧亚大陆是地球上最大的一块陆地，面积足有5000多万平方千米。在这片巨大的陆地中央偏北，横亘着一条绿色的“飘带”，这就是欧亚草原带，游牧民策马驰骋的舞台。
欧亚草原带西起欧洲的多瑙河下游及黑海北岸，向东蔓延，直至中国东北地区的大兴安岭，跨度达到了上万公里。这条草原带的形成，要归因于地理和气候，远离海洋、干旱少雨的温带大陆性气候令土地不适合耕种，却适合草的生长。
从地形上看，可以用山脉将巨大的欧亚草原带由西向东分成三个部分，乌拉尔山以西是一部分，乌拉尔山到阿尔泰山、天山之间是一部分，阿尔泰山、天山以东到大兴安岭之间是另一部分。虽然有山脉相隔，但人们若想在整个草原带东西向迁移，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一方面山脉不是十分险峻，河流不是十分湍急，另一方面山脉中也有可供穿越的通途。整个草原带都是放牧的好地方，人们基本上有着类似的生活方式，就地安家很容易。
从阿尔泰山、天山向东到大兴安岭之间的这部分草原带绵延于中国的北方，对中国历史有着久远的影响，是本书关注的重点区域，与禾的世界相对应，我们可以称这片区域为“草的世界”。
如果更微观地分析，这部分草原带又可以分成若干小的草原带，比如夹在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的准噶尔盆地里的北疆草原，以及被今蒙古国南部戈壁南北分割的漠南草原和漠北草原。
此外，由于草原带最东端的大兴安岭并不险峻，翻越大兴安岭后就进入了东北地区，那里是丛林、沼泽、溪流、草甸混杂的世界。由于历史上东北地区与蒙古高原同属于长城以外的世界，为了叙述的方便，本书有时也会把东北地区纳入草的世界去分析，只是读者们要注意，东北地区内部的自然环境更加复杂。
游牧人在草原带迁徙是非常便利和迅捷的，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历史现象十分重要。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南北方向的迁移，比如一个先秦时期的人想从今北京附近迁移到杭州附近，这段距离还不足1500千米，他竟要跨越海河流域、黄河流域（可能还要包括曾经存在的山东境内的济水流域）、淮河流域、长江流域，最后抵达钱塘江流域，路线上都是横向阻拦的河流。而且南北方的气候也不一样，因此植被和作物也就不一样，他要应付不同的情况。
而如果这个人骑马从大兴安岭脚下的草原向西跑1500千米，旅途快捷而轻松，他甚至不需要为马匹准备饲料，随处都是草场。
一句话，南北方向的迁徙路线要比在草原带东西方向迁徙困难多了。
重点来了！迁徙的便利性带来了文化与技术交流的便捷性，在草原带的一端出现的先进技术，可以很快传播到草原带的另一端；欧亚草原带某处兴起的古代文化，也可以迅速地扩张到广阔的草原区域。
这片广阔的草原最开始可能只是人类的狩猎场和采集场，而不是畜牧场。古人类曾在这里猎杀大型动物，采集浆果。驯化大型动物并开始畜牧活动，其实是农业和定居生活出现之后的事情了。考古学家认为，驯养动物需要长时间的试验和长期的技术知识积累，还要为饲养动物提供足够的饲料。要满足这样的驯养条件，人类首先要有足够发达的农业。
因此，农业早于畜牧业出现，并且是后者出现的必要条件。
而一旦一些大型动物，比如马、牛、骆驼驯化成功后，草原就变得非常诱人了，因为这些动物可以作为草原上的运输工具，甚至可以和人类一起并肩作战，不仅让狩猎变得更加有效率，而且还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游牧。最早的游牧人群可能是从绿洲部落中分化出来的，因为绿洲环境恰好有利于农耕与游牧两种生产方式共存。一开始，绿洲部落中的人们既农耕，也畜牧；后来，一部分人专门从事农耕，另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畜牧；最后，从事畜牧的那部分人完全脱离了绿洲，开始在广阔的草原上游牧，新的生产方式就此出现了。当然，游牧民和农耕民之间还是会互通有无，彼此交换物产。
前面说了这么大段草原特点和游牧起源的事情，是为了更好地解释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华夏文明逐渐要面对的草原局面。
前面已经提及，在战国晚期，战国七雄中的燕、赵和秦不断向北扩张，将长城地带的部落吞噬后，华夏和草原之间的缓冲地带消失了，中原与草原正式开始直面彼此。
当时的草原族群，可能已经不是长城地带的那些部落似的“软柿子”了。让我们首先跨越今天的国境，深入草原腹地，到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首府克孜勒西北的阿尔赞附近山谷去看一看。
在那里，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2700多年的古代游牧人的王陵，从中发掘出数以千计的金器、铁器、青铜器以及古代纺织品，单是黄金艺术品，就多达4700多件。墓中出土的兵器都是铁器，这些铁质兵器如短剑、匕首、战斧乃至箭头等都镶嵌着黄金，一共发现约20千克的黄金艺术品。
这个大墓修建的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期。它靠近今俄罗斯和蒙古边境，周围是大片的草原。由此往南偏东，翻越蒙古国的杭爱山和中国内蒙古的阴山，就可以抵达黄河流域。
无独有偶，在中国新疆北部中蒙边界的草原上，有三道湖泊群分布在三处谷地中，当地人称呼这里为三道海子。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三道海子遗址，有巨型石堆遗址3座、中型4座，小型百余座，以及鹿石和岩画。三道海子的石围石堆，在建构材料、形制布局、主方向的选择上，以及鹿石类型、动物艺术主题等方面，和俄罗斯图瓦阿尔赞王陵非常相似，可能是同一游牧人群的遗存。三道海子各种圆形石堆应该是祭祀遗址，这里是当时的游牧政权在夏季的一处祭祀活动的场所。
阿尔赞大墓和三道海子遗址群所代表的游牧人群，生活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的欧亚草原东部。考古学家推测，阿尔赞是这一人群的王族墓地，而三道海子则是他们的夏季祭祀中心。三道海子遗址本身在阿尔泰山海拔3484米的雪峰之下，早期游牧政权的首领及其核心集团通过在阿尔泰山巅谷地定期举行的礼仪活动，控制着民众与上天、诸神的沟通权力，宣传他们所崇拜的教义和文化，垄断阿尔泰山丰富的黄金、宝石等资源，同时向其统治范围内的次一级首领分配各种资源，不断确认和加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增强不同地区人群之间的认同和凝聚力。
当时的草原进入了铁器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进入游牧时代，强大的部落可以依靠骑马来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这样的变化必然带来草原部落的大动荡和大整合，进而形成若干称霸一方的草原政权。
这个位于中国西北方向的草原政权可能并无自己的文字，没有留下关于他们自己的记载。不过，在东西方的古老文献中，与它相关的记载时有出现。在中国古籍《山海经》中有“一目国”的记述，而在古希腊哲学家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中，也留下了关于“独目人”的文字。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记述，都指向了阿尔赞、三道海子一带的古老草原政权。也许所谓的独目，是当时游牧民的一种服装，或者是一种祭祀仪式的装扮。
虽然这个“独目人”草原政权仍然迷雾重重，但从它兴盛的时间看，很可能对东西方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独目人”政权的强盛，可能向西迫使斯基泰人西迁，并影响了古希腊和古波斯的历史进程。而这个政权向东的影响，很可能与前面提到的西周灭亡有一定的关联性。
历史学家从历史文献中发现，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华夏的北部边境突然受到了迅速增强的外族入侵压力，比如赤狄、白狄和山戎等族群更加频繁地骚扰边境。他们为何对华夏突然发难？
也许正是因为草原深处出现了一个或若干个强大的政权，并且向四方扩张，给了草原边缘地带的部落非常大的压力，中国河西走廊以及长城地带的部落政权不得不向东、向南寻找生存空间，于是出现了文献中记载的频频入侵华夏的事件，西周可能就是这一趋势的牺牲品。
《诗经·采薇》中写道：“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靡室靡家，猃狁之故。不遑启居，猃狁之故。”学者考证，这首诗描写的应该是西周晚期周宣王抵御外敌之一猃狁的情形，士兵们抱怨自己一年到头回不了家，无法照顾妻儿。
猃狁的威胁如此之大，以至当时很多青铜铭文都记录了与猃狁作战的场景。比如在多友鼎铭文中记载，周军在一次战役中俘获了猃狁的100多辆战车，但猃狁实力犹存，仍然与周军多次作战。如此强悍的部落让学者们怀疑，猃狁这个部落可能有草原背景。
而考古发现告诉人们，至少在公元前7世纪，草原上就已经存在强大而富裕的国家政权了，铁制武器和马拉战车让草原政权如虎添翼。草原政权兴起，甚至可能早就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间接的影响。
或许华夏与草原之间的联系，早在两边的人们直接相对之前很久，就以一种“隔山打牛”的方式开始了。西周的灭亡可能就是一例。
春秋战国时期，晋国以及之后的赵国是与草原政权距离最近、接触最频繁的势力。史书记载，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晋国的赵襄子就“并戎取代，以攘诸胡”。这几个字十分简洁地描写了华夏诸强吞并长城地带的部落后，面对草原政权的发展过程。
“诸胡”这两个字耐人寻味，“胡”显然不是指长城地带的那些亦农亦牧的部落，而是指生活在草原上的骑射族群。而且在赵襄子时期，“诸胡”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族群，而是分成若干族群，当时汉族人统称这些自身刚刚遭遇的草原族群为胡人。也许紧邻长城地带的草原上，还没有形成阿尔赞一带那样强大的草原政权。所以赵国面对的草原政权还不算太可怕。
在汉族人笔下，胡人逐水草而居，他们畜养动物，骑马作战，擅长射箭。
赵国与草原政权直面相对，给赵国与战国诸强的争锋带来了有趣的变化。曾经的赵国，除了要与华夏各诸侯国抗衡外，其东北方有东胡，北方有匈奴，西北方有楼烦和林胡，可谓强敌环伺。为了富国强兵，赵武灵王积极吸收草原政权的先进军事技术，提倡“胡服骑射”，让赵国一跃成为七雄之中仅次于秦国的第二强国，不仅灭掉了卧榻之侧的中山国，还向北扩张领土，最大限度地把草原诸胡向北逼退。
如果我们要说华夏与草原之间的融合，那么赵国无疑是两大世界融合的先驱，把草原的军事优势与华夏的农耕优势初步结合在了一起，甚至在文化上也尝试着融合。
然而，武装起来的草原诸胡已经不是过去的“吴下阿蒙”，善于学习的赵国可以击退对手，甚至向北深入，却无法彻底消灭对手，特别是逐渐强大起来的匈奴。到了战国后期，强大的赵国不得不派出精兵良将来守卫北部边境，比如位列战国四大名将的李牧就曾率领大批赵军与匈奴、林胡、东胡长期作战。来自北方草原的军事牵制，严重削弱了赵国与战国七雄中其他国家作战的能力。
相对来说，从中原逐鹿的视角看，战国时期的秦国、齐国、楚国的背后并没有草原诸胡这样强大的对手，至少不像赵国那样直面如此多的草原对手，算是它们的运气。
面对越来越强的北境边患，地处北方的战国三雄——秦国、赵国、燕国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修筑了各自的长城，来抵御草原骑兵的侵扰。它们不惜成本地修筑长城，无声地向后人证明：胡人的威胁真的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