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义革命源自何方？

我们已经看到，曾经是数千年文明组成部分的不人道行为，突然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消失了。驱巫、折磨囚犯、处决异端、奴役外国人，所有这些令人作呕的残忍行为，迅速地从家常便饭变成了匪夷所思。佩恩评论过要解释这些变化是多么困难：

抛弃这些武力的路径经常是人们意想不到的，甚至是神秘的——如此之神秘，有时人们感到是上天的力量在起作用。一次又一次地，那些暴力的基础原本是如此根深蒂固、自我强化，似乎只有魔法才能扫除这些暴力。人们只能用“历史”来解释这个造福世代的政策——减少暴力的使用——是如何逐渐加诸人类的，人类自己既不曾有意识地追求过它，也从来没有赞同过它。

停止使用武力惩罚欠债不还的人，就是这种神秘性的案例之一。这种未经特意追求的进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多数人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趋势。还有，远在民主原则被明确表述之前，英语国家中的政治谋杀就已经消失了。在这些实例中，一种模模糊糊的情感转变，也许成为一场精心设计的改革的先决条件。在争权夺利的集团放弃将谋杀作为分配权力的佳选之前，很难想象如何能实现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治。最近非洲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民主未能站稳脚跟，这提醒我们，在改变有关暴力的规范之前，必须先改变治理的具体细节。

当然，在变化被落实为成文法律之前，情感的逐渐转变通常不足以改变实际的操作。比如，有良知的废奴鼓动家说服当权者通过法律，并以枪炮军舰为后盾，最后才终结了奴隶贸易。 至于血腥的运动、公开绞刑、残忍刑罚和欠债人监狱，也都是有良知的鼓动家和从他们开始的公众辩论影响到立法者，立法者通过法案，这些恶俗和暴行才被告废止。

在解释人道主义革命时，我们不需要在默契的规则和明确的道德论证之间做取舍。两者是相互作用的。当情感发生变化，对现状提出质疑的思想家就有可能将理念付诸实施，他们就会有言说的机会，并被公众接受。他们的主张不仅说服了拥有权力的人，而且经过酒吧争吵、家庭辩论渗透进社会的文化情感，最后使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形成新的共识。当一种常规被从上至下的改革宣布为非法之后，一方面，它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亡，另一方面，它也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的现实选项。比如在办公室和教室里抽烟，原本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但它后来被法律禁止，今天人们已经觉得原来的旧习简直不可思议。同样，奴隶制和公开绞刑这些恶行早已是过去，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记得它们。在今天的人们眼里，它们是难以想象的丑陋，甚至没有人会认真地对它们进行辩论。

对其他生命及其痛苦的关注，也是深受人道主义革命影响的社会观念大转变。当然，人们的道德远远不是完美无瑕的，他们看见珍宝还是会产生占有欲，脑子里一样有见不得人的淫思绮念，甚至也会巴望杀死那些公开羞辱他们的人。 但是，一些其他的邪恶愿望已经不再吸引人，大多数人都失去了围观烧死一只猫的胃口，更不要说围观烧死一个男人或者女人。在这一方面，我们确实有别于我们几个世纪之前的祖先，对于其他生命遭受的无法言表的痛苦，他们不仅赞成，亲手实施，甚至还能够尽情地享受。那时候的人在想些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他们的那些想法了？

在了解第8章的施虐心理学和第9章的共情之前，我们还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看看哪些历史性的变化，让人们不再滥用残忍。同以往一样，寻找先于情感和行为变化的外生变量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但只有找到这样的外生变量，我们才能摆脱说人们停止残忍行为是因为他们变得不那么残忍了这样的循环逻辑。是什么改变了人们生活的环境，并最终引发了人道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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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进程”是我们的一个备选答案。回想一下，埃利亚斯曾经表示，在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时期，人们不仅更加自制，而且培养起共情的意识。他们这样做，目的不是为了身体力行尊奉新的道德标准，而是因为要想获得成功，他们必须竭尽全力拉拢政界和商界的领袖。财富的获得越来越依赖社会关系网络，而不是农耕和抢掠。当然，嗜好残忍与协作社会的价值格格不入：如果你认为你的邻居会兴高采烈地看到你被开膛破肚，又怎么能和他们一起工作呢？文明的进程减少了个人暴力，自然也就削弱了对严刑峻法的需要，正如今天的“严厉打击犯罪政策”，也是随着犯罪率的升降而时紧时松。

研究人权史的史学家林恩·亨特提出了“文明的进程”的另一个冲击效应：个人卫生和礼仪的改进。比如，使用餐具进食，性行为私密化，以及尽量不在人前进行排泄，并保持衣裳不沾染排泄物。她认为，烦琐的礼节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意识——他们拥有自己的身体，这个身体具有内在的完整性，不是任何社会的附属品。身体的完整性越来越被认为是值得尊重的，不得以造福社会为理由、以个人牺牲为代价对其进行侵犯。

我个人的情感倾向于更具体的东西。我怀疑，关于卫生对道德情感的影响，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假说，即人们彼此之间的反感越来越少了。人类对污秽和身体的排泄物非常反感，就像今天人们会回避身上散发着屎尿气的流浪汉；古人对邻居更冷酷无情，也是因为这些邻人肮脏邋遢，令人厌恶。更糟糕的是，人们很容易从生理反感滑向道德反感，视所有不卫生的东西为下贱卑鄙。 研究20世纪暴行的学者一直在琢磨，为什么当一个集团压倒性地统治另一个集团之后，特别容易发生残暴行为。哲学家乔纳森·格洛弗（Jonathan Glover）已经分析过人性灭绝的恶性循环。人们迫使那些受歧视的少数族裔在悲惨恶劣的环境中生活，让他们看起来更像是动物或低等人种，这刺激统治集团加倍地虐待他们，使他们的处境和状态进一步恶化，最后扫除了压迫者残存的最后一点儿良知。 也许，如果文明的进程是一部影片，这种人性灭绝的螺旋线就如同倒放这部电影，是历史潮流的逆转。而历史的浪潮是人们的生活更清洁，更有尊严，历经几个世纪之后，也更尊重人民的福祉。

很不幸，“文明的进程”和“人道主义革命”在时间上并没有以一种互相影响的方式同步发展。国家和商业的兴起，凶杀的急遽减少，文明进程的不断向前迈进，历时几个世纪之久，但人们仍然不介意残酷刑罚、国王的绝对权力和对异端的凶残迫害。确实，当国家握有的权力越大，它也就变得越残忍。比如，动用酷刑逼供（而不是判刑监禁），就是在中世纪许多国家恢复罗马法的时候重新引进的。 一定有其他因素在17、18世纪加速了人道主义情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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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人们在自己生活改善的同时变得更有同情心了。佩恩猜测说：“当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富裕时，他们的食物更好了，身体更健康，生活更舒适，他们觉得自己以及别人的生命都更有价值了。” 原来廉价的生命变得越来越珍贵，这一假说大致符合历史的大潮流。几千年来，世界一步步摆脱了人祭和酷刑处决等野蛮行径，也是几千年来，人们的寿命越来越长，生活越来越舒适。那些率先废除严刑峻法的国家，比如17世纪的英国和荷兰，确实位居那个时代最富有的国家之列。而在今天世界上那些贫困的角落，我们还能看到奴隶制、迷信杀戮和其他野蛮习俗。

但是，“生命曾经一钱不值”的假说也有一些问题。当时许多比较富裕的国家，比如古罗马帝国，都是虐待狂的温床。今天在富有的中东石油输出国中，可能会发现截肢和石刑等严厉惩罚。更大的问题还是时间的不吻合。图4-7描绘了当代西方致富的历史，经济史学家格里高利·克拉克使用1200—2000年英国人均实际收入（按照能够购买固定数量的食物货币额）做富裕程度的测度。

富裕水平在19世纪工业革命到来之后飞速上升。在1800年以前，世界是马尔萨斯理论的天下，食物生产的任何进步都带来更多嗷嗷待哺的嘴巴，人们低下的生活水平一直得不到改善。不仅英国如此，全世界都是如此。1200—1800年，欧洲国家经济水平的测度指标，比如收入、人均卡路里的摄取、人均蛋白的摄取、每个妇女存活的子女数量都没有上升趋势。确实，他们与狩猎-采集社会的水平几乎没有什么差距。只有当工业革命引进了更有效的制造技术，并兴建运河和公路等基础设施之后，欧洲的经济才开始飞速发展，人民也开始变得富有了。我们试图解释的人道主义革命在17世纪开始，到18世纪已然成为社会的主流。

即便我们能够说富裕和人道主义情感是相关的，也很难说清相关的原因。货币并不只是填饱肚子和给人一个遮风挡雨的栖身之地，也能买来更好的政府、更高的识字率、更大的流动性和其他东西。而且，我们不能肯定地说，贫困和不幸就一定会让人们享受虐待他人的乐趣。人们完全可以说，如果你亲身感受过痛苦和赤贫，你应该更不希望别人也遭受这样的命运；反之，如果一个人生活安逸，反而不容易了解别人的苦难。我会在最后一章再回到“生命曾经一钱不值”的假说，这里我们还要继续寻找其他可能的外生变量，来解释为什么人们变得更富有同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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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革命前，图书生产是一个生产率得到显著提高的新技术。在1452年古登堡发明印刷术之前，每一部书籍都由手工抄写。书籍的制作不仅费时费工——一本相当于今天250页的书，需要37个工作日才能完成，而且在原材料和能源的使用方面都缺乏效率。手写字比印刷字难辨认，所以手写书的版面更大，使用的纸张更多，装订、储存和运输的费用也更高。古登堡发明印刷术之后，出版成为当时的高端技术行业。在工业革命期间，印刷和造纸行业的生产力提高了20倍（见图4-8），高于英国经济的增长率。

高效的印刷新技术引发了图书出版业的大爆炸。图4-9显示，17世纪每年的图书出版数量迅速增长，而在18世纪末出现直线上升。

书籍也不再是贵族和知识分子的玩物。研究识字率的学者苏珊·基恩（Suzanne Keen）指出：“到18世纪末，伦敦和外郡的市镇到处都有可以借阅图书的图书馆，图书馆向外租借量最大的就是小说。” 书籍的种类越来越多，越来越便宜，人们阅读的意愿也就越来越强烈。在普及教育和标准考试出现之前，很难估计读写的水平，但是历史学家一直在使用一种巧妙的替代方式进行估测，比如能够在结婚证书和法庭声明上签署姓名的人的比重。图4-10给出了克拉克整理的两组时间数列，它们显示，在17世纪的英国，识字率提高了一倍，而到17世纪末的时候，大部分英国人已经学会了读和写。

西欧其他国家同时期的识字率也在提高。到18世纪末，大部分法国公民可以读写，虽然其他国家直到后来才出现识字的估计数字，但一般都认为，到19世纪初，丹麦、芬兰、德国、冰岛、苏格兰、瑞典和瑞士的大多数男性都识字。 不仅有更多的人能够阅读，而且他们阅读的兴趣也扩展了。历史学家罗尔夫·恩格尔辛（Rolf Engelsing）将这一发展称为“阅读革命”。 人们开始阅读宗教之外的世俗书籍，开始在集体阅读之外进行个人阅读。除了一本正经的文献，例如年鉴、宗教作品和《圣经》之外，人们也开始阅读小册子、小传单和期刊。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这样说：“18世纪末确实像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不同阶层的人民开始接触到多种多样的读物，随着机器造纸、蒸汽动力印刷、活字铸排和几乎普遍识字，大众阅读的雏芽一路生长，在19世纪全面开花。”

当然，17、18世纪的人还有很多可以阅读的东西。“科学革命”已经让人们看到显微镜下的微观世界和天文望远镜中的宏观世界，意识到我们每天的生活不过是连续的浩瀚时空中一个小小的切片，我们居住的地方只是行星轨道上的一块岩石，并非创造世界的中心。欧洲人对美洲、大洋洲和非洲的探索，以及通往印度和亚洲的航线的发现，开辟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揭示了生活方式与读者迥然不同的异域民族的存在。

我认为，写作和读写能力的提高是触发人道主义革命的外生变量的最佳候选因素。生活在由村庄和宗族组成的狭小世界中的人，只有通过五官感觉其狭隘的小世界，他们只有一个知识的来源——教会；而阅读给人们带来了关于其他人、其他地方和文化的迷人故事，以及五花八门的思想。出于几种原因，人们思想的扩展会给他们的情感和信仰增加一剂人道主义的良药。 DRPWz7/lIRRl6K0+DJagivIc5XRH5nfatgtScMlDH00o75/DkNflILaWeKAJx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