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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为战争辩护的理由就是恺撒那句简洁扼要的名言：“我来过，我看见，我征服。”征服就是政府要做的工作。帝国兴起，帝国衰落，整个民族被征服，被奴役，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那些被冠以“某某大帝”的历史人物，既不是伟大的艺术家、学者、医生，也不是伟大的发明家——这些人才是给人类增添了幸福和智慧的人。“大帝”都是些独裁者，他们的业绩是征服了广阔的疆土和疆土内的人民。如果希特勒的好运气能持续得再久一点儿，他可能会以“阿道夫大帝”的身份被载入史册。即使在今天，标准的战争史书籍告诉读者的主要是战马、盔甲和火药，而对于这些宏大场景下成千上万的人命伤亡却总是语焉不详。
同时，战争中某些男男女女的个人命运，永远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一直是审视战争的道德视角。在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儒家和道家的对立派墨家的创始人、哲学家墨子就说过：
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
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白黑之辨矣……今小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辨乎？
偶尔也有西方先知高扬和平的理想。先知以赛亚祈愿说：“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基督教导说：“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诅咒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虽然基督教以一场和平运动为开端，但到公元312年时，情况急转直下。古罗马帝国统治者君士坦丁看到一个奇异的景象——天空中出现了一个燃烧的十字架，上面写着“以此必将征服”，随后他使古罗马帝国皈依了这个好战版的基督教信仰。
几千年间，尽管有周期性出现的和平和厌战情绪，但战争状态几乎连绵不断。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世纪的国际法的前提是：“（1）各方无法就和平和停火达成一致，因此即使在独立的基督教社区之间，战争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状态；（2）除非有单独的安全通行权和条约一类的特殊安排，统治者都认为自己有随意处置外国人的绝对酌情权；（3）公海不属于任何国家，谁都可以为所欲为。”
在15、16和17世纪，欧洲国家之间战争频繁，平均每年爆发约三场新战争。
反对战争的道德理由是无可辩驳的。音乐家埃德温·斯塔尔这样说：“战争。啊哈！它有什么好处？绝对什么也得不到。战争是千千万万个母亲眼中的泪水，她们的儿子走上战场，失去生命。”只是在大多数时候，人们都不在意这个观点，原因有两个。
第一，此乃“别人的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决定不再学习战争，但是它的邻国继续好战，和平的镰刀无法抵御好战的梭镖，它很可能成为入侵国的阶下囚。迦太基人败于古罗马人，印度人败于穆斯林入侵者，清洁派教徒败于法国人和天主教教会，还有很多国家历史上不止一次地被卡在德国和俄国之间，都是这种命运的实例。
第二，和平主义在自己的国家内也经常是军国主义势力打击的对象。在一个已然陷入战争或者即将卷入战争的国家，国家的领袖无法分辨谁是和平主义者，谁是胆小鬼或者叛国者。在历史上，再洗礼派和其他许多主张和平的教派一样，一直受到迫害。
只有在某一时刻，大批选民受到反战情绪的感染，和平主义才能得到关注和支持。必须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为基础，反战运动才不至于完全依赖人民的道德诉求。正是在“理性时代”和启蒙时代，和平主义摆脱了原来虔诚但毫无效果的状态，成为一场具有切实可行的议程的运动。
将毁灭一切的战争魔鬼送回老家的方法之一是讽刺。道德说教会受到嘲弄，激情雄辩可以被送进监狱，但讽刺是一种难以压制的、圆滑的，并可以达到相同目的的反对力量。它诱惑听众变换角度，站在一个外人，比如一个傻瓜、一个外国人或一个游客的角度观察社会，让人们领悟到自己社会中的虚伪和人性中的缺陷。如果听众听懂了笑话，如果读者或观众喜欢这些小品，这说明他们默认了作者对原有规则的解构，而作者完全不需要做长篇大论的批判。比如，莎士比亚笔下的福斯塔夫对荣誉概念——人类历史上众多暴力的主要源泉——进行了迄今为止最精辟的分析。哈尔亲王催促福斯塔夫立即参战，说“哎，只有一死，你才好向上帝还账”。福斯塔夫沉思地说：
这笔账现在还没有到期，我可不愿意在期限未满以前还给他。他既然没有叫到我，我何必那么着急？好，那没有关系，是荣誉鼓励我上前的。嗯，可是假如当我上前的时候，荣誉把我报销了呢？那便怎么样？荣誉能够替我重装一条腿吗？不。重装一条手臂吗？不。解除一个伤口的痛楚吗？不。那么荣誉一点不懂得外科的医术吗？不懂。什么是荣誉？两个字。那两个字荣誉又是什么？一阵空气。好聪明的算计！谁得到荣誉？星期三死去的人。他感觉到荣誉没有？没有。他听见荣誉没有？没有。那么荣誉是不能被感觉的吗？嗯，对于死人是不能被感觉的。可是它不会和活着的人生存在一起吗？不。为什么？讥笑和毁谤不会容许它的存在。这样说来，我不要什么荣誉；荣誉不过是一块铭旌；我的自问自答，也就这样结束了。
讥笑和毁谤不会容许它的存在！一个多世纪之后，即1759年，在“七年战争”期间，约翰逊设想了一个魁北克的印第安人首领会怎样向他的人民评价“欧洲人的战争艺术和规矩”：
他们有成文的法律，他们吹嘘说这个法律是来自那个创造了大地和海洋的他。他们自称相信并遵循这个法律，在离开生命的时候，他就会让他们感到愉悦。为什么这个法律没有被传达给我们？它被藏起来了，因为它被违反了！他们怎么可能向一个印第安民族传布这样的福音。我被告知，他们的第一条戒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贪婪之子拔剑互相残杀，将强取豪夺称为宣战书。让我们漠然看待这场屠杀，并记住，每一个欧洲人的死亡都是将这个国家从暴君和强盗手中拯救出来，因为他们向我们提出的要求，还算是国家对国家的要求吗？这难道不是秃鹫对小兔、老虎对小鹿的要求吗？
（上文中提到的小兔是指野兔的幼崽。）乔纳森·斯威夫特的小说《格列佛游记》（1726年）典型地刻画了优势地位转变的情况——从小人国转到巨人国。斯威夫特通过格列佛的嘴向巨人国的国王讲述了自己国家的近况：
他对我叙述的我国近百年来的大事记感到十分惊讶。他断然宣称，那些事不过是一大堆阴谋、叛乱、暗杀、大屠杀、革命和流放，是贪婪、党争、虚伪、背信弃义、残暴、愤怒、疯狂、仇恨、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所能产生的最严重的恶果……
“至于你呢，”国王接着说，“你生命的大半时间一直在旅行，我很希望你到现在为止还未沾染上你那个国家的许多罪恶。但是，根据你自己的叙述以及我费了好大劲儿才从你嘴里挤出的回答来看，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你的同胞中，大部分人是大自然从古到今容忍在地面上爬行的小小害虫中最有毒害的一类。”
法国人也喜欢嘲讽。布莱兹·帕斯卡（1623—1662年）在《思想录》中这样想象：“为什么你要为了自己的利益杀死我？我手无寸铁。”“为什么，你不是生活在河对面吗？我的朋友，如果你生活在我这一边，杀了你，我就是个凶手，但是既然你生活在对岸，我就是英雄，不过如此。”
在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1759年）中，他也借虚构人物的口发表了反战言论，比如，“100万名身穿制服的暗杀者，咆哮着从欧洲的一端冲到另一端，为了挣他们每日的口粮，军纪严谨地从事着谋杀和掠夺”。
在讽刺作品告诉大家战争的虚伪和卑鄙的同时，18世纪开始出现论证战争非理性和可避免的新理论。最早出现的是“文明商业”，即正和收益的交易必定比零和或者负和收益的战争更有吸引力。
虽然还要再等200年，人类才会使用博弈论的数学语言，但其关键的思想可以用文字简明地表述如下：如果你能够用更少的钱从别国那里购买财宝，然后把自己的东西卖给他们，为什么还要花钱再加上流血伤亡去侵略别国，抢劫这些财宝呢？圣皮埃尔神甫（Abbé de Saint Pierre, 1713年）、孟德斯鸠（1748年）、亚当·斯密（1776年）、乔治·华盛顿（1788年）和康德（1795年）都在文章和著作中赞扬自由贸易，因为它把各国的物质利益联结在一起，鼓励它们彼此珍重对方的存在。正如康德所说：“商业的精神迟早会抓住每一个人，它是不能和战争共存的……所以，尽管并非完全出于道德动机，各国将被迫促进和平的崇高事业。”
就像对待奴隶制那样，贵格会成立了反对战争制度的活动团体。这一教派对非暴力的信奉虽说是来自他们的宗教信仰——神通过人类的每一个个体生命向我们讲话，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业绩卓著的生意人，而不是禁欲的路德派。他们创立了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伦敦劳合社）、巴克莱银行，还有宾夕法尼亚殖民地。
那个时代最出色的反战文献当属康德1795年的论文《永久和平论》。
康德从来不是一个空想家，他在文章的开始就做了谦逊的忏悔，说这个标题是来自一家小旅店的招牌，招牌画面是墓地外加这样一行文字。接着他逐一陈述了实现永久和平的六个先决步骤，接着又给出了三大原则。这些先决步骤是：和平条约不应留下战争的可能性；一个国家不得吞并另外一个国家；解散常备军；政府不得借债资助战争；一个国家不得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在战时，国家应避免使用破坏对未来和平信心的战术，比如暗杀、投毒和煽动叛国。
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几项“正式条款”。康德坚信人性的限制，他在其他地方曾经这样写过：“人性是块弯曲的木材，做不成任何正直的东西。”因此，他从霍布斯的概念出发：
人类肩并肩和平相处的状态不是自然状态，自然状态是战争状态的一种。这不是说人类一直处于交战状态，但至少一直受到战争的威胁。所以，和平状态是人们建设的结果。为了确保不发生战争，仅仅是简单地不采取敌对行动是远远不够的；而且，除非每一个邻国（只有文明国家才有可能）都接受安全条约的约束，各国都会视自己的邻国为敌国，而各国都恰恰要求自己的敌国接受条约。
接着，他概述了他的永久和平的三大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各国都是民主政体。康德使用的字眼是共和制，因为他将民主与暴民统治联结在一起，他脑子里所想的是一个致力于自由、平等和法治的政府。康德争辩说，民主政体之所以不会互相开战，有两个原因：第一，民主作为一种设计的政府形式，基础是非暴力的——这个设计“源自纯粹的法治概念”。民主政府只有在保护自己公民的权利时才会使用武力。康德这样推理，民主国家往往会在与其他国家交涉时将这一原则外部化，这些其他国家也只应该由自己的公民而不是其他势力统治。
第二，更重要的是，民主政体倾向于避免战争，因为所有战争的收益都归国家领袖，而代价则由人民来支付。在专制政体下，“世界上最容易做出的决定就是宣战，因为对于一个专制的统治者来说，他是领主而不是国家的成员，战争不需要他牺牲任何快乐，诸如他的餐饮、狩猎、乡间别墅、宫廷仪式等等。因此，他很可能为一些最微不足道的理由而发动战争，就像他因为开心而举办一次晚会一样”。但是，如果权力在民，他们就会再三考虑是否要在愚蠢的海外冒险上浪费自己的钱财和生命。
永久和平的第二个条件是“以自由国家的联盟为基础制定国际法”——一个“国联”，他这样称呼它。这个联盟是一个国际化的利维坦。鉴于每一个国家都认定自己永远正确，国联将超越单个国家，给争端提供客观的第三方仲裁。正如为了避免可怕的无政府状态，个人认同社会契约，向国家交出某些个人的自由，国家之于国联则是：“对于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只存在一种合理的方式让世界能够避免无法无天的必然引发战争的局面。如同个人，国家必须放弃它们蛮横（无法无天）的自由，将自己纳入公法的制约，从而建立一个包括不同国家的不断增长的实体，最后将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纳入其中。”
康德并没有设想一个拥有全球军队的世界政府。他认为，国际法可以自我执行。“各国对法律这个概念（至少在言辞上）的尊重证明，人身上还沉睡着更强大的道德意愿，要去克制自己身上的邪恶因素（他不能否认这一点），并且期望其他人也这样做。”说到底，《永久和平论》的作者也就是提出“绝对命令”的人，绝对命令（或“绝对律令”）是指人应该按照能够成为普遍行为准则的方式行动。这些乍听起来都是虚无缥缈的空想，但康德把这一思想与民主的传播联结在一起，让这一思想落在坚实的地面上。两个民主国家可以相互承认对方所遵从的原则的有效性。这使它们区别于神权政治，神权政治基于狭隘的信仰；这也使它们区别于专制政体，专制政治基于家族、王朝或者有魅力的领袖。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有理由相信它的邻国是按照与自己相同的方式组织政治事务，那么，因为两国政府解决问题的手段是一样的，所以两国均无须担心对方会发动进攻，也就均无须采取先发制人的防卫行动。以此类推，双方都不会掉进霍布斯陷阱。比如说，今天的瑞典人不会因为担忧他们的邻居正在酝酿什么“挪威高于一切”的计划而夜不能寐，挪威人对瑞典人也没有这样的顾虑。
永久和平的第三个条件是“普世友好”或者“世界公民”。一个国家的人民只要不随身携带武器，就应该能够自由安全地生活在其他国家。跨越国界的对话、贸易和其他“和平关系”将全世界人民编织在同一个共同体中，“一个地方发生的侵权，全世界都会有所感受”。
显然，无论是讽刺作家对战争的丑化，还是康德如何减少战争的实用主张，都没有立刻得到普遍认同，未能让西方文明逃脱150年后的一场浩劫。但我们将会看到，他们播下了一场运动的种子，这场运动后来开花结果，最终使世界远离了战争。即使在当时，对战争的新认识也立即产生了影响。历史学家注意到，对战争的态度在1700年左右开始发生变化。领袖们开始声称自己爱好和平，说战争都是被强加在他们身上的。
穆勒说过：“不可能再像恺撒那样简单而坦诚地宣布‘我来过，我看见，我征服’，这句话逐渐变成‘我来过，我看见，可当我站在这里观望的时候，他打了我，我赢了’。这也许应该被视为是一种进步吧。”
对许多国家来说，帝国权威不再具有吸引力了，这是一个更切实的进步。18世纪，世界上一些最好战的国家，比如荷兰、瑞典、西班牙、丹麦和葡萄牙，它们面对战事失利，不是扩张军备，计划反攻夺回胜利，而是退出征战的游戏，把战争和帝国甩给其他国家，自己埋头于商业贸易。
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这个变化带来的一个后果，即大国之间的战争时间变短了，频率降低了，参与的国家也减少了（虽然军事组织的进步意味着战争更具破坏性了）。
最伟大的进步尚未到来。过去60年来大规模战争数目的惊人减少，也许就是对康德象牙塔理论的迟到的辩护——如果现在还不是“永久和平”，也肯定是“长期和平”，而且是越来越长的长期和平。正如启蒙时代的伟大思想家预示的那样，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和平，不仅是因为唾弃战争，而且是因为民主的传播、贸易和商业的扩张，以及国际组织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