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的文明回归

我们不应该得出一个错误的印象，即把60年代的犯罪热潮看作西方暴力减少的终结，或者标志着暴力的历史趋势是循环往复的，从一个时代转入另一个时代，像溜溜球那样不断地上下起落。美国的年均凶杀率近年来最糟糕的记录是1980年的10万分之10.2，相当于西欧1450年凶杀率的1/4，因纽特人的1/10，非国家形态社会平均凶杀率的1/50（见图3-4）。

这个数字被证明是最高值，而不是常态，亦不能预示未来的走向。1992年，发生了一件怪事。凶杀率比前一年下降了近10%，接着，它连续7年下降，在1999年达到5.7，是196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更令人吃惊的是，在随后的7年中，凶杀率继续维持在低水平，并进一步下降，从2006年的5.7跌至2010年的4.8。在图3-18中，上面的那条曲线是1950年以来美国凶杀率的走势，包括21世纪所达到的新低点。

图中还显示了加拿大自1961年以来的走势。加拿大人的凶杀率不到美国人的1/3，这部分是因为加拿大警方在19世纪移民定居之前先行进入西部边疆，未给暴力的荣誉守则留下滋生的土壤。除了这一点，加拿大凶杀率的起伏和其南方邻国的曲线相平行，1961—2009年的相关系数为0.85。加拿大的凶杀率在20世纪90年代几乎下降了35%，而美国则下降了42%。

90年代美加两国凶杀率下降的平行轨迹出乎人们的意料。这两个国家以及西欧各国，在经济发展的方向和执法部门的政策方面各不相同，但都出现了相似的暴力跌势。 图3-19给出了5个主要欧洲国家在20世纪的凶杀率。60年代之前，凶杀率呈长期下降趋势，60年代出现反弹，最近又回到较低的水平。每一个主要欧洲国家的暴力都在减少，英国和爱尔兰在某一段时间内似乎是例外，但在进入21世纪后，它们的暴力也开始减少了。

不仅凶杀减少了，其他类型的伤害案也减少了。在美国，各类主要犯罪都减少了一半，包括强奸、抢劫、重伤、入室盗窃、扒手，甚至偷车。 统计数据证明了这一趋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深有感受。游客和年轻的美国白领又占据了城市的中心地带，犯罪不再是美国总统竞选的中心议题。

没有任何专家预测到这一进展，甚至在下降趋势开始之后，流行的观点仍然是，开始于60年代的犯罪增长趋势将会持续，情况会变得越来越糟。詹姆斯·Q.威尔逊在1995年的论文中说：

地平线外，阴霾密布，风暴将至。人口再次变得更年轻了。到90年代末，14~17岁年轻人的人数将比现在多出100万。在这100万人中，有一半是男性，其中有6%将是高频率惯犯——在已有的罪犯之外，我们还将多出3万名抢劫犯、杀人犯和盗贼。做好准备吧。

在地平线上的阴霾之外，其他犯罪评论员又添上了更多耸人听闻的形容词。詹姆斯·艾伦·福克斯（James Alan Fox）在2005年还预测说一场“腥风血雨”即将来临，犯罪高潮“将非常之恐惧，相比之下，1995年反倒成了‘过去的好时光’”。 约翰·迪卢洛（John DiIulio）发出警告说：到2010年，将有超过25万个新“街头超级杀手”，他们将让“‘红血帮’和‘蓝瘸帮’看起来就像是驯养的宠物”。 《泰晤士报》的前编辑在1991年预测，“到2000年，纽约将是一座没有蝙蝠侠的‘哥谭市’”。

具有传奇色彩的纽约市市长菲奥雷洛·拉瓜尔迪亚也许会说：“我犯的错误，也是个美丽的错误。”（威尔逊说得最到位，他说：“社会科学家最好永远都不要去预测将来，让他们研究透彻过去就已经够困难了。”）谋杀专家所犯的错误是，在对人口结构变化趋势的认识上太过自信。80年代后期，毒品推动的暴力犯罪泛滥，大量青少年被卷入其中。而作为婴儿潮的回应，90年代，青少年人口势必会增长。但是，总体而言，二十几岁和十几岁的青少年犯罪倾向群体数量在20世纪90年代实际上是减少的。 即使这个修正后的统计数据也无法解释90年代的犯罪减少。人口年龄分布的变化是缓慢的，每一个年龄组的人口，是被总人口这条大蟒蛇逐个吞噬下去。但90年代的犯罪率连续7年急剧下降，以后的9年一直稳定在低水平。与60年代的犯罪率的上升一样，每个年龄段暴力发生率的变化抵消了这些群体规模所产生的影响。

还有一个疑问就是用经济来解释犯罪趋势，其效果未见得比人口构成说更有说服力。虽然美国90年代的失业率一直在下降，在加拿大却是上升的，但加拿大的犯罪也减少了。 法国和德国的失业率也在上升，但暴力却在减少，而爱尔兰和英国的失业率在下降，暴力却在增加。 现在人们已经不再对此感觉惊讶了，因为犯罪学家早已知道失业率和暴力犯罪率之间的相关性并不高。 （与失业率具有某种相关性的是财产犯罪。）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是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此后的三年内，美国的凶杀率又下降了14%。犯罪学家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对记者解释说：“人们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一旦经济恶化，犯罪也会恶化——这个观念现在是错误的，而且从来就没正确过。”

在经济指标中，不平等通常比失业更能准确地预测暴力。 但是基尼系数，即测量收入不平等的指标，在1990—2000年是上升的，犯罪数量却是减少的，而基尼系数在1968年达到历史性的低点，犯罪数量却开始猛增。 用收入不平等来解释暴力的问题在于，即使在全州或者全国的范围内，两者呈现相关性，但在一个州或者一个国家的内部，两者之间仍然缺乏相关性。这一差距的真正原因是，促生暴力的不是不平等本身，而是国家治理和文化的特性，正是这种特性同时造成了不平等和暴力。 （比如，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贫民区没有警力保护，很有可能成为暴力肆虐的三不管地带。）

另一个错误的先入之见通常来自权威的评论家，他们总是把社会趋势和针对某些新闻时事的“国民情绪”联系在一起。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引起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情绪骚动，但是凶杀率并没有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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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90年代暴力减少的启发，暴力研究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古怪的假设。当我告诉别人我正在写一本书，主题是关于暴力减少的历史时，不断有人对我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他们解释说，暴力事件的发生率之所以下降，是因为1973年美国最高法院对罗伊诉韦德案的裁决。堕胎合法化后，那些本来没有人愿意生养，成人后又大多成为罪犯的孩子，就不用出生了；那些不情不愿的或者不合格的母亲，从此可以选择堕胎了。我在2001年第一次听到这种理论，当时是经济学家约翰·多诺霍（John Donohue）和史蒂文·莱维特（Steven Levitt）提出的。我觉得这实在太好玩了，不可能是真的。 任何假说，只要它来自外行，想用一个单一的、被忽略了的事件解释重大的社会现象，几乎肯定是一个谬误，即使它当时能找到一些数据作为支持。不过，莱维特和记者斯蒂芬·迪布内（Stephen Dubner）合著了畅销书《魔鬼经济学》（ Freakonomics ），将这一理论普及到大众。现在，大部分公众都相信90年代犯罪率下降是因为70年代的妇女打掉了有犯罪宿命的胎儿。

公平地说，莱维特强调，罗伊诉韦德案只是导致犯罪率下降的四个因素之一，他也给出了精巧的相关性统计学分析证明这一关联。比如，在1973年之前，有几个州堕胎已经合法化，而犯罪率最先出现下降的也是这几个州。 但是，这些统计数据是对一条漫长的、有假设前提的、牵强的因果链的两端进行比较——能够得到合法堕胎为第一环，20年后的犯罪率下降为最后一环——中间的所有环节都被忽略了。这些环节包括以下几个假设：合法堕胎使“不想要的孩子”减少，“不想要的孩子”更有可能成为罪犯，而第一代经过堕胎筛选的年轻人是90年代犯罪率下降的先锋。但是，对于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还有其他的解释（比如，在最先通过堕胎合法化的自由派各州，毒品瘟疫的发生和结束也比较早），而中间的各个过渡环节，不是非常脆弱，就是根本不存在。

首先，魔鬼经济学理论假定，妇女刚好在1973年前后可能受孕怀上不想要的孩子，此后唯一的影响因素就是孩子是否被生出来。一旦堕胎合法化，男女双方有了堕胎做避孕的备份方案，也就很有可能进行更多不加防护的性生活。如果妇女会怀上更多“不想要的孩子”，堕胎这个选择，也不过是让“不想要的孩子”的比例保持不变而已。事实上，“不想要的孩子”的比例甚至可能会升高，妇女有了堕胎撑腰壮胆，在性解放运动的高潮中有了更多不加防护的性爱。但是，一旦发现怀孕，又开始拖延犹豫或者改变主意。这也许真能解释为什么1973年之后，美国妇女中最弱势的几个群体——贫困、单身、青少年和非裔——出生的孩子，在新生儿总人口中的比例没有减少。魔鬼经济学的理论预测没有实现。而且，这一比例增加了，增加的幅度还非常大。

在有犯罪倾向的人口内部，妇女个体之间有什么差异吗？魔鬼经济学理论似乎是全面倒退的。在意外怀孕并且不准备抚养孩子的妇女中，选择终止妊娠被看作向前看、有现实感、能够自律；而接受怀孕生下孩子，则属于听天由命、没有条理，或者很不成熟，只想到可爱的婴儿，而想不到他们不服管教的青春期。几项研究证明了这个观点。 在年轻孕妇中，与完成妊娠或者发生流产的人相比，选择堕胎的人学习成绩更好，更少申请福利，也更有可能完成学业。但如此来说，堕胎的可获得性，也可以导致出现犯罪倾向更强的一代人，因为通过基因选择或者环境选择，它淘汰了那些最有可能思考和有自制力的人。

魔鬼经济学中关于犯罪的心理原因的理论来自《哎呀，克鲁普克警官》。黑帮分子谈到自己的父母时说：“他们本来不想要我，不知道怎么闹的，我还是来了。吼吼吼！大蜥蜴！这就是为什么我是个大浑蛋！”这就是合理性。虽然“不想要的孩子”长大后也许会犯下更多的罪行，但原因更可能是，生活在犯罪倾向环境中的妇女更有可能有更多“不想要的孩子”，是环境而不是“不想要”本身导致了更多的犯罪。对父母管教的效果和伙伴压力的效果所做的比较研究显示，假定基因为不变量的话，伙伴压力的效果总是压倒父母的影响。

最后，如果1973年后的堕胎合法化塑造了更加厌恶犯罪的新生代，那么犯罪率的下降就应该从最年轻的群体开始逐渐升高，年龄越大的群体，犯罪率越高。比如，1993年16岁的青少年（1977年出生，当时堕胎正如火如荼）应该比1983年的青少年（1967年出生，当时堕胎是非法的）所犯的罪行少。按照同样的逻辑，1993年时22岁的青年应该是富于暴力的，因为他们出生在堕胎合法化之前的1971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合法堕胎时代出生的第一批婴儿达到20多岁，20岁这个年龄段的犯罪率才应该开始下降。但事实完全相反。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合法堕胎年代出生的第一代人成年时，他们不仅没有压低凶杀案的统计数字，反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混乱。而在罗伊案裁决之前出生的、年龄略长的这批人放下刀枪的时候，犯罪率开始下降，并从这个年龄组开始传递到后面的年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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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怎样才能解释最新一轮的暴力减少呢？许多社会学家都尝试过，他们能想到的最好的结果是，暴力减少有多种原因，没有人能够知道是什么原因，因为太多的事情同时发生了。 尽管如此，我认为有两个宽泛的解释最有道理。第一个是，利维坦——国家的权力更大、更聪明，也更有效了；第二个是，20世纪60年代虽然发生了反主流逆潮，但“文明的进程”依然又回到了轨道上，并且进入了新阶段。

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人已经厌倦了抢劫、蓄意破坏和驾车行凶的行为，国家开始在几个方面强化刑事司法体系。最有效也最残酷的方法是让更多的人在监狱里待更长的时间。20年代至60年代初，美国的监禁率一直维持不变，在70年代初甚至有所下降，随后则连续增长了近5倍。今天，美国监狱关押了200多万人，监狱服刑率为世界之冠。 监狱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0.75%，在年轻男性，特别是非裔美国年轻男性中所占比例就更高了。 美国监禁率上升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原因有几个，包括有关强制量刑的法律（比如加利福尼亚州的“三振出局”法），大量新建监狱（以前农村社区会奋起抵制，现在却为了刺激经济而表示欢迎），还有“缉毒战”（拥有少量可卡因和其他管制药物都是犯罪行为）。

研究犯罪率下降的理论大多都华而不实，但大规模监禁肯定能够降低犯罪率，因为它运作的机制几乎没有可动的部分。监禁将最具犯罪倾向的人从街道上带走，使他们丧失（行为）能力，犯罪的统计数字当然就会下降。尤其是在少数人犯有大量罪行的情况下，监禁的效果特别显著。比如，有关费城的犯罪记录的经典研究发现，6%的青年男性犯了超过一半的罪行。 犯罪量大的罪犯被抓获的机会也大，也最有可能被检控和被判刑关押。而犯有暴力罪的人，也往往会卷入其他麻烦，因为他们的倾向就是只要能及时行乐，绝不惜牺牲长远利益。他们大多不能完成学业，不愿工作，总是遇到各种事故，寻衅滋事，小偷小摸，破坏财物，酗酒，吸毒。 一个搜捕吸毒者和小毛贼的监狱王国，不免要顺带捕获一些暴徒，这样留在街上的暴力犯更见稀少。

监禁还具有间接威慑的作用。一个被判过刑的人出狱后，再次犯罪之前会有所犹豫，而熟识他的人，也会吸取他的教训。要证明监禁对人有不良影响（因为他们无法再进入社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则很困难，因为所有的统计数据都不支持这个观点。在犯罪率高的地区，被关进监狱的罪犯也多，这就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是监禁带来了高犯罪率，而不是减少犯罪。但是，如果方法得当（比如，检视某一时间在押犯的增长和稍后一段时间的犯罪数量减少是否相关，或者，检视法庭下令减少在押犯人数之后，是否导致犯罪数量增多），监禁的威慑效力是可以被测试的。莱维特和其他犯罪统计学家的分析认为确实存在威慑效应。 有人总是更喜欢真实世界的经验，而不是精巧的统计模型，他们可以去看看1969年蒙特利尔警察罢工的故事。警察离开岗位后的几个小时之内，蒙特利尔这个以安全著称的城市发生了6起银行抢劫案、12起纵火案、100起商店洗劫案、2起谋杀案。当局紧急召回所有警察以恢复社会秩序。

但是，说监禁人数暴涨导致犯罪数量减少，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首先，监狱的膨胀始于20世纪80年代，而暴力的减少是10年之后才出现的；其次，加拿大并没有扩张监狱，但其犯罪率也下降了。这些事实尽管不能否认监禁效应，但它们迫使该理论做出额外的假设，比如监禁效果需要时间逐渐生效，并在达到某个临界点之后，向全国扩散。

大规模的监禁即使能够降低暴力，其本身也会产生新的问题。一旦将暴力倾向最强的人锁进牢房，继续监禁更多的犯人，降低暴力犯罪率的效果会迅速递减并消失。因为新来的犯人危险性越来越小，将他们从社会上清除出去，对暴力犯罪率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 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暴力倾向会减弱，对超过一定年龄的犯人继续监禁，对减少犯罪率也没有多少意义。因此，监禁水平存在一个最优度。但美国的刑事司法系统很难把握这个最优，因为在选举政治的压力下，监禁率只会不断上升；在民选法官，而不是任命法官的选区，情况更是如此。任何一个候选人，只要他胆敢表示监狱里关押的人已经太多而且时间也太长，竞选对手就会在电视广告上说此人“对犯罪心慈手软”，并将此人赶下政坛。其结果是，美国监禁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应有的水平，尤其是对美国黑人不合比例的高监禁率，让非裔社区丧失了大量男性成员。

20世纪90年代利维坦提高效率的第二个方式是扩张警察队伍。 克林顿总统不愧是一位政治天才。1994年，他支持立法，承诺为美国增加10万警力，并由此出奇制胜地压倒了他的保守派对手。新增的警力不仅可以制止更多的犯罪，而且这些警察在街头出现本身就让很多人放弃了犯罪的念头。美国英文中的“扁平足”原来在口语中是“警察”的意思，现在他们又赢回了这一绰号。很多警察重新开始在街区内步行巡逻，不再仅仅坐在警车内等待呼叫后再赶往犯罪现场。在有些城市，比如波士顿，警察和假释官一起巡逻。假释官对那些最糟糕的前科犯人的情况了如指掌，而且有权为任何过失再次逮捕他们。 在纽约，警察总局迫不及待地追踪各个街区的犯罪报告，一旦发现犯罪率有所上升，就立刻向分局的局长问责并施压。 警察的曝光率成倍提高，即使是对那些轻罪，比如涂鸦、乱扔垃圾、咄咄逼人的乞讨、在公共场所喝酒或小便，以及在红灯时强行擦拭挡风玻璃后向司机勒索现金，他们也不会坐视不理。詹姆斯·Q.威尔逊和乔治·克林（George Kelling）在他们著名的“破窗理论”中首先提到，一个整洁的环境告诉大家，此地的警方和居民决心协力维持治安，而一个乱涂乱画和又脏又乱的环境则意味着此地属于三不管地带。

是不是更强大和更聪明的警察力量抑制了犯罪？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通常是社会科学中充满困惑变量的老鼠洞，但从整体来看，即使我们不能明确到底是哪一种手段发挥了作用，我们的回答仍然是：“是，有一部分是。”不仅有几项分析表明，确实是新的警务工作抑制了犯罪，而且在完善警察体制上付出最大努力的辖区——纽约市，其犯罪率的下降也最显著。纽约曾经是罪恶都市的象征，现在则是美国最安全的城市之一，犯罪率的降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进入21世纪之后，美国其他地区的犯罪率下降势头减弱后，纽约仍然保持了犯罪率继续下跌的势头。 犯罪学家富兰克林·齐姆林（Franklin Zimring）在《美国犯罪大下降》（ The Great American Crime Decline ）一书中是这样说的：“如果犯罪下降中的35%（美国全国犯罪下降中的一半），是由更多警力、更积极的治安管理和管理制度的改革共同促成的，那么，这将是迄今为止城市警务史上在防止犯罪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就。”

警方的“破窗”治安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学术界的绝大多数人都厌恶“破窗理论”，因为这个理论似乎证明社会保守派（包括纽约市前市长鲁迪·朱利亚尼）的观点是正确的，即暴力犯罪的水平取决于法律和秩序，而不是如贫困和种族主义之类的“根本原因”。很难用一般的相关性分析来证明“破窗理论”，因为执行这一政策的城市同时也增雇了大量警员。 不过，《科学》杂志最近报道了一项非常有创意的研究，它通过科学的黄金标准——一个实验操作和一个对照组，为这一理论提供了支持。

三名荷兰研究人员选择了格罗宁根的一条小街，荷兰人在那里停放自行车，研究人员在每辆自行车的车把上贴上广告。车主必须撕去广告贴才能骑车，但研究人员搬走了所有垃圾筒。车主只有两个选择，或者将广告贴带回家，或者将其扔在地上。在停车点的上方是一个显眼的标牌，指示“禁止涂鸦”，此外还有一面墙。实验者或者在墙上涂鸦（此为实验组），或者让墙面保持光洁（此为对照组）。当墙面布满涂鸦的时候，将广告贴随手扔在地上的人是对照组的两倍——和“破窗理论”的预测完全一样。在其他研究中，如果人们看见到处都是不还回商店的购物车，或者听到远处非法燃放爆竹的响声时，随地弃置垃圾的行为就会增多。受到影响的远远不只随手乱扔垃圾这种危害不大的违规行为。在另一项实验中，一个信封半露在信箱外面，明显可以看到信封里装有一张5欧元的钞票。当信箱被乱涂乱画或被垃圾包围时，1/4的行人会偷走信封；而当信箱干净的时候，偷信的人减少了一半。研究人员说，整洁的环境培养责任意识，不是通过威慑——因为格罗宁根的警察几乎不会惩罚乱扔垃圾，而是通过给出一个社会规范的信号：在这里生活的人遵守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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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必须要看到规范发生的变化，才能真正理解20世纪90年代的犯罪率下降，正如30多年前犯罪率上升时发生的情况一样。虽说警方的各项改革对美国暴力的迅速减少肯定有贡献，特别是在纽约，但是要记住，加拿大和西欧的暴力犯罪水平也下降了（尽管下降的程度有所不同），他们并没有像美国这样大力扩张监狱和警力。就连一些最冷静的犯罪统计学家也举手投降，并得出结论，即文化和心理的变化是难以被计量研究的，而它们肯定是在影响因素之列。

“90年代犯罪率大幅下降”是一个大趋势的组成部分，这个大趋势可以被称作“文明复兴进程”。首先，60年代的一些愚蠢的观念已经失去了吸引力。一些主义的崩溃，以及对其带来的经济灾难和人道灾难的认识，撕掉了革命暴力的浪漫面纱，让人们怀疑在枪口下重新分配财富是否睿智。对强奸和性虐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原来的信条“如果你觉得好，那就干吧”听起来让人反感，而不是感到自由和解放。下城黑人区的暴力、儿童被驱车枪击的流弹击中、教堂里青少年的葬礼被持刀黑帮骚扰，这些都是赤裸裸的罪恶，不再能用“对贫困和种族歧视的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应”作为开脱。

随之而来的是文明攻势的浪潮。我们将在第7章看到，60年代的一个积极的遗产是民权、女权、儿童权利和同性恋权利的革命。随着婴儿潮一代在90年代成为正统，这些权利运动开始整合力量。他们将强奸、殴打妻子、仇恨犯罪、欺凌同性恋和虐待儿童纳入法律与秩序的框架，从一种反叛型的运动变成一种进步型的事业；他们努力将家庭、工作场所、学校和街道变得对弱势群体更加安全（比如女权主义者举行反对强暴妇女的示威“还我安宁夜”），从而也是对所有人都更加安全。

90年代一场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文明攻势来自美国非裔社区。他们肩负起重新教化自己的年轻人的重任。和100年前美国西部的平定一样，其主要的道德源泉是妇女和教会。 在波士顿，由雷·哈蒙德、尤金·里弗斯和杰弗里·布朗领导的神职人员小组与警方和社会服务机构合作，打击团伙暴力。 他们熟悉当地社区的情况，知道谁是最危险的帮派成员。他们向这些人发出通知，警告他们警方和社区正在监视他们。他们不是与这些帮派分子谈话，就是找他们的母亲或者祖母谈话。社区领袖的努力截断了冤冤相报的循环，他们与那些刚刚受到过欺压的帮会成员谈话，劝说加施压要求他们放弃报复。这样的干涉之所以有效，不仅是因为有了被逮捕的恐惧，而且，这样的外部压力给了帮会成员一个“退缩”的借口，让他们在让步的同时又不丢面子，很像是一个孱弱的求情人往往能劝解开两个打架的强壮男人。这些努力共同造就了90年代的“波士顿奇迹”——凶杀率下降至原来的1/5；自该时期至今，尽管有些波动，但它一直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

警察和法庭也发挥了他们的作用。他们将工作的重心从严刑峻法及其威慑，转移到文明进程的第二个阶段，强化人们心目中政府权力的正当性。一旦执法和司法系统运作有效，有头脑的小兄弟就知道，“老大哥”——政府时时刻刻都在盯着他们，随时准备扑向他们，让他们的非法生意血本无归。没有哪个民主制度有这样的资源或者意愿，能够将社会变成某种“斯金纳箱”。犯罪行为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样本”能够被发现，并受到惩罚，所以取样要足够公平，公民才会认为整个政府具有合法性。决定一个制度的正当性的关键因素是，必须让人们感觉到，在这个制度确立之后，每一个人，更重要的是还有每个人的敌人，都明白犯法必会受到惩罚，所以他们会产生内在的自我约束，不去从事掠夺、先发制人的进攻以及滥用私刑这些勾当。但是，过去在美国许多地区的法庭上，刑罚的裁处没有一定之规，非常随意，对于被告，判刑更像是一场飞来的横祸，而不是某种特定行为带来的可预见的后果。罪犯缺席假释听证会，或者被检验证明吸毒却不受惩罚，他们看见其他罪犯也是这样干的，而且也都没有受到惩罚。但是，某一天，他们突然被判监禁，刑期长达数年。他们当然想不明白，只能觉得这完全是自己厄运当头。

但是现在，法官和警察以及社区领袖一起办案，他们对付犯罪的策略更加多样，对重罪犯处以严厉得出乎意料的重刑，对轻罪犯则采取轻惩但必罚的政策。比如，缺席一次假释听证的罪犯，一定会被带回监狱吃几天牢饭。 这一转变其实是利用了人们的两个心理特性（我们将在“善良天使”一章做详细解释）。一个特性是，人，特别是有违法犯罪倾向的人，总是不看重未来，对假定的和滞后的惩罚比较麻木，但对确定的和立即发生的惩罚则会有较强烈的反应。 另一个特性是，人都是在道德层面上构想自己与其他人以及与各种组织的相互关系，将这些关系分为两类，或者是原始的实力竞争，或者是互惠和公平原则下的合约。 史蒂文·阿尔姆法官设计了一套成功的“强制假释”制度，他这样总结说：“如果一套制度在执行中不能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对违规的处罚漫无章法，人们就会认为，‘我的假释官不喜欢我’，或者‘某某对我有偏见’，而不是所有的违规者都受到同样的对待。”

为平息暴力出台的新措施，也强调培养“文明的进程”的内在动力——共情和自制。波士顿将新措施命名为“十点联盟”，宣言中阐述了十大目标，诸如“推广和宣传有助于降低黑人社区内行为暴力和语言暴力的新文化，我们作为一群人，什么样的观念和行为让我们个人和集体均落后于人，针对这一问题发起对话、内省和反思”。在这些新举措中，有一项叫作“停火行动”的配合方案，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在设计方案时完全遵循了康德的信条——“仅仅是源于外部压力的道德永远是不充分的”。 记者约翰·西布鲁克（John Seabrook）对一次建立感情纽带的活动做了如下报道：

我参加过这样一次活动，它充满那种可以感受到的、几乎是渴望福音般的愿望，要让那些帮伙成员得到洗心革面的体验。一位上了年纪的前犯罪团伙的成员阿瑟·费尔普斯——人们都叫他“老爹”，将一位坐在轮椅上的37岁的妇女推到房间的中央。她叫玛格丽特·朗，胸部以下高位截瘫。费尔普斯流着眼泪说：“17年前，我开枪打中了这位妇女，从此我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在承受这个后果。”朗哭喊着说：“我只能在口袋里上厕所。”说着，她从轮椅的口袋里掏出结肠造口包，举起来，在场的年轻里人眼睛里满是恐惧。最后一位演讲的是名叫阿龙·普林斯三世的街头社工，他大声喊：“你的房子起火了！你的家正在燃烧！你们要救自己一命吗？站起来吧！”在场有3/4的年轻人跳了起来，仿佛他们身上有木偶的提线被拉紧了一样。

90年代的文明攻势还试图赞颂责任价值观，引导年轻人远离充斥暴力的生活。美国首都华盛顿曾经举行过两次令人瞩目的大游行，分别是由黑人路易斯·法拉汉组织的“百万人大游行”和由白人基督教保守派运动“守约者”组织的大游行。两者的宗旨都是宣示男子承担抚育孩子的责任。虽然两者都带有令人不安的种族中心主义、性别歧视和宗教极端主义的印迹，它们在其弘扬的文明回归进程中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在《大分裂》（ The Great Disruption ）一书中，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说，随着90年代暴力犯罪率的下降，其他指示社会病态的指标，比如离婚率、福利依赖率、少女怀孕率、退学率、性病率以及青少年车祸案和枪伤案也都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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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0年的文明回归进程不仅是回归自中世纪以来席卷西方的历史潮流。最初的“文明的进程”是国家统一和商业增长的副产品，但最近的犯罪下降，则是针对保障和提升人民福祉的主动设计。另一个具有新意的特点是，此次复兴将文明的表面修饰与我们最关切的共情和自制的培育分离开来。

90年代的文明回归并没有在流行文化中完全推翻60年代的反文明成果。许多最近涌现的流行音乐风格，比如朋克、金属、哥特、垃圾摇滚、黑帮说唱和嘻哈，让原来的滚石乐队看起来古板得就像是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好莱坞的电影越来越血腥；只要轻点鼠标，互联网上无限供给的色情随手可得；暴力娱乐的新平台——电子游戏，成了许多人的主要消遣。

不过，在这些文化颓废品大行其道的同时，现实生活中的暴力减少了。无须将文化的时钟扳回《奥兹和哈里特》时代，文明回归进程还是扭转了社会功能失常的问题。某天晚上，我坐在波士顿的地铁车厢中，看见一个面相凶狠的青年。他身着黑色皮夹克，脚蹬长筒靴，文身，戴着戒指和饰钉。其他乘客都尽力和他保持着距离，可他突然大声喊了起来：“没人愿意给这位老太太让个座吗？她可能是你的祖母哎！”

所谓“被遗忘的一代”在90年代成人并进入社会，人们常说他们精通媒体、诙谐讥讽，属于后现代派。他们可以摆出各种姿势，尝试各种风格，让自己沉浸在低俗的文化流派中，却不会对其中任何一种玩意儿真心投入。（在这一点上，他们比婴儿潮那一代年轻人精明老到得多，后者当年将摇滚音乐家的胡言乱语奉为严肃政治哲学般的金科玉律。）今天的西方社会已经不再缺少这样的洞察力。记者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在2000年出版的《天堂里的波波族》（ Bobos in Paradise ）一书中指出，中产阶级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布尔乔亚—波希米亚人”——反传统的中产阶级；这些人以社会边缘人的姿态，享受着完全正统的生活方式。

卡斯·武泰与晚年的埃利亚斯进行过对话。武泰深受启发地表示，我们正生活在文明进程的一个崭新的阶段。这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信息时代的长期趋势，它正在导向埃利亚斯所说的“情感控制的可控放纵”，即武泰所说的第三天性。 如果我们的第一天性是主导自然状态下的生命的进化动机，第二天性是文明社会中教化而成的习性，那么，第三天性就是对这些习性的有意识的反思。我们从中评价文化规范中哪些方面值得坚守，哪些已经失去了生命力。几个世纪之前，我们的祖先为了让自己文明起来，必须将所有的自发性和个性都消灭在萌芽状态，而今天，非暴力原则已经生根开花，我们可以放弃某些已经变得陈腐的清规戒律了。从这个角度来看，女性在公共场合裸露大量皮肤，男性在公共场合爆几句粗口，都不能算是文化衰落的迹象。相反，这说明，他们生活在文明社会，无须担忧他们会因为这样的言行举止而受到骚扰和伤害。小说家罗伯特·霍华德（Robert Howard）是这样说的：“文明人比野蛮人更粗鲁无礼，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可以不讲究礼貌，还能保住脑瓜不被开瓢。”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也可以用餐刀把青豌豆推到我的餐叉上。 DRPWz7/lIRRl6K0+DJagivIc5XRH5nfatgtScMlDH00o75/DkNflILaWeKAJx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