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的文明倒退

可是你要谈破坏，要记住把我算在（外）……内。

——约翰·列侬《革命1》

尽管比较欧美的历史变迁，两者之间有很多延滞和不合拍，但两地在一个方面是完全同步的：凶杀率在20世纪60年代回升了。 图3-1至图3-4显示，欧洲国家的凶杀率回升到整整一个世纪前的水平。图3-10显示，60年代，美国凶杀率飙升。美国的凶杀率曾经在30多年间直线下降，其间历经了大萧条、“二战”和冷战，但此后，凶杀率突升，从1957年的10万分之4.0升到1980年的10万分之10.2，增长了2.5倍多。 除了凶杀之外，其他各项犯罪都出现回潮，包括强奸、伤害、抢劫和盗窃；回潮时高时低，持续了30年。城市是重灾区，纽约简直成了罪孽的象征。暴力回潮覆盖了所有的种族和男女两性，但最具戏剧性的是黑人男性，他们的凶杀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高达10万分之72。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暴力的大洪水重新塑造了美国的文化、政治舞台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关于抢劫的笑话成为喜剧节目的当家菜，“中央公园”就是“死亡陷阱”的代名词。纽约人将自己囚禁在公寓里，里面有电池闩锁和辅助锁，还有流行一时的“警察锁”——一根钢管，一端固定在地板上，另一端顶住门。我现在的家距离波士顿市中心不远，当年，那里被称为“作战区”，因为抢劫和捅人的事件层出不穷。城里人纷纷驾车逃离，搬往近郊、远郊或者有围墙警卫的封闭社区，被他们抛在身后的下城如一片烧毁的废墟。书籍、电影、电视剧将恐怖的城市暴力作为创作背景，比如《小型谋杀案》（ Little Murders ）、《出租车司机》（ Taxi Driver ）、《战士帮》（ The Warriors ）、《纽约大逃亡》（ Escape from New York ）、《布朗克斯-阿帕奇要塞》（ Fort Apache the Bronx ）、《希尔街的布鲁斯》（ Hill Street Blues ）和《虚荣的篝火》（ Bonfire of the Vanities ）。妇女纷纷上课学习防身术。身穿层层防护衣，如同米其林轮胎先生一般的志愿者裹上气垫圈扮演暴徒，让妇女练习如何目不斜视地走路，如何将钥匙、铅笔和高跟鞋的鞋跟变作自卫的武器，如何使用空手道的劈和柔道的摔制胜敌人。头戴红色贝雷帽的“守护天使”在公园和车站巡逻。1984年，伯恩哈德·格茨——一位举止温和的工程师，在纽约地铁车厢里开枪击中四名年轻的劫匪，顿时成为民间英雄。对犯罪的恐惧，在几十年间让保守派政客不断当选。尼克松1968年提出“法律与秩序”的施政纲领，在竞选关注上竟然压倒了越战；老布什1988年在电视辩论中对杜卡基斯冷嘲热讽，皆因杜卡基斯这位麻省州长批准了一项监狱休假计划，让一名强奸犯得以获释；众多参议员和众议员都承诺对犯罪“绝不姑息手软”。虽然公众的反应有些过度，但事实上，每年死于车祸的人比死于凶杀案的人多得多，尤其是那些不在酒吧里与年轻人争吵的人。但是，暴力犯罪倍增，这样的感觉也绝非人们的臆想。

20世纪60年代的暴力回潮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当时经济高速增长，接近充分就业，收入差距之小，简直就是今日人们的梦想；历史性的种族平等正在起步，政府的各种公共项目遍地开花，而医学的进步，让挨了刀枪的受害者有更大的机会获救。社会理论家在1962年很可能兴高采烈地打赌说，因为这些有利的条件，我们将迎来一个低犯罪率的时代。但他们赌输了，还输得精光。

为什么西方世界会遭遇历时30年的犯罪狂潮，至今未能完全恢复？在暴力下降的大趋势中出现过若干次局部性的逆流，60年代即为其中之一。在本书中，我已经提出了解释暴力减少的历史变迁，如果我分析的大方向正确的话，这些变迁恰好应在此刻发生逆转。

最明显的莫过于人口结构的变化。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是婚姻盛行的年代，犯罪率跌到谷底。美国人结婚的人数之高，迄今为止无出其右。婚姻使男人从街头回到郊外的家中。 婚姻高峰的结果一是严重打击了犯罪，二是带来了婴儿潮。1946年出生的第一批婴儿在1961年进入犯罪高发期。在婴儿潮高峰期1954年出生的婴儿，在1969年进入犯罪高发期。结论似乎很自然，犯罪激增是婴儿潮的回声。不过，这两组数字讲不通。如果仅仅是因为有了更多十几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其中一部分人犯了这个年纪易犯的罪行，那么1960—1970年犯罪增长应该是13%，而不是135%。 而且，这些青年人不仅在犯罪人数上，在暴力的程度上也超过了他们的前辈。

许多犯罪学家认为，20世纪60年代的犯罪率激增不能用通常的社会经济变量来解释，其缘由主要在于文化准则的变化。当然，为了摆脱所谓暴力者是因为他们生活在暴力文化中这种循环逻辑，我们必须辨识文化变迁的外生原因。政治学家詹姆斯·Q.威尔逊（James Q.Wilson）坚持说，无论如何，人口结构是一个关键的触发因素，不是因为年轻人的绝对人数，而是因为他们的相对份额。他借评论人口学家诺曼·赖德（Norman Ryder）的一段话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这是一种常年入侵的野蛮人，他们必须经过驯化，掌握融入社会所需要的各种功能，变成建设者。”这种“入侵”就是新生代达到成人的年龄。每一个社会都要应对这一宏大的社会化过程，但偶尔，这一过程会因参与者的数量发生非连续性巨变而被吞没……1950年和1960年，“入侵部队”（14岁至24岁），以3 ∶ 1的数量优势压倒了“防守部队”（25岁至64岁）。到1970年，因为前一梯队年龄的成长，这一比例迅速降到2 ∶ 1，这是自1910年以来不曾有过的状态。

后续的分析表明，这种解释，如果作为单一的因素，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一般来说，比他们的前辈更大的年龄群体不会犯下更多的罪行。 但我认为，威尔逊在将60年代的犯罪激增和代际文明退化过程联系起来时，确实说到了点子上。从许多方面看，新一代人是在反抗一场埃利亚斯描述的已经持续了8个世纪的文明运动。

在坚定的团结意识方面，婴儿潮一代是非同寻常的（我明白，我们这些婴儿潮一代总是说我们与众不同）。这一代人仿佛是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国家。（10年之后，这一代人不无自负地称自己是“伍德斯托克人”。）他们不仅在人数上压倒老一代，拜新电子媒体所赐，他们充分感受到了他们在数量上的力量。婴儿潮是伴随着电视长大的第一代人。电视，尤其是在三大电视网时代，让年轻人知道其他同代人正在分享他们的经历，并且知道其他人也知道同样的事情。这种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所说的共同认知，催生了一张横向的团体网络，割断了与父母和权威的纵向联系。在纵向关联中，年轻人相互隔绝，被迫臣服于各自的长者。 正如不满的民众在集会上最能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婴儿潮一代人在《艾伦秀》上，看见其他和自己一样的年轻人为了摇滚乐如醉如痴，还知道全美每一个年轻人都在同一时刻以同样的方式如醉如痴，而且知道其他年轻人也知道他是知道的。

婴儿潮一代还被另外一种新科技捆绑在一起，那就是晶体管收音机。它最先是被日本索尼公司推销上市的。现在的父母抱怨iPod（苹果公司音乐播放器）和手机像是被焊到了孩子的耳朵上，他们忘记了他们的父母也是这样抱怨他们和收音机的。我仍然记得，小时候，在蒙特利尔的家中调试收音机，纽约电台的信号经过深夜的电离层反射，回荡在我的卧室。我听到了摩城唱片和迪伦的歌声，还有琼斯的《英国入侵》和《英国迷幻》，心里感觉到正在发生什么，但琼斯先生并没有说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那种感觉真是既让人毛骨悚然，又让人荡气回肠。

对于一个文明社会，即使在最好的年代，15岁至30岁的人群中的团结意识也是一种威胁。这次文明衰退的过程被一种贯穿20世纪的不断强化的趋势放大了。埃利亚斯的译者、学术继承人和社会学家卡斯·武泰（Cas Wouters）说过，当“欧洲的文明进程”走到尽头之后，它被一个“去正式化进程”取代。文明进程一直是从上层社会向下层社会传导规范和礼仪。但随着西方国家的民主化，越来越没有人将上层社会视为道德典范，品位和风度的等级也被铲平了。去正式化影响到衣饰着装，人们抛弃了帽子、手套、领带和长裙，换上了运动便装。它也影响到了语言，人们开始用小名称呼朋友，不再冠以先生、夫人和小姐。此外，无数的变化显示，人们的言谈举止变得不那么拘谨，而是更随意、更自然了。 在马克斯兄弟出演的电影里，古板的上流社会贵妇人，如玛格丽特·杜蒙之流，已然成为被嘲弄的角色，而非竞相效仿的对象。

在经历了一系列去正式化的打击之后，精英们又遭受到第二波冲击。民权运动揭露了美国上层的道德污点，而随着批判的深入，更多的上流劣迹为人所知。这些劣行恶迹包括：普遍的贫困、欺凌美洲原住民、粗暴的军事干涉，特别是越南战争，还有稍后提出的环境掠夺问题，以及对妇女和同性恋的歧视。随着马克思主义被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接受而声名鹊起，西方也有越来越多文化人和知识分子成为马克思的拥趸。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民意调查显示，人们对公共机构的信任程度日渐降低。

公众中荡平官僚政府、严厉追究统治集团的意愿不仅不可阻挡，而且在很多方面也是可取的。但这一运动也让上流社会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风光不再，而几个世纪以来，这个阶层的暴力程度都低于劳动阶级和下层社会。价值观原来从宫廷向下渗透，现在则变成从市井街巷向上涌动。

这些潮流受到大众文化的欢迎和喝彩。显然，埃利亚斯文明进程的两个原动力不是这种变化的原因。政府管制既没有蜕化到美国西部和第三世界新独立国家那样的无政府状态，以商业和专业分工为基础的经济也没有退回到封建制度和实物交易。然而，埃利亚斯文明序列中的第二步——与更大的自制和相互依赖相应的心理变化，却在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的年轻人中受到重挫。

文明行为的内在主导——自制，成为年轻人的主要攻击目标。随心所愿、自我表达和反抗压抑成为至高无上的美德。“如果你觉得好，那就干吧”成为流行的警句，被印在徽章上。“那就干吧”（Do It）是政治煽动家杰里·鲁宾（Jerry Rubin）的一本著述的书名。“干到你满意为止（甭管是干什么）”是乐队BT Express的流行歌曲中副歌的歌词。基斯·理查兹（Keith Richards）大言不惭地说：“肉体重于思想，摇滚乐是属于脖子以下身体的音乐。”鼓动家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告诫说：“青春期重于成年期，不要相信30岁以上的人。”歌曲《谁是我这一代》中说：“希望在老去之前就死掉。”清醒受到诋毁，精神错乱被浪漫化，这一类电影有《脂粉金刚》、《飞越疯人院》、《红桃K》和《狂暴者》。最后，当然还有毒品。

个体应该融入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在稳定的经济和社会组织中，彼此都对他人负有责任。这一观念受到反文化一代的痛击。如果你能想象出一个画面，赤裸裸地与上述理念背道而驰，那可能就是滚石音乐了。“滚石”一词起源于马迪·沃特斯（Muddy Waters）的一首歌，它与时代产生的共鸣如此强烈，以至它成就了三大文化标志：摇滚乐队、《滚石》杂志和鲍勃·迪伦的另一首名歌。在歌中，他嘲笑一个沦落街头、无家可归的上流贵妇。蒂莫西·利里曾在哈佛大学当心理学教师，他的名言“追求自我，顺其自然”（Tune in, turn on, drop out）成了“迷幻运动”的响亮口号。工作中为各自的利益而相互协作，在他们眼里和出卖没有两样。迪伦在歌中这样唱道：

哦，我已尽力，

就是要做我自己，

但所有人都要你

和他们一样，

你当牛做马，他们在唱歌，我已经厌倦。

我再也不想给玛姬的农场干活了。

埃利亚斯曾经写道，历史上计时装置和时间意识的发展，反映出人们自制和将自我融入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的要求。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个人在张扬他或她的超我时，总是表现为对社交时间的反抗，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想要准时准点的时候，就和自己发生冲突。” 1969年的电影《逍遥骑士》是这样开场的，丹尼斯·霍珀和彼得·方达在启程骑摩托巡游美国之前，不谋而合地将他们的手表扔到地上。同一年，乐队“芝加哥”（当时他们的队名是“芝加哥运输当局”）的第一张唱片中有这样的歌词：“真有人知道时间是什么？真有人在意？若真是如此，我无法想象这又是为什么。”当我16岁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也将我自己的天美时牌手表扔掉了。祖母看见我光秃的手腕大吃一惊，说：“没有手表，你还算个正派人吗？”她从柜子里掏出一块精工手表，那是她参观1970大阪世界博览会时买回来的。我一直到今天还用着它。

同自制和社会交往一起受到攻击的还有第三个理想，即婚姻和家庭生活。此前几十年，正是因为婚姻和家庭，男人的暴力被大大地驯化了。一男一女倾心相许，结成一夫一妻的家庭，在安全的环境中养育子女，这一观念也成了大肆嘲弄的对象。这样的生活被说成是没有灵魂，墨守成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千篇一律、塑料般的不自然、平庸乏味，像“奥兹和哈里特”一样的郊区荒漠。

我不记得在60年代看见任何人用桌布擤鼻涕，但流行文化确确实实是藐视清洁卫生、行为得体和节制性欲这些准则的。在人们眼里，嬉皮士永远是一副脏兮兮、臭烘烘的样子。以我个人的体验，这是诽谤。但是，如果说他们拒绝依照传统的标准梳洗打扮，应该是没有争议的。在那幅有关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图片中，一群赤身裸体的观众在泥浆中嬉戏，那真是令人难以忘怀。仅仅是从唱片封套上（图3-17），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传统观念的颠覆。在唱片《销售一空》的封套上，罗杰·达尔特瑞身上酱汁沥沥，浸泡在装满番茄汁焗豆的浴缸里；在披头士乐队的唱片《昨天和今天》上，四名留着可爱拖把头发式的歌手身上挂着大片的生肉和残躯断肢的娃娃（这张封套很快被召回了）；滚石乐队的《乞丐的盛宴》的封套上是一个恶臭的公共厕所（原稿未能通过审查）；在《谁是下一个》的封面上，四位音乐家正在拉裤链，背景是一面尿渍斑驳的墙。对得体举止的蔑视也伸延到著名的现场音乐会中。在蒙特利流行音乐节上，吉米·亨德里克斯做出与他的扬声器交配的样子。

扔掉手表或者在茄汁焗豆里洗澡，完全算不上是暴力犯罪。60年代原本应该是和平和爱情的时代，在某些方面也确实如此。不过，对放纵声色的歌颂渐渐地变为对暴力的纵容，接着，就变为暴力本身了。在每一场音乐会的结尾，“谁人乐队”都要摔碎他们的乐器，为此大出风头。这原本只是无害的喜剧效果，但乐队鼓手凯斯·穆恩却实实在在地砸毁了十几间酒店房间；另一位乐师皮特·汤曾德在舞台上点爆他的套鼓，震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他在舞台下殴打妻子、女友和女儿，因为“表面乐队”的键盘乐师和他的前妻约会，他威胁要剁下键盘乐师的双手；最后，1978年，在死于过量服用毒品之前，他驾车发生意外，碾死了自己的保镖。

流行歌曲中有时会颂扬个人暴力，仿佛暴力不过是一种反正统的示威形式。1964年，玛莎·里夫斯和范德拉斯乐队唱道：“夏日姗姗，良辰当时，街头舞翩跹。”四年之后，滚石乐队的回应是，“岁月正当时，街头起烽烟”。在他们的《魔鬼陛下》和《致魔鬼的交响曲》两张唱片中，有一首长达10分钟、极富舞台效果的歌曲《午夜漫游人》，唱的是波士顿杀人魔王奸杀的真事，歌词是这样的：“我要砸烂你的玻璃窗/一拳！一拳穿透你的钢门/我……要……尖……刀……直……插……你的……喉咙！”摇滚音乐家满腔热忱，将每一个流氓、每一个系列杀人犯都看作意气风发的“造反派”或者“亡命徒”。电影《摇滚万万岁》（ This Is Spinal Tap ）调侃了这种疯狂的热情。剧中的乐队谈论他们的计划，要以伦敦东区杀人犯开膛手杰克的生平为蓝本，写一部摇滚音乐剧。（合唱部分的歌词是：“你真是个调皮鬼呀，俏皮杰克！”）

伍德斯托克音乐会之后不到四个月，滚石乐队在加州的阿尔塔蒙特高速公路举办了一场免费音乐节，组织者特地雇用“地域天使党”——当时和“反文化亡命兄弟”一样被浪漫化了的黑帮团伙负责保安事务。对于音乐会的气氛（恐怕也是整个60年代的气氛），维基百科在此条目下这样记录：

一位体重超过350磅的大块头杂技演员沉浸在迷幻药的幻象中，脱光了衣服，疯狂地穿过人群，冲向舞台，听众被他推挤得东倒西歪。“地狱天使党”成员看到此景，从舞台上跳将下来，举起大棒，将此人打昏在地。

后面的故事就不需要给出处了，纪录片《给我庇护》（ Gimme Shelter ）做了详尽的记载。一名“地域天使党”成员在舞台上殴打“杰斐逊飞机”乐队的吉他手；米克·贾格尔试图安抚越来越暴躁的黑帮，但是劝阻无效；另一个“地狱天使党”成员用刀捅死一名年轻的观众，据说这名观众掏出了一支枪。

* * *

20世纪50年代，摇滚乐突然出现在舞台上时，政治家和神职人员诬蔑它，说它败坏道德，腐蚀精神，教唆犯罪，鼓动违法。在克利夫兰的摇滚名人堂和纪念馆里，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奇妙的录像，全是这些老顽固喋喋不休地辱骂摇滚乐。不过，我们今天是不是——呃——要承认，他们当年是正确的呢？我们真的能够在60年代流行文化的价值观和与之相伴而来的暴力犯罪上升之间找到联系吗？当然，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而且，即使相关也不一定就成因果，应该说，是第三个因素，即反对文明价值观的力量，同时造就了流行文化和暴力行为的上升。无论如何，婴儿潮一代的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犯过罪。人们的观念和流行文化当然是相互促进的，在边缘地带，总有一些敏感脆弱的个人和亚文化可能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冲击，反文明思维也总要放出一些似是而非、花里胡哨的乱箭，煽动真正的暴力。

其中之一是国家的司法机构自我设限。虽然摇滚音乐家几乎不会直接影响公共政策，但是作家和知识分子却能够。他们迫不及待地要赶上“时代精神”，着手为新时代的堕落和放纵寻找理由。弗洛伊德将在性压抑和精神压抑与政治压迫之间建立联系，鼓吹革命斗争就是从压制中寻求解脱。闹事者往往被视为造反和不服从，或者是种族主义、贫困和不称职的父母的受害者。无视公德的街头涂鸦者被看作“艺术家”，街道流氓成了“社区领袖”。许多非常聪明的人也受到激进思潮的诱惑，犯下无比愚蠢的错误。一流大学的毕业生制造炸弹，引爆军队和政府设施，或者在武装抢劫中，驾车接应射杀警卫的凶手逃跑。几个满口华丽辞藻的心理变态犯人，将纽约的知识界糊弄得神魂颠倒，竟然组织游说，请求释放这些变态的罪犯。

从60年代初的性革命开始，到70年代女权主义兴起，对女性性欲的掌控，被视为成熟男子的一个特征。流行小说和电影，甚至披头士乐队的摇滚乐《狂奔逃命》（ Run for Your Life ）、尼尔·扬的《沿河而下》（ Down by the River ）、吉米·亨德里克斯的《乔，你好》（ Hey Joe ）、龙尼·霍金斯的《你爱谁？》（ Who Do You Love ）的歌词中，都充满性强暴和粗暴的性嫉妒。 “革命”政论文章甚至为一切找到了合理性，比如在埃尔德里奇·克里弗（Eldridge Cleaver）1968年的回忆录、畅销书《冰上灵魂》（ Soul on Ice ）中，这位黑豹党领袖写道：

强奸只是起义的一个片段。违反和践踏白人的法律和价值体系，这让我感到愉悦，而蹂躏白人的女人——我相信，这一点让我得到最大的满足，因为历史上白人就是这样使用黑人女子的，我对此是恨透了。我感到我就是在复仇。

莫名其妙的是，在这场起义中遭到欺凌的妇女的权益，从来不是他的政治原则考虑的对象，媒体对他的回忆录的评价也完全忽略了这一点。（《纽约时报》说：“精彩和有揭示性的。”《国家》周刊说：“一本非凡的书……文笔优美。”《大西洋月刊》说：“这是一位睿智、骚动、热情和优雅的男子。”）

法官和议员也受到将犯罪合理性化风气的影响，他们在将恶棍关进监牢这个问题上越来越畏首畏尾。尽管当代的公民自由运动没有造成系列影片《警探哈里》中所说的情况，众多重罪犯“因技术问题而逍遥法外”，但执法力量疲软、犯罪率飙升却是事实。在美国，1962—1979年，犯罪嫌疑人被捕率从0.32下降到0.18，捕后判刑监禁率从0.32下降到0.14，犯罪嫌疑人被监禁率从0.10下降到0.02，下降至原来的1/5。

比把暴徒放归街头更具灾难性的是执法部门和社区完全脱节，导致某些居民区的秩序不断恶化。破坏社会秩序的流浪、闲荡和乞讨被非罪化；轻罪——损坏财物、喷绘涂鸦、地铁和公车逃票，以及在公共场所便溺，则不再被警方关注。 感谢陆续出现的抗精神病药物，以及人们对异常行为的理解和态度上的变化，精神病院的病房总算是空了，但街上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的数量翻了两番。店主和居民本来还互相关照，监督本地的捣蛋鬼，但是最后，他们还是向地痞、乞丐和劫匪投降了，举家撤往郊区。

60年代的文明退化过程不仅影响了个人的选择，也影响了决策者的选择。许多年轻人决定不再为“玛姬的农场”打工，他们不再追求受人尊重的家庭生活，而是和全是男性的群体在一起。在这样的群体内部，为争夺统治地位，侮辱或小规模的打斗以及流血报复都是家常便饭。由于性解放运动，男人有了更大的自由，他们可以在不承担婚姻责任的情况下得到大量的性生活机会。有些男人想从毒品走私中分杯残羹，在这个行当里，“自助正义”是保护产权的唯一手段。（在80年代后期，强效可卡因市场竞争激烈，但进入的门槛特别低，原因是这种毒品可以被分成极小的分量出售。结果，在1985—1991年的凶杀增长中，25%是大量涌现的青少年可卡因毒贩。）在毒品走私本身特有的暴力成分之外，毒品本身和老牌的酒精一起，让人失去自持，变得焦躁易怒。

美国非裔社区受到的文明退化影响最严重。他们从二等公民的历史弊端入手，这种弊端让许多年轻人在体面和下层阶级两种生活方式之间徘徊。与此同时，新一波反正统的潮流正在向错误的方向推进。由于警察队伍中种族歧视的老情绪，加上司法系统姑息犯罪的新态度，与美国白人相比，黑人青年能够从执法部门得到的保护越来越少，而犯罪活动的受害者绝大部分是黑人。 对执法部门的不信任，发展成玩世不恭，有时甚至是病态的偏执，这就让自助正义成为唯一的选择。

社会学家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在1965年发表的著名报告《黑人家庭：要求国家采取行动》中首次指出：“在所有这些打击之外，受到重创的还有美国非裔的家庭生活。”一开始，他受到严厉的诋毁，但最终人们承认他是正确的。 很大一部分（今天已经是绝大部分）黑人儿童是非婚生子女，很多人是在没有父亲的情况下长大的。这一趋势在60年代初期就已经显现，而后，性解放为这一趋势推波助澜，而扭曲的福利激励，更是鼓励年轻妇女“与国家结婚”，而不是与孩子的父亲结婚。 父母影响论认为，没有父亲的男孩长大后有暴力倾向，因为家庭中缺少父亲的榜样和管教。虽然我对父母影响论持怀疑态度（比如，莫伊尼汉本人就是在没有父亲的家庭中长大的），但大量的无父家庭确实还有其他原因能够导致暴力。 这些不养育自己子女的年轻男性厮混在一起，经常为争夺统治权而厮杀。市中心充满火药味，战斗一触即发，气氛恰如当年西部蛮荒地区的牛仔沙龙和矿工宿营地。不过，这一次不是因为周围没有女性，而是因为女性缺乏谈判能力，无法迫使男性接受文明的生活方式。 uMoeBbhHTNanNrtPN++k3j9ZApMKLBCYO7e+Hts6AuOOyhQPW+8AI7SW5jXMQp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