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各州的暴力

就像樱桃馅烘饼一样，暴力也是美国的特色。

——H.拉布·布朗

布朗这位黑豹党发言人也许搞错了水果，但他对美国的评价却是有统计依据的。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美国的凶杀率居高不下。它不与近亲英国人、荷兰人和德国人结伴，反而与强悍的阿尔巴尼亚人和乌拉圭人为伍，凶杀率一直停留在世界的平均水平之上。美国的凶杀率不仅始终不能与欧洲和英联邦民主国家相比，而且在整个20世纪都没有明显的下降，见图3-10。（在20世纪示意图中，我使用的是线性标度而不是对数标度。）

美国的凶杀率一路攀升到1933年，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迅速下降，整个50年代都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但在1962年开始飙升，70年代和80年代在高点上浮动，直到1992年才出现真正的下降。与美国的情况相同，西方民主各国在60年代均出现暴力反弹。但为什么美国的凶杀率一直远远高于英国，两国的差距从来未曾弥合过？一般说来，政府有效、经济发达，享有“文明的进程”的国家暴力水平普遍下降，美国是不是此一般性规律的一个反例？如果是的话，美国有何特性？报纸的评论经常给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释，比如“为何美国暴力猖獗？因为我们的文化素质中具有暴力倾向”。 我们怎样才能走出这个循环逻辑？美国人不仅仅是喜欢扣动扳机，即使从总凶杀案中减去因枪支导致的死亡，只计算使用绳索、刀子、铅管、扳手、烛台等器械的凶杀案，美国人的谋杀率仍然高于欧洲国家。

欧洲人一向认为美国人不够文明，但这种看法只有一半是对的。美利坚合众国——The United States，原本就是一个复数名词，与其说“这个美国”，不如说这些美国。记住这一点，是我们理解美国暴力问题的关键。说到暴力，美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三个国家。图3-11显示的是2007年美国50个州的凶杀率，它与表示世界凶杀率的图3-9使用同样的分色方式。

图3 -11显示，美国某些州的情况和欧洲没有区别。这些地区有新英格兰各州，从东岸直至太平洋西岸的北方地带（明尼苏达州、艾奥瓦州、南北达科他州、蒙大拿州和西北太平洋沿岸数州），加上犹他州。北方地带不是指有共同的气候带，俄勒冈州的气候和蒙大拿州毫无相似之处，而是指历史上从东向西的移民路线。这条丝带上的各州安定和平，凶杀率低于每年10万分之3，越往南，凶杀率越高。美国南方亚利桑那州（7.4）和亚拉巴马州（8.9），甚至比乌拉圭（5.3）、约旦（6.9）和格林纳达（4.9）都要糟糕。我们还可以看到路易斯安那州（14.2），它的数字已经接近巴布亚新几内亚州（15.2）。

地图上的第二组对照不是很明显。路易斯安那州的凶杀率比南方其他各州都高。首都哥伦比亚特区（地图东北上方一个很小的黑点）的凶杀率远远超出一般水平，为每年10万分之30.8，在最危险的中美洲和非洲南部的国家之列。这两个行政辖区是美国非裔人口比重最高的地方。今天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凶杀率的差距之大令人触目惊心。1976—2005年，白人的年均凶杀率是4.8，而黑人的年均凶杀率是36.9。 不仅仅是黑人更容易被逮捕和判刑，这也意味着种族差距可能是种族歧视的产物。无论是对受害者辨认施暴者种族的匿名调查，还是对人们（无论白人还是黑人）叙述自己的暴力侵犯史的调查，都显示了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凶杀率的巨大差距。 虽然南方各州非裔美国人的比例比北方各州要高，但南北之间的暴力差异不是种族构成的副产品。南方的白人比北方的白人更加暴力，南方的黑人也比北方的黑人更加暴力。

虽然美国北方人和美国白人比西欧人更暴力（西欧的凶杀率只有10万分之1.4），但是两者之间的差距远远小于国家之间的差距。略加回顾，即可发现美国也曾经历国家主导的文明进程，尽管不同地区文明化的时间和程度都有所不同。真相需要被挖掘，因为在凶杀记录和统计方面，美国长期落于人后。联邦政府一直不对凶杀进行统计，而是由各州自己记录。直到20世纪30年代之前，美国都没有可靠的全国统计数据。在很长时间内，美国一直是一个活动靶标，“下48州”在1912年才成型，许多州周期性地受到移民大潮的冲击，大熔炉中人口的种族构成不断变化。基于这些原因，研究美国犯罪的历史学家只好将就着使用一些较小行政区的短期数据。在《美国凶杀》（ American Homicide ）一书中，兰道夫·罗斯（Randolph Roth）整理了大量小范围历史数据，给出了全国统计数据出现之前300年的凶杀历史。大部分数据的走势如同过山车，上下起伏，但仍然可以看出随着无政府边疆的消失和国家的介入，美国各个地区文明化的过程。

图3-12将艾斯纳整理计算的英国凶杀率与罗斯收集的新英格兰数据进行了叠加。根据埃利亚斯的方式，罗斯对殖民时代新英兰高凶杀率进行了观察，“在边疆暴力年代，凶杀率高居不下，成年人中年均为10万分之100。直到1637年，英国殖民者和美洲原住民在新英格兰确立了他们的统治地位后才出现转机”。在国家政权确立之后，旧英格兰和新英格兰的两条凶杀曲线的走势惊人的一致。

美国东北各州的凶杀率从三位数或接近三位数的两位数迅速下降到个位数。位于康涅狄格州和特拉华州的荷兰殖民地新尼德兰，凶杀率在最初几十年直线下降，从10万分之68降至10万分之15（图3-13）。但到19世纪，当我们有了新数据的时候，看见的却是美国与它的两个母国背道而驰。虽然新英格兰的大部分农村和种族单一地区——佛蒙特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继续漫步在和平的谷地，凶杀率只有10万分之1，波士顿却在19世纪中叶变得更加暴力，凶杀率与新尼德兰地区的纽约和费城不相上下。

美国东北部城市凶杀率的几次起伏，显示美国版的文明进程发生了两次曲折。这几条线在凶杀水平的中段上徘徊，虽然远离了高峰，但也迟迟不肯进入低谷，说明在新的疆土内，政府管制将凶杀压低了一个数量级，从10万分之100降到10万分之10。在欧洲，这一势头将凶杀率一直带到10万分之1，但美国的情况则不同，凶杀率保持在10万分之5~15之间，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罗斯认为，一个有效的政府可以安定民众，将凶杀率从10万分之100降至10万分之10，但进一步的工作则取决于人民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其政府、司法和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在欧洲文明进程中，艾斯纳也观察到相似的情况。

美国版文明进程的另一个转折是，罗斯的许多小范围数据均显示在19世纪中期，暴力有所增加。 在美国的许多地区，内战和战后的冲突打乱了原有的社会平衡，东北各州受到爱尔兰移民浪潮的冲击。我们会看到，这使美国凶杀率的减少幅度大大落后于英国。19世纪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恰如20世纪的非裔美国人，总是比别人更好勇斗狠，主要原因是他们和警方彼此毫无尊重。 但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城市警力扩张，专业素质提升，警察被纳入刑事司法系统，不再手提警棒在大街上自行主持正义。进入20世纪后，北方大城市中白人的凶杀率终于开始下降。

但是，19世纪下半叶的暴力变化有其宿命的特点。我在前面展示的图表只是给出了美国白人的凶杀率。图3-14给出了两个城市中黑人杀黑人和白人杀白人的凶杀率，两者之间差距显著。图3-14也告诉我们，美国黑人凶杀率和白人凶杀率之间的差距并非从来如此。19世纪上半叶，美国东北部城市、新英格兰、中西部和弗吉尼亚州的黑人和白人的凶杀率非常接近，但随后出现了差距。进入20世纪后，差距越拉越大，非裔美国人的凶杀率猛增。在纽约，非裔美国人的凶杀率从19世纪50年代的3倍于白人，蹿升到20世纪中叶的13倍于白人。 如果要追根究源，特别是要谈到与此相关的经济隔离和居民隔离，可以另外再写一本书了。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原因之一是低收入非裔美国人的社区基本上处于无国家状态，依赖的是荣誉文化（有时称为“街头帮规”）保护自己，而不是国家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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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最早在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实现定居，图3-13和图3-15的对比，也许让人们认为两个殖民地在它们的第一个百年间完成了文明的进程。不过，必须留意到竖轴上的数字，你才能明白其中的含义。在图中，东北各州的数据以0.1~100为单位，而东南方弗吉尼亚州的数据则是1~1000，高出10倍。与黑人和白人之间的鸿沟不同，美国北方和南方的差距自有其历史渊源。从一开始，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切萨皮克殖民地的暴力水平就高出新英格兰，然后，凶杀率逐渐下降到一个比较温和的水平（在年均10万分之1至10万分之10之间），整个19世纪都维持在这一水平。南方其他殖民地的凶杀率则在10万分之10至万分之100之间浮动，如图中佐治亚州种植园区的数据所示。在山区和偏远的内地，例如佐治亚州的穷乡僻壤和田纳西州—肯塔基州边界地带，凶杀率一直徘徊在非常不文明的10万分之100的水平上，有些地区一直到19世纪还是如此。

为什么美国南方会有悠久的暴力历史？最笼统的答复是，政府的文明使命从来不曾深入美国南方。历史学家彼得·斯皮伦堡（Pieter Spierenburg）曾经很挑衅性地说，美国是“民主来得太早了” 。在欧洲，首先是国家解除人民的武装，并声称垄断暴力，然后人民接管了国家的机构。在美国，人民在国家缴除他们的枪支之前就掌握了国家政权，比如宪法第二修正案确立人民有权持有和携带枪支。换言之，美国人，特别是南部和西部的美国人，从来没有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那样，和政府签署过完整的社会契约，容许政府垄断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力。在美国历史上，地方民团、治安员、私刑暴民、公司警察、私人侦探和侦探公司都是合法的武装力量，美国公民更是将武装视为个人的权利。

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这种权力分享在美国南方一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埃里克·门克宁这样说，在19世纪，“南方各州有意保持弱政权，在地方和个人暴力问题上，有意避免判处监禁”。 杀人如果“事出有因”，就会被从轻发落，而“在南方乡村，大部分凶杀都事出有因，这些原因包括：受害人未能尽全力逃避凶手，私人争执引发杀人，或者凶手和受害人的本意是互相杀害”。

在南方的传说中，对自助正义的信赖由来已久。孩子在襁褓中时，母亲就给他们吟诵这样的故事。年轻的安德鲁·杰克逊从母亲那里得到这样的训诫：“无论是受到侮辱还是伤害，永远不要上法庭，你要自己来摆平。” 这位参与过决斗的总统自我吹嘘说，他走起路来，留在身体里的铅弹哗啦哗啦响作一片。南方山地的勇武标志——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和《荒野大王》的大卫·克罗（Davy Crockett）给这一传统添加了浓重的传奇风采。肯塔基州和西弗吉尼亚州乡村中哈特菲尔德和麦考伊两家的家族世仇，在这一习俗下更是战火难熄。只要这些凶杀被计入统计，南方的暴力死亡必然居高不下，而且至今仍是南方人心中的梦魇。

自助正义依靠的是对一个人的能力和决心的信任。直到今天，美国南方仍然崇尚有效威慑，或曰“荣誉文化”。荣誉文化的本质是，它不认可攻击和工具性暴力，但是允许在受到侮辱和冒犯后进行报复。心理学家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tt）和多夫·科恩（Dov Cohen）认为，这一思维范式已经渗入南方各州的法律、政治和人民的观念之中。 在与抢劫有关的凶杀方面，南方人没有比北方人更糟糕，但他们在打架斗殴中却更多地发生命案。调查显示，南方人理论上并不认可使用暴力，他们使用暴力仅仅是为了保护家园和家人。而南方各州的法律也认可这一道德伦理。南方的法律给予个人在自卫和保护私产时致人死命的广泛自由，对购买枪支甚少约束，允许学校进行体罚（“打板子”），明确谋杀为死刑罪，司法系统也乐于执行死刑。南方人更愿意参军，入军校学习，在对外政策上持鹰派观点。

尼斯比特和科恩设计了一套巧妙的测验，证明荣誉规则主导了南方人的个人行为。在一项研究中，他们向美国各地的公司发出虚构求职信。一半的求职信上写着这样的忏悔：

有一件事我必须做出解释，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诚实，不想被误解。我曾经被判有罪，是人们所说的“一般杀人罪”。在您给我发出申请表格前，您也许愿意先听听我的解释。情况如下：我打了一个家伙，他和我的未婚妻有奸情。我家在一个小镇，一天晚上，这个人在酒吧里拦住了我。他向大家说他和我的未婚妻睡觉，他当面嘲笑我，说如果我是个男人，就出去和他干一架。我还年轻，不想在众人面前退缩。我们到了小巷里，他开始攻击我，把我打倒在地，并在地上捡起一个酒瓶。我可以逃走，法官也说我当时应该逃走，但是我的骄傲不允许我这样做。小巷的地上有根铁管子，我把它抓到手里，向他抡了过去。我没想打死他，但是几个小时后，他死在了医院里。我认识到我犯了错误。

另一半求职信都有一段相同的话，即求职者承认被判偷车罪，他说他犯下愚蠢的盗窃罪全是为了养活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对于犯有杀人罪的男子的求职信，更多的南方公司会送出附有信函的申请表，他们的回复所用的语气也比较温暖。比如，一家南方商店的店主回信说，很抱歉店里暂时没有位置空缺，然后接着说：

你过去的遭遇，是任何人都可能遇到的麻烦。它只是一个不幸的事件，不能以此就否定你。你的坦白证明了你是诚实的……我祝愿你时来运转。你具有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工作愿望，这些都是一个企业期望员工具备的品质。如果你安顿下来后，发现离我们不算太远的话，请你顺道时过来看看我们。

没有任何北方公司给予他这样温暖的回复。而不论南方还是北方，都没有公司对偷车贼表示温暖。不过，北方公司更倾向于原谅偷车人，而不是情仇杀人犯。南方公司则相反。

尼斯比特和科恩在他们的试验中也观察到南方的荣誉文化。他们的研究对象不是南方荒蛮之地的白佬，而是密歇根大学的富家子弟，条件是这些学生曾经在南方生活过至少6年。被选中的学生接受测试，“对特定人类判断的切面进行有时间约束的反应”（装腔作势的文章标题正好掩盖了研究的真正目的）。在进入实验室的走廊上，学生一定要经过一个正在整理文件柜的工作人员。当学生走过他身边的时候，他放下工作，猛地关上文件柜，接着嘟囔一句粗话：“臭东西。”此时，测试主持人出来迎接学生，他并不知道哪些学生受到了冒犯。他将学生带进实验室，让学生填写问卷，采集血样。他们发现，北方来的学生对“粗话”一笑置之，行为和那些没有听见粗话的对照组没有区别，但是受到冒犯的南方学生在进入实验室时怒气冲冲。他们回答的问卷表现出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血样中的睾酮素和应激激素——皮层醇的水平升高。他们对测试主持人表现出强势的姿态，握手时更坚定用力。而离开时，在走廊迎面遇见另外一位工作人员，南方学生拒绝给他让路。

为什么是南方人而不是北方人培养了这种荣誉文化，是否存在某种外因？当然，维持奴隶制经济所需要的残忍也许是一个原因，但是暴力频仍的南方腹地的经济支柱并不是奴隶种植园（见图3-15）。尼斯比特和科恩受到大卫·哈克特·费希尔（David Hackett Fisher）的著作《阿尔比恩的种子》（ Albion's Seed ）的影响。这部讲述英国在美洲殖民地历史的书，追溯了来自欧洲不同地区的第一批移民的根源。北方各州的移民是清教徒、贵格会教徒、荷兰人和德国的农民；南方内地的移民则主要来自苏格兰-爱尔兰，他们中有许多是边远山区的牧羊人，原本就是不列颠王国政府的化外之民。尼斯比特和科恩认为，放牧可能是荣誉文化的外因。牧民的财富都是易于被盗窃的实物，而且不像农民的土地，这些财富自己有脚，转眼之间就能被带走。全世界的牧民都具有迫不及待报仇雪恨的习性。尼斯比特和科恩认为，苏格兰-爱尔兰人将他们的荣誉文化带到美国，并在南方边疆山区的放牧生活中保留了这一文化。虽然现在的南方人不再是牧民，但习俗的生命力远比造就它们的生态环境更持久。直到今日，南方人的行为举止仍然强硬，像是他们随时都要对付盗马贼一般。

牧民假说的前提是，在某种职业性策略失去用途后，人们仍然会在数百年内坚守这一策略，但对荣誉文化的一般性解释不需要依靠这一假说。人们选择在山区放牧，是因为山区不适于耕作，而山区处于无政府状态，是因为政府难以完成它的征服、平靖和管理。自助正义的直接诱因是无政府，而不是放牧本身。前面说过，沙斯塔县的牧场主牧牛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但当他们中间任何人遭受财物或牛只的微小损失时，他们会认为此人应该“忍气吞声”，而不是贸然动武捍卫自己的荣誉。最近的研究也发现，比较南方各县的暴力水平和他们的放牧规模，一旦有其他变量出现，两者之间会立刻丧失相关性。

我们因此可以充分地假定，来自不列颠穷乡僻壤的移民定居到美国南方的穷乡僻壤，两处长期以来都是无法无天的蛮荒之地，因此养育出荣誉文化。我们还需要解释为什么这种文化具有如此顽强的自生能力。毕竟，美国南方早已有了功能齐备的司法系统。也许，荣誉文化之所以能够一路高扬，是因为没有人胆敢出头抛弃它。抛弃它等于自取其辱，承认自己是不值一钱的胆小鬼、软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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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部的情况比南部更严重，直至20世纪初，西部还是无政府的三不管地界。好莱坞电影里的套话“离得最近的警官在145公里之外”，是对数百万平方公里的疆域内的真实描述，结果也像是好莱坞电影的俗套——永远的暴力。纳博科夫的长篇小说《洛丽塔》中的男主人公亨伯特·亨伯特在带着洛丽塔跨州大逃亡的日子里，饱餐美国大众文化，尽情地享受牛仔电影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打斗场面：

红褐色的西部风光，古铜面色、双眼碧蓝的骑手，一位刚刚抵达咆哮山谷的端庄秀丽的女教师；嘶鸣的骏马，受惊后飞奔的马群，颤动的窗框后露出一把短枪的枪口；触目惊心的徒手打斗场面，桌椅横飞，满是尘土的老式家具东倒西歪，一片狼藉；矫健的身影四处翻滚，被死死按住的手还在竭力摸索掉在地上的短刀，粗重的呻吟声，击中脸颊的重拳，踢向小腹部的皮靴，横空飞蹿的绳索。最后，英雄身受重创，即使是阿喀琉斯也只能躺着进医院了。但这里的结局则不然，古铜色的脸上伤痕累累的英雄斗志正高，开始热情地拥抱他那光彩熠熠的边疆新娘。

在《暴力之地》（ Violent Land ）一书中，历史学家戴维·考特莱特（David Courtwright）说，好莱坞西部片中牛仔的浪漫形象未必准确，但是他们展示的暴力却是非常写实的。牛仔的生活只有两部分，一是危险而艰辛的劳作，一是发薪日的饮酒、赌博、嫖妓和斗殴。“为了让牛仔成为美国经历的象征，道德美容是必需的。牛仔骑在骏马上，作为保护者和冒险家的形象被记住了，而下马后酗酒、在酒吧后门粪堆上夜宿的形象被忘记了。”

在美国西部，年均凶杀率比东部城市和中西部农区高出50倍甚至几百倍：堪萨斯州的阿比林市，10万分之50；得克萨斯州的道奇市，10万分之100；格里芬堡，10万分之229；威奇托市，10万分之1500。 究其原因，解释不外乎霍布斯理论。司法系统缺乏资金、无能，通常还有贪污腐败。考特莱特说：“1877年，得州约有5000人在通缉犯名单上，如以此来说明司法系统的效率，实在令人沮丧。” 自助正义成为对付盗马贼、窃牛贼、公路响马贼和其他强盗的唯一选择。此种威慑力量的担保是不计一切代价的“言必信，行必果”。科罗拉多的一块墓碑上镌刻着一句简短的碑文可作为概括：“他说比尔·史密斯是骗子。” 目击者这样描述一场发生在运牛货车押车员车厢里恶斗的起因：

当时人们正在玩纸牌，一个人说了一句“我可不喜欢和脏手（意指作弊）玩牌”。对家的一个牛仔将“脏手”听作“脏汉”，立刻火冒三丈。一通枪响之后，现场一人死亡，三人受伤。

还不仅仅是牛仔之乡处于霍布斯式的无政府状态，在西部的其他地方，矿工、铁路工人、伐木人和其他季节性短工的居住地都处于这一状态。在1849年加州淘金热中，有这样一张宣示产权的告示，节选如下：

敬告各位，我声明，经清溪区法律核准，并以短枪宪法修正案为依据，峡谷内50英尺地带归本人所有，不得穿越，违者依法格杀勿论。此非猴子虚言，如有必要，本人将依法以枪维权。因此各位留神，特此警告。

考特莱特引用了当时10万分之83的凶杀率数据，并指出，“大量的其他证据也证明，淘金潮中的加州野蛮残暴、不可饶恕。淘金的营地取名如人类行为的仿生：剜眼村、谋杀酒吧、割喉谷、坟场塬。还有一个绞刑镇，一个威士忌镇，一个‘蛾摩拉’镇，但有意思的是，没有‘所多玛’”。 新兴的矿工聚居地的凶杀率也很高：内华达州的奥罗拉，10万分之87；科罗拉多州的莱德维尔，10万分之105；加州的伯帝镇，10万分之116；怀俄明州的本顿，10万分之24000（几乎是4人中就有1人因暴力死亡）。

在图3-16中，我用罗斯对特定地区所做的数据，画出了西部暴力的曲线。加州的曲线说明，在1849年淘金潮前后，暴力是上升的，但之后和其他西部各州一起加入了文明的进程：凶杀率下降至原来的1/10，从10万分之100~200下降到10万分之5~15（尽管在美国南方，凶杀率未能继续下降到欧洲和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10万分之1~2的水平）。图中也显示了加州牧场区各县凶杀率的下降。埃里克森的研究表明，在加州接受法制之前，曾经历过无法无天的长期暴力。

可以说，至少有五个美国主要地区——东北部、中部大西洋沿岸、南方沿海、加州和西南部——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进度经历了文明进程。而美国西部的暴力减少比东部整整晚了两个世纪，直到1890年美国宣布关闭美国新边疆，这一著名的宣言才标志着无政府状态在美国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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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不仅是美国西部暴力混乱的唯一根源，在迅速扩张的美国疆土上，还有其他暴力地带，比如劳工营地、流浪汉村庄和中国城。考特莱特认为，人口构成和心理演化进一步加剧了西部的野性。西部的人口主要是年轻的单身男子，刚刚逃脱贫瘠的农场或城市贫民窟，力图在荒蛮的新边疆发财致富。在对暴力的研究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是，暴力罪犯大多是年龄在15岁到30岁的男性。 在大部分哺乳类动物中，雄性都是更具竞争性的性别；而作为智人，男性在社会群体中的地位还取决于他的声誉，即他在年轻时开始的名望投资，这将影响他的一生。

但是，男性的暴力是可以调节的。从为接近女性与其他男性对抗竞争，到直接讨好女性。关怀她们的子女，男人如何分配他们的能量，有一系列连续选择空间。生物学家将此选择空间称为“暴徒对抗爸爸”（cads versus dads）。 在以男性人口为主的社会生态系统中，单个男性能量的优化配置倾向做“暴徒”，因为成为群雄首领，必须打垮其他男性竞争者，而只有首领才能在势力范围内接触稀缺的女性资源。在女性数量众多但少数男性得以垄断这些女性的环境中，男性的选择也是“暴徒”。在这些限制下，男性会选择用生命做赌注，正如戴利和威尔逊所说：“任何一个意识到即将彻底丧失繁殖机会的生物，都会格外努力，甚至不惜以死亡为代价，尝试改变其生命的轨迹。” 在男女数量相等、一夫一妻制的生态系统中，男性中胜出的是“爸爸”。在这种环境中，暴力竞争不仅不能给男性带来繁殖优势，反而是一个可能产生劣势结果的严重威胁：如果一个男子死了，那他肯定不能再供养他的子女了。

关于边疆暴力，还有一个生物学的解释，但不是社会生物学的，而是神经生物学的解释，即无处不在的烈酒。酒精干扰了整个大脑，尤其是扰乱了负责自制力的前额叶皮层的突触传递（见图8-3）。一个陶醉在酒精中的大脑，在性、话语和身体各方面都是缺少自制的，有各种谚语为证，比如：“啤酒眼”——醉眼看花，美丑不分；“发酒疯”——酒后撒疯，胡言乱语；“酒后之勇”——酒后威风，逞一时之勇。很多研究都表明，人们在酒精的影响下，行为有更大的暴力倾向。

美国西部最终归化文明，不仅仅是因为有了铁面的警长、动辄宣判绞刑的法官，也是因为女性人口的大量流入。 好莱坞西部片中“刚刚抵达咆哮山谷的端庄秀丽的女教师（们）”，的确是历史的真实写照。自然界不接受性别比例失调，东部城市和农场中的妇女纷纷涌入西部，填补了失衡的空缺。孤独的单身汉以及他们的市政官和商人，受够了西部堕落和悲惨的生活，到处鼓动寡妇、老姑娘和年轻的单身女子到西部婚姻市场上寻找自己的财富。女性到来后立即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讨价还价，按照自己的心愿改造西部。她们要求男人为了婚姻和家庭放弃豪饮和打架斗殴，修建学校和教堂，关闭酒吧、妓院、赌场和其他诱惑她们的男人的设施。教会给予男女同样的成员资格，并有严格的周日清晨礼拜，颂扬和鼓励自律和节制，因此教会成为妇女文明攻势的强有力的组织力量。今天，看到救世军和“基督教妇女禁酒联盟”，尤其是卡丽·内申（Carrie Nation）举着斧头冲击乡下酒店的恐怖分子形象，我们就忍不住要发笑；讽刺救世军的人，改编了救世军军歌的歌词，它被说成是“我们绝不吃饼干，因为里面有酵母/只要咬一小口，男人就会变禽兽”。但是，早年参加禁酒运动的女权主义者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酒精灾难。在那些男人统治的地盘上，酒精助燃暴力的结果就是血流成河。

妇女和婚姻教化了青年男性，尽管这种说法听起来像陈词滥调、土得掉渣，但它已是现代犯罪学的一个共识。有一项非常著名的研究，它对波士顿1000名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连续跟踪了45年。研究发现，有两个因素可以预测一个有不良记录的人是否能避免成为终身罪犯：（1）有一个稳定的工作；（2）和一个他关心的女性结婚，养活她和她的孩子。婚姻的影响是实质性的：他们之中3/4的单身男子和1/3的丈夫，继续有犯罪行为。单从这个差别看，我们无法知道是婚姻阻止男人继续犯罪，还是职业罪犯本来就很少结婚。但是，社会学家罗伯特·桑普森（Robert Sampson）、约翰·劳布（John Laub）和克里斯托夫·怀默（Christopher Wimer）认为，婚姻确实是促进和平的动因。他们发现，如果所有推动男子结婚的因素保持不变，打算结婚本身，可立刻减弱一个男子的犯罪倾向。 约翰尼·卡什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其中的因果关系：只因我有了你，我定当洁身自爱。

了解了美国西部和美国南部乡村的文明进程，也就明白了今日美国的政治版图。许多北方和沿海的知识分子，对于他们生活在保守红色州的同胞很不以为然，特别是对他们热爱枪支、支持死刑、主张小政府、信仰福音派基督教、崇尚“家庭价值”和性别得体（sexual propriety）的文化感到困惑。而蓝色州的对头们也有同样的不满和困惑，他们认为蓝色各州的居民对罪犯和外敌姑息懦弱，对政府深信不疑，给世俗主义涂上知识化的色彩，而且容忍淫秽放荡。我怀疑，这种所谓的文化战，其实是历史上美国白人选择了两条不同的文明进程的结果。北方是欧洲文明的延伸，延续了自中世纪就已开始的法庭推动和商业推动的文明进程。美国南方和西部则保留了无政府新兴国家特有的荣誉文化，同时受到当地的教会、家庭和禁酒等文明力量的制衡。 uMoeBbhHTNanNrtPN++k3j9ZApMKLBCYO7e+Hts6AuOOyhQPW+8AI7SW5jXMQp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