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欧洲凶杀率下降的解释

欧洲凶杀率连续几个世纪下降，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城市生活中来自五湖四海的居民素不相识，却要拥挤地生活在一起，文化背景和阶级背景各不相同，这难道不是暴力的温床吗？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带来哪些痛苦的社会变迁？你是否相信，以教堂、传统和对神的畏惧为中心的小城镇生活，是我们抵挡谋杀和混乱的最佳防卫手段。再好好想一想！随着欧洲进入城市化、商业化、工业化和世俗化，它变得越来越安全了。这就让我们回到了埃利亚斯的理论，它是唯一经得住验证的理论。

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埃利亚斯没有使用多少数据来支持他的理论，因为当时没有这样的数据，他的做法是检视中世纪欧洲人日常生活的内容。比如，他查看了15世纪德国《中世纪家庭画册》（ The Medieval Housebook ）中的插图，这些插图画的是一位骑士眼中的世情百态。

从图3-5中可以看到很多细节，农民正在给一匹马开膛破肚，而一头猪在农人身后嗅着他裸露出来的臀部。在附近的一个山洞里，一男一女坐在木枷上。再往上，一个男子被押向绞刑架，而绞架上已经悬挂着一具尸体。

在绞刑架旁边，受轮刑的男子尸身残破，乌鸦正在啄食他。轮刑架和绞刑架都不是画面的焦点，而只是背景的组成部分，如同树木和磨坊。

图3-6是第二幅插图的细部，图中的骑士正在攻击一个村庄。在左下角，一个农夫被士兵刺伤，在他的上方，另一个农夫的衣角被士兵揪住，边上的一个哭号着的妇女双手伸向天空。在右下角的小教堂内，士兵正将匕首刺向一个农民，他的财物被洗劫一空。在教堂左侧，骑士铐住了一个农民。上方，几个骑兵放火点燃农舍，士兵一面赶走农人的牛羊牲畜，一面向农妇挥舞着大棒。

封建欧洲的骑士，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军阀。国家毫无行动的能力，国王只是贵族中最显赫的一个，没有常备军队，对国家几乎没有控制。所谓的治理，就是国王分封了男爵、骑士和其他贵族，由他们掌管大大小小的采邑，向领地内的农民征收粮食和徭役。骑士经常以征战、偷袭和复仇这些霍布斯式的暴力方式进犯其他骑士的领地。如《中世纪家庭画册》插图中所示，他们在进行杀戮时毫不手软。在《远方之镜：多灾多难的14世纪》（ A Distant Mirror : The Calamitous 14th Century ）一书中，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这样形容他们的谋生之道：

骑士兴致勃勃地参与这些私斗，攻敌的唯一战略就是在对方领地上杀戮和残害尽可能多的农民，毁坏尽可能多的庄稼、葡萄园、工具、仓库和其他财物，因为这样就能减少敌人的岁入。结果，双方交战的主要受害者是各自领地内的农民。

正如我们在第1章中所见，为了维护威慑的可信度，骑士举行血淋淋的竞赛和其他彰显男子气概的运动，并饰以荣誉、勇气、骑士精神、光荣和侠义之类的辞藻，以至于后人忘记了他们不过是些残暴的盗贼。

在私斗和比武的背景之下，生活中还充满其他暴力。我们已经看到，宗教价值观已经和滴着鲜血的十字架、永生永世的炼狱、对圣徒受肢解酷刑的刺激性描述融为一体。工匠以独出心裁的创造力来制造各色虐待狂式的刑具。旅行成了玩命，匪徒劫持人质勒索赎金成了一门大买卖。埃利亚斯注意到：“小人物，比如制帽工、裁缝和牧人，也都动辄拔刀相向。” 甚至神职人员也不例外。历史学家巴巴拉·哈纳沃特（Barbara Hanawalt）引用14世纪英国的记载说：

事件发生在耶佛陀夫特（Ylvertoft），国王爱德华在位第五年的圣马丁节前的那个星期六。耶佛陀夫特教区牧师——来自威灵顿的威廉派他的职员约翰去约翰·考布勒家买一支一便士的蜡烛。约翰要先拿到钱才肯交出蜡烛，这就惹恼了威廉。威廉猛然推门进屋，击打约翰的前额，令他脑浆飞溅，当即丧命。

人们的娱乐也沾满暴力的色彩。塔奇曼描述了当时两项流行的运动项目：“参赛者的双手被捆在身后，用他们的脑袋去撞击一只被钉在柱子上的猫，看谁能先杀死这只猫。参赛的风险是发狂的猫可能会撕破他们的面颊，抓出他们的眼珠……或者人们拿着大棒追打关在围栏中的猪，观众在笑声中看着这头猪尖叫着狂奔乱躲，直到在大棒下咽下最后一口气。”

我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里阅读了数千篇学术论文，内容从不规则动词的语法到多重宇宙物理学，其中最古怪的一篇莫过于《丢面子和要面子：中世纪后期城镇的鼻子和荣誉》。 在这篇论文中，史学家瓦伦丁·格勒布纳（Valentin Groebner）整理了几十宗中世纪欧洲砍掉别人鼻子的事件。有时，这是官方对异端、叛国、卖淫或鸡奸的惩罚，但更常见的还是私人之间的复仇行为。在1520年纽伦堡的一个案件中，汉斯·里格尔与汉斯·冯·艾布的妻子发生了关系。妒火中烧的冯·艾布割掉了无辜的里格尔妻子的鼻子。一位最高法官综合考量了案情，判处里格尔通奸罪成立，坐监四个星期，冯·艾布免于处罚。这种人身伤害经常发生，以至于格勒布纳这样写道：

中世纪晚期的一位外科教科书的作者也特别关注鼻部损伤，讨论被割下来的鼻子是否能够再长回去。对于这个大家争论不休的问题，法国御医亨利·德·蒙德维尔在他的名著《整形外科》一书中给了一个结论性的回答：“不能。”15世纪的其他医学权威则要乐观得多，海因里希·冯·福尔思庞特1460年的《医药大典》夸下不少海口，其中之一就是一张专为失去鼻子的人“制作新鼻子”的处方。

“割掉你的鼻子，让你难堪”（to cut off your nose to spite your face），这样古怪的谚语其实都来源于生活。中世纪后期，割下某人的鼻子，是让某人丢脸的典型方式。

和其他研究中世纪生活的学者一样，埃利亚斯对中世纪古人暴躁的脾气感到震惊。按照我们今天的眼光，那时候的人真是浮躁、粗野到了极点，而且极其幼稚：

并不是说他们总是面露凶色、横眉怒目，时时刻刻挥刀弄剑……相反，他们本来是在乐呵呵地互相调侃，甩出一连串嘲弄的字眼儿，但就在笑语喧哗声中，他们可以突然拔刀相向，开始玩命地厮杀。我们看到的中世纪的人充满了矛盾：他们有虔诚的宗教信仰，对地狱怀有极度的恐惧，心怀沉重的罪恶感和忏悔，同时疯狂地追求狂欢和享乐。他们的性情暴躁易变，毫无克制地仇恨和好勇斗狠。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而且阴晴不定、瞬息可变，这就是当时人们完全同构的情感生活。比起后来的人，中世纪的人更冲动，感情的表达更自由、更直接，也更开放。只是到了我们这里，一切才变得微妙、温和和精于算计。社会禁忌作为各式各样的自我克制，深深地渗透到追究功利的社会机体中，所以我们才会觉得不加隐藏的宗教虔诚、桀骜不驯的派头和凶残的行为是相互矛盾的。

塔奇曼也这样写道：“中世纪人的行为带有显而易见的幼稚，他们无法克制自己的任何冲动。” 多萝西·塞耶斯（Dorotry Sayers）翻译了《罗兰之歌》（ The Song of Roland ）。她在序言中提到，“在个人和民族的大灾大难临头时，轻轻地抿住嘴唇，静静地将烟头扔进壁炉，这种硬汉形象，是非常晚近的事情”。

虽然中世纪人的孩子气肯定有被夸大的成分，在不同的时代，人们表达情感的习俗确实有所不同。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埃利亚斯用很大篇幅记录了一组不同寻常的数据资料——礼仪手册。今天，我们认为《艾米·范德比尔特家族礼仪》（ Amy Vanderbilt's Everyday Etiquette ）和《曼纳斯小姐行为矫正指南》（ Miss Manners' Guide to Excruciatingly Cornect Behavior ）这类书，只是提供了一些免于失态受窘的小常识。但它们曾一度是道德行为的严肃指南，由那个时代的思想大家撰写。1530年，人文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大学者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 rius Erasmus）撰写了《论男孩的礼貌教育》（ On Civility in Boys ）这一行为手册，该书在欧洲畅销了整整200年。这些手册明确规定了哪些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失礼，也让我们从中知道哪些是当时人必须遵守的规则。

总而言之，中世纪的人是粗野的。礼仪手册中大量的劝诫是关于如何消除身体的异味：

不要在楼梯、走廊、衣柜和墙帏上撒尿和涂抹其他污秽。/不要在女士面前，或者在宫廷的门口和窗户前大小便。/不要在椅子上前后滑动，做出要排出气体的样子。/不要用裸手在衣服下面触摸私处。/不要在别人大小便时打招呼。/不要在排出气体时发出噪声。/不要在其他人面前做大小便前解衣松带的准备，也不要在人前做大小便后系扣穿衣的动作。/当你在小旅馆里和别人同睡一张床的时候，不要紧挨着别人，不要把自己的腿放到别人的两腿中间。/如果你在床单上看见什么令人恶心的东西，不要告诉你的伙伴，不要指给他看，也不要举着发臭的东西让别人闻，然后说“我很想知道这东西到底有多臭”。

针对擦鼻涕的规矩有：

不要用桌布、手指头、袖子或者帽子擦鼻涕。/不要将自己用过的手绢拿给别人用。/不要将手绢叼在嘴里。/“在用手绢擦过鼻子后，千万不要打开手绢，向内张望，仿佛你头上有珍珠或宝石掉了进去。”

接着是对吐痰的详细规定：

在盆里洗手的时候，不要向盆里吐痰。/吐痰的时候不要吐得太远，以至于你要伸长腿，才能踩到那团东西上去。/吐痰的时候，要侧过脸，不要让痰涎溅到别人身上。/“任何脓痰落在地上后，都应该踩上一脚，以免让人恶心。” /如果在别人的衣服上看见痰和鼻涕，礼貌的做法是不动声色。

还有关于餐桌礼仪的很多建议：

不要第一个从大盘子中取食物。/不要像猪那样在饭桌上打瞌睡、打鼾和出声地舔嘴唇。/不要为了将大块肉靠近自己而转动大盘子。/“不要狼吞虎咽，仿佛你明天就要进监狱；也不要向嘴里塞太多食物，两颊鼓胀如风箱；更不要张嘴咀嚼，发出猪一样的响动。”/不要将手指头伸进大盘子去蘸汤汁。/不要将进过自己嘴巴的勺子伸进公盘取菜。/不要将自己啃过的骨头放回公盘。/不要用桌布擦抹刀叉餐具。/不要将嘴里的食物放回自己的盘子。/不要请别人吃自己已经咬过的食物。/不要用舌头舔油渍的手指头，不要在面包上和衣服上擦拭油渍的手指头。/不要将头低到汤碗上喝汤。/不要将骨头、菜渣子、蛋壳、果皮吐到手里，或者扔到地上。/吃饭时不要抠鼻子。/不要直接用汤盘喝汤，要用汤匙喝汤。/用汤匙喝汤时不要发出声音。/不要在饭桌上松裤腰带。/不要用手指头打扫脏盘子。/不要用手指头搅拌调味汁。/不要将肉食举到鼻子前闻味儿。/不要用托碟喝咖啡。

看到这些戒律，当代读者的脑海里会产生一连串反应：那时候的人该是多么草率、鲁莽、野性和不成熟啊！这些不都是父母对三岁孩子的教导吗，怎么会是一个大哲学家向有文化的人发表的文字呢？但是，正如埃利亚斯所指出的，优雅的举止、自我克制和深思熟虑这些看似第二天性一样的品质，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习得性的，这也是为什么称其为“第二天性”。这些品质是随着欧洲的现代化而逐渐被人们接受的。

五花八门的劝诫说的都是一个道理。几十个形形色色的规矩彼此相连，强调的就是那几个主题。并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逐项地接受训导，哪位粗心大意的母亲疏漏了一条半条，她已经成年的儿子也不见得就会揪着桌布擤鼻涕。这个单子上的规则，以及那些没有开列在这里的更多规则，可以浓缩为几条简单的原则：控制食欲，延迟享乐，顾及别人的情感，不要像农民那样粗俗，远离动物的本能。

人们认为，对于违反这些规则的人的处罚是内在的羞耻感。埃利亚斯注意到，礼仪手册很少论及健康和卫生。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人的厌恶情绪早已演化为一种下意识的抵御生物污染的手段。 但在19世纪之前，人们对微生物和感染还毫无认识。礼仪书中唯一明确的原则是避免乡巴佬的举止、动物般的粗野和对他人的冒犯。

在中世纪的欧洲，性行为也没有后来那样慎重。人们经常在公众场合赤身裸体，夫妇或情侣在保持交媾的私密性方面也是非常敷衍潦草的。妓女在光天化日之下拉客，英国的许多城镇中都有一个叫作“摸巷”的红灯区。男人堂而皇之地向孩子吹嘘自己的性史，他们的私生子和婚生子女混居在一起。在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这种赤裸裸的张扬渐渐地让人们感到困窘，被视为粗野，最后才是不可接受。

语言中留下了这一变化的印记。“农民”（peasantry）一词的另一个意思是道德沦丧；“莽汉”（boor）的原意就是“农人”，在德语和荷兰语里也一样；“恶棍”（villain）源自法语的vilein，指农奴或村民；“土头土脑的”（churlish）词源是英文的churl，意思是平民；“下流”（vulgar），俗称底层人；“卑鄙微贱”（ignoble）一词，就是由“非—贵族”两个词组合而成的。许多描述这些令人难堪的行为和事务的字眼已经成为禁忌。英国人现在习惯于叫喊着神明发誓赌咒，比如“我的上帝啊！”“耶稣基督啊！”但在刚刚进入现代社会的时候，他们是叫喊着性行为和排泄物发誓的，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的四字经”，现在这些都不能再用于文明场合了。 历史学家杰弗里·休斯（Geoffrey Hughes）注意到：“将一朵蒲公英叫作pissabed（尿床），将苍鹭叫作shitecrow（大便-乌鸦），将红隼叫作windfucker（操风者）的时代，已经和用硕大的阳具为男子紧身兜裆袋做的广告一样，一去不复返了。” 私生子、淫妇、笨蛋和娼妇也从常用的俚语变为禁忌语。

随着新礼仪的确立，军人的武器装饰，特别是刀剑，也发生了变化。在中世纪，大部人随身携带短刀。他们会在餐桌上用它对付整只烧烤的禽兽，先是切下一大块，用刀尖挑着，再送到嘴里。但是，在一个公共聚会上，每个人身前身后刀光闪闪、杀气腾腾，刀尖对着自己的面孔指来指去，这种恐怖景象越来越让人反感。埃利亚斯引述了一系列以如何使用刀具为中心的礼仪：

不要用刀剔牙缝。/不要在吃饭时一直握着刀，只在需要切割食品的时候才拿起刀。/不要用刀尖挑起食物送入口中。/不要用刀切面包，要用手来掰面包。/如果你将刀给别人，要手握刀尖，将刀柄递给对方。/不要将刀柄紧攥在手心里，而是用手指拿着刀柄。/不要用刀尖对着别人指指点点。

在这个过渡时期，叉子成为通用的餐具，人们不再需要用刀将食物送进嘴里。餐桌上出现了各种专用的餐刀，人们不再需要在进餐时动用自己的佩刀了，餐刀被设计成圆头，而不是尖头。有些食物是永远也不需要使用餐刀的，比如鱼类、球形的食物和面包——所以，“一起掰面包”的意思就是“共同进餐”。

中世纪的一些刀具禁忌一直保留到今天。许多人不愿意将刀具作为送人的礼品，如果实在要送，一定要配上一枚硬币，收礼的人将硬币还回送礼者，表示这是一次买卖，而不是一次赠送。表面的理由是刀具有“切割友谊”的象征，但更有可能是避免将凶器送给朋友。还有一种迷信认为将刀递给他人会带来厄运，所以，应该是将刀放在桌子上，让对方自己来取。餐具中的餐刀是圆头，而且也不是非常锋利，能够切割食物即可，牛排餐刀仅在有硬肉食时才摆上桌，吃鱼则有专用的钝口餐刀。不是绝对需要使用餐刀时，就尽量不要动用它。用餐刀来吃糕点，用餐刀将食物送进嘴巴，用餐刀搅拌食物（俗话说“刀子搅拌，煽动捣乱”），以及用餐刀将食物放在叉子上——对，放在叉子上——都是粗野的行为。

啊哈！

* * *

埃利亚斯的理论将欧洲暴力的减少归因于大众的心理变化。他的著作的副标题是“社会遗传学和心理遗传学的调查”。他认为，这个转变从11世纪或12世纪开始，到17世纪和18世纪完成。在这几个世纪的时间内，欧洲人越来越克制自己的冲动，关注自己行为的长期后果，顾及其他人的想法和感情。随时准备进行复仇的荣誉文化让位给时刻讲究自我克制的尊严文化。皇亲贵族在文化仲裁的压力下，严格遵守种种清规戒律，以此将他们自己与乡巴佬和庄稼汉拉开距离。接着，这些规诫被社会吸收，灌输给一代又一代的稚龄儿童，直到成为他们的第二天性。中产阶级总是迫不及待地效仿贵族，他们渐渐地接过这些贵族自律的标准；这些标准又从中产阶级向下层社会传递，最终成为整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

埃利亚斯发现了弗洛伊德的心理结构模型，即使年幼的孩子完全不能理解规则的意义，但他们自幼从父母那里接受了这些规则，随后内化为自己的意识（即超我）。某一天，孩子的自我开始能够践行这些规则，约束自己的生理冲动（即本我）。埃利亚斯没有涉足弗洛伊德那些更奇异的理论（比如“原始弑父”、“死亡本能”和“俄狄浦斯情结”），他的心理学是完全现代的。在第9章，我们会探究人的意志力，即心理学家所说的自制、延迟满足和较低的时间折现，俗语中则有所谓的“默数到十”（少安毋躁）、“勒住马缰”（三思而行）、“咬紧牙关”、“有备无患”和“枪打出头鸟”。 我们还要探究心理学家所说的共情能力、直觉心理学、换位思考、心智理论和俗称“钻进别人的脑子里”、“站在他人的角度看世界”、“穿上别人的鞋子走几里路”，以及对他人之痛“感同身受”。埃利亚斯预见到人们将对自制和共情这两种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分析。

埃利亚斯的批评者指出，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关于性和排泄的规范，这些规范可能是来自与洁净、厌恶和羞耻有关的内在情感。 我们将看到，各个社会将这些情感道德化的程度是衡量文化差异的重要尺度。虽然中世纪的欧洲并不缺少规范得体行为的标准，但是这些标准的水平都是非常低下的。

值得称道的是，埃利亚斯没有陷入学术时髦的窠臼，称早期现代欧洲人“发明”或者“建构”了自制。他仅仅表示，他们增加了一些大脑认知的能力，这一能力是人生来俱有的，只是中世纪的人未能充分利用它而已。埃利亚斯一再明确表示，（人的认知能力）“没有零点”。 我们在第9章中将会看到，人们如何管理自己的自制力，是心理学中一个有趣的话题。第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自制力如同肌肉，如果你用餐桌礼仪这样约束训练自己，当别人侮辱你时，你会有更强和更有效的自制力，控制自己不去杀人。第二种可能的解释是，自制的特定设置是一种社会规范，比如你站在别人身边时应该保持多远的距离，或者在公共场所，身体的哪些部位应该被遮挡严实。第三种可能的解释是，自制可以根据一时一地的成本和收益进行相应的调整。毕竟，自制不是一种纯粹的美德。过多的自制会让侵犯者认为你已经失去报复的良机，因无法再采取行动，而对你进行攻击。但如果给他一个理由，让他相信你会不计后果地进行反击，他从一开始就会对你更加尊重。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就要根据所处的危险调整自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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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为止，文明进程的理论仍是不完整的，因为它试图用现象内生的过程来解释现象本身。该理论指出，暴力行为的减少，与冲动、炫耀、放荡、野蛮和餐桌上粗俗举止的减少相吻合。这样的解释无疑将我们绕进一张心理过程的罗网。因为人们学会了克制自己的暴力冲动，所以人们的暴力行为减少了，这差不多等于什么也没有说。我们也无法肯定到底是人们的心理冲动变化在先，暴力的减少在后，还是相反。

但是埃利亚斯确实提出，存在外源触发器，准确地说，是两个外源触发器激发了暴力减少的整个过程。第一个外源触发器是，欧洲在经历几个世纪的封建领主和采邑林立的无政府状态后，出现了真正的利维坦。中央集权的君主获得了强大的力量，把战乱不休的骑士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并将自己的触角伸延到王国的疆域之外。根据军事历史学家昆西·赖特的研究，在15世纪，欧洲有5000个独立的政治单元（主要是领主封地和公国），在17世纪早期“三十年战争”时期有500个政治单元，在19世纪初期的拿破仑时代有200个政治单元，而在1953年，欧洲只剩下不到30个独立的政治单元了。

政治单元的整合本来是相对强大的军阀吞并相邻军阀的自然聚合过程，但是军事进步加速了这一进程，这场史称“军事革命”的技术进步包括火药武器、常备军和其他只有大政府和大财政才能支撑的昂贵的战争工具。 一个在战马上一手扬鞭一手挥剑的汉子，带着一伙破衣烂衫的农民，在战场上肯定不是由国家在战场上部署的步兵和炮兵大部队的对手。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说：“国家制造了战争，战争又制造了国家。”

骑士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的战事，让日益强势的国王们感到不快，因为不论哪一方获胜，都有农民丧生，生产力被破坏。从国王的立场看，这都是在消耗自己的军力和财力。一旦他们进入和平——所谓的“国王的和平”，他们的利益动机会要求他们继续维持和平。一个骑士放下武器，将自己的安全交给国家。这是一个冒险的举动，因为他的敌人也许会视此为软弱的表现。所以国家必须信守承诺，不能让任何人怀疑其维持和平的能力，回到相互侵夺和仇杀的过去。

骑士之间和农民之间的争斗不仅令人讨厌，而且失去了机会。在诺曼统治时期的英国，一些天才认识到将司法系统国有化的益处和可能性。几个世纪以来，英国的法律制度一直将凶杀视为一种侵权行为。在英国的法制下，受害人的家人会要求凶手的家人支付血债，而不是复仇。英王亨利一世将凶杀案定义为“对国家”的犯罪，换句话说，是“对王权”的侵犯。一宗张三被李四谋杀的案子，不再是张三起诉李四，而是国王起诉李四，或者，比如在美国是人民起诉李四，或者密歇根州起诉李四。这一安排的精彩之处在于，赎金（通常是凶手的全部财产，加上来自凶手家庭的财产）是判给国王，而不是受害人的家庭。司法职责由巡回法庭承担，它们定期走访各地，听审累积的案件。为了保证所有凶杀案都能得到庭审，每一宗死亡案件都由一名王室代理人——“验尸官”进行调查。

一旦利维坦掌握权力，游戏的规则也就发生了变化。一个男人获得财富的途径不再是当一个地区最坏的骑士，而是去朝廷朝拜，讨国王和他的随从的欢心。法庭基本上是政府的官僚机器，莽汉和大炮筒子在这里是无法施展的，法庭需要的是有责任心的监管人。贵族不得不改变他们的自我兜售方式。他们只好陶冶自己的风度，以免冒犯国王的宠臣，还要学习换位思考，揣度国王和权臣的心意。所以，在宫廷（court），得体的举止被赞为“庄重有礼”（courtly）的，“礼貌”（courtesy）的词根也是“court”。各种“礼仪指南”最早就是要告诉贵族在宫廷如何举手投足，当然也包括怎么处置他们的鼻涕。埃利亚斯追踪了几个世纪的记录，勾画出礼貌从贵族模仿宫廷，逐渐到资产阶级精英模仿贵族，再到中产阶级模仿精英的演变。他用一句口号总结了自己的理论，即“从战士到朝臣”，将集权化的国家权力与民众心理变化联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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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的第二个外部变化是经济革命。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土地和土地上劳作的农民。用地产经纪人的话来说，土地是一种无法被增加的东西。在以土地为基础的经济中，任何人想提高生活水平，或者在马尔萨斯人口扩张期维持生活水平，他的首选就是征服附近的土地。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说，对土地的竞争是零和博弈：一方的得，就是另一方的失。

基督教的意识形态排斥一切商业活动和技术创新，堵塞了从现有自然资源之外增加财富的道路，进一步强化了中世纪经济零和博弈的性质。塔奇曼解释说：

基督徒对商业的态度……是金钱就是罪恶。用圣奥古斯丁的话来说，“经营本身就是恶行”，在超出生存最低需要之外谋求盈利就叫作贪婪；用钱来生钱，放贷收息就是万恶的高利贷；批发商品，转手抬价零售，是不道德的，会受到教会法规的谴责。简而言之，正如圣哲罗姆的格言所说：“一个人，不可能既做商人，又取悦上帝。”

我的祖父会这样说：“非犹太人的想法！”犹太人从小就熟悉钱商和中间人业务，但也因此不时受到迫害和驱逐。当时的法律规定商品的价格只能固定在“公平价”上，即原材料的成本加上附加的劳动价值。塔奇曼解释说：“为了确保没有人能占他人的便宜，商业法禁止发明新的工具或技术，禁止固定价格之下的低价销售，禁止加班，禁止雇用额外的学徒、妻子和儿童，禁止对商品进行广告宣传或对其进行赞扬，以损害他人利益。” 这种零和博弈的规则，使得攫取成为增加财富的唯一手段。

在正和博弈中，各方都有同时改善处境的选择。日常生活中最典型的正和博弈是交换互利，即各方均以较小的成本向对方提供较大的受益。比如，灵长类相互剔除背上的跳蚤，猎人彼此分享大型猎获，几家父母轮流看护孩子。我们在第8章会看到，进化心理学的一个关键见解是，人类的合作以及支持这种合作的社会情感，比如同情、信任、感恩、内疚和愤怒，之所以在演化中留存并胜出，是因为它们使人类能够在正和博弈中繁衍兴旺。

剩余互换是经济生活中典型的正和博弈。如果农民有多余的谷物，牧民有多余的牛奶，双方互换谷物和牛奶，各方都有进益，即所谓的“双赢”。当然，有分工，单个时点上的交换才有收益。两个农民用一桶麦子再换回一桶麦子，毫无交换的意义。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念是，分工是创造财富的关键，分工让生产专业化，生产者各有所长，精修研习，提高生产的成本效益；分工也让交换手段专业化。有效交换的基础之一是交通，通过交通，不同产地的生产者才能实现剩余交换。交换的另一个基础是货币、利息和中间商，有了这些手段，一个生产者才能与其他生产者随时交换多种剩余。

正和博弈也改变了对暴力的激励。不论你是交换恩惠还是交换剩余，交换伙伴只有活着才对你更有价值。如果你能揣摩到别人的心愿和喜好，便能更好地提供服务和产品，从而更好地在交换中得到自己的所需。虽然很多知识精英都追随圣奥古斯丁和圣哲罗姆，轻蔑商人，认为他们自私且贪婪，但事实上，自由市场很重视共情。 一个好商人必须要满足客户，否则竞争者就会把他们挖走。客户越多，商人就会越富有，此即所谓“文明商业”（doux commerce）。经济学家萨缪尔·里卡德（Samuel Ricard）在1704年说：

商业将人们通过互利联结起来……通过商业，人要学习深思熟虑，要学会诚实，要学习举止得体，还要学会在言谈和行动中谨慎和有所保留。一旦意识到精明和诚实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商人就会远离罪恶，或者，至少他要在言谈举止中表示庄重和严肃，以免在他所交往的和未来有可能交往的人中留下任何不良的印象。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外部变化。埃利亚斯注意到，在中世纪晚期，人们终于开始走出技术和经济发展长期停滞的泥淖。货币逐渐取代了实物交换，而较大规模国家的出现，保证了货币在国家疆域内得到承认。古罗马帝国之后就一直被忽视的公路工程又开始动工，以往限于沿海和水路的商品开始直达内地。马掌的使用，使马蹄不受硬路面的磨损，车轭使马能够加大拉车的负重，这极大地改善了马车运输的效率。轮车、指南针、钟表、轮纺车、踏板织机、风力磨坊和水力磨坊等技术在中世纪后期日臻完美。这些行业内出现的能工巧匠形成了整个手工匠阶层。分工越来越细，剩余越来越高，交换机制越来越顺畅。生活中正和博弈的机会越来越多，零和博弈的吸引力迅速下降。为了抓住机会，人们必须计划未来，控制冲动，换位思考，还要开发社交和认知的技巧，拓展人际网络。

“文明的进程”的两个触发器——利维坦和文明商业是相互关联的。正和博弈的商业合作在利维坦监管下的骡马大市上最有前途。国家不仅适合提供公共品，比如货币和道路之类经济协作需要的基础设施，当买卖双方权衡是抢劫还是交易的时候，国家可以在天平上加上自己的砝码。假定一个骑士可以从邻居家抢劫10蒲式耳（约270千克）麦子，他也可以用同样的时间和精力，筹措钱款，从邻居手里购买5蒲式耳麦子。盗贼方案看起来很不错。但是，如果骑士知道国家会对抢劫判处6蒲式耳麦子的处罚，他有可能只剩下4蒲式耳麦子，那他还不如诚实地劳动。国家的存在让商业更有诱惑力，而商业的存在则让国家更容易管理和运作。如果没有购买谷物这个诚实的选择，国家就只能威胁要从骑士手中拿走10蒲式耳麦子，才能让骑士觉得抢劫无利可图；但处罚10蒲式耳和处罚5蒲式耳的执行难度大不一样。当然，在现实世界，国家的制裁手段更有可能是体罚的威胁，而不是罚款，但它们的原则是一样的：合法的选择越有吸引力，人们就越不愿意犯罪。

这两种文明的力量互相强化，在埃利亚斯看来，它们就是同一个过程的一部分。国家控制的集中化和对暴力的垄断，工匠行会和官僚的成长，货币交易取代实物交换，技术的发展，贸易的繁荣，本来各不相关的个体日渐形成相互依赖的社会网络，所有这一切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有机体中寻求生存和发展，人们培养共情和自制力，直到它们——用埃利亚斯的话说，成为人的第二天性。

在这里使用“有机”一词并非妄言。生物学家约翰·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和厄尔什·绍特马里（Eörs Szathmáry）曾经说过，生命史上进化变迁的动态过程与“文明的进程”相似。这几个大变迁就是基因、染色体、微生物、有核细胞、有机生物、有性生殖生物和动物各个群落的相继出现。 在每一次变迁中，具有自利和合作两种能力的个体，在它们能够生成一个更大单元的时候，都趋向合作。它们有分工，有利益互换，并发展出保护机制以防止某个成员剥夺其他成员而伤及整体。记者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在《非零》（ Nonzero ）一书中勾勒出了一条类似的弧线，即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场正和博弈。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会详细地回顾与暴力减少有关的各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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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进程”理论作为一个科学假说经受住了最严格的检验：它给出的惊人预测被证实了。1939年，埃利亚斯没有任何凶杀统计数据，他从历史叙事和古老的礼仪手册中学习。格尔、艾斯纳、科伯恩及其他人用图表展示了凶杀率的下降，这让犯罪学家大吃一惊，而埃利亚斯是唯一一个用理论预测了这一趋势的人。那么，根据近几十年我们对暴力的了解，埃利亚斯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是成立的呢？

埃利亚斯的祖国德国在“二战”中的非文明行径，使他本人备受困扰，他颇费周折地在自己的理论框架内解释“非文明进程”。 他讨论了德国历史上反复无常的统一和分裂，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中央权威的合法性缺乏信任。根据他的记录，德国精英顽固地以军国主义文化为荣，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打破了国家对暴力机器的垄断，其结果是对外来群体特别是犹太人的同情心萎缩。如果说他的这些分析挽救了他的理论，实在有些勉强，他也许根本不应该做这些尝试。纳粹时期的恐怖不同于领主之间的烽火狼烟，更不同于市民在餐桌旁互捅几刀，其规模、性质和起因都完全不同。事实上，在纳粹时期，德国一对一的凶杀率一直在下降（见图3-19） 。在第8章，我们会看到，即使在文明社会，道德感的区隔化（或小团体化）、信仰和法制在人口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分布，也会将人们引向意识形态驱动的战争和种族灭绝。

艾斯纳指出了“文明的进程”理论的另一个问题：暴力的减少和集权国家的兴起并不总是同步的。 比利时和荷兰是暴力减少的先锋，但是它们从来没有强有力的集权政府。而当瑞典开始进入暴力减少过程时，它的国家权力也没有强化的迹象。相反，意大利诸国一直在暴力减少进程中殿后，但它们却拥有庞大的官僚机构和警察力量。早期的现代君主实行严刑峻法，但在那些最无顾忌地实行酷刑的地区，暴力并没有减少。

许多犯罪学家相信，国家安抚人心的力量不仅来自蛮横的强权，而且来自人民对它的信任。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每一个酒吧、每一间农舍都安插暗探，监视违法行为，那些试图以恐惧为统治工具的是集权独裁，而不是人民以自制和共情共存的文明社会。一个利维坦只有在它的公民感到法律、执法和其他社会规则都具有正当性的时候，才是一个文明社会，公民才不会在国家权力看不见时，就放纵自己最坏的冲动。 这个观点并没有反驳埃利亚斯的理论，但它增加了一个转折。法治的确立结束了封建领主之间的血腥残杀，但要将暴力进一步减少到欧洲各国现有的水平，还需要一个更加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相当数量的人接受了加诸他们头上的法治。自由意志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对利维坦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当社区自主其事的时候，他们通常能发展出一套合作规范，在没有法律、警察、法庭和其他政府冗员的情况下，自己非暴力地解决内部的争端。在《白鲸》一书中，伊什梅尔解释了美国捕鲸者在远离法治几千英里之外，是如何处理鲸鱼猎获纠纷的。一艘捕鲸船的人打伤或打死了一头鲸鱼，而另一艘捕鲸船的人却认为那是他们的猎获：

因此，如果没有一些成文的或者不成文的、普遍的、没有争议的法律来处理所有这些案件，渔民之间经常发生最令人烦恼和最暴力的纠纷。

……虽然没有其他国家（荷兰除外）有过成文的捕鲸法，美国渔民在这件事情上成了自己的立法者和律师……它们也许被刻在具有安妮女王头像的硬币上，也许被刻在鱼叉的倒钩上，或者是在一条项链上，寥寥几字，言简意赅：

1.系住之鲸归系者。

2.未系之鲸，人皆可争之，先系者得。

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渔民、农民和牧民中都有这一类非正式的规则。 在《无须法律的秩序：邻人如何解决纠纷》（ Order Without Law : How Neighbors Settle Disputes ）一书中，法学家罗伯特·埃里克森（Robert El lickson）研究了现代美国版本的古代牧民和农民之间的冲突（经常是暴力冲突）。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沙斯塔县（Shasta County），传统的牧场主是牛仔，在开阔的草场上放养牛群，而现代牧场主则在有灌溉、有围栏的牧场中养牛。两种牧场主和种植干草、苜蓿和其他谷物的农场主共处。离群的牛会不时拱翻围栏，吃掉庄稼，弄脏溪流，在公路上游荡，被汽车撞倒。该县将牧场分为两类，一类是“开放牧场”。在开放牧场中，牛主人无须对这一类意外损害承担法律责任；另一类是“封闭牧场”。在封闭牧场中，牛的主人对牛造成的一切损失负有全责，无论他是疏忽大意还是有其他原因。埃里克森发现，财产受到牛只伤害的人都不愿意求助司法系统裁决损失和赔偿。事实上，大部分居民——牧场主、农场主、保险公司的调停人，甚至律师和法官，都坚信为此等纠纷动用法律是绝对错误的。居民通过寥寥数项隐性规范即可和睦相处。牛的主人对牛造成的损失始终负有全责，无论牧场是开放的还是封闭的，但是，如果损失微小，或者是偶发的，受损财产的主人应该“不予计较”。人们心里大致都有一本账，记着人欠我欠，而偿还往往不是货币形式的。（比如，一个牧场主的牛损坏了另一个牧场主的栅栏，他之后可以给后者免费看护走失了的牛。）对于赖账和违约的惩罚主要是闲言碎语，间或会有私下的威胁，或者轻微的破坏行动。我会在第9章分析这些规范背后的道德心理，它属于公平对等概念的范畴。

隐性规范非常重要，但它不能取代政府。沙斯塔县的牧场主不会因为牛撞倒了栅栏而求助政府，但他们知道，他们生活在公权的庇荫之下，一旦他们的非正式制裁失效，或者发生更严重的纠纷，比如打架、杀人或者争抢妇女，公权会立即介入。我们将会看到，他们目前能够如此和平共处本身，就是一个地方性“文明的进程”的传奇。19世纪5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牧场主的年均凶杀率是10万分之45，这相当于中世纪欧洲的水平。

我认为，“文明的进程”理论能够对当代暴力减少给出大部分解释，不仅仅是因为它预测了欧洲凶杀率的大幅度下降，也是因为它准确地预测了当代那些未能实现欧洲所享有的低凶杀率（年均10万分之1）的地区和时间。在这些例外中，有两个地带是文明的进程从未完全渗透的：社会经济规模较低的阶层以及地球上人迹罕至或不适宜居住的地区。其中两个地区的文明进程发生了逆转，即发展中国家和20世纪60年代。下面我们依次展开分析。 1cfowseBeHpc2griItl16/gH7mFgxQkTJ1WHrqf+UY1GlTS2GwLF/vaV0SSlJkv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