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凶杀率的下降

凶杀率在下降——在我们对这一非凡的发展进行解释之前，首先要确保它是真实的。格尔的图表发表后，几位犯罪历史学家对凶杀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犯罪学家曼纽尔·艾斯纳（Manuel Eisner）对英国几个世纪以来的凶杀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估计，他使用的材料包括尸检官的验尸报告、法庭案例和地方档案。 在图3-2中，每一个灰点是对某个城镇或管辖区的凶杀统计，同上，图表使用对数尺度。从19世纪起，英国政府就保有完整的年度凶杀案记录，它们在图中用灰线表示。另外一位历史学家J.S.科伯恩（J.S.Cockburn）整理了1560—1985年肯特郡的连续数据。艾斯纳将这些数据与他自己的数据重叠在一起，即图中的黑线。

我们再次清楚地看到凶杀率的下降，而且不是一星半点：凶杀率从中世纪的10万分之4~100，下降到20世纪50年代的10万分之0.8。从数据的时间上看，中世纪的高凶杀率不能归咎于1350年左右随黑死病而来的社会动荡，因为我们还有黑死病时期之前的大量数据。

艾斯纳对数据的可信性进行了全盘考量。之所以使用凶杀这种选择性的犯罪来量度暴力，是因为不论文化差异多么大，不论人们如何定义犯罪，一具尸体都是无法被掩盖的罪行，而且总是能吊起人们探究根底的好奇心。与抢劫、强奸和攻击相比，凶杀案的记录是更可靠的暴力指标，虽然其他犯罪通常（虽非永远）与凶杀存在相关性。

我们当然想知道不同时代的人对这些杀戮有怎样的反应。他们是否和我们今天一样，对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区别裁断，他们是起诉还是听之任之？过去的凶杀率和强奸率、抢劫率和攻击率之间是什么关系？他们是否抢救暴力的受害者，以防止他们由受伤变为被杀？

幸好，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艾斯纳引用的研究表明，将几个世纪之前的凶杀案交给今天的人来判断是不是故意伤害，今天的结论通常和当时的结论一样。他的研究还显示，在大部分时期，凶杀率和其他暴力犯罪率相关。他指出，法医学或刑事司法体系的任何历史性进步都必然会低估凶杀案的减少，因为与几个世纪前相比，今天被抓获、起诉和定罪的杀人犯比例更高。在救生医疗方面，20世纪之前，江湖郎中治死的病人和救活的病人一样多；1300—1900年，医疗救生的成功率越来越高。 在任何情况下，如果社会科学研究的仅仅是1/4或者1/2的变化，而不是10倍和50倍的变化，采样噪音就会带来很大的干扰。

英国人之间的凶杀逐渐减少，这在欧洲人中是否属于特立独行呢？艾斯纳研究了其他西欧国家的情况，犯罪学家为这些国家收集了杀人数据。图3-3显示，西欧各国的情况相当接近。虽然斯堪的纳维亚人拖延了几个世纪才想明白犯不上互相残杀，而意大利人直到19世纪还不曾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但到20世纪，所有西欧国家的凶杀率都降至每年10万分之1左右，各国相差无几。

为了更好地看清欧洲暴力的减少，我们来比较一下第2章中提到的非国家形态社会的凶杀率。在图3-4中，为了将非国家形态社会的数据纳入表格，我延长了纵轴线，将对数尺度上的量级增加到1000。与未被平靖的非国家形态社会和因纽特人相比，中世纪后期西欧的暴力要和缓得多，与定居的觅食部落，比如舍迈人和布须曼人在一个水平上。而从14世纪起，欧洲的凶杀率稳步下降，直到20世纪最后30年才出现了一个小反弹。

虽然欧洲总体上凶杀数量越来越少，但某些凶杀模式一直维持不变。 约92%的非杀婴类凶杀案的凶手是男性，年龄集中在20多岁。直到20世纪60年代凶杀率有所回升之前，城市总体上比乡村更安全。凶杀的其他模式则发生了变化，以前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的凶杀率基本接近，但凶杀率开始下降后，上层社会凶杀数量的下降幅度要比下层社会大得多。我们后面再回头探究这个现象。

另一个历史性的变化是，与杀害孩子、父母、配偶和手足的案件相比，无亲缘关系的男子之间的凶杀案减少了。这在凶杀统计学中是一个很常见的模式，有时也被称为“维寇法则”（Verkko's Law）：与涉及女性和亲族的家庭暴力相比，男人之间的凶杀率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会有很大的波动。 马丁·戴利（Martin Daly）和马戈·威尔逊（Margo Wilson）的解释是，家庭成员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基本相同，因为这种根深蒂固的利益冲突源自亲缘成员之间基因重叠的模式——遗传的相似性。相反，非亲缘男性之间的暴力是获得性的，它受争夺支配权或优势的刺激，对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非常敏感。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一个男人需要多少暴力才能在等级排序中保持自己的地位，要看他如何评估其他人的暴力程度，这可能导致暴力急速螺旋上升的恶性循环，也可能导致暴力螺旋下降的良性循环。我将在第7章中讨论亲缘心理的细节，并在第8章中讨论支配权问题。 1cfowseBeHpc2griItl16/gH7mFgxQkTJ1WHrqf+UY1GlTS2GwLF/vaV0SSlJkv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