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文明的进程

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是通过排斥本能才得以确立的，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自从我开始用餐具吃饭，就一直为餐桌礼仪挣扎烦恼；礼仪规定，不能用餐刀将食物送到叉子上。当食物的体积足够大时，我把叉子插到食物下面，肯定能盛住一块什么，这点儿机灵劲儿我还是有的。但是我的小脑确实不够发达，对付不了那些精切细斩的小碎块，还有那些滚圆溜滑的小豆粒，它们总是在叉子的尖齿前躲闪翻滚。我只好在盘子里追逐它们，绝望地寻找一个小沟或者一个小坎，让我的叉子能够借上一点儿力，并祈望它们不要突然飞蹦起来，最后趴在桌布上大喘气。偶尔，我会趁用餐同伴不注意，在她看见我的鲁莽举动之前，赶紧用餐刀堵住这些小颗粒、小豆粒的逃路。餐刀是用来切割食物的，除此之外做任何用途都是没有教养，让人无法容忍，我必须竭尽全力，避免这种羞耻和失态。阿基米德宣称：“给我一个支点和一根足够长的杠杆，我就能撬动地球。”但是，如果他知道什么是进餐礼仪，他甚至不可以用餐刀将青豆推到叉子上！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曾追问过为什么会有这种毫无意义的禁忌。我问：“以一种有效而且完全卫生的方式使用刀子和叉子，有那么可怕吗？我又不是要用手指头抓土豆泥吃。”“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所有的孩子都会得到这样的答案，这就无法再争论下去了。对这些莫名其妙的礼仪规则，我暗自恼火了几十年。突然，就在我为此书进行课题研究的某一天，我豁然开朗，谜团解开了，从此不再为刀叉礼仪而纠结。我的顿悟受惠于一位你也许尚未听说过的大思想家诺贝特·埃利亚斯。

埃利亚斯生于德国的布雷斯劳市（现在波兰的弗罗茨瓦夫市），从事社会学和科学史的研究。 1933年，因为是犹太人，他逃离了德国；1940年，因为是德国人，他被关进英国的一个集中营；他的父母均在纳粹集中营遇害。在这些灾难之上，纳粹还要在他的生命里留下一笔重彩，他的巨著《文明的进程》于1939年在德国出版。在当时的环境中，这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埃利亚斯从一所大学流浪到另一所大学，大多数时间是在夜校授课。为了谋生，他还取得了心理治疗师的资格。最后他终于在兰开斯特大学安顿下来，从事教学工作，直至1962年退休。1969年，《文明的进程》英文版出版。他不再默默无闻，但是要到他生命的最后10年，当人们终于恍悟到他书中的重大发现时，他的地位才得到真正的承认。他的发现不是关于餐桌礼仪背后的理性，而是关于凶杀的历史。

1981年，政治学家泰德·罗伯特·格尔（Ted Robert Gurr）利用法庭和郡政府的记录，估算了英国历史上不同时代的凶杀率，得出30个估计数，与伦敦现在的记录一起，绘制成图表。 我在图3-1中复制了这组数据，计算死亡率的方法和第2章中所使用的方法一样，即每年每10万人中的凶杀数。我必须使用对数尺度，因为凶杀率的下降几乎是一条陡峭的直线。图表显示，从13世纪到20世纪，英国各地的凶杀率降至原来的1/10、1/50，在有些地区甚至是1%。比如，14世纪牛津的凶杀率是每年10万分之110，而20世纪中叶伦敦的凶杀率是每年不到10万分之1。

几乎每一个见到此图的人都深感惊讶（包括我自己——我在序言中已经提到，这张图就是一粒种子，生根发芽，本书是它结出的果实）。这一发现颠覆了人们的一个成见，即过去的世界是一派田园牧歌，今天的世界则满目腐败堕落。当我通过网络问卷调查人们对暴力的看法时，人们猜测20世纪英国的暴力水平比14世纪英国的暴力水平高14%。而事实是，20世纪英国的暴力水平比14世纪英国的暴力水平低95%。

本章要讨论的是欧洲从中世纪到现在凶杀率的下降，以及它在其他时间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正例与反例。本章的题目借用了埃利亚斯的书名，因为他是唯一一位用理论解释这一现象的大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