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态社会和非国家形态社会的暴力水平

对非国家形态社会中暴力的描述，固然消除了认为觅食族群的人天生和平这样的成见，但我们仍不知道，与所谓的文明社会相比，他们的暴力水平是更高一些，还是更低一些。现代国家的史册上写满了血腥的屠杀和战争暴行，除了在各个大陆都有针对原住民的暴力，他们自己之间的战争死亡人数也已经以千万计。只有通过数字，我们才能了解文明是增加了暴力还是减少了暴力。

当然，从绝对数上看，文明社会所造成的破坏力是无与伦比的。但我们是应该看绝对数还是看占人口比重的相对数呢？这个选择把我们带进了一个道德不可计量的困境，杀死100个人的50%和杀死10亿人的1%，到底哪个更糟糕。一种观点认为，一个被酷刑折磨或被杀死的人所承受的苦难程度，与有多少其他人遭受同样的命运无关，所以我们的同情和分析的重点应该放在这些苦难的总量上。但另一种观点认为，因为活着就意味着有夭折或惨死的可能性，可能死于暴力、意外或者疾病，所以，在给定的时间和地点，享有完整生命的人数，可以作为道德良好的量度；相反，暴力死亡的人数可以衡量道德如何败坏。这一观点也可以用一个问句来表述：“如果我是生活在某个特定时代的人，我成为暴力受害者的可能性有多大？”根据这种观点推论，无论是用暴力死亡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还是计算个人的风险，结论都是，要比较横贯各个社会的暴力危害，应该关注暴力行为的发生率，而不是数量。

那么，如果将国家的出现作为分界线，将狩猎-采集、狩猎-栽种以及其他部落民（不分时代）放在分界线的一边，国家形态社会中的定居民（同样不分年代）放在分界线的另一边，我们会看到什么？最近有几位学者从人类学和历史学文献中搜罗了他们能找到的每一份来自非国家形态社会的尸体统计资料，结果估摸出两个数字。一个数字得自对特定人群进行长期研究的民族志学者的人口统计数据，包括死亡统计。 另一个数字来自法医考古学家，他们用挖掘罪证的眼光对墓地和博物馆的藏品进行了检查。

我们有可能确定一个在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丧命的受害者的死亡原因吗？一些史前人类的遗骨上带着暴力伤害的铁证——骨头上嵌着石器时代的镖头或箭头，比如前面提到过的肯纳威克人和冰人奥茨。其他间接的证据也是确凿无疑的。今天的考古学家可以通过检查史前人类的骨骸，以确定他们曾经受到来自他人的武力损伤。伤痕可以包括受击破裂的头盖骨、石器在头骨和肢体骨骼上留下的切口，以及尺骨的招架骨折（当一个人面对攻击抬起手臂防卫时会遭受的骨折）。有几种方式可以从骨伤痕上鉴定是受害者活着的时候遭受的创伤，还是受害者遗骨暴露后所受的损伤。活人的骨骼受创破碎时像玻璃破碎，断茬锋利，而死人的骨头破碎时像粉笔，边缘呈平滑的直角。如果在一根骨头上，破碎面的风化模式与完好面不同，那就说明它可能是在周围的皮肉烂掉之后才破碎的。周围遗留物也可作为鉴定犯罪的证据，包括战壕、盾牌、攻击性武器（比如在捕猎中毫无用途的战斧），还有洞穴墙壁上描绘的人类战争的场景（有些洞穴画有超过6000年前的古老历史）。即使汇总所有这些证据，考古学的死亡统计仍然是低估数，因为有些死亡原因，比如毒箭、伤口腐烂、内脏和动脉破裂，在受害者的遗骨上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研究人员将暴力死亡的原始数据汇总之后，可以用两种方式计算死亡率。第一，计算所有暴力死亡的百分比。这一比率可以回答的问题是：“与寿终正寝相比，一个人有多大的机会死于另一个人之手？”图2-2中有三个非国家形态社会的统计数据，即来自史前考古遗址、狩猎-采集群体、狩猎-栽种和其他部落的遗骸，还有就是国家形态社会的统计数据。让我们看看这些数据。

最上面的一组数字是在史前考古遗址内挖掘出的人类遗骸所显示的暴力死亡。 这些遗骸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的狩猎-采集和狩猎-栽种部落，年代从公元前14000年到公元1770年。这些个案或者发生在国家出现之前，或者发生在那些未与任何国家有过持续接触的非国家形态社会。这些遗址发现的暴力死亡率的范围是0~60%，平均暴力死亡率是15%。

接下来的一组数据是8个当代或近代以原始方式生活的狩猎-采集群体的暴力死亡。 这些数据来自美洲、菲律宾和澳大利亚。这一样本组的平均战争死亡率与上面的样本组相差无几：14%，区间是4%~30%。

在第三组数据中，我将前国家形态社会中的狩猎、采集和栽种的混合状态归总。这些数据主要来自新几内亚或者亚马孙热带雨林，平均暴力死亡率为24.5%，其中还有欧洲最后的一个部落社会门的内哥罗人，它的暴力死亡率正好接近这一组的平均数。

最后一组是国家形态社会的暴力死亡数据。 最早的数据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前的墨西哥帝国和城市的暴力死亡率，5%的人被其他人杀死。那里无疑充满危险，但其暴力死亡也只是前国家形态社会的1/3至1/5。当进入现代国家形态社会，我们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政治单元、几千年的历史和许多亚种的暴力形式——战争、凶杀、屠杀等等，所以很难给出单一的“准确估算”。为了尽量公允地进行比较，我们可以选择那些最暴戾的国家和时代的数据，再加上对当今世界暴力情况的估算。我们在第5章中会看到，在过去500年欧洲史中，最暴力的时期莫过于17世纪，即血腥的“宗教战争”时期，以及进行了两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历史学家昆西·赖特（Quincy Wright）估计17世纪的战争死亡率是2%,20世纪前50年的战争死亡率是3%。 如果将20世纪最后40年也计算在内，战争死亡率将会更低。有人估算，包括美国（其他）战争的死亡，整个20世纪的战争死亡率低于1%。

最近，通过发布两个定量数据集，战争研究变得更加精确，我将在第5章对此进行解释。这些研究有保留地给出了20世纪的战争死亡人数——约4000万。 如果考虑到20世纪有60亿的死亡总数，忽略某些人口统计上的细节，我们可以估算20世纪的战争死亡率约为世界总人口的0.7%。 即使我们将战争的间接死亡，比如战争导致的饥荒和疾病的死亡估算为直接死亡的3至4倍，也无法弥合国家形态社会和非国家形态社会在暴力死亡率上的差距。如果再加上种族灭绝、政治清洗和其他人为的灾难，结果会如何呢？我们在第1章中提到的暴力学家马修·怀特估计，所有可归咎于这些人为因素的死亡总数是1.8亿人左右，但这也仅仅将20世纪的暴力死亡提升了3%。

现在，让我们回到当今世界。根据最新的《美国统计摘要》（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5年美国人口死亡数为2448017。2005年也是美国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武装冲突后最糟心的一年，阵亡人数创下近10年新高。两场战争共造成945名美国人死亡，占当年美国总死亡人数的0.04%（万分之四）。 即使我们算上18124个国内凶杀死亡，暴力死亡率也只有0.8%，也就是8‰。其他西方国家的暴力死亡率比美国更低。至于全世界的暴力死亡率，《人类安全报告》（ 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 ）计算的数字是政治动荡（战争、恐怖袭击、种族灭绝，以及军阀和地方武装制造的杀戮）直接导致的暴力死亡为17400例，死亡率为0.03 %（万分之三）。 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仅仅计算了那些有直接证据的战争死亡，但如果我们从宽计算没有文献记录的战争死亡和饥荒疾病导致的间接死亡，将其按照有记录的战争死亡的20倍来计算，暴力死亡率还是低于1%。

图2-2上最大的断裂，是无政府群体和部落与有政府的国家之间的差别。不过，我们比较的根据都是来自考古挖掘、民族志内的数字和当代的估算，有一些甚至就是废纸便笺上潦草的记录。是否有一种方法能够对狩猎-采集群体和定居文明社会的两组数据集进行并列比较，人民、年代和方法都更有可比性？经济学家理查德·斯特克尔（Richard Steckel）和约翰·瓦利斯（John Wallis）对900具美洲原住民遗骸的数据进行了研究，这些遗骸的来源地覆盖了从加拿大南方直到南美洲的广袤地区，死亡日期均在哥伦布抵达美洲大陆之前。 他们将遗骸按照狩猎-采集群体和城市居民两类分组，后者属于安第斯文明和中美洲文明，比如印加人、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在狩猎-采集群体的遗骸中，带有暴力伤害印记的占13.4%，这个数字接近图2-2中的狩猎-采集群体。城市居民的遗骸上有同样印记的只有2.7%，这个数字接近图2-2中20世纪之前的国家形态社会。所以，假定其他因素不变，我们发现，生活在文明社会的人成为暴力受害者的可能性会下降至原来的1/5。

现在再看看对暴力进行量化的第二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中，谋杀率是用活人的比例来计算，而不是用死人的比例来计算的。这一统计方式对于以坟场荒冢为依据的数据比较困难，但对于大部分其他数据来源却比较容易，因为它只需要知道死亡人数和人口规模，而不需要其他来源的死亡累计。每年每10万人中的凶杀数是一个衡量谋杀率的标准，本书将一直使用这一尺度来衡量暴力。要了解这些数字的意义，我们以人类历史上最安全的地方——刚刚进入21世纪的西欧为例。在那里，居民区每年的凶杀率是10万分之1。 即使在最温文尔雅的社会，偶尔也会有年轻人在酒吧斗殴中失去控制，也会有老太太在亲夫的茶水里搅上些砒霜，所以这个暴力死亡数字可以说是低得不能再低了。在现代西方社会，美国属于最危险的国家。在情况最糟糕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的凶杀率是10万分之10。在暴力严重的城市，比如底特律，凶杀率高达10万分之45。 当一个社会的凶杀率高到这个水平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会感觉到危险的存在，而当凶杀率达到10万分之100，个人生活都会受到这一危险环境的影响：假定你有100个亲戚、朋友和熟人，那么在10年的时间内，其中会有一人遇害。如果凶杀率飙升至10万分之1000，即1%，那么每年你都会失去一个认识的人，而你自己也随时有可能被谋杀。

图2-3是27个非国家形态社会（包括狩猎-采集和狩猎-栽种）和9个国家形态社会的战争死亡率。非国家形态社会年均战争死亡率是10万分之524，大约0.5%。在国家形态社会中，墨西哥中部的阿兹特克帝国经常处于战争状态，战争死亡率大约是0.25%。 在阿兹特克帝国之下，是在不同世纪经历过严酷战争的国家。19世纪的法国经历了大革命、拿破仑战争和普法战争，平均每年的人员损失是10万分之70。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让无数生灵涂炭，德国、日本、俄国/苏联的军队遭到重创，此外还有各种内战和其他军事冲突。德国、日本、俄国/苏联的年均战争死亡率分别是10万分之144、10万分之27和10万分之135。 20世纪，美国成了臭名昭著的战争贩子，参加了两场世界大战，还有菲律宾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但美国每年为此丧失的生命甚至比20世纪的其他军事大国还要少，仅为约10万分之3.7。 即使我们算上20世纪世界其他各地所有的组织型暴力——战争、种族灭绝、大清洗和人为的饥荒，年均死亡率也只有10万分之60。 2005年，图表上代表美国和全世界的暴力死亡率的横线极短，短到完全看不见了。

所以，根据这一计算方式，国家形态社会的暴力程度比传统的群体和部落形态的社会要低得多。即使在战祸最深重的年代，现代西方国家的死亡率也不到非国家形态社会平均死亡率的约1/4，而与最暴戾的非国家形态社会相比，不足其1/10。

* * *

虽然觅食族群之间常有战争，但这并不普遍。我们不能认为，如果人性中的暴戾倾向发生弱化，是对外部条件的战略性反应，而不是对人内在诉求的释放性反应。据两项民族志学的调查，65%~70%的狩猎-采集群体至少每两年会经历一场战争，一代人中至少经历过一次战争的达90%，而所有人都有对过去战争的文化记忆。 这说明，狩猎-采集群体经常发生冲突，但却能够长期避免战争。图2-3展示的两个部落——安达曼人和舍迈人均有很低的战争死亡率，但是这两个部落都有着饶有意味的故事。

印度洋上的安达曼人年均暴力死亡率的记录是10万分之20，大大低于非国家形态社会的平均水平（10万分之500），但他们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勇猛的狩猎-采集群体。2004年，印度洋发生大地震和海啸，人道救援团体的直升机飞过他们的岛屿时，遭遇雨点般的箭与镖的攻击。救援人员当即松了一口气，他们知道，这说明安达曼人没有被灭绝。两年后，两个印度渔民醉入酣梦，他们的渔船漂流到安达曼人的一个小岛岸边。两人当即被杀，直升机被派去打捞尸体，也遭遇了一阵箭雨。

当然，在狩猎-采集和狩猎-栽种群体中，也有像舍迈人那样从来没有卷入任何旷日持久的、集团性的、算得上战争的杀戮行为。“和平派人类学家”对他们进行了大量研究，认为他们可能是人类进化史上的常态，只有那些更晚近、更富有的栽种社会和游牧社会才会卷入有组织的暴力行动。这一假说与本章没有直接关系，本章的目的是要对那些生活在非国家形态社会的人民和生活在国家形态社会的人民进行比较，而不是对狩猎-采集者与其他人进行比较。但是，我还是有理由怀疑这种认为狩猎-采集群体纯洁无瑕的假设。图2-3显示，在这些社会中，战争死亡率虽然低于栽种社会和部落社会，但暴力水平基本上相差不大。如前所述，我们今天观察到的狩猎-采集群体，可能并没有历史代表性。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些群体，都散落在荒漠或冰原这些不毛之地。他们之所以生活在那里，也许正是因为他们能够保持低调，并在面临冲突时情愿用脚投票。正如范·德尔·登嫩的评论所说，“当代‘和平的’觅食者……是这样彻底解决问题，过上和平生活的，他们或者与世隔绝，断绝了和其他人的联络，或者四处逃匿，或者受到暴虐不得不臣服，在惨败中不得不接受驯化，被武力威胁不得不成为顺民”。 比如，生活在卡拉哈里沙漠里的布须曼人，在20世纪60年代被誉为狩猎-采集和谐社会的典范，而事实上，他们在20世纪初与欧洲殖民者、他们的邻居班图人开战，自己内部也彼此开战，包括几次倾巢出动的大屠杀。

对这几个小社会的低战争死亡率，人们很可能会产生误解。虽然这些人能够避免战争，但是还会有谋杀，他们的凶杀率和现代国家形态社会是可以一比高低的。在图2-4中，我以比图2-3大15倍的比例进行了绘制。左侧是一组非国家形态社会的数据，让我们先看最靠右的灰柱。舍迈人是从事狩猎和栽种的部落，有一本书是《舍迈人：马来亚的非暴力人民》（ The Semail : A Norvident People of Malaya ），据说他们会尽一切可能避免使用暴力。不过，舍迈人的凶杀案不算多，但舍迈人的人口也不多。人类学家布鲁斯·瑙佛特（Bruce Knauft）做过计算，他发现舍迈人的凶杀率是每年10万分之30，这与美国最臭名昭著的犯罪城市的凶杀率接近，而且是美国全国凶杀率（取最糟糕的那10年的平均数字）的3倍。 同样的长除法也摧毁了所谓布须曼人爱好和平的声誉，有一本关于布须曼人的书是《毫无恶意的人民》（ The Harmless People ），而北极圈中部的因纽特人则是另一本书《从不发怒》（ Never in Anger ）的灵感之源。 不仅这些毫无恶意的、非暴力的、不会发怒的人民互相谋杀，谋杀率甚至远远高于美国和欧洲国家，而且，当布须曼人被博茨瓦纳政府接管之后，他们的谋杀率下降到原来的1/3，这正好应验了利维坦理论的预言。

政府管制下凶杀减少的事实过于明确无误，以至于人类学家对此所做的记录很少辅以数据。史书中记载了各式各样的“和平时代”——“古罗马治下的和平”，还有“伊斯兰治下的和平”“西班牙治下的和平”“奥斯曼治下的和平”“中国治下的和平”“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新几内亚的“澳大利亚治下的和平”，太平洋西北部的“加拿大治下的和平”和南非的“比勒脱尼亚治下的和平”。它们都是指在一个有效政府的管制下，疆域内的抢劫、武斗和战争出现减少。 虽然帝国统治本身可以是非常残酷的，但确实在所征服的地盘上控制住了地方性的暴力。“平靖进程”是一个如此普遍、无所不在的现象，人类学家通常对它视而不见，将其当作方法论上的一个干扰噪声。毫无疑问，那些原住民受到政府管辖后，相互之间的争斗减少了，因此被排除在暴力研究之外。原住民自己也感受到了平靖的效果。生活在新几内亚的一个奥亚那人这样解释“澳大利亚治下的和平”：“政府来了以后，生活好过多了，因为一个人可以安心踏实地吃饭了，无须时刻警惕别人的袭击，早上可以放心地出门撒尿了，不用担心中箭丧命。”

人类学家卡伦·埃里克森（Karen Ericksen）和希瑟·霍顿（Heather Horton）对政府出现后流血复仇减少的情况进行了定量研究。在一项对192个传统研究所做的调查中，他们发现，在殖民者或国家政府管治之前的觅食族群中，经常发生一对一的复仇，而在部落社会，家族对家族流血仇杀也是常事，在那些强调男人荣誉的文化中尤为严重。 相反，在中央政府管治的社会或者因有其他传统资源而对社会稳定要求较高的社会中，人们经常接受法庭和法院的裁决。

当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欧洲人的殖民统治之后，随之而来的通常是战乱。而现代武器、有组织的军事力量和反抗部落长老追求自由的年青一代，给战乱火上浇油。 这是20世纪下半叶最有讽刺意味的悲剧现象之一。我们在下一章中会看到，这一发展是历史性暴力减少的一股逆流，但它表明利维坦在推进暴力减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uMoeBbhHTNanNrtPN++k3j9ZApMKLBCYO7e+Hts6AuOOyhQPW+8AI7SW5jXMQp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