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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暴力史的追溯能走多远？人类进化谱系上的灵长类祖先早已绝迹，但它们至少给我们留下了一种证据，证明它们可能是什么样子，那就是它们的其他后代——黑猩猩。当然，我们人类不是从黑猩猩进化而来的。而且，黑猩猩是否保留了我们共同祖先的特质，或者早已是一个独特的黑猩猩偏支，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无论答案如何，与我们有共同特质的黑猩猩都是我们的教材，它展示了在灵长类身上暴力行为的演化过程。我们可以以此来测试一个演化预设，即暴力倾向不是水压释放式的，而是策略性的，只有在潜在收益高、风险低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黑猩猩的群体一般最多为150只，有自己的领地。黑猩猩的食物包括水果和干果，这些果实不均匀地散布在森林之中。觅食时，黑猩猩时分时合结成小组，从单独1只到15只不等。如果在领地的边界地带，一个群体的黑猩猩遭遇来自另一个群体的黑猩猩，双方的互动永远是对抗性的。如果两个群体的黑猩猩势均力敌，这场边界纠纷将是一场喧嚣的噪声战，双方尖叫、低吼、摇动树枝、向对方扔东西，相互攻击约半小时左右，直到一方，通常是数量较少的一方逃遁。
这种典型的炫耀实力的战斗，在动物中非常常见。人们一度认为这只是为了物种自身利益不流血而解决争端的仪式，现在人们对此的理解是，这是武力和决心的宣示。既然战斗的输赢结果显而易见，而战斗的过程会给双方都造成伤害，一番吵闹之后，弱势的一方就应该让步了。如果双方势均力敌，炫耀武力就有可能让冲突升级，引发恶斗，其中一方，甚至双方，都有可能受伤或丧命。
在黑猩猩群体之间的冲突不会升级为血腥恶斗，因此人类学家一度认为它们是本性和平的物种。
珍·古道尔（Jane Goodall）是第一个在野外对黑猩猩从事长期观察的灵长类动物学家，她得出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当一群雄性黑猩猩遭遇只数很少的，或者单只的来自其他群体的黑猩猩时，它们既不发出叫声也不吹毛瞪眼，而是立即利用数量优势采取行动。如果这个陌生者是处于发情期的青春期雌性，它们可能会为她梳理毛发，并尝试与之交配。如果她带着自己的幼崽，它们就会攻击她，杀死并吃掉幼崽。而如果它们遭遇单只的雄性黑猩猩，或者能够从一小群中孤立出一只黑猩猩，它们会对其施以野性的残杀。进攻方的两只黑猩猩按住受害者，其他黑猩猩则开始打它，咬掉它的脚趾和生殖器，撕碎它的身体，扭断它的四肢，喝它的血，或者掐断它的气管。在一个群落里，黑猩猩一个接一个地杀害了邻近群落中所有的雄性黑猩猩。在人类看来，这样的行为就是种族灭绝。黑猩猩之间的这种攻击大多不是偶发的遭遇战，而是边界巡逻的结果。在巡逻中，一群的雄性黑猩猩会悄无声息地寻找并锁定单只雄性黑猩猩。社群内部也会发生残杀。一群雄性黑猩猩可能会杀死一个竞争对手，而一只强壮的雌性黑猩猩也会在一只雄性或一只雌性同伙的协助下，杀死另一只处于弱势的雌性黑猩猩的后代。
当珍·古道尔第一次对这些杀戮做出描述时，其他科学家怀疑，这些被观察的黑猩猩是否受到了惊吓，或是患病，或者因为灵长类动物学家为了方便观察，给黑猩猩喂食了人类自己的加工食品。30年之后，已经没有人再怀疑，这些致命性侵犯属于黑猩猩的常规行为。灵长类动物学家已经观察到或推断出近50起社群之间的杀戮，还有至少25起社群内部的杀戮。这些报告涵盖至少9个社群，其中一个从未被人投食喂养过。在某些社群，超过1/3的雄性死于暴力。
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否适用于黑猩猩？灵长类动物学家，曾经是古道尔的学生的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收集了有关黑猩猩的种群学和生态学的大量数据，对几种假说进行了测试。
他记录了一大一小两个达尔文自然选择优势。一旦黑猩猩消灭雄性对手及其后代，它们或者立即迁入对手的家园，扩张自己的领地，或者依仗自己越来越强的数量优势继续进攻，连战连胜。这样，它们为自己、自己的后代和与自己交配的雌性，垄断了领地内的食物资源，其结果就是雌性黑猩猩的生育率上升。强势社群有时也吸纳消亡社群的雌性黑猩猩，给雄性带来第二次繁殖优势。黑猩猩并不是直接为获取食物和雌性配偶而打斗。它们关心的仅仅是统治自己的领地和在对自身风险最小的前提下消灭对手。进化的收益是间接的，而且非常漫长。
至于风险，黑猩猩降低风险的方法就是欺负弱小，它们只在数量占据优势时开战，通常至少要有3比1的优势。因为果树是散布在森林中的，黑猩猩的觅食方式经常将倒霉的猎物送到它们的手中。有些黑猩猩迫于饥饿，不得不成群结队或独自觅食，有时还会冒险到没有黑猩猩的地方寻找食物。
这些和人类的暴力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它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可以追溯到约600万年前，从那时起，人类的祖先很可能进行过与今天黑猩猩同样的杀戮。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还给世界留下了第三个物种——倭黑猩猩（又名矮黑猩猩或侏儒黑猩猩），它们在200万年前与表兄弟分手，演化为独立的物种。人类与倭黑猩猩和黑猩猩同属近亲，而倭黑猩猩从来不进行致命性攻击。倭黑猩猩和黑猩猩之间的这一差异确实是灵长类动物学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现象之一。倭黑猩猩以温顺、母权制、充满情欲和食草的“嬉皮猩猩”而闻名。它们成为纽约素菜馆的店名，给性学家苏西（Suzy）博士以哲学灵感——“倭黑猩猩之路：通过快乐获得和平”。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莫琳·多德（Maureen Dowd）干脆表示，它们是当今男人的楷模。
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表示，在理论上，人类、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很可能更接近倭黑猩猩，而不是黑猩猩。
据此，男性群体间的暴力在人类演化史上并非根深蒂固。黑猩猩和人类各自发展出致命的攻击行为，而人类的攻击性很可能是特定文化的历史产物，而不是物种演化的结果。那么，如果人类不是天性倾向群体暴力，也就不需要一个利维坦，或者任何其他组织机构来控制人类的暴力。
这种认为人类是从爱好和平的、倭黑猩猩式的始祖演化而来的观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们很容易被“嬉皮猩猩”的故事冲昏头脑。倭黑猩猩是濒临灭绝的稀有物种，数量极少，而且生活在刚果危机四伏、孤立隔绝的原始森林中。我们对倭黑猩猩的大部分知识，都来自对一小群圈养的、食物充足的幼年或青年倭黑猩猩的观察。许多科学家怀疑，如果能够对更年长的、饥肠辘辘的、数量更多也更密集的、活动更自由的倭黑猩猩进行系统的研究，勾勒出的画面也许会相当阴暗。
事实证明，在野外的倭黑猩猩从事狩猎活动，彼此交战，甚至互相伤害，有时也可以是致命的。所以，尽管倭黑猩猩的攻击性不如黑猩猩——它们从不互相袭击，社群之间可以和平相处，但它们也不是绝对和平的。
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问题是，两种猩猩和人类的共同祖先事实上更接近黑猩猩，而不是倭黑猩猩。
倭黑猩猩是一种非常古怪的灵长类动物，它们不仅行为古怪，其解剖学特征也非常奇特。它们有小巧的、孩子般的头颅，体型轻巧，性别差异较小，这些都是幼态化特性。这让它们与黑猩猩和其他类人猿（大猩猩和猩猩），以及人类的始祖南方古猿的化石都非常不同。倭黑猩猩这种与众不同的解剖学特征，说明它们出现幼态持续，即动物调整其成长过程，将幼态保留在成熟体中（比如倭黑猩猩的头颅和大脑）。因此在类人猿家族的族谱上，倭黑猩猩越来越偏离猿猴的属性。幼态持续一般发生在被驯化的物种身上，比如狗是从狼分离而来的，它的筛选过程就是减少动物的攻击性。兰厄姆认为，倭黑猩猩的进化筛选降低了雄性的攻击性，这也许是因为倭黑猩猩成群觅食，不存在易受攻击的独行者，所以群体暴力没有获益的机会。也就是说，倭黑猩猩是猿猴家族的异类，而我们人类则是更接近黑猩猩的动物。
即使黑猩猩和人类各自独立地发展出群体暴力习性，这种巧合本身也含有丰富的信息。这也许说明，致命攻击对智能物种而言是一种进化上的优势，这一物种会分裂成不同大小的群体，有亲缘关系的雄性会结成联盟，而且能够判断彼此的相对实力。本书后面的章节会谈及人类的暴力行为，我们会看到人类和黑猩猩这两条平行线，有时实在是过于接近。
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发现化石，以填补共同祖先和现代人类之间的空白。但是，黑猩猩的祖先没有留下任何化石，原始人类的化石和手工艺品也十分罕见，不足以提供任何攻击性行为的直接证据，比如保留完好的武器或创伤。因为在侵犯性的物种身上发现了剑状的犬齿，一些古人类学家通过测量雄性化石的犬齿，以及雄性犬齿与雌性犬齿之间的差异（因为在实行一夫多妻制的物种中，雄性体型较大，与其他雄性的冲突也更频繁），以寻找其暴力倾向的迹象。
很不幸，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口鼻不同，不论古人类是爱好和平还是富于侵犯性，他们的口腔太小，张合度不够，不允许大型犬齿发挥作用。除非一个物种留下大量完整的骸骨，否则很难可靠地确定它们的性别，也就无法比较雄性和雌性的体型。（出于这些原因，对于认为新近发现的拉密达猿人，这个440万年前的古老物种有可能是人类的始祖，许多人类学家是心存疑问的。拉密达猿人雌雄同体，而且是小犬齿，因此是一夫一妻制，且性情温和。）
最新发现的更丰富的人属（
Homo
）化石显示，至少从200万年前开始，雄性人属的体型就大于雌性，它们的性别差异程度至少和现代人是一样的。这印证了我们的猜测，即男子之间的暴力竞争在进化谱系上有着漫长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