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瓦那后港的海滩上，一条顽固的废船停泊在干船坞中，随着时间流逝慢慢腐蚀。船上的引擎和昂贵的渔具都不见了。船尾还能看清褪色字母印着的船名，“比拉号”。“其他任何人都不可以驾驶‘比拉号’。”玛丽·海明威说。她希望能将这艘船拖出海，在科希玛港沉掉，深深坠入那个“独自在湾流中钓鱼的，已经有八十四天一条鱼也没逮住”的老人受到最后一击的鱼洞里。古巴政府贴的红封条使得这想法无法实现，所以“比拉号”现在只能在加勒比的艳阳下继续朽烂。

哈瓦那十六千米开外的圣弗朗西斯科·德·保拉村里，坐落着海明威长期居住的家外之家。在他称之为方卡西亚（观景农庄）的种植园里，有一座巨大的石灰岩别墅和十三公顷的香蕉树、热带灌木以及休闲花园。这园子看起来和他与妻子1960年离开这里，最后一次回到美国时别无两样。它现在是古巴政府的一间博物馆。一些为“老爹” 管理这个地方的古巴人仍旧在这里生活和工作，打理地面和庞大的别墅，向访客指出“老爹”游泳的池子、写作的大卧室和他常坐在其间工作的高高白塔，从那儿刚好可以眺望整个哈瓦那城区。

我这辈人中的哪一个不曾被作家海明威触动，哪一个不被一手创造了自身传奇的海明威深深吸引？“二十岁之前就是退出战场的老兵，”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如是描述他，“二十五岁成名；三十岁成为大师。”在街边咖啡馆里被葡萄酒浸染的情绪，左岸夜总会里饮酒喧闹的夜晚。独自一人在雨里走回家。在西班牙的艳阳下谈论死亡与其具体场景。坦噶尼喀青山中的跋涉与战利品。在威尼斯的沼泽地里射鸭子。参与并报道了两场世界大战。在基韦斯特和哈瓦那之外的地方恋爱、喝酒、钓鱼。大摇大摆走进图索餐厅，给《生活》杂志摆拍，在莉莲·罗斯 的笔记本和《纽约客》杂志版面上用没有动词的乔克托语说话。

在我得到与他见面的机会之时，他正享受着处于巅峰的名望——刚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但同时也正行向人生的暮色中。他年届五十五，但看着更老，且仍在试图修补一个破裂的肾，碎裂的头骨，两根被压缩、一根断裂的椎骨，和前一年冬天，由于他乘坐的飞机在乌干达的树丛中失事所遭受的惨烈烧伤。这些损伤和他所受的几处头部创伤，两百多个弹片疤痕，被射掉的膝盖骨，以及手脚和腹股沟受过的伤一起，使他行动渐缓。休闲舒适的古巴别墅对他来说变得比任何地方都更有家的意味，“比拉号”上度过的日夜取代了他在国外的大冒险。

在一次从圣弗朗西斯科·德·保拉到纽约的电话对话中，海明威同意在获得诺贝尔奖之际接受采访，但他一开始是拒绝的，因为我曾工作过的一家杂志社新近发表了一篇有关威廉·福克纳的尖锐文章。“你们这群人把他切成了碎片、碎片。”海明威道。“不，那篇很不错，”我答，“如果福克纳见过笔者的话，就更好了。”

“给我个好点的借口。”海明威说，然后他自己想出来一个。他把访客的到来视作被强迫休息数周之后，终于能驶着“比拉号”去钓鱼的机会。“带件厚点的毛衣，我们坐船出去，”他说，“我会跟玛丽解释，你是过来把我切成碎片，然后喂给威廉·福克纳的。”

到哈瓦那机场来接我的是一位名叫雷内的英俊古巴小伙，自幼作为海明威的杂务工、司机和管家在他家中长大。他接过我的行李，里面有一叠新的留声机唱片，还有最后关头塞进去的一件来自玛琳·黛德丽 的礼物。在听说有人要前往古巴探望她的老朋友之后，她寄来一张名为“Shake，Rattle，and Roll”的新唱片，这唱片现在勉强能够算作流行摇滚发展进程中的爪哇猿人遗物。“真不愧是德国人。”海明威说。他觉得这份感情比音乐动人得多。

一个大个子。即便在看过那么多描述和照片之后，海明威本人给人的第一印象仍然是他的块头。他光着脚、露着腿，只穿了一件格子运动衬衫和宽松的卡其短裤，后摆胡乱地散在外面。他的双眼在圆形银框眼镜后稍稍眯起，嘴角在整齐的白胡子下微微扬起，这笑容似乎随时都能变成讥讽与咆哮。闲来无事使他变得大腹便便，他当时体重肯定有两百斤左右，肩膀宽厚、魁梧壮实的体格没有一丝柔软的意味，他的肱二头肌和小腿与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里的后卫一样发达。

“喝吗？”海明威问。我爽快的回答令他很满意，微笑变成了大笑。他让雷内去调马爹尼，说道：“谢天谢地你会喝酒。自打我让你过来之后，我就一直担心这一点。前一阵子有个摄影师在这儿待了三天，滴酒不沾。他是我遇到过最冷酷的人了。全世界最冷酷的人。有一次让我们在太阳底下站了几个小时。他还什么都不喝。”他僵着身子，极为谨慎地陷入一把垫得又软又厚的大椅子中，椅子的后背、两端和坐垫上都垫着大开本的艺术书籍和图册，以支撑他受伤的后背。

海明威抿了口酒，说：“噢，如果你发现我在用单音节词说话，或者不用动词，告诉我，因为我平常不是那么说话的。她（他指的是莉莲·罗斯）告诉我她想写一篇致敬海明威的文章。我同意在纽约见她的时候，她是这么告诉我的。”他笑道：“我认识她很久了。为她第一篇写西德尼·富兰克林的大新闻出了点力。”

“今晚我不介意聊聊天，”海明威说，“因为我晚上从来不工作。夜间的思考和白天的思考区别很大。夜间的思考往往什么都不是。你晚上干的活，白天反正总是要重新来过的。所以我们聊聊吧。顺便提一下，我说话的时候就只是在说话而已。但我写作的时候是很认真的。”

起居室有接近十五米长，天花板很高，雪白的墙壁上陈列着海明威数量不多，但都精挑细选的画作（包括一幅米罗 ，两幅胡安·格里斯 ，一幅克利 ，一幅布拉克 ——之后被从别墅里偷走了——还有五幅安德烈·马松 的作品），和几个收获自非洲狩猎远征的猎物脑袋战利品。在另一个房间，靠近铺着瓷砖地板的餐厅入口处放着一幅海明威三十多岁时的油画像，身着飘逸的开领白衬衫。“那是瓦尔多·皮尔斯 过去给我画的像，画成了幼年巴尔扎克，”海明威说，“玛丽把它摆在这里，因为她喜欢这画。”

他揉了揉细密小卷的白胡子，解释说留胡子是因为刮干净以后，他的皮肤在太阳下晒久了会起瘢痕。“我圣诞节的时候就会把这鬼玩意剃了，以免碰上圣诞老人，”他道，“如果我能一次让皮肤休息几星期的话，我可能就可以不用留胡子了。不管怎样，希望如此吧。”

客厅一个宽敞的角落里立着一个将近两米高的架子，放满了成打来自美国、伦敦和巴黎的杂志和报纸。书本随意地堆放着，摊遍了窗台、桌子，一路散落到两个相邻的房间里。其中一间是一个九乘六米的藏书室，从地板到天花板那么高的架子们几近被书压塌。另一间是海明威巨大而拥挤的卧室书房——遍地都是不同阶段的信件，有些答复过，有些被忽略。成沓打开的信件和敲过章并写了地址的回信摆在一起；被打开过、可能读过、某一天会被存档的信件堆满的纸箱子；几个文件柜，里面的秘密可能兼职速记员最清楚，他是海明威从哈瓦那叫过来的，有需要的时候一次来个一两天。还有一块巨大的狮皮，大张着的嘴里摊着六七封信和两个马尼拉纸信封。“那是紧急收件箱。”海明威解释道。

整栋别墅似乎充斥着书籍——玛丽·海明威的卧室里有接近四百本，其中包括二十来本菜谱；五百多本以小说、历史和音乐类为主，放在大起居室里；另外三百本基本上都是历史类和小说类的法语作品，置放于贴着典雅瓷砖、名为“威尼斯房”的房间；快两千本位于放满高大书架的藏书室，被细心划为历史类、军事类、自传类、地理类、自然历史类，一部分是小说，还有大量地图；九百部在海明威的卧室里，其中大部分是军事手册和西班牙语的教科书、历史书和地理书，还有体育相关的书刊。他在高塔里放着另外四百本，其中包括他自己作品的国外版本，还有七百本左右堆满了庄园小客房里的书架和桌面。所有这些书，包括海明威收藏的许多同期作家亲笔签名的作品，都被卡斯特罗政权扣押在别墅里，虽然让海明威太太拿走了一些画作和私人物品。

厨房里传来准备晚饭的声响和香气。雷内从酒窖里拿了两瓶上好的波尔多葡萄酒出来，这酒窖定期从法国和意大利补充库存。晚间的动静在清净的热带野外显得愈发尖锐刺耳。远方传来狗吠。靠近房子的地方，一只猫头鹰短促而尖利地叫起来。“那是‘恶毒的猫头鹰’，”海明威说，“它会整晚那么叫下去。它在这儿生活的时间比我们久。”

“我非常敬仰创作，”他突然说道，“但对作家一点都不，我只把他们看作进行创作的工具。当作家故意退出生活，或是因为什么毛病被逼退时，他的创作能力会逐渐萎缩，就像人的四肢一样，如果不用它们的话。

“我不是在提倡每个人都过这种苦行僧的生活，或者说它是生活应当是的样子。任何人幸运地，或者不幸地成为了运动员，就得保持身材。身体和头脑是紧密相关的。身体发福可能导致头脑发福。我不禁想说这会继续导致灵魂发福，但我一点都不了解灵魂。”他沉思着停下来，仿佛在思考自己的每处疼痛、体积超群的肚子、过高的血压和一身因废置太多星期而逐渐变弱的肌肉。“但是，每个人都会经受发福或衰退的过程，我想这两者都差不多糟糕吧。”

他在阅读一些新的医学发现，其中提及对一个人有用的食谱、养生法则或治疗手段对另一个人来说未必有用。“这个其实很多年前对造谚语的人来说就不是秘密了。但现在医生发现，一些人比其他人需要更多的锻炼；一些人比其他人受酒精影响更大；一些人比其他人更能接受不同形式的惩罚。”

“就拿普里莫·卡尔内拉 来说吧。他是个特别好的人，但他这么大块头，又很笨拙，简直让人同情。或者看看汤姆·沃尔夫 ，就是没法管好自己的脑子和嘴巴。还有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一滴酒都喝不了。”他指向房间另一头的长沙发，“如果斯科特和我们一起喝酒，玛丽叫我们去吃饭，斯科特能站起来，这没问题，但之后他可能会跌倒。酒精对他来说是毒药。所有这些人都有相应的弱点，它为他们赢得了同情和喜爱，有的时候比没有这些缺点的人获得的更多。”

很显然，海明威成年后在相当多的时间里是一位超级酒徒，并且他能保持不醉。但他这方面比传闻要来得规矩许多。他经常会在努力工作的时候，除了佐餐的一到两杯红酒之外滴酒不沾。他在破晓或之后的半小时内起床，到早上十点十一点的时候，就已经投入了一整天的写作时间，在其他人刚动工不久时，他已经可以开始消遣了。

和以前一样，晚年的海明威依旧写得极为缓慢。他经常站在卧室的一个书架前写作，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手写；偶尔地，他会用打字机输入（“当我努力想追上对话的时候”）。多年以来，他每天都认真记下当天的进度。除去少数不用那么拼命就灵感迸发的情况外，他每天输出四百到七百词。玛丽·海明威能忆起的超过一千词的时刻寥寥无几。他不觉得写作是快速或者轻松的。“我总是要费些劲。”他说道。

海明威能够对年轻作家和一些前辈作家展示出极大的兴趣，言辞也十分慷慨，但正如他在《流动的盛宴》（写于1957年至1959年，1961年春完成）中表明的，他有一种古怪且不得体的冲动，总是要与他同期作家的名望针锋以对。格特鲁德·斯泰因、舍伍德·安德森、T.S.艾略特，更不必说菲茨杰拉德、沃尔夫、福特·马多克斯·福特、詹姆斯·古尔德·科曾斯以及一些别的人，在提起他们的名字之时无一例外都要攻击那么一两下。对批评家而言——“我经常感觉，”他说，“现在创作和批评之间存在某种竞争关系，而不是互帮互助。”现今的作家从批评家身上学不到多少东西。“批评家应该多和去世的作家打交道。在世的作家能从去世的作家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海明威认为写小说是基于认知的创造。“基于认知创造意味着产出真实的作品。每个人的体内都应该运转着一个内置的垃圾自动探测器。这机器还应该有人工操作和手摇曲柄，万一机器坏了还有办法继续运行。如果你要写作的话，你必须发现什么是对你无益的。这其中的一部分你会明白得很快，然后你才能了解什么是对你好的。”

什么样的东西呢？“这个，就说某些疾病吧。疾病对你不好。当然，我是在抗生素的时代前出生的……还有《烽火弥天》（作者A·B·格思里）。这本书从很多方面讲都是一部杰作，其中对疾病的描述也很到位……可能是写淋病写得最好的书了。”海明威笑道。

“但回到创造上。写《老人与海》时我有想到与某个情景相关的两到三件事，但我看不清整个故事。”他顿了一下，停顿间手含糊地摆了摆，“我甚至不知道那条大鱼开始对饵嗅来嗅去的时候，会不会张口咬老人。我只得继续写，通过认知来创造。你会抗拒一切不是，或者说不能完全成为真实的东西。我不知道在《丧钟为谁而鸣》和《永别了，武器》里确切会发生什么。我都是在创造。”

菲利普·杨于1953年发表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将海明威的许多灵感和“创作”归咎于他童年和一战时经历的暴力体验。

“如果你还没读过的话，别读了，”海明威主动说，“如果有人说，你这辈子做过的所有的事都是因为某些创伤，你会怎么想。杨有一种理论，就好像——你懂的，那种削足适履的理论，然后他把我削了试图塞进去。”

晚饭时，我们继续讨论写作风格和技巧。海明威认为有太多同期作家因为沉迷于象征而败给了自己。“没有哪本有提前备好且贯穿全文的象征的书是好书。”他挥了挥手里的一块法式面包，“那种象征显眼得就像——就像法式面包里的葡萄干。葡萄干面包没什么问题，但白面包更好。”

他基本上是用以下这些词句提及圣地亚哥，他笔下的老渔夫的：圣地亚哥从来都不孤单，因为他同时拥有朋友、敌人、大海，以及海里的其他生物，其中一些受他喜爱，另一些被他厌恶。他热爱大海，但书里写得很清楚了，大海就是个巨型的娼妇。他曾经试着让故事里的所有元素都显得真实——男孩、大海、马林鱼和鲨鱼，希望他们每一个都能够传达许多深意。如此看来，故事中的部分成为了象征，但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被设计或者植入为象征的。

伴随着“恶毒的猫头鹰”的叫声，房里的人都入睡了。第二天破晓时分，我被热带鸟鸣唤醒，外面阳光明媚，预示着这一天的好天气。这将是海明威近来头一回乘“比拉号”出海钓鱼，上一次还是在他非洲飞机失事之前很久。六点半的时候，他已经穿好了昨天的宽松短裤和运动衬衫，光着脚、弓着腰在读《纽约时报》，这是他和玛丽每天都读的六份报纸中的一种。留声机中传来斯卡拉蒂、贝多芬、奥斯卡·彼得森和路易斯·阿姆斯特朗1928年某部作品重制版的混响。

时不时地，海明威会往嘴里丢颗药丸。“失事之后我得吃这么多药，除非我留出空当，不然它们都要打起来了。”他说。

在我们吃早餐的时候，“比拉号”的大副、厨师、管理员兼酒保，一位名为格雷戈里奥、头发花白的加那利群岛人，在船上为一日出海做着准备。九点时，在他年轻侄子的帮助下，他已经给船加好燃料，装满啤酒、威士忌、葡萄酒、一瓶龙舌兰、一批新鲜青柠，以及足够在海上做一顿海鲜大餐的食物。当我们离开哈瓦那湾时，格雷戈里奥掌着舵，那个年轻男孩准备着深海鱼竿、钓线和新鲜的钓饵鱼，海明威一一指出地标建筑，向过往的船长愉快地挥手。他们无一例外地回以挥手致意，时不时高声问候“老爹”。他高兴地嗅着凛冽的海风，凝视着前方墨西哥湾流划出的一道黑线。“注意那些鸟，”他说，“有鱼上来的时候，它们会告诉我们的。”

玛丽·海明威在庄园和市里有事要办，所以来不了，但出于对海明威健康状况的关切，她要求他一定得做出保证。能够再次享受久违的钓鱼之行，作为回报，他答应会悠着点，并且早点回家，留出时间好在晚上去他和玛丽答应支持的艺术展前小憩一会儿。所以他急着要赶到适合钓鱼的水域。格雷戈里奥驾驶着船急速向科希玛附近的一片墨西哥湾流驶去。开放式船舱的铺位中，有两个加了衬垫，海明威舒舒服服地躺在了其中一个上面。

“能到水上来真是太好了。我需要它。”他指了指大海，“这是最后一块自由的空间了，大海。非洲都快不是了；那里在打仗，会打很长时间。”

“比拉号”高大、形似天线的舷外支架上伸出两根鱼竿，另两根位于船尾的座位后。在海明威的指挥下，格雷戈里奥和男孩小心翼翼地给其中两根绑上活鱼当饵，另外两根装上拟饵。一只懒懒地在海岸边滑翔的军舰鸟指向了这天的第一群鱼，于是不到一小时，“比拉号”就迎来了第一批上钩的鱼，是两条在支架底端钓线周围试探的鲣鱼。在太阳落山以前，这一天就已经成了好几个月来最适合钓鱼的日子，时常有一连串的鲣鱼和海豚出没，也有惬意而安静的间隙供喝饮料、沐浴加勒比的阳光，还可以聊天。

海明威时而郁郁寡欢，时而在看到金枪鱼上钩，或者海豚被钓起四溅的金蓝色水波时，爆发出孩子般的喜悦，时而——仿佛是要违抗或是战胜自己的创伤似的——用手臂将自己拖到浮桥边，亲自驾驶一阵“比拉号”。他很少谈及现在，绝口不提未来，讲的大多是过去的事。

他回想起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第一次给他寄来《丧钟为谁而鸣》毛条样的场景。“我记得自己花了九十个小时在那本书的校样上，一次都没有离开过酒店房间。完成的时候，我觉得字号太小，绝对没有人会买这本书。你看，我工作到眼睛都出血了。我修改了几遍手稿，但还是不满意。我跟马克斯·珀金斯提了字号的事，他说如果我真的觉得太小的话，他就把整本书都重新印过。那可贵了，你知道。他人真的很好。但马克斯是对的，字号没问题。”

“您会回头再去读自己的作品吗？”

“有的时候会，”他说，“在我心情低落的时候。这时候回头看看，发现自己还能写，心情会变好。”

“如果您能重新来过的话，有没有哪部作品您会换个方式去写？”

“还没有。”

纽约。“在这个地方生活非常不自然。我永远也没法在那儿生活。去市里现在也没什么意思了。马克斯去世了。莱斯奶奶也去世了。他是个特别好的家伙。我们以前总是一起去布朗克斯动物园看动物。”

20世纪30年代早期那些在基韦斯特的岁月，对他来说是段好时光。“那里还有个拳击手——他废了一只眼睛，但还是打得不错，所以他决定重新开始拳击。他想自己为自己宣传。他问我能不能每周当他那回合的裁判。我告诉他‘办不到’，他不该再上拳击场了。任何知道他眼睛不好的拳击手，都能直接把大拇指戳进他的另一只眼睛，然后把他脑袋打爆。

“那个拳击手说，‘从其他地方来的家伙不会知道我眼睛有问题，基韦斯特这里也没人敢戳我眼睛。’

“于是我总算同意帮他裁判。这是黑人区，你懂的，他们真的介绍了我：‘今晚的裁判是世界闻名的百万富翁、运动员，以及花花公子，欧内斯特·海明威先生！’”海明威轻笑一声。“花花公子是他们觉得能给别人的最高头衔。”他又笑了，“诺贝尔奖怎么能打动一个听过那样赞美的人呢？”

浮桥上格雷戈里奥的所在之处常常传来大叫，打断我们的谈话。“鱼！老爹，鱼！”其中一根支架上的钓线会被猛然扯紧，钓线轴开始卷起。“你来。”海明威会这么说，如果和多数情况一样，同时有两条鱼上钩的话，他就会蹦到一根竿后，而我冲向另一根。

正如之前发生过的数百次一样，他看到某条颤动的马林鱼，或是海豚跃过天空时，仍然兴奋不已。“啊，太漂亮了！这么漂亮的鱼。轻轻把它弄上来。轻点。轻点。好好对它。就这样。慢点收竿。现在赶紧卷上来！温和点！温和点！别把它的嘴弄坏了。如果你拉得太急，会把它的嘴搞坏，钩子就钩不住了。”

行动暂歇之时，他会审视海面，寻找更好的地点。有一次，一个木盒子漂到船身附近，他让格雷戈里奥开近些。“我们把那个盒子钓起来。”他解释说，小虾为了躲避阳光会藏在碎木或者一片片漂浮的海藻下，这些“食物仓库”会引来海豚。就在船尾鱼竿上的饵划过盒子之时，一条海豚上了钩，被重型玻璃钢鱼竿抽起来，鱼竿的尾部置于绑在船尾的皮质钓鱼竿座内。

他谈论起让鱼不停拉动钩线从而精疲力竭这一行为时，就像在谈论某句英文句子。“怎么去做，也就是做的方式，不只是个无聊的概念。它仅仅是让人完成应该完成的事而已；在这种情境下，就代表着能捕上鱼。用正确的方式去做事看着很好看，很漂亮，做的结果是次要的。”

海明威只写过一部剧本，《第五纵队》。为什么没有写别的呢？

“如果你在写一部剧本，你时刻都不能离开它，得把它安排好，”他说，“人们总想瞎掺和剧本，让它在商业方面更成功，然而你不想待那么久。我写完以后，只想回家冲个澡。”

几乎是心不在焉地，他毫无预兆地扯到了詹姆斯·乔伊斯。“有一次乔伊斯跟我说，他担心自己的写作太乏味，觉得自己应该到处走走看看世界，像我一样。他特别自律，你知道的——他的太太、他的作品和他糟糕的视力三重压力。然后他太太说，是的，的确太乏味了。‘吉姆需要去打一点儿狮子。’你听这怎么样？打一点儿狮子！

“我们会一起出去，乔伊斯不是和别人吵起来就是打起来。他连对方的样子都看不清，所以他会说，‘搞定他，海明威！搞定他！’”海明威顿了顿，“打群架和书里说的可不是一回事。”

海明威对T.S.艾略特的态度颇为不冷不热。他倾向于赞美埃兹拉·庞德，后者那时还被禁闭在位于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中。“埃兹拉·庞德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无论他做过什么，他都已经挨了重罚，我认为他应该得到释放，去意大利写诗，在那儿人们爱戴他，理解他。他胜艾略特一筹。我曾经是庞德和纳塔莉亚·巴尼共同建立的组织的成员，我们想让艾略特辞了银行的工作，出来自由写诗。那个组织叫‘才子’。我认为艾略特有能力辞去现有的工作，编辑评论，并随心所欲地写诗。他靠的是别人支持，而不是这个组织。但这个组织展示出了庞德特有的慷慨，以及对所有形式的艺术的兴趣，而不论它们是否能给他带来好处，也不论他鼓励过的人是否会成为他的对手。

“艾略特拿了诺贝尔奖。我觉得就诗人这一身份而言，倒不如颁给庞德。庞德显然应该受罚，但我认为今年是个释放诗人并允许他们继续写诗的好年份……埃兹拉·庞德，不管他是怎么想的，并不是像但丁那样不朽的诗人，但在犯了这么多错的情况下，他仍然是一名非常伟大的诗人。”

“比拉号”调头驶向哈瓦那湾的时候已是暮色渐晚，船长在浮桥上威严地掌着舵。剩下的龙舌兰和半个青柠被安放在船舵边红木横杆上凿出的容器里。“为了避开海蛇。”海明威解释道，把酒瓶递过来，我俩仪式性地为庆祝返航各痛饮一口。

在码头，雷内报告说画廊开幕式推迟了。海明威极为高兴。“现在我们可以休息会儿，然后补个觉。我们出门玩了一天，累得半死。现在可以睡觉了。”

海明威回来后高昂的情绪减轻了他太太对于他过分勉强自己的担忧。她端上一锅热腾腾的炖牡蛎。饭后，海明威早早地端着一杯睡前酒，懒洋洋地摊在他的大扶手椅里，谈起自己最近读的书。他读了一部分索尔·贝娄写的《奥吉·马奇历险记》，但并不喜欢。“不过在我工作的时候，”他说，“读书只是为了逃离，从而可能导致我对其他人的作品作出不正确的判断。”他觉得贝娄早些写的那本《晃来晃去的人》要好得多。

令他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位战后作家是约翰·霍恩·伯恩斯 ——《画廊》和其他两部小说的作者。他于1953年去世，种种迹象表明可能是自杀。“曾经有个家伙写了一本不错的书，接着又写了一本关于预备学校的烂书，再然后他就把自己崩了。”海明威沉思着说，做了个似乎在问“你如何解释这样一件事”的手势。他眼神空洞，看上去疲惫而悲伤。

“你知道，”他说，“我父亲是开枪自杀的。”

一片沉默。人们常说海明威从不愿谈及他父亲的自杀。

“您认为这需要勇气吗？”我问道。

海明威抿起嘴唇，摇了摇头。“不。这是每个人的权利，但这行为中有相当的自我中心主义，以及对其他人的不管不顾。”他拾起一堆书，中止了这段对话。“这里有几本你在熄灯前可能会想要翻翻的书。”他拿出P.H.纽比的《撤退》，马克斯·珀金斯的信件选集，弗雷德里克·斯宾塞·查普曼 的《丛林是中立的》，以及马尔科姆·考利 的《文学概况》。

第二天早上七点左右，一群狗在庄园小客房边的院子里不住地吠叫。雷内已经去过城里，带回了信件和报纸。

海明威穿着破破烂烂的睡袍和旧拖鞋，已经把《纽约时报》读了大半了。

“考利的书昨晚你翻完了吗？”他问道，“我认为写得非常好。如果事实真的像马尔科姆所说的那样，我从没意识到作家在经济上会经历如此困窘的时期。”

这勾起了他自己在巴黎的早年回忆。“我从没觉得那些日子过得有多么艰难。工作是很辛苦，但很有趣。我在上班，要养老婆孩子。我记得每天一早我会先去市场买邦比（他的大儿子约翰）喝的奶。他的母亲得睡晚点。”为免这被当作批评，他又加了一句：“最优雅的女人往往都这样，你知道的。她们需要睡眠，睡饱了的话，就特别好。”

海明威在巴黎另一个用以挣饭钱的日常，是每天去体育馆为拳击手做陪练，薪资两美元一小时。“这个价当时非常好了，我也没怎么挂彩。我有个原则：永远不跟拳击手挑事。我努力不被打。能给他们打的家伙多着呢。”

他伸手去够信件，从一叠十五封里抽出一封划开。这封信来自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的一位高中英语老师，在信中她抱怨道，她的学生们极少阅读好的文学作品，而倾向于从电影、电视和广播中寻求“知识”。为了激起他们的兴趣，她写道，她跟他们说了海明威的冒险，并要求他们读他的作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总结道，“您是我带的这个高一课堂的老师。我想您也许会想知道这一点，特此告知。”海明威认为这封信令人沮丧。“如果孩子们都不看书，而只浪费时间的话，就很糟糕了。”

第二次钓鱼之行甚至比第一次更好——鱼少了一些，但其中有两条是小马林鱼，一条七十二斤左右，另一条七十七斤。这两条鱼同时上钩，并被装进了船，海明威那条很快搞定，第二条则挥洒了许多外行的汗水，经历了不少麻烦，但也同样值得欢欣鼓舞。玛丽·海明威的陪同让整个场合愉快了许多。她是海明威的第四任妻子，聪颖、大方、有活力，把他照顾得很好，能预见到他的情绪和愿望，在与他朋友们的交往过程中表现得落落大方，且乐在其中，委婉地替他推掉一些太过占用时间、利用他情面的要求。不仅如此，他们彼此兴趣相投，且都很广泛——书籍、愉快的聊天、旅行、钓鱼、射击——这些对海明威而言是生活的核心部分。过去的十五年来，他与她的婚姻是他最重要、也是最具指引性的个人关系。

海明威开心地望着两条马林鱼。“我们重归老本行了。”他说，并拥抱了一下玛丽。“这值得庆祝。”玛丽道。

“去佛罗里达。”海明威说。

佛罗里达曾是一间舒适粗放的哈瓦那酒吧，餐食便宜又好，酒的质量也高。它之所以宾客盈门，很大程度归因于能在这里见到海明威老爹，甚至可能有机会和他喝上一杯，因此整个地方改造得光鲜亮丽，甚至弄了一片天鹅绒坠绳来遮挡餐厅入口。“它现在看上去很差劲了，”海明威道，“但酒还是一如既往地好。”

佛罗里达在海明威的生活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我虽然不住在美国，”他解释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和这门语言或整个国家分开了。无论什么时候到佛罗里达来，我总能见到从世界各地来的美国人。从很多方面而言，在这儿可能比在纽约离美国更近。你去那儿喝个一两杯，就能见到各个地方来的不同的人。我住在古巴，因为我爱古巴——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喜欢其他地方。还有就是因为这里我有供自己写作的私人空间。如果我想见什么人，只要进城就行，那些空军老家伙们也可以过来，还有海军和其他的人——都是我打仗的时候认识的。曾经我在基韦斯特也有私人空间，但之后，在我想要写作的时候，这空间就越来越小了，周围人又太多，所以我才到两世界旅馆写作。”

佛罗里达酒吧里人满为患，但有几位顾客主动从早已被经营者标明为“老爹的角落”的区域离开。到处都是微笑。“您好，老爹。”四处握手。“来三杯老爹的渔船。”海明威说。于是侍者赶紧按照佛罗里达酒谱着手制作三杯巨大的代基里酒，多加西柚汁而非柠檬或青柠汁。在那段日子里，老爹的渔船卖得极好，1.25美元一杯的价格，物有所值。

两个刚从美国航空母舰上下来的水手鼓起勇气靠近海明威，希望能得到他的签名照。“我读了您所有的作品。”其中一个说。

“你呢？”海明威问另一个。

“我读书不多。”年轻的水手答。

“开始读吧。”海明威道。

佛罗里达的老板过来了，拥抱了海明威夫妇，并告知他们他正在装一间现代的男洗手间。海明威忧郁地表示，好东西都在慢慢消失不见。“那边本来有个特别好的老厕所，”他说，“让你想大喊：全世界的厕所，联合起来；除了锁链，你们没什么可失去的。”

在之后的几年里，我仍有机会与海明威聊天，在古巴和纽约，其间也交换过几封信——来自方卡西亚、西班牙、法国，以及秘鲁，他和《老人与海》的好莱坞摄制组一起去那儿钓鱼。“这位是解决我背部毛病的脊椎按摩师。”一张来自秘鲁的明信片大小的照片上如是写道，照片里有他和一条在白港附近拿下的巨大马林鱼。

他去纽约的次数愈发地少，那里似乎也不再使他感到开心或有趣。不像从前那些在图索餐厅或是“二十一”的日夜，之后的他更倾向于在酒店套房里约见几位朋友及用餐。他好像再也没有回到健康状态的巅峰，体重、血压和饮食各方面都有问题。不过他仍在写作，从《流动的盛宴》里那些个人风格浓厚的语句中可窥见一斑。（他当时还产出了多少其他东西尚不清楚。海明威太太和斯克里布纳出版社及海明威授权的传记作者，卡洛斯·贝克，还有他的老朋友马尔科姆·考利，正在仔细审阅一整箱之多的手稿，其中包括一些短篇、几首诗、一些小说片段，以及至少一部完整的有关海的长篇小说——作为海陆空三部曲的一部分。）

他对世界、人、故地（这个词也许应当取双关义 ）的好奇心依旧旺盛，谈论起书和作家来也一样兴致勃勃。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曾做过一次长达一小时的广播纪录片，主打许多认识海明威的人对他的印象，其中包括一些已经不再是他的朋友的人。西德尼·富兰克林 的评论惹恼了他。“我从来没跟富兰克林的斗牛‘团’一起旅行过，”海明威说，“那都是舞厅里的蠢话。不过我确实资助过一次他的活动，想帮他在马德里斗几场，那时根本没有主办者会要他；然后给了他现金，这样他才不至于非得把斗牛的衣服都给当了。”马克斯·伊士曼在广播里从自己的角度重述了一遍他和海明威在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难忘大战，当时他们是因为伊士曼质疑海明威是否真的有胸毛打起来的。“他有点好笑，”海明威道，“曾经某个角色有段独白，好像是‘听听我对费城杰克·奥布赖恩 做了些什么’。伊士曼倒是慢慢疲软了。他原来的版本里说的可是他把我头朝下塞到角落里，而我高声尖叫。”

海明威加了一句：“这些都完全不重要，我不会勒令某人停止，就算看到朋友或者敌人在吸大麻，我也不会打电话叫缉毒队来。”

之后有一次，一位神学权威在《新共和》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呸 的奥秘”的文章，提及了一些他认为是“脏”作家的人，把海明威列在最前几名。某新闻杂志重印了这篇文章的节选，身处西班牙的海明威读到之后给那位权威人士回了一篇搞笑的教导短文作为反驳，告诉他“呸”这个词的真实含义，以及它在军队和剧团中是作为发誓用语使用的。这个词，海明威解释道，是所有法国军官在出发执行格外危险的任务，或者面临死亡时会对彼此说的话，而不是au revoir（法语“再见”），good-bye（英语“再见”），good luck old boy（“好运，老伙计”），或者其他类似的肉麻话。“在必要的时候我会使用老套的粗话，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是‘脏’作家。”他说。对于这位权威，他有个脏词要说。但他并没有把这个加进注解寄给他；将情绪写下来的过程把他的恼火转变为了不在乎的耸肩。

海明威一家于1960年7月离开古巴，去往基韦斯特。从那里，他们带着一整节火车车厢的行李去往纽约，在一间小公寓里住了一阵。之后，他们搬进了海明威在爱达荷州凯彻姆市买下的新居，密歇根上半岛近在咫尺，孩提时代的他着迷于这里的射击、钓鱼、散步生活。那个夏天，他去西班牙待了六周，跟进他的朋友奥多内和其对手多明圭因的“携手”斗牛之旅，并写下了《危险的夏天》，书中选摘了他应《生活》杂志邀约所写的斗牛文章。我感觉对他来说这些篇目不怎么样，但他没提过。他的精神状态似乎在那之后就较为低落，表面上也一直如此，虽然据说他仍在凯彻姆继续写作，几乎写到了他的枪走火的那天。

重读这些粗略勾勒出海明威轮廓的笔记和信件——它们充其量也只能做到这样——让我产生了一个奇妙的念头：认识了他，至少在他晚年面上有过交集之后，不仅没有更容易，反倒更难理解他了。

他让自己能够轻易被拙劣地戏仿，却不可能真正被模仿。他有时会做或说一些几乎违反常情的事情和话语，来隐藏他的翩翩风度、慷慨气量以及他展现给别人的许多愉悦与热情。他对待批评无比敏感，脾气也因此一点就燃，对待技巧又求胜心切，近乎是在斗气；但他亦能够自嘲（“我是欧尼·痔疮 ，可怜人的派尔 。”他穿上战地记者制服时宣称），并享受纯粹的骄傲，相信自己已完成了绝大部分始于四十五年前巴黎那间阁楼的事业。

私下里的海明威是一位艺术家。公开场合的海明威是一种感受，他徘徊于细碎而强烈的记忆中，也会沉浸在某些突然袭来的时刻：

在纽约安静地共进晚餐时，他忧郁地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突然说道，语带惊讶：“你知道吗——我认识的所有美女都在变老。”

在古巴度过的一个雾气迷蒙的下午，他道：“如果能从事其他职业的话，我想当个画家。”

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市的诊所寄来一封信，当时医生在彻查他的身体：他汇报说“都还能用”——血压从250/125降到130/80，体重降至一百五十八斤，对那副大身板来说很低了。他说自己进度上已经落后了两个月，有本书那年秋天打算出版——1961年秋天。

最后，一张圣诞贺卡，上有一段附加讯息，是他飞扬的笔迹：“我们玩得挺开心的，是吧？” 5flIsLsiinuK4VaWD1ZU8vuNrH4jFjYD++SZ/sKpwK5oMKu+XmFY3LS+XzaQST1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