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做一名作家，就和做一名侦探一样危险，须得行过坟场，对视鬼魂。

INTRODUCTION
ALONE AMONG THE GHOSTS

引言：
孤身在众幽灵间

马塞拉·巴尔德斯

关于作家

在2003年7月因肝脏衰竭去世前不久，罗贝托·波拉尼奥曾说，比起作家，他更喜欢做一名侦探。波拉尼奥那时五十岁，被普遍认为是继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最重要的拉丁美洲小说家。但当莫妮卡·玛丽斯坦代表《花花公子》（墨西哥版）采访他的时候，波拉尼奥对这件事却毫不含糊。“我本想成为一名凶杀案侦探，而不是作家。”他告诉该杂志，“我对此非常确定。一连串的杀人案。我是那种可以在夜里独自回到犯罪现场的人，不怕鬼。”

侦探故事和具有争议性的言谈，是波拉尼奥所热衷的——他曾宣称詹姆斯·埃尔罗伊是在世最好的用英语写作的作家——但相比情节和文体这类事物，他对侦探故事有更大的兴趣。究其本质，侦探故事是对暴力的动机及机制的调查，而波拉尼奥——他在1968年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那年搬家去墨西哥，他说自己在1973年祖国智利的军事政变中身陷囹圄——也为这类事物深深着迷。他全部作品中的重大主题，就是艺术与罪恶、职业与犯罪，以及作者本人与极权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

其实，波拉尼奥所有成熟的长篇小说都在仔细审视作家该如何应对专制政权。《遥远的星辰》（1996）通过描写一位变成连环杀手的诗人，力图解读智利死亡者和失踪者的历史。《荒野侦探》（1998）褒扬一群年轻诗人，他们在墨西哥的“肮脏战争” 年月，与政府豢养的作家对垒。《护身符》（1999）以一位中年诗人为中心展开，他因为躲在洗手间而在1968年政府对墨西哥自治大学的武装入侵中幸存下来。《智利之夜》（2000）描写一场文学沙龙，作家们在一座房子里开派对，而异见者也在同一个地方遭受折磨。波拉尼奥的最后一部作品，在他身后发表的《2666》，也是来源于一条可怕的新闻：自1993年以来，在墨西哥奇瓦瓦州，尤其是华雷斯城，有超过四百三十名妇女和女孩被谋杀。

这些受害人在上学路上、下班途中，或是外出跟朋友一起跳舞时失踪。数日或数月后，她们的尸体出现了——被抛在水渠、沙漠或是城市垃圾场中。大多是被扼死的；有些是被用刀杀害、被烧死，或是被射杀的。三分之一显示出被强奸的迹象。有些还留有被虐待的痕迹。已知的最年长的受害者有三十多岁；最年幼的才不过上小学的年纪。自2002年开始，这一连串谋杀案成为一部好莱坞电影（《边城小镇》，詹妮弗·洛佩兹主演）、几部非虚构著作、多部纪录片，以及在墨西哥和海外大量涌现的游行示威的议题。据国际特赦组织统计，有超过一半所谓的“杀害女性”行为并未被定罪。

早在这些谋杀成为公众事件以前很久，波拉尼奥就密切关注着这一类残忍事件。1995年，波拉尼奥从西班牙给他在墨西哥城的老朋友、视觉艺术家卡拉·里庇（在《荒野侦探》里，她被刻画为“漂亮的加州奥哈拉”）写了一封信，提到他几年来都在创作一部名为《那位真警官的麻烦事》的长篇小说。尽管他给出版商交付了其他手稿，但波拉尼奥在这部书里，留下了“是我的小说”的标记。小说设定在墨西哥北部的小镇圣特莱莎，围绕一位有着十四岁女儿的文学教授展开。那份手稿已经超过“八十万页”，他吹嘘说，这是“一个必然无人能够理解的狂乱谜团”。

那时看来，情况的确如此。寄出这封信的时候，波拉尼奥四十三岁，正处在人生中极其潦倒的时期。尽管已出版了两部诗集，合作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还花五年时间参加西班牙各地的短篇小说比赛，但他仍穷得买不起一条电话线，作品也几乎籍籍无名。三年前，他和妻子离了婚；同一时间，他被诊断出患有肝病，正是这病，将在八年后夺去他的生命。虽然波拉尼奥在参加的许多短篇小说比赛中都胜出了，但他的长篇小说还是如以往那样被出版商拒之门外。尽管如此，迟至1995年，他即将迎来一场惊人的崛起。

转折点是一场与阿纳格拉玛出版社创始人暨社长豪尔赫·埃拉尔德的会面。虽然埃拉尔德没能买下《美洲纳粹文学》——这部小说被巴拉尔出版社抢走了——但他邀请波拉尼奥去巴塞罗那见他。在那里，波拉尼奥向他诉说了自己困难的经济状况，以及因遭到多次退稿而感受到的绝望。“我跟他说……我想读读他的其他稿子，那之后不久，他带给我《遥远的星辰》（我随后发现这部小说也被其他出版社，包括巴拉尔出版社拒绝过）。”这位编辑在一篇文章里回忆道。尽管如此，埃拉尔德发觉那本书非同寻常。自此之后，他出版了波拉尼奥的全部小说——七年内出了九部。

那时候，每部小说都比前一部收获更多的读者，波拉尼奥继续为他的“狂乱谜团”长期劳作。这部作品涉及写作，当然，还有调查。将小说设定在索诺拉州一个虚构的小镇圣特莱莎，而非华雷斯城，波拉尼奥由此模糊了他所知的和他想象的事物之间的界限。但他十分留心去理解华雷斯城和当地居民面对的环境。波拉尼奥对该地区荒凉、枯索的地貌非常熟悉——20世纪70年代他曾在墨西哥北部旅行——但“杀害女性”直到他离开该地前往欧洲的十六年后才开始发生，而他也从未去过华雷斯城。因为不认识那座城市的任何一个人，他只能从报纸和网络上获取信息。从这些信息源里，他了解到华雷斯城已成为犯罪天堂。

作为美国人在禁酒时代的买酒处，华雷斯城在20世纪90年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实施之后迅速发展。数以百计的装配工厂接连涌现，吸引了几十万贫困人口从墨西哥各地前来求职，这些工作常常按低至每小时五十美分计酬。让华雷斯城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工厂老板眼里显得吸引人的那些特点——公路发达、邻近巨大的消费市场、大量无组织的劳动力——也同样使得它成为毒贩们的理想巢穴。截至1996年，每年有四千两百万人口和一千七百万车辆通过这座城市，这使得该市成为美墨边境线上最繁忙的中转地和最热门的非法越境点之一。这座小城演变成了廉价和非法生意的十字路口；贫穷、辛劳的女人们开始接连死去。

华雷斯城和它的虚构对应地，与波拉尼奥大多数小说中的背景地毫无相似之处；甚至《遥远的星辰》也发生在智利南部那座最重要的大学城。在圣特莱莎的棚户区里没有写作工作坊，也没有拉帮结派的反抗派诗人。和波拉尼奥的其他所有小说一样，《2666》中全是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但这些角色来自其他各处：欧洲、南美洲、美国和墨西哥城。深陷墨西哥北部的这片蛮荒之地，也即科马克·麦卡锡《血色子午线》中的欢乐杀手队伍横冲直撞的地方，圣特莱莎在文学和文化意义上都是枯索的。

犹如红字，这片工业发达的荒漠和波拉尼奥之前的长篇小说的背景设定之间的联系，在于书的封面。那魔鬼式的年份2666—在《2666》的书页间从未出现——送我们踏上对《护身符》的寻宝游戏，在一个名叫奥克西里奥·莱科图雷的女人的白日梦魇中。那部小说的开头部分，当被噩梦魇住的奥克西里奥凝视着一只花瓶，看到“人们遗失的一切，引发疼痛而最好忘却的一切” ，这就是她所看到的景象。

随后，当她走过墨西哥城的街道，她陷入另一场邪恶的幻象。此时正是午夜。她经过的街道空荡荡的，风不时吹过。那时，奥克西里奥说改革大道“变成了一条透明管道，一个楔形的肺，你从中感受到城市想象中的呼吸”，而格雷罗大道“看起来无异于一座坟场……一座来自公元2666年的坟场，一座被遗忘在死去或未出生的眼睑之下的坟场，沐浴在一只想要忘记某事而终于忘记一切的眼睛那不带感情的泪液中”。

和波拉尼奥的其他所有作品一样，《2666》也是一座坟场。在1998年发表的罗慕洛·加列戈斯奖受奖演说中，波拉尼奥透露，他写的一切作品，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封爱或告别的信笺”，献给死在拉丁美洲“肮脏战争”中的年轻人。他的前一部作品纪念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逝者。他写《2666》的野心更为宏大：为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逝者，撰写一部验尸报告。

关于罪行

为完成《2666》，波拉尼奥拒绝了一次肝脏移植的机会。但病情加速恶化，在完成全书之前，他就去世了。葬礼之后，他的朋友和文学遗产执行人，西班牙书评人伊格纳西奥·埃切韦里亚在波拉尼奥的办公室梳理手稿，汇编的这部作品由阿纳格拉玛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娜塔莎·温默，《荒野侦探》的天才译者，将这部作品也译成了英文。

波拉尼奥在手稿上细致地做了标记。他之前或许有点鲁莽，但绝非愚蠢，他知道自己大限不远了。然而阿纳格拉玛出版社有一点违背了他的意愿。多年来，波拉尼奥口中的《2666》都是一本单册书，他吹嘘说这本书将是“世界上最厚的小说”；然而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他决定把这部小说切分为五个部分，并分开出版。这意愿背后的缘由很实际。波拉尼奥身后会留下两个小孩，他将《2666》献给他们，也想在去世后以此抚养他们长大。他算过，五部篇幅短的长篇小说比一部让人累断腰的大厚书能赚更多钱。幸运的是，他的家人和阿纳格拉玛出版社遵照了他的构想，帮他圆了心愿。埃切维里亚在后记里写道：“虽然组成《2666》的五个部分可以分开阅读，但他们不仅共用了许多元素（一张主题循环出现的奇妙网络），还明确归属于一个统一的构思。”与此同时，在美国，这部书的出版社法勒-斯特劳斯-吉鲁为防万一而两手准备：同时推出一部重达1.24千克的精装版和一部三卷装的函套平装版。

不管怎样，《2666》都不适合胆小的人。这部书有将近九百页篇幅，要追踪书里描写的地点，需要有一幅飞机航线图那样的东西，红点标记的着陆地点覆盖阿根廷、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墨西哥、波兰、普鲁士、罗马尼亚、俄罗斯、西班牙和美国。就好像这趟环球旅行还不够似的，小说还包含了几十个角色，历史跨度接近一整个世纪。

波拉尼奥曾写道，在美洲，所有现代小说都萌生于两个源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和《白鲸》。《荒野侦探》有着一群狂欢宴饮的角色，波拉尼奥在这部小说里讲述友谊和冒险。《2666》则追随着那只白鲸。对波拉尼奥而言，梅尔维尔的小说掌握着书写“邪恶土地”的关键；和梅尔维尔的史诗巨作一样，《2666》可能是精妙的，也可能是令人昏昏欲睡的，这取决于你是否喜好渐入佳境。这部小说我读了三遍，我觉得它厚重、绝妙，令人心有余悸，时而也感觉到机智和趣味。

第一页就立即将我们带入四位欧洲学者的生活，他们热爱一位叫作本诺·冯·阿琴波尔迪的隐世德国作家的作品，其热爱的程度就和他们乐于引诱彼此上床一般。波拉尼奥在《2666》的前两个部分——“文学评论家”和“阿马尔菲塔诺”——中书写犯罪的方法含糊而隐晦。派翠西亚·康薇尔或斯蒂芬·金的瞬时血案可不是他的风格。首先，对犯罪行为的粗略提及要到书的第四十三页才出现，而去过圣特莱莎的三位教授中，只有两位听说过凶杀案。他们是来墨西哥的游客，尽管他们也尝试了色情观光业，但他们的富裕和冷漠也将自己同那座城市的现实隔绝开来。

“阿马尔菲塔诺”这部分——明显源自波拉尼奥在1995年给里庇讲过的那本书——更贴近当地人，但仍与凶杀案保持适当的距离。如果说第一部分是一场聪明的罗曼史，那第二部分就是一出存在主义戏剧。一位智利哲学教授离开欧洲前往圣特莱莎大学，在宁静的绝望中陷入颓败。他害怕自己变成疯子——夜里有个声音跟他讲话。他害怕这座城市的暴力会蔓延，伤及他的女儿——一辆黑色轿车每天都出现在他家屋子外面。

细心的读者会察觉到一些山雨欲来的迹象，比如贯穿前两个部分的这许多红色指印，但圣特莱莎的暴力直到第三部分“法特”，才蜂拥进入故事主干。一位天真的美国记者正站在酒吧里，看到一个男人走过酒吧，用拳猛击一个女人：“第一拳让那个女人的头猛烈地发出‘咔擦’声，第二拳将她击倒。”那位记者是开车来墨西哥看另一种拳击的——一场美国拳手和墨西哥对手之间的比拼——但他很快就明白，圣特莱莎真正的拳击发生在赛场之外。跟这城市的一些更下流的元素逐渐接近之后，他得以看到一个女人被强奸的视频之类的东西。他遇见了这城市凶案的主要嫌疑人，因为忌惮警察，他最终迅速逃离了这城市。

这出黑色闹剧只是一曲哀歌的前奏。“罪行”这一部分，开始于1993年1月，描写一个十三岁女孩的尸体；结束于1997年圣诞节，彼时尸体已达一百零八具。每一条取证发现都有详细的临床说明——多达二百八十四页，这部分在书中占据最长的篇幅——而结案记录由四位侦探、一位记者、凶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和各种辅助角色编织而成。在波拉尼奥笔下，这种拼贴艺术产生出一种绝妙的赋格曲似的序列和足以定罪的重复。（“案子很快就要结了”成了重复出现、萦绕不散的一句话。）凭借绞刑架上的幽默和偶尔出现的温柔陪衬情节的闪光，波拉尼奥使得这残忍的故事情节显得不那么沉重。然而，总体而言，阅读“罪行”部分就像凝视深渊。扼死、射杀、用刀刺杀、烧死、强奸、鞭笞、毁尸、受贿和变节，事无巨细记录在冷静的行文中。“十一月中旬”，一个典型的段落这样写道：

“安特莱奥·巴切克·马尔蒂内斯，十三岁，放学时被绑架。她的学校是第十六中等技校。……两天后，有人找到了她的尸体，种种迹象表明死于扼杀，因为舌骨断裂。阴道和肛门都被强暴。手腕上有典型的捆绑留下的肿胀。双膝有伤，据此推断，双脚也遭捆绑。一个萨尔瓦多移民在弗朗西斯科一世学校后面发现了她的尸体，地点在马德罗，柏杨区附近。她穿戴整齐，除去衬衫上少了几个纽扣，没有别的撕扯痕迹。”

读过波拉尼奥其他小说的读者会辨别出这个段落那冷静的超然。但细节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在波拉尼奥的任何前作——或他可能读到的任何新闻报道中都未曾得见。他对凶案调查和审判主嫌的现场事件的描写，同样精准又离奇。

波拉尼奥远隔重洋，是怎样对这些罪案和当地警方的办案程序如此熟悉的？他的其他侦探小说都写于真实历史上的鲜血干涸之后；即便那时，波拉尼奥也总会获取相关事件的第一手讯息，或是去问朋友。然而在他撰写“罪行”部分的时候，有关华雷斯城的凶杀案的信息被严格封锁。为努力达到这种高度写实主义，他必须得到一些内部人员，比如某个跟他一样对尸体解剖有着不懈热情的人的帮助。

关于那位记者

1995年夏天，波拉尼奥写信给卡拉·里庇的同一年，几具被扼死的年轻女性的赤裸尸体在华雷斯城南部的机场附近被发现。当年九月，该市悬赏一千美元征集这个冷血杀手的相关信息。一个月后，警局逮捕了阿卜杜勒·拉提夫·谢里夫·谢里夫，一位有性侵史的阿拉伯裔美国人，以五项谋杀和九月犯下的其他罪名一同起诉。但两个月后，当谢里夫·谢里夫还在监狱里等待审判的时候，新的尸体开始出现。警方坚持认为是谢里夫·谢里夫，这位化学家在牢房里遥控了这些谋杀，每杀死一名妇女他就付一千两百美元。他们说，他的帮凶是在一次夜店扫荡中逮捕的八名十几岁的男孩。他们被称为“反叛者”。

在将近一千六百米以外的墨西哥城，这个消息深深吸引了一位名叫塞尔希奥·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的记者的关注。身为小说家和记者，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在20世纪80年代由评论卡洛斯·蒙西瓦伊斯——这位重要的文化批评家和墨西哥新新闻主义的先锋人物——而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到《改革报》1993年开始呼吁的时候，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身为一位不怕激怒政府的中间派批评家已颇有名气：因为在《改革报》发文质疑那些投身当时在位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尔塔里——他在1988年遭到选举舞弊指控的情况下当选——阵营的知识分子的道德观，他被《内索斯》杂志辞退。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客观公正的禀性使得他跟《改革报》颇为投契——这家报纸有着严肃调查报道的历史传统——他受雇编辑这家报纸的其中一份周末文化副刊《天使》。（如今，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仍担任该版块的编辑顾问，并给该报撰写三个固定专栏。）

华雷斯城的新闻让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想起了他几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沉默的羔羊》。他怀疑，华雷斯城会否遇上了一个汉尼拔·莱克特？回答这个问题并非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当他在一系列访谈里向我解释的时候，他总是对描写暴力的文学作品显露兴趣。他最喜爱的书有杜鲁门·卡波蒂的《冷血》、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和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的《政治与犯罪》。他已订下旅居奇瓦瓦州指导一个研讨班的计划。说服《改革报》为他支付去华雷斯城的短途机票并不费力，这样他就得以参与报道1996年4月19日那场关于主要嫌犯被捕入狱的新闻发布会。

那天，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看到一个高个子、绿眼睛的中年男子，正朝着三十来个记者讲话。谢里夫·谢里夫讲不了几句西班牙语——他在墨西哥还没住满一年——所以他用英语发表讲话，一位通晓双语的记者在旁翻译。他说的听起来像一出肥皂剧。据谢里夫·谢里夫说，“杀害女性”行动是一对富有的墨西哥表兄弟做下的，一个住在华雷斯，另一个就住在边境线之隔的埃尔帕索。他讲了发生在其中一位表兄弟和华雷斯城一个贫穷而美丽的女孩之间的爱情故事。记者团队被惹恼了——他们交换眼神，起哄调笑。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自己仍心存莫大的疑惑，但他的批评者人格被谢里夫·谢里夫的作派深深吸引。没有捶着胸口自证清白，这位嫌疑人反倒冷静地讲述了这个长达九十三分钟的故事。他似乎相信如果他能给凶案提出一个另类的解释，他背负的指控就会被撤销。

在发布会快结束的时候，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向一位当地记者做了自我介绍。在监狱附近的公园里，两人谈起了这场奇怪的发布会。一个母亲和她的女儿走了过来。

你们是记者吗？那位母亲问道。

是的，他们回答说。

那么，我们想跟你们说一些我们觉得你们应该知道的事情。

她身旁那个十四岁的女孩穿着T恤、牛仔裤和运动鞋。她告诉记者们，华雷斯的警察局长强迫她起诉“反叛者”。那位局长，她说，揪着她的头发把她往墙上撞，直到她答应会一字不差说出他教她说的才停手。

对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来说，视角突然转变。陈旧的事实（夜店大扫荡，对谢里夫·谢里夫指控升级）在一道崭新的光照中闪烁起来：警方曾殴打过目击证人。“这，”他想道，“是一股暗流。”随后，他了解到谢里夫·谢里夫在监狱里的第四天，国家人权委员会已宣布八个起诉“反叛者”的目击证人中，有六个遭到华雷斯警局非法扣押。

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坐航班返回墨西哥城后发表了一篇文章，谈他的调查结果和目击证人们遭受的令人生疑的对待。不久之后，《改革报》邀请他加入一个关于华雷斯城现状的特别调查项目。项目负责人罗萨娜·富恩特斯·贝兰秘密派遣一位记者进入许多凶案受害者工作的工厂区；她派其他几位记者去追踪警方独立调查的详情。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分派到的任务是研究犯罪模式和动机的概貌。虽然贝兰像对待其他记者一样管理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有时要求他为足以定罪的结果印证消息源或提供额外证据——但她也留给他相当自由的解释空间。

三年来，他往返于华雷斯和墨西哥城之间，尽力同时应付书评影评和罪案调查。直到1999年夏天，他的报道开始表明华雷斯城的警察、政府官员和贩毒分子沆瀣一气，与“杀害女性”难脱干系。那一年早些时候，一场针对谢里夫·谢里夫的律师之子的袭击加剧了这个怀疑。如果司法体系运转良好，为何还有人会攻击一位律师的儿子？他琢磨道。随后，6月12日，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和《埃尔帕索时报》的一位记者一起采访了一位囚犯，该囚犯表明当地警方和一位显赫的参议员是“杀害女性”的始作俑者。

在他的著作《荒漠白骨》中，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描述了三天后他在墨西哥城被两个人绑架和袭击的情况。深夜，他在孔迪萨的时髦街区拦下一辆出租车准备回家。出租车开了一会儿之后停下。两个拿着武器的男人跳上车来。他们命令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闭上眼睛，坐在后排他们两人之间。出租车驶离了——司机和他们串通一气。尽管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没有反抗绑架者，有个男人仍咒骂他，用拳打他，用枪砸他，用冰锥刺穿他的大腿。他们要在首都南边的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杀了他，他们说。那辆出租车再次停下来。其中一个男人下了车，另一个他们称为“老板”的人还坐着。关于强暴和死亡的殴打与威胁再度上演。一辆巡逻车开着警灯驶过附近。那男人把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丢到了街上。他提交了一份警方报告，而后去了医院，医生给他开了止痛药，让他卧床休息。6月18日，他的报道文章《有消息称警方是（华雷斯案的）帮凶》出现在《改革报》上。

之后的两个月里，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像一具僵尸一样生活，写评论，编辑报纸，和朋友一起外出，尽管他视力还有点模糊，说话还有点含混，记忆也还有点破碎。最后，8月11日，他那时在自己家里都没法动手冲一杯咖啡，两个《改革报》的朋友带着他赶往医院，在那里，他接受了一场手术，以移除压迫他大脑的一处足以致命的血肿。

出乎意料地，他完全康复了，但遭受的这场袭击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在遇袭之前，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就为自己家和手机而感到困扰——奇怪的噪声、服务盲区。那之后，他常常被跟踪。他的朋友保拉·蒂诺科回忆说，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手术后的几个月里，无论他俩何时在餐馆吃饭，都有戴耳机的人在旁边盯着他们。恐惧又无助，两个人依靠幽默来逃避，每次陌生人在场，他们都相互向对方讲述离奇的故事。比如，有天晚上，他们背起了一首广受喜爱的儿童歌曲《小鸭子》的歌词：

达姬跑跑跳跳，在她的钱包里

寻找

几分钱来给她的小鸭子买吃的

因为她知道当她回家

所有小鸭子都会跑过来问

带什么给我了，妈妈，嘎嘎？

带什么给我了，嘎嘎？

当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1995年为一个好莱坞式的连环杀手飞去华雷斯城的时候，他回忆说：“我那时不知道自己将要卷入什么事。”并非汉尼拔·莱克特，他发现的是一个只因华雷斯城最恶劣的犯罪者们粗野且富有就包庇他们逃避惩罚的体制。这个体制牵涉该市、该州，及至整个国家的警察和司法机构。他一旦得出这些结论，就再也没有退路了。“你置身地狱，”他说，“你也不知道为何自己被选中，从而活了下来。”这地狱之火烧尽了他的许多关于责任和正义的陈旧错觉，让墨西哥的黑暗之心袒露出来。

当权者，他相信，在试图刻意粉饰和遮掩华雷斯城的现状，他们声称死亡人数被夸大了，或说凶案都是激情犯罪，要么就说受害者是妓女。他想给他的调查结果留下一个长久的记录，一个不会在一周之后就被抹去的记录，以反驳这些谎言。

关于往来书信

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第一次遇袭的那年，波拉尼奥在他的“狂乱谜团”上已花费超过五年工夫。为搜寻有关华雷斯城的信息，波拉尼奥给他在墨西哥的朋友们发电子邮件，提出越来越多关于凶杀案的详细问题。最终，厌倦了这种可怕的追问，他的朋友们让他直接联系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他们说，墨西哥没有人比他更了解那些罪行了。波拉尼奥第一次给他发电子邮件的时候，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正决定要写他那本关于罪案调查的非虚构作品。

回顾过去，很奇怪这两人没有在更早的时候通信。他们大致是同一代人：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生于1950年，波拉尼奥1953年出生。两人都是20世纪70年代墨西哥城反主流文化的参与者：波拉尼奥和现实以下主义诗人们在城里闲荡，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是一个叫作“神秘派”的重金属乐队的贝斯手。两人都很晚才开始写小说，并以自己文学意见的诚实而自豪。他们有几位共同的朋友：豪尔赫·埃拉尔德，还有批评家和小说家胡安·比略罗。两人都在中年时深深着迷于华雷斯城的情况。

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立马就看出波拉尼奥对这些罪案的兴致并非心血来潮。“这不是一份临时工作，对于许多小说家都是这样，”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说，“这是一种贯穿一生的激情。他会跟我说，你觉得这些和这些文字怎么样？他读了所有材料。”

波拉尼奥需要的，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解释说，是有关凶案和警方调查详情方面的帮助，因为媒体对案情的记述太过粗略。他想知道华雷斯城的毒贩们如何贩毒，他们开什么车，他们携带的是什么武器。“他要的是精确。”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说。举个例子，比如武器，波拉尼奥想知道的不只是牌子，还有型号和口径。

他还对奇瓦瓦州警方的心态感兴趣，希望联系起来以理解他们正常行为和不端行为的细节。他想原原本本知道谋杀案是怎样被记录在案的。他想要一份尸检报告的复印件；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在他从一位辩护律师那里得到的文件堆里发现了一份。应波拉尼奥的需求，他抄录了描述受害人伤口的部分。“他想知道验尸报告的语言风格。”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回忆说。这正是出现在“罪行”部分的那种语言风格。

“我想象，基于他可能问我的问题，他想要的是对比笔记，”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说，“我会说那位荒野侦探想要另一位荒野侦探，就是我，来得出类似的结论。”然而身为作家总会知道，共享结论往往会引发改变。与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对比过笔记后，波拉尼奥可能改变了几条他久已有之的信念。例如，两位侦探探讨过FBI犯罪心理学家罗伯特·K.雷斯勒，由于墨西哥国会和美国司法部长之间的协议，他作为凶案顾问，1998年来过华雷斯城。波拉尼奥已经读过雷斯勒有名的著作——这其中的《性凶杀案与犯罪分类手册》——雷斯勒并没有在他查案过程中解决问题，他为此惊讶。

为何雷斯勒没法抓住凶手？他疑惑道。

这趟查案只是面子功夫，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记得自己这样跟他说。他解释说雷斯勒来华雷斯城的时候毫无准备。他没有带自己的翻译。付他钱的是跟他的调查结果有所牵连的当权者。他获派的一名保镖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这个信息，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回忆道，无疑给波拉尼奥浇了一盆冷水。

“他愿意相信有某个国家力量可以制服罪犯。”他观察说。实际上，这种大获全胜的推论在波拉尼奥的所有小说中都可以见到——除了《2666》。在《遥远的星辰》中，在一位聪明的诗人的帮助下，连环杀手被侦探阿贝尔·罗梅罗逮捕。在《智利之夜》中，知识界的罪行被一位无名的年轻侦探曝光。在《荒野侦探》中，另一位无名的审问者追踪到阿图罗·比拉诺和尤利西斯·利马的历史，同时这两位年轻的诗人也成功找到神秘作家塞萨利亚·迪纳耶洛的位置——在圣特莱莎附近的一个镇子上。

唯有在《2666》里，罪犯成功脱逃，设下圈套，杀死或痛殴他们遇见的每一个好事者。别有含义的是，在《2666》的最后一个版本中，以雷斯勒为原型的角色——一位尽管笨拙但也狡猾的侦探——第一次登场的时候，仅仅几页之后就推翻了调查结果。

更为根本的是，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告诉波拉尼奥，他的调查结果表明华雷斯凶杀案跟当地警方、政客，以及贩毒集团扶持的雇佣黑帮之间有所联系。警方不会认真调查案件，他解释说，因为他们接受的培训很差劲，或者他们都是厌女者，再或者他们接受了交易，允许毒贩招摇过市。

所以，并不存在连环杀手？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记得波拉尼奥这样问他。

不，当然有连环杀手，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回答道。但并非只有一个，我认为至少有两个连环杀手。

这个发现，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说，让波拉尼奥陷入困惑。到那时，这位作家已给他的长篇小说想出一个详尽、巧妙的结构，这个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建基于只有一位连环杀手的构思。现实中谢里夫·谢里夫的无罪与否无关紧要，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说，问题在于如何把关于罪案的最新信息安插到《2666》里。

波拉尼奥的办法，我想，是大段吸纳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关于华雷斯城的结论，然后将这些结论以他自己的方式戏剧化地呈现出来。“罪行”部分的故事和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的著作《荒野白骨》（暂无英文版）中的结论之间的相似性令人吃惊。然而，“没有任何一处是原样照搬的。”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指出。名字全部改换，国籍全部变更，角色凭空创造，全部情节都借助想象力、风格和印象加以渲染。波拉尼奥或许用到了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教给他的一切——他在《荒野白骨》出版前数月读了它的手稿——但他进行了全面再创作，以配合他自己的大结局。

关于那只山羊

两人通信的几年后，两位荒野侦探在2002年11月见了最后一面，那时，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赴巴塞罗那参加《荒野白骨》的官方发布会。阿纳格拉玛出版社因为这部书深有名望的纪实报道烙印而买下它，并将之与君特·瓦尔拉夫、雷沙德·卡普钦斯基、迈克尔·赫尔的作品等量齐观。超过一百人出席了首发仪式。数月后，墨西哥领事馆拒绝派代表参加一出从《荒野白骨》获得灵感的戏剧表演，该领事馆声明官方“不支持抹黑墨西哥的作品”。

《荒野白骨》选在西班牙发布，部分原因也是为了保护作者。书印出来的时候，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揭发的许多政府和警方官员还正当权，该书对华雷斯城系统性腐败的描述惹怒了那些想把墨西哥描绘成一个文明国家的人。但欧洲对该书的媒体报道为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提供了免遭报复行动的保护措施。有了这些报道，就不可能出现《荒野白骨》在墨西哥发布后，作者却悄无声息消失的情况。

波拉尼奥没有出席发布会，但第二天早早地，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就和一个朋友向北前往海边小镇布拉内斯去见他和他的家人，共进午餐。他们迟到了几个小时。因为前一天晚上庆功晚宴的苦艾酒引发的宿醉，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和他的朋友搭错了火车。波拉尼奥原谅了他们的迟到，开了一瓶酒，端上火腿三明治。知道波拉尼奥的病让他没法再沾酒，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给他带了一斤咖啡豆，来自墨西哥城的哈瓦那咖啡馆，波拉尼奥在《荒野侦探》中使之永垂不朽。波拉尼奥的肝脏情况很糟，糟到连咖啡都没法喝，但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记得，波拉尼奥打开咖啡袋，把鼻子埋在了里面。

接下来的几小时，他们谈论华雷斯城的凶杀案。这一回，他们不再关注嗡鸣的电话或扰人的电子邮件，波拉尼奥得以问出他想知道的所有问题。

听着，波拉尼奥开玩笑说，我要给你在小说里安排个角色。我要照抄哈维尔·马里亚斯的主意，他在小说《时间的黑色背面》里也把你写成了一个角色。

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觉得自己的胃下沉了。真的吗，罗贝托？他说，用我的名字？

嗯，你放心，波拉尼奥说。他的女儿，亚历杭德拉，正和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的朋友玩耍。波拉尼奥看起来很开心。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不知说什么好。

第二天晚上，他们在巴塞罗那碰面，一起吃寿司。这次他们没谈华雷斯，而是聊起了文学。波拉尼奥问墨西哥的作家们是不是都还留着胡子，抑或是都已剃掉了。有一刻，他宣称是他和马里奥·圣地亚哥一起，正式破坏了1992年在巴黎的现实以下主义运动。他疯了，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思忖道。他认为真正重要的现实以下主义分子只有他和圣地亚哥。

这次会面之后不久，波拉尼奥发表了名为“飓风里的塞尔希奥·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的文章，表明他对这位记者的崇敬和爱慕之情，并对他的新书大加褒扬。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对我小说写作技术上的帮助，”他写道，“是至关重要的。”《荒野白骨》“不仅是一张有缺陷的照片——它还能是其他什么？——呈现罪恶和腐败；它也让自身成为墨西哥和它的过往，以及拉丁美洲尚不明确的未来的隐喻。”

七个月后，即2003年7月1日，波拉尼奥入住巴塞罗那的一家医院。两周后逝世。

当《2666》于2004年在墨西哥出版时，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几乎没法让自己去读这本书。“读关于死去的女人们的那部分，花了我几个月时间，”他说，“太恐怖了。在生活中经历它是一回事，但看到波拉尼奥这样的文学大师讲述它，可不是开玩笑的。罗贝托疯得过一头山羊，你明白吗？你难以置信，因为某种程度上你就在现场。”

作为一名记者，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养成了一种临界距离，这使他得以忽视自己随时会遭到二次袭击的局面。在《2666》里发现以他名字命名的角色被束缚在一个充斥着杀人凶手和障眼物的世界，这粉碎了他自认为安全的错觉。在某一段里，波拉尼奥甚至描写了与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1999年遭到的袭击极为相似的一场绑架，只有结局有变——以死亡收场。尚不清楚这个死去的记者是否就是那个名为“塞尔希奥·冈萨雷斯”的角色。

除了这些尖锐的心理游戏，任何一位写过贩毒集团或政治腐败的墨西哥记者，在2004年都曾觉得自己很可能遭到袭击。那一年，墨西哥有五位调查记者被杀死或失踪。其中一位当着自己两个孩子的面遭枪击而亡。根据2007年无国界记者组织出具的一份报告，墨西哥已成为世界上对记者而言第二危险的国家，第一名是伊拉克。亚利杭德罗·洪科·德·拉·维加，改革集团的董事长，2008年10月在哥伦比亚大学告诉听众说，他的三家报纸不再署名发表文章，以保护他们的记者。“我们发现自己身处大毒枭和犯罪分子的围攻之下，”他解释说，“我们越多地曝光他们的活动，他们就越狠地报复我们。”洪科自己也把全家迁到了“美国的一处安全居所”。

因此，《2666》出版的同一年，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决定不再去华雷斯城，这或许是个巧合。他听说在奇瓦瓦州，有人出钱悬赏他的人头。官员们宣称已起诉他诽谤，他踏上该州的那一刻，也即冒着入狱的风险。鉴于这些阴谋诡计，他的律师建议他在任何情况都不要再踏入奇瓦瓦州。（直到2007年4月，菲利佩·卡尔德隆总统才签署了一纸联邦法令，不再给名誉损毁和“侮辱”定罪，并迫使州政府也照此办理。）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最后一次去那里的时候，没人愿意谈论眼下的情况。华雷斯城变成了一座闭门之城。

《荒野白骨》和《2666》都不是容易读的书。我读他们的时候，噩梦萦绕不散。两本书的书页就像新挖出来的墓穴，但笼罩二者的邪恶哲学有所区别。在《荒野白骨》中，华雷斯城是疯狂腐败的受害者。当警察和法庭视而不见，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认为，残暴的行为成了平常之事。强奸和谋杀女性，暗杀记者，为赎金而绑架人：这些罪行在墨西哥可没有一样是偶然事件。“一个恶人，比如一个连环杀手，能够引爆一种扫荡效应。”冈萨雷斯·罗德里格斯说，引爆一种灭绝机制，不输于任何一个极权主义独裁政权所有的。这种“野蛮的常态化”，他论证说，是今日的墨西哥和拉丁美洲所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

在《2666》的最后一部分“阿琴波尔迪”中，波拉尼奥呈现了一个更加凶险的罪恶想象。这部分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末，一位负伤的普鲁士人回到家乡。一切都变了，一位陌生人告诉他：“战争即将结束，新的时代就要开启。（那位普鲁士人）回应道，他吃东西的时候，一切丝毫未改。”实际上，《2666》的整个终章，时间跨度从“一战”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如此设定看起来都是为了证明阿琴波尔迪的观念——他认为历史无他，就是一系列“奇形怪状的彼此激烈象征”的时刻。当阿琴波尔迪在东线为第三帝国战斗，并在柏林的废墟中开启他的小说家生涯的时候，波拉尼奥告诉了我们强奸和凶杀故事之后的故事。在德国的山峦中，一个人杀了妻子，政府当局选择无视。战争期间，逃到乡下的城市居民遭到沿路打劫、强奸和谋杀。罗马尼亚一座城堡周围的土地，埋葬了累累人骨，纳粹大屠杀的暗示处处可见。

在这残暴和罪恶不彰的景况下，圣特莱莎似乎也难脱常轨。它只是众多地方中的一个，隐藏其下、充斥各处的罪行上涌并冲破表面。圣特莱莎现在的情况是，小说似乎想讲，就跟它一直以来的情况一样，也就跟它在《2666》的终章所显示的未来一样。罪恶如大海，广袤远播，永无休止。

这个关于暴力的景象，让人想起美国自己的书写末世的作家，科马克·麦卡锡，但波拉尼奥的小说有更多的性爱和喜剧段落，他的主角也跟《长路》或《血色子午线》的主角颇为不同。阿琴波尔迪行军经过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战场，就像一个沿着海底一路搜寻的人，沉浸在深处暗色的恐怖中，但并未受其波及。少年时代，他读沃尔夫拉姆·冯·埃申巴赫的《帕西法尔》，被一位“外行且独立的”中世纪骑士的观念所强烈感染。他自己的圣杯原来是他在一个废弃的犹太村落里发现的一位逝者的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