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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努·沙姆达萨尼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被公认为是现代西方思想界中的一位重要人物，而他的作品却一直引发争议不断。荣格对现代心理学、心理治疗和精神病学的形成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一大批国际分析心理学家以他的名义从事自己的职业。在专业范围之外，荣格的作品也有广泛的影响：荣格和弗洛伊德是大部分人接触心理学时会首先想到的名字，他们的思想已经在艺术、人文科学、电影和流行文化中得到广泛的传播。荣格也被广泛地认为是新时代运动的发起人之一。但是，认识到这本书处在荣格全部作品的核心位置上是一次惊人发现，他花费在这本书上的时间不少于16年，而今天这本书终于得以面世。
很少有未出版的著作像荣格的《红书》（或称为《新书》）一样对20世纪的社会和思想史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荣格将这本书视为自己后期著作的核心，也被他长期视为是自己后期作品的关键来源。但是此前此前这本书除了激发一些人的好奇之外，还一直没有能够公开发行以供研究使用。
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文学、心理学和视觉艺术领域出现了大量的实验。作家们试图摒弃具象派传统规则的限制，开始全方位地探索和描绘内在经验，如梦、幻象和幻觉，他们使用新的形式和旧瓶装新酒的方式进行实验。从超现实主义作家的自动书写到古斯塔夫·麦林克的哥特式幻想，作家们开始越发接近和碰触到心理学家的研究，而心理学家也在进行类似于作家的探索。艺术家和作家的结合产生新的插图及排版形式、新的文本与图像结构。心理学家也在尝试克服哲学心理学的局限，开始对艺术家和作家的领域进行探索，文学、艺术和心理学之间还没有清晰的界限，作家和艺术家可以借鉴心理学家的研究，反之亦然。一些重要的心理学家如阿尔弗雷德·比奈和查尔斯·里歇也经常用笔名写戏剧和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也是他们“科学的”工作的写照
。古斯塔夫·费希纳是心理物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把植物和地球的灵魂描述为一个蓝色的天使
。在同一时期，一些作家如安德烈·布勒东和菲利普·苏波也在刻苦研读并应用心理研究者和变态心理学家的研究结果，如弗雷德里克·迈尔斯，西奥多·弗洛诺瓦和皮埃尔·让内。W.B.叶芝使用心灵的自动书写在《幻象》
中创作出一种诗化的心理宇宙学。个体都在从各个角度上去寻找新的形式来描绘真实的内在经验，寻求精神和文化上的更新。在柏林，雨果·鲍尔写道：
1913年的世界和社会看起来像这个样子：生命完全被幽禁和束缚，某种经济宿命论开始盛行；无论一个人是否认可这个观点，他们都被赋予一个特定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带有自己的爱好和特点。教堂被认为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赎罪作坊”，文学被看作是一个安全的出口……每天都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是否有一种足够强大的力量来终结这种状态？如果没有，一个人如何逃脱？
在这段文化的危机中，荣格进行了一次长期的自我实验，从而写成一部文学体裁的心理学著作《新书》。
今天，我们站在心理学与文学之间鸿沟的另一侧，会把《新书》视为是这两者之间还未完全确定分离时所涌现出来的产物，而对《新书》的研究会有助于我们弄清楚鸿沟是如何产生的。但是，首先我们会有一个问题：荣格是谁？
荣格于1875年生于康斯坦斯湖畔的凯斯维尔，在他6个月大时，他们举家搬迁到莱茵河瀑布边的劳芬。他是长子，有一个妹妹，他的父亲是瑞士的一名新教牧师。荣格在晚年写了一篇回忆录，命名为《我人生的早期经历》，后来这篇回忆录经过大量的修改之后被收录在《回忆·梦·思考》
中，荣格在书中详细叙述了影响他选心理学为职业的关键事件。这篇回忆录主要关注荣格儿童时期的梦、幻象和幻想，可以视为《新书》的序言。
在第一个梦中，荣格发现他自己站在一片低洼的草地上，那里有一个石头砌的洞，他看见一排石阶一直通下去，他顺着石阶走下去，发现自己处在一间地下室中。房间中有一个金色的宝座，后来发现宝座上类似树桩的东西是由皮和肉构成的，顶端有一只眼睛，后来他听到母亲的声音，告诉他那是“食人怪”。荣格不确定母亲是说这个东西实际上会吃小孩子还是就等同于神灵，这一点深深地影响了他对神的意象。多年以后，他意识到那个东西是一个阴茎，几十年以后，他才懂得那是一种在仪式中被崇拜的生殖器，洞内就是一个地下的神庙，荣格把这个梦视为他开始“进入大地的秘密”。
荣格在童年时期体验到一系列视觉的幻想，他似乎也具有自发地唤起意象的能力。在1935年的一次演讲中，荣格回想起自己外祖母的一幅画像，他像一个孩子一样看着它，直到他“看到”外祖父走下楼梯。
荣格12岁时，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他来到巴塞尔大教堂广场，看到阳光在新铺的光彩夺目的瓷砖上闪耀，他感觉到一种可怕的、罪恶的念头正在逼近，他尝试掩盖这些念头，因此情绪持续低落了好几天。最后当他发现是神想让他有这些念头时，就像神刻意让亚当和夏娃犯罪一样，他开始深入思考这件事情，并看到神坐在自己的宝座上，一块硕大的粪便从宝座下掉了下来，散落在教堂的新屋顶上，把教堂砸得粉碎。有了这个意象之后，荣格感受到一种他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欣喜和如释重负感，他感到自己是在“直面活生生的神，神全知全能且自由地站在《圣经》和教堂之上”。
他在神面前感到很孤独，之后他才开始承担起自己真正的责任。正是直接且及时地面对活生生的神，却发现神不在教堂和《圣经》里，荣格才意识到他的父亲是缺失的。
这种被拣选的感觉导致他在进行第一次圣餐礼时对教堂的彻底失望，他一直相信圣餐礼将会是一次美好的经历，但实际上却索然无味。他总结道：“对我而言，这代表神的消失，宗教也不复存在，我再也不会去教堂了，那里没有生命，只有死亡。”
荣格从这个时候开始如饥似渴地进行阅读，他被歌德的《浮士德》深深地吸引，他被发生在墨菲斯托菲利斯身上的事情打动，而且歌德十分重视恶的形象。在哲学上，叔本华对荣格的影响很大，叔本华承认恶的存在并且宣称世界充满苦难和痛苦。
荣格也有一种活在两个世纪之中的感觉，而且非常怀念18世纪。他的双重感觉使他形成两种相异的人格，他称它们为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第一人格是那个巴塞尔的男生，他爱阅读小说；第二人格独自思考宗教，处于自然和宇宙合一的状态。第二人格居住在“神的世界中”，他的感觉最真实。第一人格希望自己能够不受抑郁的困扰和第二人格的孤立。当第二人格登场时，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已经去世很久但精神一直存在的人进入到房间里一样。第二人格没有明确的特征，他与历史相连接，特别是中世纪。对于第二人格而言，第一人格有缺陷，显得笨拙，需要第二人格去容忍，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的相互作用贯穿荣格的一生。正如荣格所看到的一样，我们也是如此，即我们一部分的生命活在当下，另一部分生命连接到过去。
当荣格要选择职业的时候，两个人格之间的冲突尤为激烈，第一人格追求自然科学，第二人格选择人文科学，在这个时候，荣格做了两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梦。在第一个梦中，荣格沿着莱茵河走进一大片阴暗的森林，他来到一座坟前，便开始动手挖起来，直到他发现了一些史前动物的遗骨，这个梦唤醒他学习更多自然科学知识的欲望。第二个梦中，荣格发现自己身处在一片森林中，森林中溪流交错，他发现一个圆形的水塘，水塘周围灌木丛生。他在水塘中看到一种漂亮的生物，那是一只巨大的放线虫。有了这两个梦之后，他选择了自然科学，为了解决生计，他决定学医。后来荣格又做了另外一个梦，梦中他处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大雾弥漫，他顶着风缓慢前行。他保护着一盏小灯，而这盏灯随时都有可能熄灭。他看到一个硕大的黑色人影正在靠近，他吓坏了。他醒过来后，便即刻意识到这个人影就是小灯照在他身上形成的阴影。荣格认为第一人格就是那个提灯人，第二人格像影子一样跟随，他将之视为一个信号，提示他要跟着第一人格前行，而不要回头看第二人格的世界。
大学时代，荣格的两个人格之间还在继续斗争。除了医学学习之外，他制订了一个密集的课外阅读计划，特别是尼采、叔本华、斯韦登伯格
和唯灵论作家的著作。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给荣格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感觉自己的第二人格与查拉图斯特拉类似，很担心自己的第二人格也会变得如此的病态。
他加入了一个名叫饶芬吉亚学生辩论社团，并做了很多次主题报告。他对招魂术特别感兴趣，招魂术是巫师尝试使用科学的方法探索超自然力量和证明灵魂不朽的途径。
现代招魂术出现在19世纪后半叶，并在欧洲和美洲广泛传播开来。通过招魂术激发各种恍惚状态（trances）开始广为流传，伴随恍惚状态产生的现象有恍惚的话语、呓语、自动书写和晶球幻视。同时一些科学家开始对招魂术现象感兴趣，如克鲁克斯、措尔纳和华莱士，一些心理学家也开始对招魂术感兴趣，如弗洛伊德、费伦齐、布洛伊尔、詹姆斯、迈尔斯、柏格森、让内、斯坦利·霍尔、施伦克–诺律、摩尔、德索、里歇和弗洛诺瓦。
荣格在巴塞尔读大学时，经常和同学一起参加降神会活动。1896年，他们对荣格的表妹海伦·普莱斯维克进行了一系列的长时间观察，她似乎具有通灵能力。荣格发现表妹在恍惚状态下会表现出多种不同的人格，而且自己可以通过暗示唤出这些人格。在恍惚状态下，已经去世的亲戚会出现，她完全转变成这些人物。她可以讲出自己所化身的人物的故事，清晰地表现出一种神秘的宇宙学，象征一个曼陀罗。
普莱斯维克的降神术活动一直持续到有人发现她身体的特异现象是假装出来的，从此之后降神会活动也终止了。
荣格在1899年阅读到理查德·冯·卡夫–艾宾的《精神病学教科书》时，他意识到精神病学将成为自己的职业，这象征他两个人格的兴趣点融合在一起了，他经历了一个类似于转向自然科学结构的过程。荣格医学院毕业之后，于1900年年底在伯格霍茨利医院获得一个助理医生的职位。伯格霍茨利医院在尤金·布罗伊勒领导下，成为当时一所先进的诊所。在19世纪末，众多人物都在努力建立一种新的科学心理学，也即是通过引入科学的方法将心理学转变成一门科学，打破之前所有人类的理解模式。当时，新兴的心理学并不被人看好，只被视为是科技革命的完结。由于布罗伊勒和上一任院长奥古斯特·弗雷尔的努力，心理学研究和催眠才得以在伯格霍茨利扮演突出的角色。
荣格的医学博士论文研究的是降神现象的心理机制，主要是分析海伦·普莱斯维克的降神活动，
虽然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个案降神表现的真实性上，但是在这期间，他也研读了弗雷德里克·迈尔斯、威廉·詹姆斯的著作，特别是西奥多·弗洛诺瓦的著作。1899年年底，弗洛诺瓦出版了一本研究灵媒海伦·斯密斯的著作，这本书在当时很畅销。
弗洛诺瓦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完全从心理学的角度上研究这个个案，把心理学当作一种研究阈下意识的手段。弗洛诺瓦、弗雷德里克·迈尔斯和威廉·詹姆斯的研究给心理学带来了重要的改变。他们认为不论所谓的降神术体验的有效性如何，这种体验能够对阈下意识的结构产生影响深远的洞察，从而可以把人类的心理当作一个整体进行探索。通过这些心理学家的工作，灵媒开始成为新心理学的重要研究对象。随着这次转变，灵媒使用的手段，例如自动书写、恍惚的话语和晶球幻视，都开始被心理学家们使用，成为心理实验研究的首要工具。在心理治疗领域，皮埃尔·让内和莫顿·普林斯使用自动书写和晶球凝视的方法来揭示隐藏的记忆和潜意识固着的观念。自动书写可以揭露潜在的人格，从而可以与潜在的人格对话。
对于让内和普林斯而言，与潜在人格对话的目的是重新整合人格。
荣格被弗洛诺瓦的书深深地吸引住，决定把它翻译成德文，但是弗洛诺瓦已经将这本书授权给另外一位译者。弗洛诺瓦的研究对荣格论文的影响非常明显，荣格在论文中也是纯粹使用心理学的视角对个案进行研究。荣格的研究非常接近弗洛诺瓦在《从印度到火星》建构的模型，无论是在研究对象上，还是在对海伦降神活动的心理机制诠释方面，都很接近弗洛诺瓦的模型。荣格的论文也显示他使用自动书写作为一种心理学研究方法。
1902年，荣格与艾玛·劳申巴赫订婚，两人婚后育有5个子女。一直到这个时候，荣格都在写日记。在日记的最后部分，荣格在一篇日期为1902年5月的日记中写道：“从此我不再孤独，而且我只能刻意地回忆起可怕又美好的孤独感，而这是幸福爱情的阴影一面。”
对荣格而言，他的婚姻标志着他离开了已经习以为常的孤独。
荣格年轻的时候经常去参观巴塞尔艺术博物馆，他非常着迷于霍尔拜因和勃克林的作品，还有其他一些荷兰画家的作品。
在他的后期研究中，他用将近一年的时间专心研究这些画。从这个时候开始，荣格的画作开始表现出具象派的风格，具有较高的专业技能和良好的技术水平。
在1902~1903年，荣格从伯格霍茨利离职到巴黎跟随当时法国心理学领军人物皮埃尔·让内学习，让内当时执教于法兰西大学。在法国学习期间，他热爱绘画和参观博物馆，频繁到卢浮宫参观，他特别关注古代的艺术：古埃及的艺术品、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如弗拉·安杰利科、莱昂纳多·达·芬奇、鲁本斯和弗兰斯·哈尔斯的作品。他购买了很多画作、雕刻和画作复本，用这些东西装饰自己的新家。他使用油彩和水彩作画。1903年1月，他去伦敦参观大英博物馆时，就特别关注馆中埃及、阿兹台克和印加人的藏品。
学习归来之后，荣格又重新回到伯格霍茨利，继续在原来的岗位上工作，与弗朗茨·里克林一起进行词语联想的分析研究，荣格与同事进行了一系列大量的实验，并对实验结果进行数据分析。荣格早期研究的基础概念来自于弗洛诺瓦和让内，他尝试将这些概念与威尔海姆·冯特和艾米尔·克里培林的研究的方法论结合起来。荣格和里克林使用的联想实验是由弗兰西斯·高尔顿设计的，冯特、克里培林和古斯塔夫·阿沙芬堡将高尔顿设计的实验应用到心理学和神经病学领域。布罗伊勒发起这项研究的目的为临床鉴别诊断找到一个快速有效的方式，但是伯格霍茨利小组未能达到这个目的，而他们被显著的反应障碍和反应时的延长所吸引，荣格和里克林认为是被压抑的情绪性情节的存在导致反应障碍，荣格根据他们的实验发展出一个综合的情结心理学。
联想实验奠定了荣格的个人声誉，使他成为精神病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1906年，他应用自己的全新情结理论研究早发性痴呆（后被称为精神分裂症）的心理机制，论证妄想的成因。
对于荣格连同当时其他一大批类似于让内和阿道夫·梅尔一样的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而言，精神不健康的人和精神健康的人不能够被截然分开，因为从精神健康到不健康是一个连续过渡的过程。两年之后，荣格提出：“如果我们找到一种方法能够发掘病人的人性奥秘，精神错乱的内在结构就会呈现出来，我们就能够认识到心理疾病仅仅是对情绪问题的一种异常反应，而我们正常人对这些情绪问题并不陌生。”
荣格对精神病学和心理学中的实验和统计方法存在的局限性越来越感到失望，他在伯格霍茨利的住院部引入催眠治疗。他因此开始对心理治疗感兴趣，并将临床会谈视为一种研究方法。1904年左右，布罗伊勒将精神分析引进伯格霍茨利，并开始与弗洛伊德通信，让弗洛伊德帮助他分析自己的梦。
1906年，荣格开始与弗洛伊德通信。荣格和弗洛伊德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神化了，铸就一个以弗洛伊德为中心的神话，而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被视为是荣格心理学的原始来源。荣格在多个场合中都对这种观点予以反驳，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篇未发表的文章中，荣格写道：“我从弗洛伊德学派中分裂出来，但弗洛伊德绝不是我唯一的知识来源。在遇到弗洛伊德之前，我已经有了自己的科学态度和情结理论，在我所遇到的老师中，布罗伊勒、皮埃尔·让内和西奥多·弗洛诺瓦对我影响最大。”
弗洛伊德和荣格很明显来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因为都对心理疾病的心理机制和心理治疗感兴趣而走到一起，他们共同的目标是在心理学基础上形成一种科学心理治疗，反过来，又能够通过对个体生活的临床深度研究巩固心理学的地位。
在布罗伊勒和荣格的领导下，伯格霍茨利成为精神分析运动的中心。1908年，《精神分析和精神病理学研究年鉴》创刊，布罗伊勒和弗洛伊德任主编，荣格任执行主编。在他们的推动下，精神分析在德语区的精神病领域中有了一定的地位。1909年，克拉克大学授予荣格荣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的联想实验研究。1910年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成立，荣格任主席。在他和弗洛伊德合作的这段时期里，他成为精神分析运动的主要设计师。而对荣格而言，这是一场非常具有制度性和政治性的活动。这场运动后来因为意见的分歧和观点强烈的不一致而最终四分五裂。
1908年，荣格在库斯纳赫特的苏黎世湖畔购置一块土地，接着在这块地上建了一座房子，并在这座房子中度过余生。1909年，荣格从伯格霍茨利辞职，全身心投入到不断增加的个案治疗和研究兴趣中。在离开伯格霍茨利的同时，荣格的研究兴趣也转向对神话、民间故事和宗教的研究，他也为自己的私人图书馆购置大量的学术书籍。荣格最终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写成《力比多的转化与象征》，这本书分两个部分在1911年和1912年出版。这本书可以视作是荣格返回到自己思想的源头和文化与宗教观念的标志，他发现神话作品如此令人兴奋和陶醉。1925年他回忆到：“那时候，我看起来就好像生活在我创造的精神病院里，游走于各种幻想的形象之间：人马座、仙女、萨提尔、神和女神，他们仿佛都是病人，我正在为他们做分析。每当我读到一篇希腊或黑人神话时，感觉就好像一个疯子在跟我讲述他的历史。”
19世纪末，在新兴的比较宗教学和民族心理学领域出现了知识的大爆炸，大量原著被收集在一起，第一次被翻译成英文，并形成历史学术作品合集，例如马克斯·缪勒编纂的《东方圣典》。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著作代表一种重要的世界观，与基督教的世界观相对应。
荣格在《力比多的转化与象征》中划分出两种思维方式，由于受到威廉·詹姆斯的启发，荣格将定向思维和幻想思维进行对比，前者是言语和逻辑思维，后者是被动、联想和意象思维，前者的例证是科学，而后者是神话。荣格认为古代人缺乏定向思维的能力，而定向思维是一种现代习得的能力。当幻想思维停止的时候，定向思维便开始出现。《力比多的转化与象征》对幻想思维进行广泛研究，也对在梦中和幻想中不断出现的神话主题进行研究。荣格重申史前人、原始人和儿童存在人类学的差异，他认为对成年人当下的幻觉思维进行解释，同时也有助于充分理解儿童、野蛮人和史前人类的思想。
荣格在这本书中将19世纪的记忆、遗传和无意识理论综合在一起，并假设每一个人身上仍然存在着种系发生学的无意识层，这层无意识由神话意象构成。对于荣格而言，神话是力比多的象征，它们能描绘出力比多的典型活动。他使用人类学的方法将五彩缤纷的神话故事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并对它们分析诠释，后来他将这种比较法命名为“放大”。他认为一定存在典型的神话与情结的种族心理发展特征相一致。沿着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思路，荣格将这种典型神话称为“原始意象”（Urbilder），其中有一种神话被特别赋予核心的地位：英雄的神话。对于荣格而言，英雄神话象征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即努力变得独立并摆脱母亲。他把乱伦动机解读为试图返回母亲的身体而获得再生。后来荣格将这本书视为他发现集体无意识的标志，尽管集体无意识这个术语在后来才出现。
荣格的好友兼同事阿方斯·米德在1912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梦的功能并不是愿望的满足，而是起平衡或补偿作用，梦在试图解决个体的道德冲突。因此，梦不仅指向过去，而且是在为未来铺路。米德发展了弗洛诺瓦提出的潜意识具有创造性想象的观点。荣格沿着这个脉络，继承了米德的观点。对于荣格和米德而言，梦的概念发生了改变，其他与无意识有关的现象也都会随之发生改变。
《力比多的转化与象征》是荣格在1911年写成的，这一年他36岁。在1952年重新修订这本书时，荣格在前言中写道：“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年龄，它标志着人生后半生的开始，在这段时期，人的心理会发生变化，出现心理转变。”
他还表示自己已经意识到与弗洛伊德合作的失败，并非常感激妻子对他的支持。完成这本书之后，荣格意识到没有神话的生命会意味着什么。一个没有神话的人“就像被连根拔起一样，与过去、与自己身上延续的祖先生活、与他所处的人类社会皆失去联系”。
如他随后所写：
我不由得严肃地问自己：“你生活在什么样的神话里？”我发现我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只得承认我的生活没有神话，甚至也没有生活在神话里，而是置身于理论上的可能性所形成的飘忽不定中，我开始对这些理论产生越来越强烈的不信任感……因此，我很自然地去开始寻找“我的”神话，并将之视为所有工作的重心。我也提醒自己，如果我不知道自己的神话，那么在治疗病人的时候，我如何恰如其分地照顾到个人因素？对我来说也即是个体差异，对他人的了解是非常必要的。
荣格通过神话研究发现自己缺乏神话，因此他开始去了解自己的神话，即他自己的“个体差异”
因此我们看到荣格开始进行自我实验，他的自我实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在回应他的研究所产生的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都集中体现在《力比多的转化与象征》上。
荣格在1912年做了一些具有重要意义的梦，而他却无法理解这些梦。他特别重视其中的两个梦，他认为这两个梦显示出弗洛伊德释梦理论的局限性。第一个梦的内容如下：
我来到一座南方的小镇，站在小镇的一条上坡街道上，街道两旁有狭窄的楼梯可以爬上去。现在是正午12点，阳光灿烂。一名年长的奥地利海关稽查员或类似的人从我旁边经过，他在想着自己的事情。突然有人说，“这就是那个不死之人，他在三四十年前就已经去世了，但是尸体一直没有腐烂。”我感到非常惊讶。这时候一个高大的人物出现了，他是一位威猛强大的骑士，穿着微黄色的盔甲，他看上去很强壮，难以捉摸，而且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他背后背着一个马耳他十字，他从12世纪的时候就出现在这里，而且每天都是在中午十二点到一点之间绕行相同的路线。没有人对这两个特异现象表示惊奇，而我却感到非常惊讶。
我不再使用任何诠释技巧来解释这个梦。想到那个年长的奥地利人，弗洛伊德便出现在了我的脑海里；想到骑士，我就想到了自己。
内在有个声音说，“这都是空洞和令人厌恶的东西。”而我必须要忍受它。
荣格感到这个梦很压抑且具有迷惑性，弗洛伊德也无法做出诠释。
大概一年半之后，荣格又做了另外一个梦：
我梦到当时（1912年圣诞节之后不久）我和我的孩子们正坐在一个城堡的房间里，这是一个由很多石柱支撑的开阔大厅，装饰得富丽堂皇，我和孩子们围坐在一张圆桌子旁，正对着桌子的天花板上悬挂着一个漂亮的墨绿色石头。突然有一只鸥或鸽子飞了进来，轻轻地飞落在桌子上。我告诉孩子们不要出声，以免他们把这只漂亮的白鸟吓跑了。突然这只鸟变成一个八岁的小孩，是一个皮肤白皙的小女孩，和我的孩子们绕着大厅里成排的石柱嬉戏起来。突然这个孩子又变回了鸥或鸽子，她这样对我说：“只有在午夜的第一个钟头我才能变成人类，因为雄鸽在这时候正忙着和那12个死者在一起。”说完这些话，这只鸟就飞走了，接着我就醒了。
在《黑书2》中，荣格指出正是这个梦使他决定与三年前遇见的那位女性（托尼·伍尔夫）建立关系。
他在1925年认为是这个梦“使他开始相信无意识不仅是由死气沉沉的材料构成，而且包含很多有生命力的内容”。
他补充说，他想到了翠玉录（Tabula smaragdina）的故事、12使徒的故事、黄道十二宫的标志，等等，但是他却“完全无法理解这个梦，只是感到梦中包含大量无意识的活力。我知道任何技术都无法解开这个梦的谜底；我所有能做的事情就是等待，继续生活，并且观察我的幻想”。
这些梦使荣格开始分析自己童年的记忆，但是没有任何收获，他意识到自己需要重新找到童年时期的情绪基调。他回想起来自己小时候非常喜欢建造房屋和其他建筑，于是他又开始这样做了起来。
荣格在进行自我分析的过程中，他也在不断地发展自己的理论。在1913年的慕尼黑精神分析大会上，他提出了自己的心理类型理论，他认为力比多有两个基本的运动：外倾，这一类主体的兴趣主要指向外在世界；内倾，这一类主体的兴趣主要指向内在世界。根据这个观点，荣格假设人可以分为两类，分类标准是外倾和内倾哪一个占主导。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心理学实际上就充分验证了他们之间类型的不同，而这两种类型的人都需要自己的心理学使自己的价值能够得到充分发挥。
一个月后的某一天，荣格乘火车去沙夫豪森，他在清醒的状态下体验到一个幻象，他看到整个欧洲正在被摧毁，血流成河，而且在两周之后，同样是在这段旅程上，这个幻象又再次出现。
荣格在1925年谈到这段经历的时候说：“我被视为群山包围的瑞士，被淹没的那一部分世界可以视为是我之前关系的残余。”因此他对自己的状态做出以下诊断：“我心想，‘如果这个梦意味着什么，那么它就意味着我无可救药了。’”
有了这些体验之后，荣格非常害怕自己会变成疯子。
他回想起来自己最初认为这个幻象的意象预示着一场革命即将爆发，但他从未想到会是一场战争的爆发，他的结论是自己“受到了精神病的威胁”。
之后，他又有了一个类似的幻象：
在接下来的冬天，某一天的晚上，我站在窗前向北方望去，我看见一道血红色的光芒，从远处看去就像海上的一道波光一样，从东部一直延伸至西部，穿越整个欧洲北部。此时有一个人问我对世界上即将发生的事情有什么看法，我说我没有头绪，但我看到了鲜血，血流成河。
在战争爆发前夕，世界末日的意象广泛出现在欧洲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中。例如，1912年，瓦西里·康定斯创作出世界性的灾难即将到来的作品。从1912年到1914年，路德维格·米德内尔画了一系列被视为是灾难场景的作品，画面主要是被摧毁的城市、尸体和混乱。
当时预言到处流传。1899年，美国著名灵媒里奥诺拉·派铂预言在即将到来的20世纪，世界上的不同地区之间会爆发一场残酷的战争，战争将会荡涤这个世界，从而揭示唯灵论的真相。1918年，唯灵论者和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作品的作者亚瑟·柯南·道尔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被预言到。
荣格在《新书》中记录他在火车上的幻想时，内在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这个幻想描绘的内容将会完全变成现实。最初，他从主观和预测性的角度上诠释这个幻想，也即是这个梦描绘的是他的世界即将遭到破坏，他对此做出的回应就是对自己进行一次心理学研究。在荣格的那个时代，医学和心理学都会进行自我实验，内省是心理学研究的一个主要工具。
荣格意识到《力比多的转化与象征》这本书“可以被视为是他本人，对这本书的分析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他对自己无意识过程的分析”。
他把自己的东西投射到弗兰克·米勒小姐的身上，而他从来没有见过米勒小姐。这时候，荣格一直是一位活跃的思想家，而且一直反对幻想：“幻想是一种不纯粹的思维形式，有点像乱伦性交，从理智的立场上看，幻想完全是不道德的。”
他现在反而开始去分析自己的幻想，仔细记录下所有幻想的内容，并且还要克服进行这项工作时的大量阻抗：“容许幻想在我身上出现，就像一个人进入到车间以后，发现所有的工具都在不受他的意志控制地飞来飞去所产生的效果一样。”
在研究这些幻想时，荣格意识到他是在研究心灵的神话创造功能。
荣格又重新找到那本他在1902年放在一旁的棕色笔记本，开始在笔记本中继续书写。
他使用隐喻的方式记录自己的内在状态，例如处在一片沙漠中，阳光炙热难耐（指的是意识）。在1925年的讲座中，荣格说他那时候想到自己可以按照顺序把自己的思考也写下来。他是“在写自传性的材料，而不是在写自传”。
自柏拉图式对话产生以来，对话形式已经成为西方哲学思辨的一种主导形式。公元387年，圣·奥古斯丁写出了《独语录》，内容是他自己和指导他的“理性”之间进行的长期对话。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展开他们之间的对话：
当很多事情在我心里翻腾，一连好几天我都在孜孜不倦地探寻我的自我，我的善是什么，以及那该被摒弃的恶是什么，突然有个声音对我说——它是什么？是我自己还是别人？在我外面还是在我里面？（这正是我想要了解的东西，但我却一无所知）
而荣格在《黑书2》中这样写：
我这样问我自己，“我正在做的是什么呢？它显然不是科学，那它到底是什么呢？”突然有一个声音告诉我，“那是艺术。”我感到这个声音非常诡异，因为我认为我所写的内容根本不是艺术。因此我有了一个结论，“或许我的无意识正在形成一个不同于意识性的我的人格，而这个人格现在一定要出来表现。”我不知道确切原因，但是我很确信那个说我的作品是艺术的声音来自一位女性……我很明确地告诉那个声音说我正在创作的不是艺术，而且我感到自己内部对这个声音产生了巨大的阻抗。但是从此之后这个声音不再出现了，我便继续写下去。这一次我将她抓住，并且告诉她，“不，这不是艺术。”，之后我感觉我们好像是在进行辩论。
荣格认为这个声音是“原始意义上的灵魂”，他将之称为阿尼玛（在拉丁语中代表灵魂）。
荣格说：“在对所有的材料进行分析时，实际上我是在给阿尼玛写信，阿尼玛是我身上的一部分，但和我的立场不同。我听到一个新角色对我的评论——我在跟一个灵魂并且是一位女性做分析。”
荣格在回顾这段经历的时候说这是他的一个荷兰女病人的声音，这位女病人在1912~1918年接受荣格的分析，她成功地说服荣格的一位精神病学同事相信自己就是一个被误解的艺术家。她认为无意识就是艺术，而荣格坚持认为无意识是自然现象。
笔者认为这位女性就是玛利亚·莫尔泽，因为她当时是荣格的圈子中唯一一位荷兰女性，而那位荣格的朋友兼同事就是弗朗茨·里克林，他逐渐放弃分析而转向绘画。里克林在1913年成为奥古斯托·贾科梅蒂的学生，奥古斯托是阿尔伯托·贾科梅蒂的叔叔，也是一位早期重要的抽象主义画家，小有名气。
《黑书2》中九月份的记录描述了荣格回归到自己灵魂的感觉，他详细记录下那些影响他选择科学研究的梦，还有最近那些让他回归到自己灵魂的梦。如他在1925年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所说，第一段创作时期在9月份结束：“前途未卜，我想我需要更多的内省……我通过幻想自己正在挖坑的方式设计出这样一种单调的方法，并且完全把幻想视为真实的内容。”
第一次这样的实验发生在1913年12月12日。
如前文所述，荣格对灵媒的恍惚状态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在恍惚状态中，灵媒们被鼓励在清醒状态下产生幻想和视觉幻象，并进行自动书写实验。许多宗教传统也会进行视觉意象化实践，例如在圣依纳爵·罗耀拉进行的第五次属灵操练中，他指导每个人如何“透过眼睛看到地狱的长度、宽度和深度”并使用全部器官进行直接体验。
斯韦登伯格也进行过“自动书写”，在他自动书写的日记中，其中一篇日记的内容如下：
1748年2月26日——如果可以，诸灵能够彻底占据那些与他们在交流的人；以至于看起来现实世界中只有诸灵一样；尽管他们表现得很明显，而事实上，诸灵则是通过自己的媒介进行思想交流，甚至还可以是文学作品；因为诸灵有时候，实际上是经常，在我写作的时候控制我的手，好像我的手就是他们自己的一样；因此诸灵认为不是我在写作，而是他们在写作。
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师赫伯特·希尔贝雷从1909年开始对处在半睡半醒状态下的自己进行实验，希尔贝雷试图让意象出现，他认为这些意象本身是之前一系列思想的象征描述。希尔贝雷与荣格通信，并把自己文章的单行本寄给荣格。
1912年，一位名叫路德维希·施陶登迈尔（1865——1933）的实验化学教授出版了一本名为《魔法是一门实验科学》的书。施陶登迈尔在1901年开始进行自我实验，他最先进行的是自动书写。在一系列的人物相继出现之后，他发现自己不用书写就可以和这些人物进行对话了。
他还诱发视听幻觉。他所有的研究目的就是通过自我实验为魔法提供一个科学的解释，他认为理解魔法的关键在于对幻觉和“潜意识”（Unterbewu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荣格的自我实验程序和历史上还有当代的很多实践非常相似，而且荣格本人也很熟悉这些实践。
从1913年12月开始，荣格继续他的自我实验：在清醒状态下刻意激发一个幻觉，接着进入这个幻觉，就像进入一部戏剧一样，这些幻觉可以被理解为一类以画面形式进行的戏剧化思考。在阅读他的幻觉时，荣格的神话研究产生的影响就显而易见了。某些人物和概念都是直接来自他阅读过的作品，并且形式和风格印证了他对神话和史诗世界的迷恋。在《黑书》中，荣格按照日期的顺序写下自己的幻想，并附上他对自己心理状态的思考和在理解幻觉时遇到的困难。《黑书》并不是一本记录事件的日记，也几乎没有记录梦，相反是在记录一个实验。他在1913年把第一本《黑书》称为“我最艰难实验的作品”。
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荣格说当时自己的科学问题是想仔细观察在切断意识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梦的例子表明背景活动是存在的，他希望能找到一种方法可以让背景活动涌现出来，就像一个人服用了酶斯卡灵之后所表现的一样。
在梦书的1917年4月17日条目中，荣格写道：“从此以后，一直频繁进行清空意识的练习。”
他的自我实验有明确的目的——使心灵的内容自发地显现。荣格回忆说在意识的阈限之下，一切都是有生命有活力的。在那个时候，他好像听到了什么东西。后来，他意识到那是他在对自己小声说话。
从1913年11月到1914年的7月，荣格仍然不确定自己进行的实验和关注幻想的含义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作用，而且这种不确定感还在增加。在这段时间里，腓利门在一个梦中出现，他后来被证明是在之后幻想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荣格的详细记录如下：
梦中出现一片如大海般的蔚蓝天空，但天空中飘着的不是云，而是扁平的棕色泥块。泥块好像要散裂一样，泥块之间蓝色的海水开始显现，但是海水就是蓝色的天空。突然，右侧出现一个长着翅膀的人，横穿过天空。我看到他是一个老人，头上长着牛角，他系着一串钥匙，钥匙总共有四把，他手里拿着其中一把钥匙，好像要去开一把锁。他有着翠鸟般的翅膀，而且翅膀的颜色也和翠鸟的一样。由于我无法理解这个梦中的意象，我便把它画了下来，从而能够将它印刻在我的记忆里。
在荣格画这个意象的时候，他在湖边自己家的花园里发现一只死翠鸟（在苏黎世这一带，翠鸟十分罕见）。
荣格没有给出这个梦的具体日期。腓利门这个人物在1914年2月27日第一次出现在《黑书》中，但是没有翠鸟般的翅膀。对于荣格而言，腓利门象征更高的洞察力，就像一个宗教导师一样的人物，荣格与腓利门到花园中散步。他回想起来腓利门是由以利亚这个人物发展而来的，以利亚曾经出现在他的幻想中：
腓利门是一个异教徒，他带来的是一种具有诺斯替教色彩的埃及–希腊般氛围……我从他那里学习到了心灵的客观性和心灵的真实性。通过和腓利门的交流，我厘清了我自己和我的思考对象之间的区别……从心理学的角度上看，腓利门就象征更高的洞察力。
1914年4月20日，荣格辞去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主席的职务，4月30日，荣格辞去苏黎世大学医学院的讲师教职。在大学教书使他感觉到自己被暴露在一种危险的境地，他必须要找到一个全新的方向，否则在这样的状态下去教学，对学生是不公平的。
在6月和7月间，荣格接连三次都做了一个相同的梦，梦中他处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他必须乘船赶紧回家，紧接着严寒从天而降。
1914年7月10日，苏黎世精神分析协会以15票赞成1票反对的比例选择脱离国际精神分析协会。在会议纪要中，对这次脱离给出的原因是弗洛伊德已经建立一种正统教会，这样会妨碍自由且独立的分析。
苏黎世精神分析协会更名为分析心理协会，荣格积极参与到协会的活动中，与协会成员每两周见面一次，他同时也忙于治疗实践。1913~1914年，他每天都要治疗1~9个病人，每周治疗5天，平均下来每天要治疗5~7个病人。
分析心理协会会议纪要没有记录荣格在这一段时间的个人经历。他本人也没有向别人提及自己的幻想，而是继续和同仁们探讨心理学的理论问题，他在这段时期的个人通信中也是如此。
他每年还继续到部队服兵役。
他在这个时期一直进行学术活动并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但是每晚都会进行自己的自我探索。
证据显示他在随后的几年中仍然在继续进行他的自我探索活动。荣格说在这段时期他的家庭和职业“一直是令人开心的现实，并且确保我能够处在正常的状态且真实地存在着”。
1914年7月24日，荣格在伦敦精神医学协会演讲，演讲的题目是《论心理学的理解》，演讲内容是如何使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类似的幻想。在这次演讲中，他将弗洛伊德基于因果关系的分析归因法和苏黎世学派的建构法进行对比，他认为前者的缺陷是把所有的问题都追溯到早期的因素上，而这种方法只看到问题的一半，并没有掌握现象本身有生命力的意义。如果一个人企图使用这种方法理解歌德的《浮士德》，就像一个人从矿物学的角度上去理解哥特式建筑一样。
有生命力的含义“只存在于我们通过自己体验它并沉浸其中的时候”。
由于生命本质上是在不断更新，所以仅仅通过回溯是没有办法理解的。因此建构的立场会提出疑问，“如果忽略当下的心灵，如何桥接未来”。
荣格在这篇文章中隐晦地给出他不对自己的幻想进行因果和回溯分析的合理原因，同时也在警告那些被诱惑去进行因果和回溯分析的人。荣格全新的诠释模式是对精神分析的批判和革新，这种诠释模式重新连接到斯韦登伯格的精神诠释学所使用的象征法。
1914年7月28日，荣格在英国医学协会的阿伯丁的会议上做了一次题为《无意识在精神病理学中的重要性》演讲。
他认为在神经症患者和精神病患者身上，无意识在试图补偿片面化的意识态度。而失衡的个体会对抗这种补偿，对立的两端会变得更加两极分化。具有矫正作用的冲动通过无意识的语言呈现出来的时候，便是疗愈的开始，但是它们突破界限的形式导致意识无法接受它们。
一个月前，也即是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王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被19岁的塞尔维亚学生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刺杀，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荣格在1925年说，“我感觉到自己就是一个过度补偿的精神病患者，直到1914年8月1日，我才如释重负。”
多年之后，他对米尔恰·伊利亚德说：
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我很焦虑，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走在“成为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路上……我当时正准备为即将在阿伯丁举行的会议写一篇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讲稿，我不断跟我自己说：“我就是在讲我自己！我非常有可能在读完这篇文章之后疯掉。”这个会议即将在1914年的7月举行，与我在南海旅行时所做的三个梦预见的时间完全吻合。7月31日，在我的演讲刚刚结束之后不久，我从报纸上看到战争爆发了，我终于明白了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当我第二天在荷兰登陆时，我比任何人都开心。现在我很确定我没有受到精神分裂症的威胁，我明白我的梦和我的幻觉都来自集体无意识层面，我现在要做的是去深化和验证我的发现，这也是我这40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这时候，荣格认为他的幻想所描绘的内容不会出现在自己的身上，而是在欧洲大陆发生。换句话说，这是对集体事件的预知，他后来将之称为“大”梦。
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他便试图去检视自己所体验到的其他幻想是否真实和真实到什么程度，并试图去理解他的个人幻想和集体事件之间的一致性的含义。《红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由荣格对幻想的检视和理解构成的。他在《审视》这本书中写的是战争的爆发使他能够理解自己以前体验到的大部分内容，并给他带来勇气将《新书》的前半部分写出来。
因此他认为战争的爆发让他明白自己会变成疯子的恐惧是错误的，毫不夸张地说，战争是不宣而战，《新书》同样也没有成型。1955年和1956年间，在讨论到积极想象的时候，荣格评论说“为什么这次的卷入如此像一个精神病患者所为，原因就是当病人正在整合相同的幻想材料时，精神病患者会成为幻想材料的牺牲品，因为他无法整合它们，而是把它整个吞下去。”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荣格认为大约有12个独立的幻想具有预测性：
1~2，1913年10月
血流成河与白骨堆积如山的幻象反复出现，且有个声音说这一切都会实现。
3，1913年秋季
血流成河，覆盖整个北部地区的幻象。
4~5，1913年12月12日，15日
已去世英雄的意象和在梦中杀掉西格弗里德。
6，1925年12月25日
巨人的脚踩在城市之上的意象，谋杀和血腥残忍的意象。
7，1914年1月2日
血流成河的意象和一大群死去的人列队前行的意象。
8，1914年1月22日
他的灵魂从深处走上来，问他是否愿意相信战争和毁灭。她给他看毁灭、军事武器、人体残骸、沉船、被摧毁的国家等诸多意象。
9，1914年5月21日
一个声音说祭物落在左右两侧。
10~12，1914年6月~7月
三次做梦都梦到他处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必须乘船赶紧回家，紧接着严寒从天而降。
荣格开始写《新书》的草稿，他很认真地把《黑书》中大部分的幻想都誊写到《新书》上，接着为每一个幻想都补充一段抒情文字，并诠释每一段时期的意义。逐字比较之后发现，荣格是在如实誊抄自己的幻想，誊抄时只做了很小的修改和把内容划分成章节，因此，《新书》内所有幻想的先后顺序几乎和《黑书》内的顺序一模一样。当荣格在书中写某一个特定幻想出现在“第二天晚上”，等等，他所写的是一个精确的时间，而非一种文学表现手法，而且他也没有修改材料的内容和语言。荣格认为自己要“忠于事实本身”，因此自己所写的内容才不会被误解为是虚构的作品。草稿以致“朋友”开篇，而且之后“朋友”这个词频繁出现。《黑书》和《新书》之间最大的区别是：前者只供荣格个人使用，可以视为实验记录；而后者是公之于众的，以某种形式供别人阅读。
荣格在1914年9月仔细研读了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读过这本书。荣格后来回忆说，“接着，精灵将我抓住，并把我带到一个沙漠国家中，在这里阅读查拉图斯特拉的作品。”
《新书》的结构和风格受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强烈影响。与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样，荣格把《黑书》的内容拆分成一系列的小章节誊写到《新书》上。虽然查拉图斯特拉声称神已死，但是《新书》中描绘的是神在灵魂中的再生。也有迹象表明荣格在这段时间也阅读了但丁的《神曲》，《新书》的结构具有《神曲》的色彩。
《新书》描绘的是荣格下地狱的过程，而尽管但丁利用的是一个既定的宇宙学，但荣格是在尝试形成一个新的个人宇宙学。腓利门在荣格的作品中扮演的角色就类似于查拉图斯特拉在尼采的作品中和维吉尔在但丁的作品中所扮演的角色。
《草稿》中大约50%的内容都是直接来自《黑书》，荣格在此基础上新添加大约35处评注。在这些评注中，他试图借助这些幻想获得一般的心理学原理，也试图去理解幻想所呈现的内容在多大程度上以一种象征的形式在现实世界中发生。1913年，荣格提出在客观水平上诠释和在主观水平上释梦存在差异，前者把梦中的客体视为真实客体的表象，后者认为梦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和梦者有关。
荣格的描述不仅可以被视为是从主观水平上诠释自己的幻想，而且他书中的描写程序也可以被视为试图从“集体”的水平上诠释自己的幻想。他没有尝试对自己的幻想进行还原式分析，而是把它们视为是在描绘自己身上一般心理原则的功能（例如内倾与外倾的关系、思维和快乐的关系等），也是在描绘即将发生的具体或象征事件。《草稿》的第二层代表荣格最初进行的核心和大范围的尝试是在发展和应用自己建构法，第二层本身就是一个诠释学的实验。严格意义上讲，《新书》不需要额外的诠释，因为它本身就含有对自己的诠释。
虽然荣格在写《草稿》时没有添加任何学术性的参考文献，但文稿中又有对哲学、宗教和文学作品的大量直接引用和间接提及。他意识性地选择把学术放在一边，但是《红书》中对这些作品的幻想和思考都是一个学者所为，事实上，许多自我实验和《新书》的创作都是在他的图书馆中进行的。如果荣格决定出版这本书，他或许会为之附上参考文献。
在写完《草稿》之后，荣格把它打印了出来，并进行编辑，还手工修改了其中一篇文稿（指的是《修改的草稿》）。从注释上看，荣格似乎让某人（不是艾玛·荣格、托尼·伍尔夫和玛利亚·莫尔泽的笔迹）读过他的草稿，此人评论了荣格的编辑，并指出某些荣格想要删除的地方应该保留下来。
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没有标题，但实际上第一部分的标题是《第一卷》，而且是写在羊皮纸上。接着荣格又从装订商艾米尔·史泰利那里购得一部大的对折本，有六百多页，包着红色的皮革封面，他在书脊上写着《新书》。后来他把羊皮纸插进对折本中，并在此基础上继续写《第二卷》。这本书看起来就像一部中世纪的手抄本，使用古典式花体书法书写，段首是一系列的字母缩写。荣格把第一部书命名为“来者的路”，并将《以赛亚书》和《约翰福音》的部分内容置于标题之下，因此这本书像是一部先知的作品。
在《草稿》中，荣格把从《黑书》那里誊写来的内容分为不同的章节。荣格在誊写《黑书》的内容到红色皮革卷的过程中，他修改了某些章的标题，并加入新的内容，又重新编辑内容材料。荣格主要删除和修改的对象是第二层的诠释和叙述，而非幻想材料本身，基本上是缩减文本内容。荣格后来在一直不断修改第二层的内容，在把文字内容誊写到这个版本之前，第二层的内容已经出现，因此第二层出现的年代顺序和合成的过程清晰可见。因为荣格的第二层论述有时候会很隐晦地指向下一部分所写的幻想，因此直接根据幻想出现的年代顺序进行阅读，随后再连续阅读第二层的内容，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荣格随后使用一些绘画、有装饰图案填充的首字母、带有装饰的边框和边栏图解这些文本。最初，这些画直接与文本相对应，后来，这些画开始变得更加象征化，它们本身就是积极想象。文本和图画的结合使人想到威廉·布莱克的诗画作品，而荣格也比较熟悉布莱克的作品。
《新书》中有一张图片的原稿被保存了下来，这张图显示所有图片都是经过精心制作的，先用铅笔描出轮廓，随后使用颜料仔细描绘，
其他所有图片似乎也是按照这个程序制作而成。从这些被保存下来的绘画来看，令人吃惊的是，这些绘画从1902~1903年的具象派画法突然飞跃到1915年以后的抽象主义和半象征主义画法。
今天荣格的图书馆中仍然藏有一小部分现代艺术的书籍，但有些书籍经年累月之后可能已经散开无法翻阅。他拥有一系列奥迪隆·雷东的绘画作品，而且他也对奥迪隆·雷东进行过研究。
他在巴黎学习的时候，应该看过雷东的作品，他对象征主义运动的强烈回响出现在《新书》的绘画中。
1910年10月，荣格和他的好友沃尔夫冈·斯托克麦尔骑自行车到意大利北部旅行。他们到拉文纳参观，
当地的壁画和镶嵌图画给荣格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作品似乎对荣格的绘画作品产生一定的影响：高饱和色的使用、马赛克般的表现形式和不使用透视画法画出的二维形象。
1913年，荣格在纽约的时候，他有可能参观了军械库博览会，这是美国最重要的现代艺术国际博览会（展览会到3月15日结束，荣格在3月4日前往纽约）。他在1925年的讲座中提到过马歇尔·杜尚的画作《走下楼梯的裸女》，而这幅作品在当时的展览中曾引起轰动。
在这次演讲中，他也提到自己还研究过毕加索的绘画作品。由于荣格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因此他对现代艺术的理解更多是来自身边的熟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苏黎世学派的成员和艺术家之间往来频繁，他们都是先锋派运动的一部分，而且他们的社交圈彼此重合。
1913年，艾丽卡·施莱格尔找荣格做分析，她的丈夫是尤金·施莱格尔，他们夫妇是托尼·伍尔夫的好朋友。而艾丽卡·施莱格尔是苏菲·托依伯的妹妹，她后来成为心理学俱乐部的图书管理员。心理学俱乐部的成员也经常被邀请参加一些达达主义的活动。1917年3月29日，在达达美术馆的开幕庆祝仪式上，雨果·鲍尔注意到人群中有心理学俱乐部的成员。
当晚的节目有苏菲·托依伯的抽象舞蹈，雨果·鲍尔、汉斯·阿普和特里斯坦·查拉的诗朗诵。苏菲·托依伯师从拉班，她和阿普一起为心理俱乐部的会员开设了一期舞蹈培训班。心理学俱乐部举行了一场假面舞会，她还为这场舞会设计服装。
1918年，她在苏黎世表演了一场牵线木偶剧《鹿王》，演出地点就在伯格霍茨利旁边的树林中。故事的内容是俄狄浦斯·考姆普莱克斯博士的对头弗洛伊德·厄奈利库斯被原始力比多变成了鹦鹉，讽刺滑稽地模仿荣格的《力比多的转化与象征》中的主题和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冲突。
但是，荣格圈子里的人和某些达达主义艺术家之间的关系开始逐渐变得紧张起来。1917年5月，艾美·亨宁斯写信给雨果·鲍尔说“心理学俱乐部”如今已经不存在了。
1918年，荣格在一篇瑞士评论的文章中对达达主义提出批评，达达主义者们当然不会忽略荣格的批评。
荣格的绘画作品与达达主义者的绘画作品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是荣格特别强调意义和含义。
荣格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自我探索和创造性实验，在这段时期，他周围的朋友也对艺术和绘画有强烈的兴趣，阿方斯·米德写了一部关于费迪南德·霍德勒的专著，
并与他保持友好的通信往来。
1916年左右，米德在产生了一系列的幻象或清醒状态下的幻想，他以匿名的形式发表了这些内容。当他把这些讲给荣格听的时候，荣格回应说，“什么，你也有这样的经历？”
汉斯·施密德也以一种类似于荣格创作《新书》的方式把自己的幻想通过书写和绘画呈现出来。莫尔泽热衷于不断增加苏黎世学派的艺术活动次数，她感觉这个圈子需要更多的艺术家，并把里克林视为一个典型。
J.B.郎当时在接受里克林的分析，他也开始绘画象征作品。莫尔泽使用图文结合的方式写了一本书，她称之为《圣经》，同时她也建议自己的病人范妮·鲍迪奇·卡茨也这么做。
1919年，苏黎世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名为“新生”的展览，里克林的一部分画作就在其中，他认为自己是一位瑞士表现主义画家，和汉斯·阿普、苏菲·托依伯、弗兰西斯·皮卡比亚、奥古斯托·贾科梅蒂齐名。
按照荣格的人脉关系，如果他愿意，他很容易能够以这样的形式把自己的某些作品展览出来。因此在这种环境下，他很有可能也是根据这个思路，否认自己的作品是艺术。
艾丽卡·施莱格尔多次与荣格探讨艺术，她记下了这样一次交流：
昨天，我带着珍珠徽章（珍珠是苏菲帮我绣上去的）到荣格家做客。荣格非常喜欢这个徽章，它让荣格开始兴致勃勃地谈论起艺术，谈了将近一个小时。他谈到奥古斯托·贾科梅蒂的学生里克林，他发现里克林较小的作品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而较大的作品平淡无奇。事实上，里克林已经完全消失在自己的艺术中，他完全变得难以理解。他的作品就像一堵墙，墙上水波粼粼，无法进行分析，除非一个人变得像刀子一样尖锐锋利。里克林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融入到艺术之中。但是艺术和科学仅仅是为创造性精神服务，而不是创造性精神为它们服务。
关于我自己的作品，同样也需要弄清楚它是不是真正的艺术。童话和图片本质上都含有宗教的意义，我也明白，我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和在某些时候，必须要接触到现实的人。
对于荣格而言，弗朗茨·里克林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个幽灵，而他自己要避免这样的宿命。这段话也显示荣格通过自我实验，把艺术和科学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因此，《新书》的创作绝对不是一项特定和特异的活动，也不是精神疾病的产物。这项活动显示心理和艺术实践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而且当时很多人都在进行这项活动。
从1915年开始，荣格就心理类型问题与他的好友汉斯·施密德进行通信，两人就这一问题探讨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通信并没有直接显示出荣格在进行自我实验，而同时也表明他在这段时期发展出了自己的类型理论，而类型理论并不仅是源自他的积极想象，而且一部分是他将传统心理学理论化。
1915年3月5日，荣格在写给斯密斯·伊利·叶利非的一封信中说：
我仍在一座小镇服兵役，这里有很多医疗实践工作要做，而且还要骑马行军……在我服兵役之前，我的生活相当平静，我的时间都用来接诊病人和研究探索，尤其是对两种类型心理学和无意识的合成倾向进行探索。
荣格在自我探索期间，经历了动荡的状态。他说自己体验到了巨大的恐惧，有时候自己必须扶着桌子才能够保持自己不会解体，
而且“我频繁感到自己非常兴奋，只能通过瑜伽修炼消除这些情绪。但由于我的目的是去发现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我只有在完全让自己冷静下来之后才进行自我探索，才能够继续探索无意识”。
荣格说当时托尼·伍尔夫也开始卷入到无意识探索中，同样体验到一系列同样的意象。荣格发现自己可以和伍尔夫讨论自己的感受，但是她失去了方向感，也陷入类似的混乱中。
而且，他的妻子在这一点上也无法为他提供帮助。因此，他这样写道，“我竭尽全力所忍受的就是一股残暴的力量。”
伊迪丝·洛克菲勒·麦考密克在1913年前往苏黎世找荣格做分析，她在1916年年初捐赠36万瑞士法郎成立心理学俱乐部。成立之初，俱乐部大约有60名会员。对于荣格而言，成立俱乐部的目的是为了研究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并且能够为心理学观察提供一个自然的环境，从而克服一对一分析的局限。与此同时，一群专业的分析师仍然活跃在分析心理学协会。
荣格参与了两个组织的全部活动。
荣格的自我实验也预示着他的分析工作将发生变化，他鼓励自己的病人也进行同样的自我实验过程，教导病人学习如何进行积极想象、如何进行内在对话、如何把自己的幻想画出来，他视自己的经历为典范。在1925年的讲座中，荣格说：“我从病人那里获取所有实证材料，但是我从内部获取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即是从对无意识过程的观察结果中获得。”
缇娜·科勒从1921年开始接受荣格的分析，后来回忆说荣格“经常会谈到自己和自己的经历”：
在分析的早期，当一个人开始进入分析的时候，那本所谓的“红书”经常被打开着放在画架上。书中有荣格博士还在绘制或已经完成一幅画。有时候，他会把自己画的内容给我看。他非常细心且细致地绘制这些画并为每一幅画都配上精美的文字，这些都证明了他进行这项活动的重要性。因此，这是师者在身体力行告诉学生为精神的发展付出时间和精力是值得的。
科勒在与荣格和托尼·伍尔夫分析的过程中，使用了积极想象，还有绘画。荣格所进行的自我实验绝非只有他一个人在做，他的直面无意识是一种集体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他和自己的病人们在一起直面无意识。荣格周围的人形成一个前卫的群体，共同进行社会实验，他们希望能够借此转化自己和周围人的生命。
在这期间，空前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死者的归来这一主题开始广泛流传，例如阿贝尔·冈斯的电影《我控诉》。
死亡人数的不断增加也使人们恢复了对招魂术的兴趣。将近一年之后，荣格在1915年又继续《黑书》的创作，他又有了一系列新幻想，他此时已经完成这部草稿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两部分。
在1916年年初，荣格在自己家中体验到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通灵学事件。1923年，荣格把这个事情讲给卡莉·德·奥古洛（后来改姓为拜恩斯）。卡莉的记录如下：
一天夜里，你的儿子在睡梦中胡言乱语，不停地挥舞四肢，并说自己无法醒来。你的妻子最终来寻求你的帮助，以使孩子能够安静下来，你只能把冰冷的衣服盖在他身上，最后他消停下来，接着睡着了。他在第二天起床后，对昨晚发生的事一无所知，但他看起来非常精疲力竭，你告诉他今天就不用去上学了，他没有问为什么，似乎不去上学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他出乎意料地拿来纸和铅笔开始作画，他画的内容如下——在画面中央，一个人正在用鱼钩钓鱼。左侧一个魔鬼正在对这个钓鱼的人说着什么，你儿子把魔鬼所说的内容写了下来，因为钓鱼人正在钓鱼，所以魔鬼专门来这里找他。但是右侧是一个天使，天使说：“不，你不能把这个人带走，他只钓坏鱼，从不钓好鱼。”你的儿子画完这幅画之后，他感到很满足。那天夜里，你的两个女儿认为她们在自己的房间里看到了幽灵。第二天你写出了《向死者的七次布道》，而且你自己知道，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来扰乱你的家人，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我当然知道你就是儿子画中的钓鱼人，你也这么告诉我，但是你儿子不知道这个。
在《回忆·梦·思考》中，荣格的详细记录如下：
大约就在周日下午五点钟左右，大门上的门铃开始发疯似地叮铃铃响了起来。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两个女佣都在厨房里忙着，从我的位置上看去，可以看到大门外的空地。大家都立即起身去看看是谁在按门铃，但是打开门后，却连人影都没看到。我当时正坐在门铃的旁边，因此不但听到了门铃声，而且也看到门铃当时在动。我们所有人都只好目瞪口呆地相互看着。当时的气氛十分沉闷，我绝非是在打诳语！随后，我意识到某种事情要发生了。仿佛一大群人走进了房子，把整个房屋塞得满满的，屋子里到处都是鬼。这些鬼密密麻麻一直挤到门口，空气闷得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至于我自己，则浑身抖个不停，心里在问：“老天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他们便齐声大喊：“我们是从耶路撒冷回来的，我们在那里找不到我们要找的东西。”这是我在《向死者的七次布道》中开篇所写的话。
随后，我便文思如泉涌，经过三个晚上的书写，我便完成了这篇文章。只要我一拿起笔，这群鬼就立刻烟消云散了。房间变得非常安静，空气也清新了。闹鬼的事情到此结束。
1914年1月17日，死者出现在荣格的幻想中，他们说要去耶路撒冷，要在圣墓之前祈祷，
显然，他们没有成功。这段时期荣格的幻想在写《向死者的七次布道》时达到巅峰。荣格是以诺斯替教创世神的话形式建构一个心理宇宙模型。在荣格的幻想中，一个新的神已经从他的灵魂中诞生，这个神就是青蛙之子阿布拉克萨斯（Abraxas）。荣格从象征的角度上理解这个模型，他把这个形象看作是基督教的神和撒旦的结合，因此是在描绘西方神的意象的转化。直到1952年，荣格才在《答约伯书》中详细论述这个主题。
荣格在为写《力比多的转化与象征》一书准备素材的过程中，读了很多诺斯替教的文献。1915年1~10月，他在服兵役期间，研读了诺斯替教的作品。在写完《黑书》中的《向死者的七次布道》之后，荣格使用花体字将这些内容原封不动地誊抄到另外一本书中，并微调了部分内容的顺序。他又在标题下添加以下题词：“对死者的七次教诲，巴西利德斯写于亚历山大里亚，东方和西方在这里交汇。”
随后他私下把这篇文章打印了出来，又加上一段题词：“从希腊原文翻译成德文。”这段文字显示出19世纪末的古典文学在文体上对荣格所产生的影响。荣格说这篇文章写于心理学俱乐部成立之际，他把它当作礼物送给成立俱乐部的伊迪丝·洛克菲勒·麦考密克。
他又印了几本送给了一些朋友和知己。荣格在送给阿方斯·米德的那一本上写道：
我不能为这篇文章署上我的名字，但是我选择了一个人物的名字作为替代，这个人物是基督教早期的一位伟大思想家，而他的名字被基督教刻意抹掉了。这种感觉就像当你正在承受巨大压力的时候，一颗成熟的果实出乎意料地砸在你的腿上，给你带来一线希望，使你在最艰难的时刻感到些许安慰。
1916年1月16日，荣格在《黑书》中画了一幅曼陀罗（见附录A），这是第一张“普天大系”（Systema Munditotius）的草图。随后，他继续在这张曼陀罗上作画，并用英语在这幅画的背面写道：“这是我在1916年画的第一幅曼陀罗，它代表整个无意识世界。”《黑书》中的幻想还在继续，而普天大系这幅曼陀罗就是以绘画的方式呈现《向死者的七次布道》的宇宙学。
1917年6月11日至10月2日期间，荣格成为英军战区战俘监管上校，驻扎在夏托达堡。大约在8月份，他写信告诉斯密斯·伊利·叶利非说兵役完全把他从工作中抽离出来，他打算等兵役结束回家之后，写一篇关于类型的文章。他在这封信的结尾处总结道：“我们周围的一切未发生改变，显得那么安静，但其他的一切都被战争吞噬了，精神病人数一直在增长，不停地增长。”
在这个时候，他仍然觉得自己还处在混乱中，直到战争结束，一切才开始变得清晰。
从8月初到9月底的这段时间里，他用铅笔在服兵役时军队所发的笔记本上画了27幅曼陀罗，并将这个笔记本保存了下来。
最初他无法理解这些曼陀罗，只是感觉到它们非常重要。自8月20日起，他几乎每天都画一张曼陀罗，这给他一种每天拍一张照片的感觉，同时他还观察这些曼陀罗都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回忆说自己曾收到一封信，来自“那位荷兰女性，它让我感到非常心神不宁”
这封信正是莫尔泽所写，她认为“这些来自无意识的幻想都具有艺术价值，应该把它们视为艺术”。
荣格感到非常不安，因为这个观点并不是没有意义，而且当代的画家们都在尝试从无意识中获取艺术的灵感，因此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幻觉是否是自发和自然的。第二天，他又画了一幅曼陀罗，而这幅曼陀罗周边的一部分出现了中断，变得不再对称：
之后，我才逐渐发现什么才是真正的曼陀罗：“成形、变形、永恒心灵的永恒创造性。”曼陀罗就是原我，也即是人格的完整性，而且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原我是和谐的，但原我无法容忍自欺欺人。我所画的曼陀罗就是与原我状态有关的密码，而且曼陀罗每天都会把这些密码传递给我。
荣格所说的那幅不对称的曼陀罗画于1917年8月6日。
第二行的文字引自歌德的《浮士德》，原文的内容是墨菲斯托菲利斯正在告诉浮士德通往母神世界的道路。
墨菲斯托菲利斯：
一个烧红的宝鼎会告诉你，
你已经走到极深的异境。
借着宝鼎的光你会看见那些母神，
她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在行走。
这是成形和变形的象征，
这是永恒心灵的永恒创造性，
周围全是万物的意象，
它们看不到你，只能看到你的影子。
你要稳住你的心，因为前方的危险实在太大，
你要径直走向宝鼎，
用你手中的钥匙碰触它！
而这封信并未被公开。但是，1918年12月21日，荣格随后在夏托达堡又写了一封信，而这封信也没有出版，他在信中写道：“莫尔泽女士的信再次让我变得心烦意乱。”
荣格在《新书》复制了那幅不对称的曼陀罗。荣格指出，他正是在这段时间第一次注意到原我这个概念：“我认为原我就像一个单子，我也是一个单子，单子就是我的世界。曼陀罗就代表单子，相当于微观的灵魂本质。”
此时，荣格仍然不知道这条路会通向何方，但是他开始意识到曼陀罗就代表这条路的终极目标：“然而，当我开始画曼陀罗的时候，我便发现，所有我走的路，我做的努力，都把我带回到同一个点上，也即是一个中心点。而曼陀罗代表所有的道路。”
到20世纪20年代，荣格对曼陀罗意义的理解又加深了。
《草稿》中包含了1913年10月到1914年2月的幻想。1917年冬季，荣格开始写一本全新的书稿，并将之命名为《审视》，开始在曾经中断的地方写起，将1913年4月至1916年6月的幻想全部誊写到这一部的书稿中。就像在《新书》的第一部和第二部中所作的一样，他也为这一部书中的幻想配上诠释性的评论。
他把《向死者的七次布道》也收录进了这一部作品里，并为每一次布道都加上腓利门的评论。在这些评论中，腓利门非常强调他的教诲具有补偿性：他刻意精确地指出逝者所缺乏的概念。《审视》构成《新书》的《第三卷》，因此整部《新书》的顺序如下：
第一卷：来者的路
第二卷：犯错者的意象
第三卷：审视
在这段时期，荣格继续使用古典花体书法并配上图画的方式誊抄《草稿》的内容。《黑书》中的幻想开始变得更加不连贯，1917年秋，他在《审视》中描绘出原我的重要性，
这一部分包含荣格的神的重生的幻象，最后以描绘阿布拉克萨斯的形象结束。此时他意识到这本书前一部分（即第一卷和第二卷）的主要内容实际上都是来自腓利门。
荣格发现自己身上存在一个先知一样的智慧老人，而他本人并不是这个老人，这象征一种批判性的否定认同。1918年1月17日，荣格在写给J.B.郎的信中说：
我们要把对无意识的工作放在首位，我们的病人会间接地从无意识的工作中获益。危险也存在于先知的幻觉中，而对无意识的探索通常会产生先知的幻觉。魔鬼如是说：要鄙视所有的理性和科学，因为它们是人类至高无上的权柄。即使我们被迫承认非理性（的存在），也绝非有失得当。
荣格在“研究”自己的幻想时，主要做的工作就是区分幻想中的声音和角色。例如，在《黑书》中，对死者进行布道的是荣格的“自我”；在《审视》中，对死者讲话的不再是荣格的“自我”，而是腓利门；在《黑书》中，与荣格进行对话的主要是荣格的灵魂；而在《新书》的某些章节中，对话的对象变成了蛇和鸟。在1916年1月的一次对话中，荣格的灵魂告诉他，如果上和下没有结合在一起，她将会分裂成三个部分：一条蛇、人类的灵魂、一只鸟或天上的灵魂，灵魂将去面见诸神。因此可以将荣格在书中的不断改变视为是他在思考他对自己灵魂的三元本质的理解。
在这段时期，荣格继续研究自己的幻想，同时也有一些证据显示，他会和自己的好友探讨这些内容。1918年3月，荣格写信给J.B.郎，而荣格之前已经把一部分自己所写的幻想内容寄给J.B.郎，荣格在信中说：
我只能告诉你我还在进行这项探索，正如你在自己身上所观察到的情况一样，我们在形成对无意识的评价之前去体验无意识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我们必须掌握诺斯替教派和新柏拉图主义的知识，因为这些知识都是重要的系统，包含有利于形成无意识精神理论基础的材料。我已经对自己身上的这一部分探索了很长时间，并且我也有大量的机会可以将我的部分经验和那些人的内容进行比较，这也是我为什么非常乐意从你这里听到更多类似的观点。我为你在这个领域的探索所获得的全部发现感到非常开心，而且你发现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到目前，我仍然缺乏同伴，我很开心你能够和我一起前行。我认为你尽可能原封不动地把你的无意识内容记录下来是非常重要的，我所记录的内容非常庞杂，一部分非常栩栩如生，而且几乎所有的内容都需要说明，但是我完全不具备的是与现代材料进行比较。查拉图斯特拉是由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成的，麦林克从美学的角度上进行润饰，但我觉得他缺乏对宗教的忠诚。
因此，《新书》呈现的是一系列的积极想象和荣格对其进行理解的尝试。荣格的理解主要围绕着大量纵横交错的脉络展开：尝试理解自己、整合与发展自己人格的多个部分；尝试理解一般的人格结构；尝试理解个体与当今的社会及与死者的团体之间的关系；尝试理解基督教产生的心理和历史效应；尝试把握住未来西方宗教的走向。荣格也在这本书中论述了其他主题，主要包括：自我认知的本质，灵魂的本质，思考和情感与心理类型的关系，内在与外在的男性和女性特质之间的关系，对立结合，孤独，学术与学习的价值，科学的地位，象征的意义和如何理解象征，战争的含义，疯狂、神圣的疯狂和精神医学，今天应该如何理解效法基督，神之死，尼采的历史重要性，魔法与理性的关系。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描述荣格重新获得自己的灵魂和他如何在那个精神异化的时代克服重重困难。这些最终通过新神的意象重生和以心理学与神学宇宙观的形式发展出一种新的世界观得以实现。《新书》本身一方面可以被理解为在描绘荣格的个体化过程，另一方面可以被视为他在把个体化当作一般心理模式进行详尽阐述。在这本书的开始部分，荣格重新找回自己的灵魂，紧接着进行一系列的幻想探索，从而形成一种连贯的叙事。他发现自己在此之前都是在为时代的精神服务，特点就是认同其作用和价值。除此之外，这个时代也存在一种深度精神，它通往灵魂之物。用荣格后来传记性回忆录中的话来说，时代精神等同于他的第一人格，深度精神等同于他的第二人格。因此，这一段时期可以视为他重新回到第二人格的价值观上。之后的章节遵循的是另外一种格式：它们以阐述戏剧般的视觉幻想开篇。在这些幻想中，荣格遇到一系列不同背景的人物形象，并与他们展开对话。他面临的情况是，随时都有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有令人震惊的话语出现。他尝试去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并把这些事情和话语的意义转化成为一般的心理学概念和原理。荣格认为这些幻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事实上是来自神话式想象，而当前这个理性时代所缺乏的就是神话式想象。个体化的过程在于能够与幻想的人物或集体无意识的内容进行对话，并把幻想的人物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整合到意识中，那么我们就能够重新找到在现代社会中已经遗失掉的神话式想象所具有的价值，从而调和时代的精神与深度精神。这次的探索形成荣格后期学术著作的基调。
1916年，荣格写了几篇论文和一本小书，此时，他开始尝试使用当时的心理学语言把《新书》中的一些主题转译出来，并思考自己进行这项活动的意义和规律。值得注意的是，荣格是在这些作品中第一次呈现出自己的心理学成熟的主要内容架构。笔者在导读中不会呈现所有这些论文的内容，仅大致概述那些与《新书》的内容有最直接联系的部分。
在1911年至1914年之间的作品中，荣格主要关注的是建构一个结构性的一般人类功能和心理治疗框架。除了他的早期情结理论之外，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形成了诸多概念，诸如神话意象存在于种系发生的无意识中、无性别特征的能量、一般的内倾和外倾类型、梦的补偿和预测功能、使用综合性和建构性的态度对待幻想。他在继续详尽探索和发展这些概念的同时，又涌现出一个新的目标：尝试为更高的发展提供一个更普通的框架，他将之称作个体化过程，这是他的自我实验所出的重要理论成果。从此之后，荣格将全部的生命都奉献在全面细化个体化过程之上，并从历史和跨文化的维度上比较这个过程。
1916年，荣格在分析心理协会做了一次名为《无意识的结构》的讲座，讲座论文首先被翻译成法文发表在弗洛诺瓦的《心理学档案》的杂志上。
他在这篇论文中把无意识分为两层，第一层是个人无意识，主要由个人经历的积淀构成，其中一部分内容与意识的内容有重合。
第二层是非个人无意识或集体心灵。
意识和个人无意识来自个人的人生经历，集体心灵来自继承。
在这篇论文中，荣格讨论了同化无意识时所产生的奇怪现象，他指出当一个人吞并集体心灵的某些内容，并把这一部分视为自己的个人特质时，这种人会体验到极端的优越和自卑两种状态。他借用歌德和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术语“如神一般”来描述这种状态的特征，这是一种个人和集体心灵相融合时所产生的一种状态，是出现在分析中的危险之一。
荣格认为区分个人和集体心灵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第一个不利因素就是人格面具，也即一个人的“面具”或“角色”，它代表一个人把集体心灵中的某些部分错误地当成个体心灵的内容。当一个人开始分析这一点的时候，人格便会消解到集体心灵中，从而产生一系列的幻想：“所有神话思维和情感宝藏都被打开了。”
这种状态和精神失常的区别在于这种状态实际上是刻意而为。
因此，会有两种可能出现：一种人会试图退行性地恢复人格面具，回到以前的状态，但是几乎没有摆脱无意识的可能。或者，一种人会接受这种如神一般的状态。但是除这两种可能性之外，还存在第三种可能性：使用诠释学的方法治疗创造性幻想。这样做的结果会导致个体心灵和集体心灵融合在一起。荣格随后修订了这篇文章，但没有注明修订的日期，他在修订版中引入了阿尼玛这个概念，而阿尼玛是与人格面具相对应的部分。荣格把人格面具和阿尼玛视为“主体–意象”。在这篇文章中，荣格将阿尼玛定义为“集体无意识所看到的主体”。
对“如神一般”的状态本身的起伏不定进行如此淋漓尽致的描述，也反映出荣格在直面无意识时自己的某些情绪状态。区辨和分析人格面具对应的是《新书》的开篇部分，荣格一开始就让自己脱离自己的角色和成就，尝试重新连接自己的灵魂。神话幻想的释放紧接着在他身上出现，而使用诠释学的方法治疗创造性幻想正是《新书》第二层的内容，将个人和非个人无意识区分开为理解荣格的神话幻想提供了理论基础：这表示荣格并不认为神话幻想来自他的个人无意识，而是从集体心灵那里遗传而来。如果是这样，那么他的幻想就是来自于集体人类遗传的心灵层面，它们绝非仅仅是个人特有的或者随机出现的内容。
同年10月，荣格在心理学俱乐部做了两场报告。第一个报告的题目是《适应》，荣格认为适应有两种形式：适应内在和外在的状况。“内在”被理解为无意识，适应“内在”会产生对个体化的需求，与适应他者相反。满足这个需求同时脱离相应集体所认可的原则会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罪疚感，而这个罪疚感需要得到补偿，并唤起一种新的“集体功能”，因为个体在离开自己的社会之后，需要产生可以替代他所逃离的社会的价值观，而这些新的价值观使个体能够对集体做出补偿。个体化只适用于少部分人，对于那些没有足够创造性的人而言，最好重新建立与社会集体相一致的价值观。个体不仅要创造出新的价值观，而且必须是得到社会认可的价值观，因为社会“有权利期待具有可实现性的价值观”。
以荣格当时的情况来看，他已经脱离社会认可的原则去追求自己的“个体化”，从而导致他认为自己必须要产生在社会上具有可实现性的价值观作为补偿。因此他进入一种两难的境地：荣格以在《新书》中体现这些新价值观的形式会被社会接受和认可吗？而正是这个对社会要求的承诺导致荣格和达达主义者的无政府主义分道扬镳。
第二个报告的题目是《个体化和集体主义》。他认为个体化和集体主义是对立统一的，二者通过罪疚感连接在一起。社会要求人们相互模仿，因为通过模仿，一个人就能够获得自己的价值观。在分析中，“病人通过模仿学习个体化，因为这个过程能够让他重新获得以前的价值观。”
因此可以把这一句话视为荣格如何看待模仿在分析治疗中的作用，那时候，荣格经常鼓励自己的病人进行类似的发展过程。分析过程激发的是已经存在于病人身上的价值观，而不是对病人进行暗示。
11月，荣格在黑里绍服兵役时写了一篇论“超越功能”的论文，但这篇论文直到1957年才发表。他在这篇论文中描绘了可以引出和利用幻觉的方法，后来他将这种方法命名为积极想象，并阐述其中治疗原理。这篇论文可以被视为是荣格自我实验的中期报告，也可以将之视为《新书》的前言。
荣格指出在分析中获得的新态度会变得老旧，需要无意识的材料不断对意识的态度进行补充并对意识的片面化倾向进行修正。因为能量的张力在睡眠中会变低，所以梦就是无意识处于劣势的表现。也就是说，其他来源已经变成自发的幻想。最近刚发现荣格一本记录梦的书，里面包含的是他从1917年到1925年之间一系列的梦。
将这本梦书和《黑书》的内容详细比较之后发现，荣格的积极想象并非直接源自他的梦，因为两部书的内容是相互独立的。
荣格如此描述他的引发自发性幻想的技术：“要进行的训练包括首先系统进行消除批判性注意的练习，随后产生一个意识的真空。”
接着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特定的情绪上，试图最大限度地注意到所有幻想，与之相连的联想便开始出现。最终的目的是允许幻想自由地活动，在自由联想的过程中不脱离原始的情绪。这个过程能够让情绪以具体或象征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使情绪更加接近意识，因此情绪就会变得更加容易理解。做这些能够带来一种赋予活力的效果。个体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进行素描、绘画或雕刻：
视觉类型的人应该集中关注产生内在意象的期待，一般说来，这样的幻想意象就会如实出现，或许是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下出现，接着仔细地把它们记录下来。听觉类型的人通常能听到内在的言语，最初听到的可能仅仅是一些片段或者明显没有意义的句子……其他人在这时候仅仅能听到自己的“其他”声音……更为罕见的是自动书写，不论是直接书写还是在占卜板上书写，但书写与前两种类型同等重要。
一旦幻象已经产生并具体表现出来，有两种方法可以对它们进一步工作：创造性的构思和理解。这两种方法相辅相成，在产生超越功能时二者缺一不可，而超越功能就是来自意识与无意识内容的结合。
荣格指出，对于很多人而言，在书写的过程中很容易就能够发现“其他”的声音，并从现实中自我的立场上进行回应：“实际上就像是两个有生命力的人之间在进行对话……”
对话创造超越功能，从而拓宽意识。荣格的《黑书》创作就是在清醒的状态下描写内在对话并激发幻想的典型，荣格在《新书》中的探索就类似于创造性的构思和理解之间的相互作用。荣格当时并没有发表这篇论文，他后来说自己从来没有真正完成有关超越功能的作品，因为他根本没有全心去做这件事情。
1917年，荣格出版了一本小书，但这本书却有一个很长的名字《无意识过程的心理学：现代分析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1916年12月，荣格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指出伴随着战争的心理过程已经让混乱的无意识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而个人的心理与国家的心理一样，只有个人的态度发生改变，才能够让整个文化得到更新。
《新书》的核心内容就是将个体事件和集体事件之间纵横交错的关系理清楚。对于荣格而言，他自己具有预知能力的幻象与战争的爆发之间的联系使深藏在个体幻想与世事之间的潜在关系得以显现，因此个人心理和国家心理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出现。而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进一步细化这些关系。
荣格认为，一个人在分析和整合完个人无意识的内容之后，就能够应对来自无意识中种系演化层中的幻想。
《无意识过程的心理学》系统地论述了集体的、超越个人的和绝对的无意识，这三个无意识可以互换、意义相同。荣格认为，一个人要通过把无意识当作身外之物将其明显地呈现出来，此人才能使自己摆脱无意识。把自我（I）和非我（not-I）区分开是十分重要的，换句话说，就是把自我与集体心灵或集体无意识区分开。为了做到这个，“人必须在自我的功能（I-function）上站稳脚跟，也即是说，他必须完全满足日常生活的要求，那么他在自己所生活的社会上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荣格在这段时期，一直在努力完成这些任务。
荣格在《力比多的转化与象征》一书中把集体无意识的内容称为典型神话或原始意象，他将这些“主导性内容”称为“支配性的力量，诸神，即主导性法则和原理的意象，意象序列中的一般规律，是大脑从现实的过程中接收到的信息序列”。
人们需要特别注意这些主导性内容，尤为重要的是“神话或集体心理的内容会脱离意识的对象，并把它们巩固成为个体心灵之外心理现实”。
注意到这些能够让一个人接受被激活的祖先历史残留，把个人的无意识和非个人的无意识区分开能够导致能量的释放。
以上荣格的评论也是在反映他的个人活动：尝试区分出现的各种角色，“把这些角色巩固成为心理现实。”荣格能够认识到这些人物本身就拥有一个心理现实，他们不仅仅是主观臆造的事物。他能认识到这一点，主要是得益于以利亚这个幻觉人物：心灵的客观性。
荣格认为由法国大革命开创的理性和批判时代压抑了宗教及非理性主义，这种压抑已经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导致非理性主义以世界大战的形式爆发。因此，将非理性视为一种心理要素是历史的必然。对非理性形式的接受就是《新书》的主题之一。
荣格在《无意识过程的心理学》一书中提出心理类型的概念，他认为类型的心理特征被推向不同的极端是一种正常的发展过程。通过对类型的研究，他提出了物极必反的概念（enantiodromia），也称作对立转化原理，换句话说就是进入内倾情感和外倾思维其中一种功能，另一种功能就会出现在无意识中，而对立功能的发展导致个体化的出现。由于对立功能无法被意识接受，所以必须用一个特定的技术对它工作，也就是说，对立功能的意识化是超越功能的结果。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和自己的无意识合一，那么无意识就是一个威胁。但是随着超越功能的形成，失调便不复存在。再平衡可以使一个人得以接触到无意识的多产和有益一面，无意识包含无数代人的智慧和经验，因此它就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生向导。对立功能的发展出现在《新书》的“神秘遭遇”部分。
整部《新书》都是在描写荣格试图获得存在于无意识中的智慧的过程，他在书中向自己的灵魂发问，问她看到了什么和自己那些幻想的意义是什么。在这本书中，无意识被视为是更高智慧的来源。荣格在这篇论文的结语中透露出他的新概念具有个人和实验的性质：“我们的时代正在寻找生命的新泉，我找到一股，并饮用里面的泉水，我感觉泉水的味道很好。”
1918年，荣格写了一篇名为《论无意识》的论文，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我们所有人都站在两个世界之间：外在知觉的世界和无意识知觉的世界。这种区分描述的是他在那个时候的经验。荣格写到弗里德里希·席勒认为这两个世界可以通过艺术彼此接近，相反，荣格主张，“我认为理性事实和非理性事实的结合与其说可以在艺术上看到，不如说是在象征本身上看到，因为象征的本质就是同时包含理性和非理性。”
荣格认为，象征源自无意识，象征的创造性是无意识最重要的功能。虽然无意识的补偿功能一直存在，但是只有我们愿意去认识它时，象征的创造性功能才会出现。在这篇论文中，我们看到荣格一直在回避把自己的作品视为艺术的观点，他认为自己的作品不是艺术，而是象征，象征是这本作品的最关键所在。《新书》呈现的就是荣格在认识和复原象征的创造性力量，描绘的是他在尝试理解象征的本质，并从象征的角度上观察自己的幻想。他的结论是：在任何既定的时期，无意识的内容都是相对的，而且是不断变化的。而我们当下要做的是“根据活动的无意识力量改造自己的观点”。
因此他当时面临的一个任务就是将他在直面无意识的过程中形成的概念转译出来，并在《新书》中以文字和象征的形式表现出来，用一种符合当时习惯的语言讲出来。
1919年，荣格到英格兰参加了心理研究协会举办的会议，他本人也是该协会的荣誉会员，他在会议上报告的论文题目是《精神信仰的心理学基础》。
荣格在这篇论文中区分出两种集体无意识会被激活的情境。在第一种情境中，个体生命中危机的出现和希望与期待的崩塌会导致集体无意识的激活；在第二种情境中，社会、政治和宗教的巨大动荡会导致集体无意识的激活。在以上两种情境中，受到盛行态度压抑的因素就会累积到集体无意识中。具有强烈直觉功能的个体能够觉察到这些，并试图把它们转译成可以交流的思想。一旦这些内容能够被成功地转译成可以交流的语言，就能够带来拯救效果，但无意识的内容都具有令人不安的效果。在第一种情境中，集体无意识会取代现实，但这是病理性的；在第二种情境中，个体会感到很混乱，但这并不是一种病理性状态。这个区分暗示荣格认为自己所经历的就是第二种情境，换句话说，是整个文化的动荡导致集体无意识被激活。因此，他最初之所以在1913年担心自己即将成为精神病患者，是因为他没有认识到这两种情境的差异。
1918年，荣格在心理学俱乐部做了一系列关于类型学的报告，当时他已经对这个主题进行了大量的学术探究，他在1921年出版的《心理类型》一书中详细论述和扩展了讲座中论文的主题。由于他也在《新书》中探索这些问题，因此《心理类型》最重要的一章就是第五章“诗歌中的类型问题”。荣格在这一章讨论的基本内容是如何通过象征的结合或和解所产生的结果来解决对立问题，这种形式也是《新书》的核心主题之一。荣格细致分析了印度教、道家、梅斯特·艾克哈特，还有在卡尔·施皮彻勒的作品中如何解决对立的问题。这一章可以视为是对历史来源的冥想催生他在《新书》中的概念，也标志着一种重要方法的引入。荣格并没有直接讨论《新书》中对立和解的问题，而是从历史的角度上比较和评论这些内容。
1921年，“原我”成为一个心理学概念。荣格对它的定义如下：
既然自我（I）是我的意识场的中心，那么它就不是我心灵的全部，而仅仅是诸多情结中的其中一个。因此要区分自我和原我，由于自我仅仅是我意识的主体，而原我是我的全部，因此原我也包含无意识心灵。从这个意义上讲，原我就是一个（理想的）巨大整体（greatness），包括且包含自我。在无意识幻想中，原我通常以高级的或理想的人格形式出现，就像浮士德之于歌德，查拉图斯特拉之于尼采。
荣格将印度教中的梵天/阿特曼（Brahman/Atman）等同于原我。同时，他又提出一个灵魂的定义。他认为，灵魂拥有补偿人格面具的特性，而意识的态度所缺乏的就是灵魂所拥有的这种特特性。灵魂的这种补偿特性也会影响到灵魂的性别角色，因此男性拥有的是具有女性特质的灵魂，或称为阿尼玛；女性拥有的是具有男性特质的灵魂，或称为阿尼姆斯，
这相当于男性身上和女性身上都具有男性和女性特质。荣格还指出，从理性的角度上看，灵魂带来的意象是没有价值的。荣格认为使用这些意象的方式有四种。
第一种使用这些意象的方式是艺术，不论一个人具有什么样的艺术天赋，都可以使用这种方式；第二种是哲学思辨；第三种是准宗教的方式，会导致异端邪说和成立教派；第四种是千方百计地利用这些意象的动力。
从这个角度上看，以心理学的方式利用这些意象代表的是“第五种方式”。如果要成功利用这些意象，心理学必须与艺术、哲学和宗教完全划清界限。这种必要性是荣格拒绝其他方式的原因。
在后来的《黑书》中，荣格继续详细阐述自己的“神话”，而其中的人物发生了变化，转变成其他的人物，人物分化同时伴随着人物形象之间的融合，他同时把这些人物视为潜藏在人格结构中的某些侧面。1922年1月5日，荣格就自己的职业和《新书》与他的灵魂展开了一段对话：
[我：]我觉得我必须和你谈谈！我这么疲惫，你为什么不让我睡觉？我想我的问题都是你造成的。是什么导致你让我无法入眠？
[灵魂：]现在不是睡觉的时候，你要保持清醒，为夜里要进行的探索准备重要的素材。重大的探索即将开始。
[我：]什么重大的探索？
[灵魂：]你必须立即开始重大的探索。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探索，如果你白天没有时间进行这项探索，那么你晚上就没有时间休息。
[我：]但是我根本不知道这项探索即将开始。
[灵魂：]但是你可以根据事实告诉我，是我这么久以来一直在影响你休息。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你必须到一个更高水平的意识上。
[我：]我已经准备好了。那是什么？说！
[灵魂：]你认真听着：放弃基督教徒的身份非常简单。但是接下来要做什么呢？会有更多的状况出现，所有的事情都在等着你。但是你呢？你仍然保持沉默，什么都不说，但是你必须讲话。你为什么还没有接收到天启？你不能隐藏它，你在用这种形式关注自己吗？当这种形式是一个与天启有关的问题，它是不是很重要？
[我：]但是你不认为我应该把自己所写的内容发表？这是一桩十分不幸的事情，谁能理解？
[灵魂：]不，听我说！你不能解散一个联姻，也即是你我的联姻，没有人能够把我排挤走……我要一个人统治这个联姻。
[我：]那么你一定要统治？到底是什么导致你如此自以为是？
[灵魂：]我之所以拥有这项权利，是因为我在为你服务，你在呼唤我。我也可以这么说，你是第一位的，但最重要的是要优先考虑你的呼唤。
[我：]但是，我在呼唤什么呢？
[灵魂：]一个新的宗教和宗教的文告。
[我：]哦，神啊！我该如何去做？
[灵魂：]不要有这种渺小的信念。没有人比你更清楚自己的想法，也没有人像你一样能够把它说出来。
[我：]如果你没有撒谎的话，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呢？
[灵魂：]你扪心自问我是否在撒谎。我讲的都是事实。
他的灵魂明确地告诉他应该把自己所写的内容发表，但他却犹豫不决。三天后，他的灵魂告诉他，新的宗教“仅在人类关系的转变中出现，关系绝不会让自己被最深层的知识取代，而且宗教不仅仅由知识构成，反而在看得到的水平上，宗教是由一种全新的人事秩序构成，因此不要期待再从我身上得到更多的知识。你自己明白你想知道一切与天启显现有关的内容，但你没有活出你在这个时代应该活出的一切”。荣格的“自我”回答说，“我完全理解并全部接受你说的话。但是，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知识如何在生命中转化，你必须教我这一点。”他的灵魂说，“这一点没有什么好说的，它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理性，这是一条象征的路。”
因此，荣格当下面临的任务就是如何把他通过自我探索学习到的内容在生命中实现和体现出来。从他1923年在康沃尔的珀尔泽斯的讲座开始，此后的一段时期内，宗教心理学和宗教与心理学自身之间的关系，这两个主题在他的工作中日益变得突出。他试图发展出一个宗教形成过程的心理学，与其说他在鼓吹的是一个新的具有预言性的天启，不如说他的兴趣点主要集中在宗教体验的心理学上。他的任务就是描绘出个体的神秘体验如何转译和转化成各种象征，最终成为教条和宗教组织的教义，最后，他研究的是这些象征的心理功能。对于分析心理学而言，在宗教形成过程的心理学成功建立以后，至关重要的是在肯定宗教态度的同时，又不能成为一种教义。
1922年，荣格写了一篇名为《分析心理学与诗歌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的论文。他在论文中划分两种类型的作品：第一种作品完全源自作者的目的；第二种作品支配作者，例如，歌德的《浮士德》的第二部分和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就是这一类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荣格认为能够支配作者的作品皆来自集体无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创造性的过程就存在于无意识地激活的一种原型意象中。原型能够让我梦释放出一种比我们自己的声音更强有力的声音：
任何一个使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都能够发出上千种声音，这个人就具有迷惑性和超能力……能够把我们个人的命运转变成整个人类的命运，激发出我们身上有史以来一切慈善的力量，让人类在每一个危险的地方都能发现一个难民并让其度过最漫长的黑夜。
创作出这样一类作品的艺术家能够教化时代的精神，并且补偿时代的片面化。在描述这一类象征作品的起源时，荣格似乎也把自己的创作也考虑在内。因此虽然荣格拒绝把《新书》视为“艺术”，但是荣格对这本书的思考是他后来概念和艺术理论的主要来源。这篇论文暗含的一个问题是，当时的心理学能否在教化时代的精神和补偿当时的片面化方面起到相应的作用。从这个时候起，他开始使用这种方式为自己精确地设定心理学任务。
自1922年起，除艾玛·荣格和托尼·伍尔夫外，荣格还跟卡莉·拜恩斯和沃尔夫冈·斯托克麦尔就如何处置《新书》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是否有可能将它出版，由于这些讨论是他还在创作《新书》时进行的，所以非常重要。卡莉·芬克出生于1883年，在瓦萨学院跟随克里斯汀·曼学习，而曼是最早追随荣格的美国人之一。1910年，卡莉·芬克与杰米·德·安古洛结婚，1911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完成医学训练。1921年，卡莉·芬克和杰米·德·安古洛离婚，并与克里斯汀·曼一起前往苏黎世。随后她开始接受荣格的分析，但她从来没有进行过分析实践，但是荣格非常欣赏她的批判性思维。1927年，卡莉·芬克与彼得·拜恩斯结婚，随后又在1931年离婚。荣格请卡莉·芬克帮忙把《新书》重新抄写一份，因为自从上一次誊抄之后，他又增加大量的内容。卡莉·芬克从1924年到1925年一直在做这项工作，而荣格在这段时间去了非洲。由于她的打字机太重，因此她先把这些内容手抄下来，随后再用打字机打印出来。
这些笔记是卡莉·芬克与荣格的讨论记录，她以给荣格写信的形式把这些内容写下来，但没有寄出去。
1922年10月2日
你说麦林克在另外一本名为《白色多米尼克》的书中所使用的象征正是你最初在揭示自己的无意识时使用的，此外你还说，他曾提到一部《红书》，他说这本书包含一些神秘的内容，你正在这本书中写你的无意识，而且是你把这本书称为《红书》。
你说你不知道如何处置你的这本书。你说可以把麦林克的作品形式归为小说，这没有问题，但是你只能运用科学和哲学的方法，不能让自己的内容带上小说的色彩。我说你可以使用查拉图斯特拉的形式，你认为可行，但是你很厌倦这种形式，我也有这种感觉。接着你告诉我，你可以把它制作成一部自传，对我而言，这个想法再好不过了，因为你写的内容看起来就像你在生动地讲话。但是除了以这种形式出版所面临的困难以外，你说不想把这些内容公开，因为公开这些就像要你卖掉自己的房子一样。我完全支持你的想法，甚至可以说，由于这本书象征宇宙向一个中心的集聚，而你把它视为纯粹的个人物品，表示你把它当作你自己了，而有些内容你并不想你的病人们看到……我们都很开心，因为我立即明白了你的实际想法。歌德在创作《浮士德》的第二部分时，也陷入到了类似的困境中，此时他已经进入无意识，并且发现很难找到正确的形式，最后到他去世的时候，这部分的草稿还留在他的抽屉中。你说你之前相当多的经历会被人认为是一个完全精神失常之人的表现，如果将你的这些记录出版，你将失去的不仅仅是科学家这个身份，还有你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资格，但是我认为如果你从《诗歌和真理》（Dichtung und Wahrheit）的角度上来看它，那么人们会根据事情本身做出自己的选择。
你拒绝把这本书的任何内容写成诗歌，因为所有内容都是纪实，但是我不认为大量使用一个面具是虚伪的表现，因为这样做能够保护你不受非利士人（Philistia）的伤害，而且正像我说的那样，非利士人有自己的权利，你面临的选择可能是成为一名疯子，而非利士人是一群经验不足的傻瓜，他们只会选择伤害你，但是如果他们把你当作诗人，他们就可以挽回颜面。你说书中大部分内容都像如尼文一样的神秘符号出现在你的脑海里，而且对这些如尼文所做的解释完全没有意义，但是最终结果是否有意义都无关紧要了。就你的情况来看，我认为你意识到的创作步骤很明显比之前的任何人都多。在大多数情况下，心灵明显会自动地筛选掉无关的材料并直接给出最终结果，而你却记录下了整个事件、母体过程和结果。当然，掌控整个过程更加难上加难。我的话讲完了。
1923年1月
你前一段时间跟我讲的话令我深思，突然有一天当我读到“戏剧的序幕”（Vorspiel auf dem Theater）时，
我就想到你也可以使用歌德巧妙处理整部《浮士德》的手法，也就是说，把创造性和永恒与消极和转瞬即逝的人物同时置于对立的两端。可能你无法立即看出来这一点与《红书》有什么关系，但我会慢慢跟你解释。根据我的理解，你写这本书的目的是让人们用一种新的视角审视自己的灵魂，但无论如何，有很多内容已经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范围，就像你在自己生命中的某一时期也几乎无法理解它一样。这样看来，这本书就是你奉献给世界的一颗“珠宝”，不是吗？我的观点是我们需要给它一定程度的保护，免得它会被随手扔到臭水沟中，最终被那个奇怪老土的犹太人利用。
在我看来，你能提供的最好保护就是把这本书本身纳入到展示那些试图攻击它的不同力量上。你在任何情境下都能辨别是非黑白，这是你最大的天赋之一，所以对于大多数攻击这本书的人而言，你比他们更加知道他们想破坏的是什么。你能不能不要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或许你在序言中就是这么做的，或许你在面对公众时，会采取这样的态度“要么接受它，要么放弃它；要么祝福它，要么诅咒它。你们怎么选择都无所谓”。这都没问题，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真理是永远不会被磨灭的。如果不耗费你太多的精力，我希望你再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1924年1月26日
你在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你梦到我以伪装的形式出现，准备去誊抄《红书》，你一整天都在思考这个梦，尤其是在见我之前，你在和沃顿博士分析的时候（我想她会感到开心）……正如你所说，你已经决定将《红书》呈现的所有无意识材料都交给我，想看一看我作为一个局外人和不带偏见的旁观者对这本书有什么想法。你说托尼已经与这本书融为一体，除了对出版这件事情不感兴趣之外，也没有兴趣把它变成一种可以使用的形式。她已经迷失在你所说的“翩翩飞舞”（bird fluttering）中。至于你自己，你说你一直知道怎么应对自己的想法，但是你在这里却束手无策了。当你接近这些想法的时候，你已经完全陷入其中，无法自拔，而且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把握了。你很确定有些内容非常重要，但你却找不到合适的形式，就如你所说的，现在它们看起来就像从精神病院中冒出来的一样。所以你安排我誊抄《红书》的内容，而这些内容你在此之前已经誊抄过一次，但是自从上次誊抄完之后，你又增加了很多内容，因此你想再把它重新誊抄一遍，在我誊抄的过程中，你会向我解释里面的内容，因为你说只有你能够理解里面几乎所有的内容。这样下来，我们可以就很多从来没有在分析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我就在这个基础上可以理解你的想法。你又告诉我了一些你自己对《红书》的态度。你说有些内容严重伤害了你对事物适合性的感觉，但是当它们到来的时候，你又不能弃之不顾，因而你开始遵循“自愿”原则，也即不做任何修正，你一直坚持这么做下去。有些图片看起来非常幼稚，但这就是它们本来的样子。各式各样的人物都在说话，如以利亚、天父腓利门等，但你认为所有这些都应该是你所称为的“上主”。你很确信天父腓利门还启示过佛祖、摩尼、基督、穆罕默德，据说所有这些人物都跟神有过交流。
但是其他人物把自己认同为神，而你对此坚决否认。你说认同神根本不适合你，因为你一直是一位心理学家，而心理学家了解认同神的过程。那么我会说，当下的主要任务就是能够让世人也了解这个过程，从而不会让人们觉得上主就是自己的笼中之物，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人们要把上主想象为火柱，永远在移动，永远不在人类的掌握之中。是的，你说上主就是如此。随着你讲得越多，我越来越意识到你身上充满无数想法。你说上主身上的阴影永恒存在，我能感觉到其中的真理。
1月30日，卡莉·拜恩斯记录下了荣格说过她曾经告诉他的一个梦：
这是在为《红书》做准备，因为《红书》的内容讲述的是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的战斗。你说在这场战斗中，你几乎被撕成碎片，但是你在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脚踏实地并立足于现实。因此，你说对你而言，这就是对你所有想法的考验，而你却不把任何想法放在心上，因为无论想法被插上什么样的翅膀，它们终将消逝在时空中，不会在现实中留下任何痕迹。
在一封没有注明日期和收信人且未完成的书信中，卡莉·拜恩斯谈到他对《新书》重要性的看法和出版此书的必要性：
例如，我在阅读《红书》的时候，会发现它所讲的内容都是在为今天的我们指明正确的道路，而当我发现托尼把这本书拒之门外的时候，我感到十分震惊。如果她也像我一样吸收了同样多的《红书》内容，也不会在心灵中产生一个无意识点，而且我认为这不是将《红书》读过三遍还是四遍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令人费解的事情，即她为什么对荣格将《红书》出版毫无兴趣。我们国家的很多人应该都读读这本书，而且是一口气读完，因为它对当今的很多东西所进行的重新思考和澄清，动摇了所有尝试去寻找生命线索的人……他的每一句话都带有个人的活力和色彩，并且坦率直接地写出所有内容，就像康沃尔之火在他身上燃烧一样。
当然，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如果他原封不动地将这本书出版，他将会永远离开理性科学界的争论。但是除此之外，肯定还有其他的方法，这些方法可以避免他做傻事，为了不让那些需要这本书的人等太久，我们必须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准备这本书上。我一直相信他肯定能够把自己所说的书写出来，果然他没有辜负我的希望。他出版自己的著作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医治这个世界，或者可以说这些内容都是源自他的头脑、源自他的心。
这些讨论十分形象地呈现出荣格关于《红书》的出版问题所进行的深入思考，他感觉到核心问题就是如何理解这本书的起源，很担心这本书会被人误读。由于这本书的风格会让公众大感意外，因此荣格对此非常担心。他后来跟阿尼拉·亚菲讲，他要为这本书寻找到合适的形式，才能让它面世，因为它看起来太像预言了，不符合荣格的特点。
在荣格的圈子里，他们似乎对这些问题有过几次讨论。1924年5月29日，卡莉·拜恩斯记录下了他和彼得·拜恩斯的一次讨论，彼得认为只有那些了解荣格的人才能够读懂《新书》，相反，卡莉认为这本书：
是在用一个人的灵魂记录宇宙的变迁，就像一个人站在海边，聆听着奇怪且令人敬畏的音乐，但是他却无法解释为什么自己的心会隐隐作痛，或者为什么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堵在嗓子眼，我想《红书》给人带来的也是这种感觉，也即是一个人竭力想借助它的神圣感将自己解脱出来，从而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更多的证据显示，荣格也把《新书》的复本给了其他密友，并和他们讨论出版书中内容的可能性。沃尔夫冈·斯托克麦尔就是其中的一位，荣格在1907年与他结识。在他为斯托克麦尔写的讣文中，荣格赞扬他是第一位对自己的作品感兴趣的德国人，他说斯托克麦尔是一位真正的朋友，经常跟自己结伴去意大利和在瑞士旅行，他们几乎每年都会见面。荣格这样评价斯托克麦尔：
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对病态心理过程的极大兴趣和深入理解。我还发现他比较能够认同接受我较广的视角，这对我后期的比较心理学作品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斯托克麦尔和荣格一起把“我们的重要渗透”纳入到中国古典哲学、印度和密宗瑜伽的神秘思辨中。
1924年12月22日，斯托克麦尔写信给荣格说：
我经常渴望能够拥有一本《红书》，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够把它抄下来；但是当它在我手上的时候，我没有誊抄，而它现在已经不在我手上了。在最近的幻想中，我看到一种装订松散的“文档”杂志，内容来自“锤炼无意识”，里面图文并茂。
很明显，荣格寄过一些材料给斯托克麦尔。1925年4月30日，斯托克麦尔写信给荣格说：
我们同时看了《审视》这一部分，它同样给人一种你仍处在极大的精神错乱中的感觉。
从《红书》中节选一部分放到这样的集体环境中是值得尝试的，当然你的评论不可或缺，因为你要调整的地方也主要集中在这里，这里有极其重要的丰富资源，包含意识的和无意识的。而且我明显是在幻想“制作一个同样的复制品”，你能够理解我的行为：你不用害怕来自我身上的外倾魔力。绘画也具有很强大的吸引力。
荣格“评论”部分的手稿（见附录B）应该和这些讨论直接相连。
因此荣格圈子里的人对《新书》的重要性和是否出版它持不同的观点，而这些都取决于荣格的最终决定。卡莉·拜恩斯没有把《新书》誊抄完，她只誊抄到第二卷的前27页。在接下来的六年中，她主要集中精力将荣格的论文翻译成英文，接着她又开始翻译《易经》。
在某一时期，笔者估计应该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荣格又回到《草稿》中，重新进行编辑，在将近250页的内容上增删。他的修改主要是为了使语言和术语现代化，
同时又修改了他已经使用花体字誊抄到《新书》中的内容，还有某些遗漏的内容。很难想象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除非他在严肃地思考出版这本书。
1925年，荣格在心理学俱乐部做了多场分析心理学的报告，他在这些报告中提到了《新书》中的某些重要幻想。他向听众描述自己如何展开这些幻想和这些幻想如何构成心理类型思想的基础，还有理解幻想起源的关键所在。卡莉·拜恩斯把这些讲座记录下来并编辑成书。同年，彼得·拜恩斯开始准备把《向死者的七次布道》翻译成英文，但并未公开出版，
荣格送了几本给他英语是母语的学生。在一封被认为是写给亨利·莫瑞感谢荣格寄给他此书的回信中，荣格写道：
我深信出现在我脑海里的这些想法都是相当美好的东西，正是因为我了解这些东西，所以我可以毫不费力（毫不脸红）地跟你讲我曾经是多么的阻抗和固执，在它们第一次到来的时候，这是一个多么大的麻烦啊，一直到我能够读懂象征语言之前，它们都比我迟钝的意识强大。
荣格很有可能是把出版《向死者的七次布道》当作出版《红书》的一次尝试。芭芭拉·汉娜认为荣格对出版《向死者的七次布道》感到很后悔，而且“强烈感觉到自己应该只把它留在《红书》中”。
荣格在某个时候写了一篇名为“评论”的手稿，内容是对第一卷中的第九、第十、第十一章的评论（见附录B）。他在1925年的讲座中已经讨论过一些幻想，当时还谈到了更细节的内容。从风格和构思的角度上看，笔者认为这一部分文本大概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完成的。他很有可能已经写了或者准备为其他章写更多的“评论”，但是迄今还未发现这些内容。这份手稿显示他为理解每一个幻想的细节做了大量的工作。
荣格将《新书》的复本送给了很多人：卡莉·拜恩斯、彼得·拜恩斯、阿尼拉·亚菲、沃尔夫冈·斯托克麦尔和托尼·伍尔夫，这些复本也有可能会转给其他人。1937年，彼得·拜恩斯的房子被一场大火烧毁，他手中的《新书》也遭到破坏。多年以后，他写信问荣格是否可以再送他一份复本，并表示想将它翻译成英文。
荣格回复说：“我试试看能否再给你做一本《红书》的复本，请不要担心翻译的问题，我可以肯定它已经有两个或三个译本了。但是我不知道是谁翻译的，翻译的怎么样。”
这个译本数量的推测应该是根据他给出去的复本数量所做的假设。
荣格也让以下人物读过或看过《新书》：理查德·霍尔、缇娜·凯勒、詹姆斯·科什、希美纳·罗伊丽·德·奥古洛（当时还是个孩子）和库尔特·伍尔夫。阿尼拉·亚菲读过《黑书》，缇娜·凯勒读过《黑书》的某些章节。荣格很有可能也向其他密友展示过《新书》，例如埃米尔·梅特纳、弗朗茨·里克林、艾丽卡·施莱格尔、汉斯·特吕布和玛丽-路易斯·冯·法兰兹。很明显，荣格只让那些他完全信任的人看这本书，而且他认为这些人能够完全理解他的想法，而他的相当一部分学生都不符合这一标准。
《新书》对理解荣格的新治疗模式的涌现具有关键作用。1912年，荣格在《力比多的转化与象征》一书中认为神话幻想（像在《新书》中呈现的一样）的出现是无意识的种系发生层出现松动的标志，也是精神分裂症的征兆。而通过自我实验，荣格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他认为这时候最重要的不再是任何特定内容的出现，而是个体对这些内容的态度，特别是个体自己的世界观能否容纳这一类材料。这就能够解释他为什么在《新书》的后记中为那些粗略阅读此书的人附上自己的评论，如果一个人无法涵容和理解荣格的经历，那么这本书看起来很疯狂，而且作者有可能已经发疯。
在第二卷的第十五章中，他对当时的精神医学提出批判，指出精神医学不能够将宗教经验或神圣的疯狂与心理病理学区分开。即使幻象和幻想的内容没有诊断的价值，但他依然坚持认真看待这些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自己的经验，荣格发展出心理治疗目标和方法的新概念。现代心理治疗诞生于19世纪末，从诞生之日起，这个学科最初关注的就是如何治疗功能性神经障碍或神经症，这些疾病也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荣格对心理治疗实践进行重构，从此心理治疗不再只局限于精神病理学的治疗，它开始变成一种通过促进个体化过程给个体带来更高层次发展的实践。荣格的重构不仅对分析心理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对整体的心理治疗也是如此。
为了说明他在《新书》中所获概念的有效性，荣格试图呈现出他在这个过程中所描绘的内容并非独一无二，他发展出的这些概念也适用于其他人。为了研究病人的作品，他开始广泛地收藏病人的绘画。而为了不让病人和自己的画作分开，一般他会让病人为他制作一份复本。
在这段时期，荣格继续引导自己的病人如何在清醒的状态下诱导出各种意象。1926年，克里斯汀娜·摩根开始接受荣格的分析。她在阅读《心理类型》一书时，受到该书的思想的吸引，前来寻求荣格的帮助，希望能够解决自己的人际关系和抑郁问题。在1926年的一次分析中，摩根记录下了荣格建议她如何诱发幻想：
那么，你可以看到这些幻象非常模糊，不可名状，而幻象仅仅是开始。为了能够将这些幻象具体化，最初你只能使用视网膜。接下来并非一直强迫意象出来，而只是想着向内看。当你看到这些意象时，你就想把它们留住，并观察它们把你带到何处，它们如何变化。紧接着你自己便尝试进入到自己的画面中，也即是成为演员中的一员。当我开始这么做的时候，我看到很多景色。随后我开始学习如何把自己置于景色中，紧接着里面的人物开始对我说话，我也会回应他们……人们都说他有艺术家的气质，但是只有我的无意识在支配我。现在我已经学会了如何演这场戏剧和外在生活的戏剧，因此没有什么能够伤害到我了。我现在写出1000页来自无意识的内容（并讲到一个巨人变成一颗蛋的意象）。
荣格把自己实验的细节讲给自己的病人，并指导他们这样做。在他们对自己的意象流进行实验时，荣格扮演的角色是他们的督导。摩根记录下了荣格所说的话：
现在，我感觉自己应该跟你谈谈这些幻想……这些幻想看起来相当微弱，尽是同一动机的不断重复。这些幻想中还没有足够的火和热，它们应该再多燃烧一段时间……你必须停留在幻想中更久，也就是说处在幻想中的是你自己意识的批判性自我，你会提出自己的判断和批判……我可以跟你解释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的经历。在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名男性正站在那里盯着我的肩膀。一颗金粒从我的书中飞出来，并击中了他的眼睛，他问我是否愿意帮他把金粒取出来，我说不行，除非他告诉我他是谁，但他说他不会告诉我。你看我就知道会是这样。如果我按照他要求的去做，那么他将会沉入到无意识中，我将无法获得这段经历的意义。例如，为什么他完全是从无意识中出现。最后，他告诉我，他会跟我讲前几天我所遇到的某些象形文字的意思。他讲完之后，我把金粒从他的眼中取出来，接着他就消失了。
荣格甚至会建议自己的病人去创作自己的《红书》。摩根回忆起荣格曾说：
我建议你尽最大的可能把它（幻象）完美地记录下来，最好记录在装帧精美的书中。看起来你似乎是在把这些幻象变得一文不值，但是你必须这么做，因为这样你才能够摆脱它们的力量。例如，如果你用的是这双眼睛，它们便不会再吸引你。你绝对不能尝试让这些幻象再次回来。去想象它，并把它画出来。如果某些贵重的书中有类似的图画，你可以找到这本书，翻阅这本书，这本书就会成为你的教会所在地，也即是你的大教堂，你的精神就在这个安静的地方，你会在这里得到更新。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么做是病态的或神经症行为，只要你听从他们，你就会丢失自己的灵魂，因为你的灵魂就在那部贵重的书中。
在1929年写给J.A.吉尔伯特的一封信中，荣格这样评价自己的治疗程序：
有时候我发现，在治疗这样的病人时，鼓励他们把特定的内容通过绘画或写作的方式表现出来非常有助于治疗。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很多让人无法理解的情境，几乎没有什么合适的语言可以形容来自无意识幻想的碎片。我让病人去找他们自己的象征表现，也即是他们的“神话”。
20世纪20年代，荣格的兴趣开始从誊抄《新书》和详尽阐述《黑书》中自己的神话转移到建造波林根的塔楼之上。1920年，荣格在波林根的苏黎世湖畔上游购置一块土地，在此之前，他和他的家人度假时经常在苏黎世湖周围露营。他感觉他需要把自己最深层的想法在石头上呈现出来，还要建造一座完全原始的住所：“但是，对我而言，文字和纸张似乎不够真实，我需要其他的东西。”
他在石头上忏悔，塔楼是“个体化的表现”。多年以来，他一直在壁上作画，在墙上雕刻，塔楼或许可以被视为是《新书》的三维式延续：它的“第四卷”。在第二卷的末尾处，荣格写道：“我必须将中世纪的部分补上，也即是我身上的中世纪，我们只完成了别人的中世纪。我必须尽快开始，因为隐士在这个时候都消失了。”
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塔楼是刻意按照中世纪的建筑形式建造而成的，没有任何现代的设施。塔楼的修建是一项持续且不断展开的工作。荣格在塔楼的墙上刻下一段文字：“腓利门的圣殿——浮士德的忏悔”（Philemonis sacrum-Fausti poenitentia）（塔楼内一道墙壁上画的是腓利门的肖像）。1929年4月6日，荣格给理查德·威尔海姆写信说：“人类为什么没有世俗的修道院式生活，谁的生活会脱离时代！”
1923年1月9日，荣格的母亲去世，1923年12月23/24日，他做了以下的梦：
我在服兵役，跟随着一个大部队行军。前行到奥辛根的丛林，我在十字路口看到一处遗迹：一个有一米高、上方是青蛙或蟾蜍头的石头雕像矗立在那里。有一个男孩坐在雕像的后面，但他的头却是蟾蜍头。突然一个只有上半身的男人形象将手中的锚敲打进男孩的心脏，这个男人是一个罗马人。另一个半身像大约来自1640年，与前一个人的形象相同，接着他们变成了干尸，最后驶来一辆带有17世纪风格的四轮马车。车上坐着的是一位已经去世的人，但她仍然活着。当我叫她“女士”的时候，她转回头看着我，我意识到原来“女士”是一种对贵族的称谓。
几年后，荣格明白了这个梦的意义。他在1926年12月4日写道：
到现在我才明白1923年12月23/24日的梦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我的阿尼玛之死（“她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亡”）。它正好出现在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因为母亲去世，A.（阿尼玛）也突然沉默了下来。这是一个多么有意义的梦啊！
过了几年，荣格与自己的灵魂又有了一些对话，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与阿尼玛的冲突实际上已经停止。1927年1月2日，他做了一个以利物浦（Livepool）为背景的梦：
几位瑞士的年轻人和我一起乘船到达利物浦。这是一个漆黑的雨夜，烟云密布。我们步行来到坐落在一片高地的上城。我们又来到花园中心的一个小圆湖旁，湖中心有一座小岛。人们说有位瑞士人住在这样一座到处是油烟、黑暗肮脏的城市中。但是在这座小岛上，我却看到一棵玉兰树耸立在那里，树上开满红色的花，在永恒的阳光照射下，光彩夺目，我在想，“现在我明白那个瑞士朋友为什么要生活在这里了。很明显，他自己也知道原因。”我看到了城市的地图：[图片]。
随后，荣格根据这张地图画了一幅曼陀罗。
他赋予这个梦非常重要的意义，后来他评论说：
这个梦代表我当时的状况。我依然能够看到那身灰黄色的雨衣，雨滴在雨衣上闪耀。一切都让人感到极度不安，黑暗且模糊，就像我当时的感觉一样。但是我已经有一个超自然的美丽幻象，这就是我为什么完全能够存活下来的原因……这时候，我认为自己已经达成自己的目标。人不可能再去超越这个中心，它就是终极目标，一切都会被引向这个中心。通过这个梦，我理解到原我就是方向和意义的原则与原型。
荣格后来补充说他自己就是那个瑞士人，“自我”不是原我的中心，但是一个人可以通过“自我”能够看到神迹。那道微光就类似于真光（the great light）。从此之后，他不再画曼陀罗。这个梦已经呈现出无意识的发展过程，这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他对这个发现感到非常满意。在那个时代，他感到十分孤独，而且他所专注的伟大事业无人能懂。在这个梦中，只有他看到了这棵树。当他们站在黑暗中的时候，那棵树在闪闪发光。如果他没有这样一个幻象，他的生命将会失去意义。
因此荣格认识到，原我是个体化的目标，而个体化并不是一个线性的过程，而是由围绕着原我的循环构成。这一认识给了荣格力量，如果不是认识到这一点，他的这些经历会使他发疯，或者让他周围的人发疯。
他感到是曼陀罗绘画把他带到原我的“拯救功能中”，这就是他的自我拯救。现在他需要完成的一项工作就是将这些领悟统合到自己的生命和科学中。
1926年，在《无意识过程的心理学》一书的修订版中，荣格着重强调中年过渡期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人前半生是自然发展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首要的目标是在世界上立足、赚钱和养家；后半生是文化发展的阶段，涉及对早期价值观的再评估。后半生的目标之一就是保留以前的价值观，同时又认识到这些价值观的对立面，这就意味着个体需要发展自己人格中未得到发展和被忽略的方面。
此时，个体化过程可以被视为是人类发展的一般模式。荣格认为当时的社会缺乏对过渡时期的引导，他相信自己的心理学填补了这项空白。在分析心理学之外，荣格的理论也对成人发展心理学领域产生了影响。很明显，他的危机经历导致他形成人生需要划分为两个阶段的概念框架。《新书》描述的是荣格在重新评估自己之前价值观和试图发展自己人格中被忽略的方面，因此这本书构成他理解如何成功地度过中年过渡期的基础。
1928年，荣格出版了一本小书，书名是《自我与无意识的关系》，这本书是在他1916年的论文《无意识的结构》的基础上扩展而成。在这本书中，他扩展了转化过程的“内部戏剧”，新增一部分详细论述个体化过程。他指出，当一个人处理完来自个人范围的幻想之后，就会遇到来自非个人范围的幻想。非个人的幻想并不是随机的，而是朝一个目标汇聚。因此后来的幻想可以被描述为启动的过程，这些过程能够让人找到与它们最近的类比。为了能够让这个过程出现，主动的参与是必需的：“当意识心理主动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并经历过程的每一个阶段时……随后，下一个更高水平的意象总是在上一个已经成功获得的意象上产生，并目的性地向前发展。”
在吸收完个人无意识、区分出人格面具和克服神一般的状态之后，在下一阶段中，男性要整合自己的阿尼玛，女性要整合自己的阿尼姆斯。荣格认为，能够区分真实的自己和在别人面前表现出来的自己非常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意识到“自己与无意识的隐性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区分自己和阿尼玛。他指出，如果阿尼玛还处在无意识中，她就会被投射出来。儿童的第一个灵魂意象的载体是母亲，长大以后，变成那个能够激起男人情感的女人。男人需要具体化自己的阿尼玛，才能够以内在对话或积极想象的方式向阿尼玛提问。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能力和自己的阿尼玛或阿尼姆斯展开对话，而积极想象就是这样一种内在对话的形式，它是一种戏剧化的思维。进行积极想象的关键部分是不去认同出现的想法，并克服认定是自己产生这些想法的观念。
最重要的是不去解释或理解这些幻想，只是去体验它们，这代表他从对创造性构思的强调转到论文中对超越功能的理解。他指出在进入幻想的时候，要完全按照字面意思对待它们，而在诠释幻想的时候，需要用象征的方式。
这是对荣格在《黑书》中所采取步骤的直接描述。这种讨论任务是具体化阿尼玛产生的效应和意识到潜藏在这些效应下的内容，从而把这些内容整合到意识中。在一个人熟悉了阿尼玛所反映的无意识过程之后，阿尼玛就会变成一种连接意识和无意识的功能，不再是自动的情结。此外，整合阿尼玛的过程也是《新书》和《黑书》的主题。（需要强调的是，实际上《新书》中的幻想不能按照字面的意思去读，而要按照象征的方式去读。把里面的话抽离具体的语境和逐级逐句的引用都是对《新书》的严重误读。）荣格指出，整合阿尼玛的过程会产生三种效应：
第一种效应是通过吸纳大量的和各式各样的无意识内容扩大意识范围；第二种效应是逐渐减小无意识的主导性影响；第三种效应是人格的改变。
男性成功将阿尼玛整合之后，接下来会遭遇另外一个人物，即“超自然人格”。荣格认为，当阿尼玛失去她的“超自然力量”或能力时，已经同化了阿尼玛的男人将会拥有“超自然力量”，会变成一个“超自然人格，拥有高级的意志和智慧，但这是一个集体无意识的主导者，公认的强大男性的原型形式有：英雄、领导、魔法师、巫师、圣人、人类和灵魂的主、诸神的同胞”。
因此男性在整合阿尼玛的同时，也会获得她拥有的力量，因此会不可避免地认同魔法师，在这个时候，他所面临的任务就是将他自己与魔法师区分开。荣格又补充说，对于女性而言，与魔法师相对应的是大母神。如果男性不再认为自己已经完全战胜阿尼玛，魔法师也不再拥有这个人，因此这个人就会认识到超自然力量真正所属的位置是“人格的中心点”，即原我，同化超自然人格的内容能够带来原我。荣格所描述的与超自然人格的相遇，无论是对它的认同还是随后的去除对它的认同，对应的则是《新书》中他与腓利门的相遇。对于原我，荣格写道：“它也可以被称为‘我们身上的神’，我们整个心灵生活的起点纵横交错地根植于这一点，我们所有最高的和最深的目的都指向它。”
荣格对原我的描述传递出他认识到的利物浦之梦的意义：
原我可以被视为对内在和外在冲突的一种补偿……原我也是生命的目标，因为原我是对与命运相关的一种组合的最完整表达，我们将这一组合称为个性……原我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非理性的体验，不可名状，自我既无法反对又无法服从它，但是可以与它形成依赖关系，围着它转，就像地球围着太阳转一样，那么个体化的目标就达到了。
荣格为什么不再创作《新书》？1959年，荣格在《新书》的后记中写道：
1930年与炼金术的邂逅使我离开了它（《新书》）。最终的结束在1928年到来，那时候我的好友理查德·威尔海姆将《黄金之花的秘密》的文稿寄给我，这是一部炼金术的经典。书中的内容找到它们自己进入现实的道路，所以我不再继续创作（《新书》）了。
《新书》中还有一个更加完整的画作。荣格在1928年画了一幅名为“金色城堡”的曼陀罗（163页，复制品），在画完这幅曼陀罗之后，他对这幅曼陀罗中有很多中国元素感到十分吃惊。之后不久，理查德·威尔海姆就给他寄来一本名为《黄金之花的秘密》的经典，想请他为这部经典写一个评论。荣格对这部经典和它被寄来的时机感到很惊讶：
我做梦都没想到这部经典使我确信我关于曼陀罗和围绕中心旋转的想法都是正确的，这是打破我孤立无援状态的第一个事件。我开始意识到一种密切关系的存在，我能够在一些人和一些事之间建立连接。
荣格在金色城堡这幅画的下方所写的文字表现出这次确认验证的重要性。
荣格对这部经典中的意象和概念与自己的绘画及幻想之间的诸多相似之处感到非常吃惊。他在1929年5月25日写信给威尔海姆说：“命运似乎在让我们二人扮演桥梁的两个支柱，支撑起连接东方和西方的大桥。”
后来他才意识到这部炼金术经典的本质是非常重要的，
荣格在1929年写完评论。他在1929年9月10日写信给威尔海姆说：“我完全被这部经典迷住了，它是如此地接近我们的无意识。”
荣格为《黄金之花的秘密》所写的评论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讨论曼陀罗的意义，这也是荣格第一次以匿名的形式把《新书》的三幅曼陀罗当作欧洲曼陀罗的范例展示出来，并对它们进行评论。
1929年10月28日，他针对这本书中的曼陀罗写信给威尔海姆说：“这些意象正是通过它们自身相互放大，它们为无意识的欧洲精神在试图理解东方的末世学时提供一个完美的意象。”
在“欧洲的无意识精神”和东方的末世学之间建立连接成为荣格在20世纪30年代的主要研究主题之一，后来他又继续与印度学研究者威尔海姆·豪尔和海因里希·齐默合作。
同时，这本书的形式也非常关键：不去揭示自己和病人所进行实验的全部细节，也不揭示病人的，荣格使用与中国经典相对应的部分以一种间接的方式谈论他们的实验，就像他在《心理类型》的第五章所做的一样。当时，这种隐喻的方法已经成为他的首选形式。他并不是把自己的经历直接写下来，而是对秘传修炼中的类似过程进行评论，这些秘传修炼大多数都是中世纪的炼金术。
之后不久，荣格突然中断了《新书》的创作，留下最后一整页的空白，他不再誊抄。他后来回忆说，当他到达这个中心点或道的时候，他应该去入世了，此后，他开始举办多场讲座。
因此“直面无意识”结束，“直面现世”开始。荣格补充说，他将这些讲座活动视为是对自己多年向内全神贯注的一种补偿形式。
荣格大概是在1910年左右接触到炼金术的文献。1912年，西奥多·弗洛诺瓦在日内瓦大学的讲座中报告了对炼金术的心理学诠释，赫伯特·希尔贝雷在1914年出版了一部与炼金术有关的巨著。
荣格追随着弗洛诺瓦和希尔贝雷的足迹来到炼金术领域，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思考炼金术。他对炼金术的理解基于两个主要命题：第一，炼金术士在他们的实验室中对这些文本和材料进行冥想时，他们的修炼实际上是一种形式的积极想象；第二，炼金术经典的象征类似于荣格和他的病人已经进入的个体化过程。
20世纪30年代，荣格的研究活动从《黑书》中的幻想转移到他的炼金术抄本上。他根据炼金术文献和相关的作品编制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目录，并根据关键词和主题编排索引。这些抄本构成他炼金术心理学作品的基础。
20世纪30年代之后，荣格放下《新书》的创作。虽然他已经不再直接探索它，但是它仍然处在他活动的中心。在心理治疗实践中，他继续尝试鼓励病人进行类似的发展过程，并确定他的经历中哪些方面是他独有的，哪些是共通的，从而可以应用到别人身上。在他的象征研究中，荣格对类似于《新书》中的意象和概念的事物很感兴趣。他仍然在研究的问题有：类似于个体化过程的东西是否在所有文化中都能看到？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共同和差异的地方在哪里？从这个角度上看，荣格在1930年之后的工作都可以被视为对《新书》内容的延伸放大，并尝试将其内容转译为那个时代的观点所能接受的形式。《新书》中的某些内容与荣格后期出版的作品中明确表达的观点非常相似，并代表它们最初的构想。
另外，《新书》中的很多内容都没有直接出现在《荣格全集》中，也没有被系统地概括出来，更没有以隐喻或间接提及的方式出现。因此，《新书》毫无疑问已经厘清了《荣格全集》中迄今为止最难以理解的方面。如果一个人没有研读《新书》，就无法理解荣格后期作品的起源，也不能完全理解他试图实现什么目标。同时，《荣格全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对《新书》的间接评论，二者交相呼应。
荣格把自己的“直面无意识”视为后期作品的来源，他说自己所有的作品和之后获得的一切都来自他进行的想象。他也曾尽最大的努力将这些东西表现出来，但用的是复杂难懂且有缺陷的语言。他经常感觉到好像“有庞大的石块轰然砸在（他）身上，雷电交加暴风雨接连不断”。他对自己没有被这些摧毁感到很震惊，而其他人却没能幸免，例如希尔贝雷。
1957年，当库尔特·伍尔夫问他如何看待自己的学术著作和传记式的梦与幻想的笔记之间的关系时，他回答说：
正是这些最原始的素材强迫我对它进行探索，我的著作差不多就是在将这种光怪陆离的物质整合进我这个时代的世界观时所进行的一种成功尝试。最初的幻想和梦非常像炽烈且已经熔化了的玄武岩，接着结晶成石头，我便对石头进行工作。
他又补充说：“我用了45年才把我曾经的经历讲出来，呈现出我经历的事情，把它们写进我的科学著作中。”
用荣格自己的话说，《新书》可以被视为自己个体化过程中不同阶段的记录。在他后期的作品中，荣格试图从他对病人和自己的比较研究之间找到一般规律性的共同元素。因此他后期的作品呈现的是一个整体框架、一个基本的梗概，没有对主体的细节论述。在回顾的时候，荣格将《红书》描述成为以启示的方式构思事物的一种尝试。他希望这能够使自己得到解脱，但是他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后来荣格意识到自己必须返回到人文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他需要从这些洞察中得出结论。因此，详尽阐述《红书》中的材料变得至关重要，但是他也必须明白道德义务，他为此付出的是自己的毕生精力和整个科研事业。
1930年，荣格在苏黎世的心理学俱乐部开始对克里斯汀娜·摩根的幻觉幻象展开一系列的讲座，这些讲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对《新书》的评论。为了说明他在《新书》中所获概念的实证效度，他必须呈现出自己所描写的过程并非是特有的。
在1932年进行的昆达利尼瑜伽的讲座中，荣格开始对秘传修炼进行比较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圣依纳爵·罗耀拉的神操、帕坦加利的瑜伽、佛教的冥想修炼和中世纪的炼金术，他就这些主题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ETH）进行了大量的讲座。
带来这些连接和比较的关键性洞察就是荣格认识到这些修炼都是基于不同形式的积极想象，而它们的目标都是人格的转化，而荣格将人格的转化理解为个体化的过程。因此荣格在ETH的讲座提供的是积极想象的比较史，即构成《新书》基础的修炼。
1934年，荣格第一次以个案的形式将对个体化过程的描述扩展后出版，他所写的个案是已经连续画了大量曼陀罗的克里斯丁·曼。荣格也提到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
我之前自然使用的也是这种方法，它能够保证一个人在画每一张复杂的图画时，不对图画的真正含义有一丁点想法。在绘画时，图画似乎是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通常与个人的意识性意图相反。
他指出这本书填补了他在描述治疗方法上的空白，因为他很少写有关积极想象的内容。他从1916年就开始使用积极想象这种方法，但只在1928年的《自我与无意识的关系》一书中有大致的描述，并在1929年为《黄金之花的秘密》所写的评注中第一次提到曼陀罗：
我至少有13年没有提过这些方法带来的结果，目的是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暗示。我确信这些东西（特别是曼陀罗）完全都是自发创作的，并非我的幻象对病人的暗示。
通过历史研究，荣格确信人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创作曼陀罗。他还指出，有些治疗师的病人也会创作曼陀罗，而这些治疗师并不是他的学生。他不出版《新书》的原因也可能是出于另外一种考虑：让他自己和那些批评他的人明确看到病人的成长，尤其是病人的曼陀罗意象并非源于他的暗示。他坚持认为曼陀罗意象是原型普遍存在的最佳例证。1936年，他又提到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使用积极想象这种方法，观察到很多象征，而多年之后，这些象征在他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经典中得到验证。
但是，从证据上看，由于荣格学识渊博，他自己的材料并不是一个特别具有说服力的例子，他的情况并不足以支持这些意象在不受任何先前经验影响下从集体无意识中自发地涌现出来的论点。
荣格在《新书》中清晰地呈现出他所理解的基督教历史的转化及象征转化的历史性。荣格在自己的炼金术和基督教教条的心理学著作以及几乎全部的《答约伯书》中论述的就是这一主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正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看到的幻象具有预测性才导致他进行《新书》的创作。1952年，通过和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沃尔夫冈·保利的协作研究，荣格提出在因果关系原则之下存在“有意义的巧合”，他将之称为共时性。
他认为，在特定的情境下，原型的积聚会产生时空的相对性，这就是共时性发生的原因。他试图把科学的认识扩展应用到现实发生的事件上，就像他在1913年和1914年的意象。
需要注意的是，《新书》与荣格的学术著作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接点对点的转译和阐释。早在1916年，荣格就开始寻找能够表达他的某些实验结果的学术语言，同时又继续详细描述自己的幻想。我们要尽可能地把《新书》和《黑书》视为荣格创作的私人作品，而他在创作这些作品时也在公开发表学术作品，尽管学术作品是由个人作品孕育而来，但是这两种作品依然是截然不同的。在停下《新书》的创作之后，他通过建造塔楼、雕刻石头和绘画，继续精心制作自己的私人作品，也即是他自己的神话。在这里，《新书》行使的功能就像一个活跃的中心，他的很多绘画和雕刻与它有关。在心理治疗实践中，荣格试图通过协助和督导病人自己的自我实验与象征的创造，使病人能够恢复生命的意义感。同时，他又试图详尽阐述普通的科学心理学。
在荣格停下《新书》创作之后，如何处置《新书》的问题依然存在，最终是否出版此书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1942年4月10日，荣格在回答玛丽·梅隆是否印刷出版《向死者的七次布道》一书时说：“关于印刷出版《向死者的七次布道》这一问题，我希望你再缓一段时间。我想再添加一些内容，但我对此却犹豫很多年。因为这样会冒很大的风险。”
1944年，荣格在一次严重的心脏病发作之后，无法继续出版计划了。
1952年，露西·埃耶儿提出了一个为荣格写传记的方案，在奥尔加·弗洛贝的建议和荣格的坚持下，卡莉·拜恩斯与露西·埃耶儿共同执行这个方案。卡莉·拜恩斯认为应该以《新书》为基础写荣格的传记。
让荣格感到失望的是，卡莉·拜恩斯后来退出了这个项目。经过几年露西·埃耶儿对他的采访之后，荣格在1955年终止了她的传记方案，因为他对她的进度很不满意。1956年，库尔特·伍尔夫提出一个新的传记方案，这就是后来的《回忆·梦·思考》。在这一个阶段，荣格给了阿尼拉·亚菲一本《新书》草稿的复本，这个复本是托尼·伍尔夫制作的。荣格授权亚菲在写《回忆·梦·思考》的时候，可以直接引用《新书》和《黑书》的内容。
荣格在接受阿尼拉·亚菲的采访时，会与亚菲一起讨论《新书》和他的自我实验。不幸的是，亚菲并没有把荣格所有的评论都写进书中。
1957年10月31日，亚菲就《新书》的问题写信给波林根基金会的杰克·巴雷特。她告诉巴雷特，荣格希望把《新书》和《黑书》都捐给巴塞尔大学的图书馆，但是在50年内、80年内或者更久，不能将它们公开，因为“他很讨厌那种认为对与他的生活有关的内容等等都不了解的人都可以阅读这些材料的想法”。
亚菲补充说，她不会在《回忆·梦·思考》中过多使用这些材料。在《回忆·梦·思考》的早期手稿中，亚菲曾把《第一卷》中大部分的打印稿文字誊抄进来。
但是在终稿中，这些都被删除了，而且亚菲也没有引用《新书》和《黑书》中的任何内容，亚菲以附录的形式把荣格为《新书》写的序言放进了德文版的《回忆·梦·思考》中。荣格为公开《新书》设置了一个弹性的时间限定，同样他也为出版与弗洛伊德的通信设置了类似的时间限定。
1957年10月12日，荣格告诉亚菲他根本没有把《红书》写完。
根据亚菲的说法，荣格在经历一次长期的病痛折磨之后，在1959年的春天又重新拿起《新书》，准备把最后还未完成的意象写完。这一次，他仍然使用花体字誊抄草稿中的内容。亚菲注意到，“但是，他依然无法或者不会完成这本书了，并告诉我这与死亡有关。”255花体字的誊抄进行到一半就突然停止了，而荣格又增加了一个后记，但也是只写了一半。信后的附言和荣格对将它们捐赠给档案馆的讨论都暗示荣格已经意识到这些作品最终都会在某个时期被研究。荣格去世后，按照他的遗愿，《新书》依然留在他的家中。
亚菲在1971年的艾诺斯报告《荣格一生中的创造性时期》中引用了《新书》草稿中的两段内容，她写到，“我拥有一份抄本，荣格允许我在必要的时候引用里面的内容。”
这也是她唯一一次引用里面的内容。1972年，BBC在其为荣格制作的纪录片中展示了一些《新书》中的图片，此片的旁白是劳伦斯·范·德·普斯特。这些都让《新书》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威廉·麦圭尔编辑出版的《弗洛伊德与荣格通信集》受到广泛称赞，1975年，他又代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与荣格家族的律师汉斯·卡勒进行沟通，目的是出版《新书》、荣格家石雕的照片集、绘画和塔楼的照片。他提出将这些图片的复制品编辑成书，但有可能不附上相应的文本。他在信中写“我们暂时无法告诉你的是书的页数、需要多少文字和多少张照片，相应的内容和倾向于选择的文本”。
事实上，出版社没有人见过或读过这本书，对之也知之甚少。后来这个请求被拒绝了。
1975年，为纪念荣格诞辰100周年，一些《新书》中用花体字书写的内容被拍成照片在苏黎世展出。1977年，亚菲出版《C.G.荣格：文字与意象》一书，她在自己的书中使用了九幅《新书》中的绘画。1989年，格哈德·维尔在他的《荣格图传》中加入了其他一些相关的绘画。
1984年，专业人员将《新书》拍成照片，同时用这些照片制作成五个复本，又将它们分给荣格的五个直系子孙家庭。1992年，荣格家族开始检查荣格尚未出版的材料，而且此前，在荣格家族的支持下，德文《荣格全集》的出版计划已经启动（1995年完成）。根据笔者的研究，我找到了其中一个抄本和《新书》的局部抄本，并在1997年把这些抄本交给荣格的后人。差不多同时，玛丽–路易斯·冯·法兰兹把另外一个抄本交给荣格的子孙们。笔者受邀就这个主题和其出版的适合性进行报告，并针对这一主题做了一次公开演讲。在这些报告和讨论的基础上，荣格家族成员在2000年决定将此书出版。
《新书》的创作是荣格自我实验的核心，它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荣格所有作品的核心。如今，随着它的出版，我们就可以在原始文献的基础上研究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这些与那些有荣格有关的作品中所写的大量幻想、流言蜚语和猜测截然相反，我们也能够在此基础上理解荣格后期作品的来源和构成。将近一个世纪，阅读到这本书一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在这期间出现的大量有关荣格的生活与工作的作品都没有参考这唯一一本最重要的记录资源。此书的出版象征韵律诗中的一次停顿，为充分理解荣格的作品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它打开的是一扇独一无二的窗户，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窗户看到荣格如何找回自己的灵魂，如何通过找回自己的灵魂而建构一种心理学。导读到此结束，但导读绝非结语，意在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