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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或当代形态问题的讨论比较多，论者们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也出现了一些分歧和纷争，尽管交锋式的争论还不多。我这里主要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当代性的方法论角度提几点意见。
苏东剧变之后，世界政治地图发生很大变化，社会主义遇到严重困难，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伴随改革开放运动西方各种思潮相继涌入中国，抢占了相当一部分市场，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在哲学界，过去我们有意屏蔽、很少讲到的现当代诸多哲学流派大行其道，甚至成为最时髦的话语，相反，马克思主义哲学因内外种种原因而受到不少青年人的怀疑，他们甚至从逆反到腻烦，传统亦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力在削弱递减，社会影响力在急剧下降。这种情势是学界同人共同遭遇和感受的，也未表现出多少歧见。中央提出要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正是针对此种局面的应对举措。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切实有效地实现巩固和加强的任务。实际上，当代性问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一些人认为，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给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不仅在今天就是在将来也不会过时，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将它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做文章，丰富和发展它。把当下出现的一些思想混乱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无当代性的一个问题，是信心不足的表现，是信仰不坚定的表现，甚至是盲目跟着西方哲学流派跑、受其污染的表现。在这些人看来，现在有些人特别是青年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和动摇，根本上是我们没有坚持好“两手都要硬”方针的结果，是宣传不得力的结果，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主要是加强政治思想宣传、批判各种错误思潮的问题，而不是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重新阐扬其当代性的问题。
我们认为，发展是巩固和加强的根本途径。加强政治思想宣传、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永远都是必需的，但这种宣传和批判必须以具有当代性特征、当代性理解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武器，才能增强效力，才能更好地消除人们的种种疑虑和不信任。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就是要站在当代高度、结合当代实践重新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基本内容，剔除一些明显过时的、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东西，剔除一些后人的不合理的甚至错误的附加，增加一些被新的实践证明是真理的新论断、新观点，确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同感和信任感，确立其理论的权威性和指导性地位。提出并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实际就是论证其当代合法性，为巩固和加强其指导地位提供学理上的支持。忽视内容方面的建设，只在加强宣传方面做文章，从形式上看是舍本求末的技术性问题，从深层次上看则是凝固僵化地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问题。
第一种侧重从时代性方面着眼，论证当今时代仍然是“马克思的时代”，落脚点是当代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固有的，我们的任务是重新阐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批判精神，开出人类解放的新路。一些学者指出，尽管说一百多年来世界发生了许多变化，许多东西是马克思没看到甚至没想到的，但时代的本质没有变，当今时代仍然是马克思当年提出问题的时代，比如说世界历史时代，马克思当年提出的问题，如劳动与资本对抗的问题、人的异化和人的解放的问题，都没有解决。资本逻辑仍然是当今时代的逻辑，资本的总体性仍然规制着社会的各个方面，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都附属于资本，跨国公司是资本扩张的新形式，意识形态、教育、文化和现代传媒都受到资本的内在控制，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只是改变了形式，消费主义使社会不公正、人的异化现象有增无减，更为严重，全球性问题也都与资本联系在一起，等等。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资本的批判当然没有过时，不仅没有过时，而且仍然是最尖锐、最彻底、最前卫、最当代的。也正因如此，西方的诸多社会批判思潮都从马克思那里寻找资源和灵感。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深入挖掘、开发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资源，结合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认识，深度阐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批判性和当代启示意义，说明和确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是具有当代性的哲学，是我们认识当代社会的指导方针。
第二种侧重从西方哲学的历史演变和马克思哲学变革的角度，从与现当代哲学对话的语境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问题。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变革是从哲学的根基处发动的，是对整个近代以前的西方哲学的一次“哥白尼式革命”，尽管在政治立场上有异于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可在思维方式方面则与之同调、同功，这构成了它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各种流派进行对话的基础性平台，也形成了它内在的当代性气质，即连现当代许多哲学大家都认同的不可超越性。在这些学者看来，马克思哲学在根本气质上属于“当代哲学”，也只有在与当代西方哲学流派的对话中，特别是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在批判当代社会各种不合理的不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制度、观念和现实的过程中，才能彰显、光大其当代性气质和当代性精神。
第三种侧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形态的差异上理解当代性，这是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不同观点的差别上理解的当代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从对斯大林版哲学体系的批判到重新检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实质、重新审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获得了普遍的认同。很多学者认为，斯大林版哲学体系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以前的也是马克思所批判的一般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没有充分理解甚至误解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和真精神，给马克思主义哲学造成了很大的损害。现在要做的就是，回到马克思并重新理解马克思，针对当代科学发展和社会实践发展的新问题，做出新的回答和解释，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以适应当代实践的要求。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资本主义发展使得经济政治和阶级结构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多极化、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使世界政治力量格局出现了重大改变，现代生产、网络交往、科技革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球性问题等新现象都是马克思没有看到的，必须根据新的历史事实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面对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创造性地提出新的解释和解决办法，只有创新、只有发展，才能与时俱进，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
这几种进路都同意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重要意义，都意在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区别在于侧重点和着眼点有所不同。前两种进路更侧重论证当代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固有的，后一种进路则比较侧重如何结合当代实践和现实问题，在与时俱进和发展中体现当代性；前两种更注重文本诠释和在理论层面上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对话，后一种则更着重于重新把握真精神和对当代我国实际问题的解决。现在似有一种各成派系、各突出自己特色的倾向，如何实现合理分工、互补互动，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还需做出切实的努力。
在这些年的哲学研究和讨论中，不少学者更多地使用“马克思哲学”这一术语而避免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注意、深思。因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缩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术语选择的个人偏好问题，而是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或理解方式的当代性问题直接关联着的。
把马克思与恩格斯相区别并对立起来，甚至把早期马克思与晚期马克思对立起来，只讲早期马克思，不讲或捎带且带有贬抑地谈论恩格斯以及列宁，这在西方学界是比较流行的。传入中国后，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共鸣。一方面，为了与当代西方哲学理论对话时术语接榫的方便，同时也出于一种策略性考虑，正面地只讲马克思哲学从而也就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悬置起来，省却了许多解释的麻烦。另一方面，则是从理解维度上，感到马克思的理论气质和本真精神更具有当代性解释空间，直接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与马克思对话、再现当年的马克思，可以消除后来的许多不合理的附加。这些考虑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由此引出的问题是，马克思的本真精神是自足地存在于马克思的文本中还是存在于与现实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交互作用、相互发明中？割断了马克思哲学与后来继承者的历史联系，如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如果说与马克思同时代且长期合作的恩格斯都对马克思存在着诸多“误读”和“曲解”，那身处当代的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回到马克思”，这种“还原”主义的理解进路是否本身就违背了当代诠释学揭示的理解规律？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当代性的标准应该是什么，是理论的自洽还是对当代现实实践问题的解决能力？等等。
返本开新历来就是理论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但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返本开新从来都以当时实践突出的问题作为自己的立足点和着眼点，并存在着自己特有的局限性，不断地克服这种局限性就构成了历史的连续和理论的发展。将“本”与后来的发展相割裂，“本”也就不成其为“本”；将“源”与“流”抽象地对立起来，“源”也就是不再是“源”。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马克思思想发源而不断流变着的一派学说，是以马克思思想为根而一直在生长着的并具有分歧的枝杈的理论生命体，其实西方哲学中的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等也无不具有这种特征，都是无法将之封闭在源头和根部以保持纯洁性或同一性的。换言之，力图保持同一性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因为即使在源头和根部，也存在着本身的差异和矛盾，孕育着多向发展的可能性。实际上确实如此，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自己在实践中面临的任务和问题，结合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对马克思思想理解的侧重点或强调点都是不同的，形成了各具特质和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家族。我们应该充分尊重这一基本的历史事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比马克思哲学具有更广阔的理解空间和历史合理性，也更符合当代理解的规律。
我们今天强调合理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目的是在科学总结中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重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好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这就规定了我们必须充分重视中国的历史和实践经验，充分重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以及当代人类实践的新特点、新要求，以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为中心，提高我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作为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成果，就是活生生的、正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其中包含了非常丰富、非常深刻的哲学思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有必要也有责任挖掘、整理这份宝贵的资源，向世界展示、宣传这些宝贵的思想智慧，我们既需要关注人类当代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成果，具有世界眼光和人类情怀，更需要关注中华民族的当代实践和问题，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问题是理论发展的动力，解释力是理论生命力的表现。在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家族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他们的问题，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他们的问题，我们自有我们的问题，即使一些问题有共同性和交叉性，但由于观察角度不同，出现不同的理论主张自是难免的，也是很正常的。经过适当的对话和交流，可以实现一定的视界融合，相互促进；其实，在许多地方只能求同存异，不必也不可能强求一致。我们应该看到，在当今世界哲学理论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强势话语和强势集团，我们需要联合起来，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广泛联盟，共同对付反马克思主义势力的挑战，共同探讨人类解放的新路径。
总之，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不仅要看马克思当年的基本主张、基本观点与当今时代的发展是否适合，是否还具有指导性意义，还要看他的继承者们、看当今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提出的理论对于解决当今我们所遇到的问题的意义，包括在与其他哲学流派进行对话、进行辩驳中所表现出的对当代问题的解释力和说服力。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对当前国内国际问题的研究和提出的新的理论与观点，如果不具有当代性，那么这个当代性和当代性的标准怕就很成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