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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实践极大地突出了智能性因素、设计性因素的重要性，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能否培养出大量人才、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就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我国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都是针对现代实践的特点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而提出的，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并继续产生着巨大的作用。党中央新近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强调人是社会各种事业发展的主体，更是我们各种事业发展的最终目的。这是我们党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飞跃。在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如果能够把人口资源充分利用起来，将人口压力转变成人才资源优势，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转换成促进人才大量涌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就能保障中国社会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健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能充分体现出其世界历史意义。这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发展的一大贡献。这种现实实践为我们深入思考人的生产问题提供了广阔的理论空间。
我们知道，马克思曾经把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的生产看作人类社会的三大生产形式，认为它们内在交织、密切联系，构成了一个社会有机体系统。在著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和费尔巴哈从抽象的人出发的考察方法，主张从现实的个人出发考察历史及其发展，不仅要把人看作感性对象，还应该将人理解为感性活动。在这种新历史观看来，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都是，人们为了满足生活需要而必须进行生产，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
；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
。“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此外，还有意识的生产，而只有在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在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分离之后，真正意义的精神生产才出现。这几种生产，不仅都是社会正常发展所必需的，而且是交织在一起相互联系综合地起作用的。这种综合作用、共同发展的过程，只有在把生产同时看作再生产，即生产的不断延续、复制和扩大的过程时，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
可是，在我们以往的理论框架中，这几种生产是被分离地而不是综合地进行讨论的。为了突出“唯物主义”，强调社会活动也是一种物质运动过程，是物质运动的高级形式，我们把生产力仅仅理解为“物质生产力”而不是“社会生产力”，与此相应，我们把人的生产仅仅理解为人口生产，是物质生产所必需的一种物质性条件，而且是在物质生产之外进行的生产。尽管我们在讲物质生产时也把劳动者看作劳动生产的基本因素，把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当作重要问题，但我们却始终未能对劳动生产和社会活动的属人性与为人性，对生产力本质上是人的一种能力、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表现形式，形成合理的理解，我们不敢强调人的需要和能力在生产力发展中的根源性地位，更不敢讲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于人在生产过程中不仅创造出具体的产品而且再生产着一定的社会关系以及再生产出自己的需要和能力，即把自己作为社会性的人再生产出来等，都极少提及。实际上，我们从来都没有对三种生产做统一的、辩证的理解，在讲物质生产时重点是放在物质上而不是生产上，重点是放在直观地分析物质生产的要素上而不是这些要素的动态组合和发展形态上，所以就不可能深层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生产的全面性内涵。
马克思曾经批评旧唯物主义由于抽象地理解和强调物而变得敌视人，费尔巴哈比这种旧唯物主义优越的地方在于，他突出了人的地位和作用，甚至为了强调与这种旧唯物主义的区别，宁肯称自己是人本主义而不承认是唯物主义。但费尔巴哈只是把人看作“感性对象”，而没有进一步把人理解为“感性活动”，因而，“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这种批评对于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创建的新唯物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我们全面理解人的生产理论也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针对唯心主义主要是“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
的这种观点，费尔巴哈强调人是肉体和意识的统一体，是一种“感性对象”，这是有意义的，也是他比那种“纯粹的”唯物主义即把人当作机器、当作物来看待的唯物主义优越的地方。但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着的人”，“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
，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除了爱和友情还有什么别的关系，不懂得历史地去理解人的存在和人的活动。因此，在实践的唯物主义看到造成人的存在的非人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条件并主张实践地改造这些条件时，他却只能诉诸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和最高的直观而陷入唯心主义。
如果我们不是直观地而是辩证地、历史地看待人的存在和活动，不是简单地、抽象地看待物质生产而是把物质生产看作人们进行的一种连续性的历史活动，把生产力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表现形式，把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看作人们之间的关系与人的发展水平的社会表现，那么我们就不会再把人的生产当作一种自然行为，即自然生殖的行为，就不会把人的生产简单地只限定为人口生产。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历史上，人的生产都包含着既相互区别又内在联系的三层意蕴。
第一是人口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这是最基础的层次，也是任何社会得以存在和任何活动得以进行的基本条件，没有人，就构成不了社会，一切社会活动也都无从展开。我们过去讲人口因素和地理环境都是社会存在的自然前提与必要条件，这当然都是不错的，问题是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关系来理解这些因素，否则，它们就变成了一种抽象化的东西。马克思说，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生产另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最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时，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理解人口因素，就会看到不仅不同社会有不同的人口规律，而且人口因素在不同社会关系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也不相同。换言之，从哲学历史观的视角考察人口的增长率、分布、数量和质量，就不能局限于社会学、人口学的静态描述和统计性结论，而必须深入揭示造成这些结果的社会关系条件和社会根源。也正因如此，它就不能满足于仅仅在人口层面讨论人的生产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深入人的现实需要、能力，人的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第二是人的需要和才能的生产，即人才的生产。现实的人总是具有各种需要和各种才能的人，从而才是能够进行各种生产和社会活动的人，才是现实的人。人的多数需要都是社会化了的需要，人的各种才能也都是在社会化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是在现实生产活动过程中被“生产”出来的。人为自己生产了需要和消费的对象，也为对象生产了主体，生产了作为主体的人的感觉能力、欣赏能力、劳动能力、交往能力，等等。从自然的人到社会的人，从“人口”到“人才”，需要一个过程，其中教育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里所说的教育是广义的教育，包括学校专业知识的教育、生活能力和思想道德的养成教育、生产技能的获得、社会处世经验的形成，等等。教育的另一面就是学习，从婴儿到成人，从青年到老年，都离不开教育和学习，这个教育和学习的过程就是现实的人不断再生产自己的过程，也是人才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正是借助教育，人类的经验、知识和方法才能实现遗传，得到持续的积累、发扬和光大，社会才能不断发展。在现代社会，正规的学校教育是作为一种培养人才、生产人才的基础工程而存在的。现代社会之所以能够以一种加速度的形式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知识的生产和专业教育获得了一种社会建制的形式，极大地扩大了人才生产的规模，提高了人才生产的效率。
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也看到了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决定作用，提出了环境决定人的命题。但正像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学说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
。他们不懂得：环境决定人，而人又创造环境，“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
为革命的实
践”
。马克思之所以特别强调革命的实践，就是因为他不是一般地理解环境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是立足人的解放用否定的观点看待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关系，用他的话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也就是说，马克思是立足更高的目标、更宽广的视野来看待人才和人的生产的。
第三是作为主体的、全面性的人的生产，或者是作为符合人的本性的、具有个性的人的生产。人们在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中，既再生产出了自己的体力，也再生产出了新的需要和新的能力，产生了新的理想和要求以及实现这些新的要求的物质的、技术的、社会的条件，由此又推动了生产和社会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如此循环不已，使得人的本质力量不断丰富，主体性不断增强，越来越趋向于全面发展的人。这是一方面，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总趋势的积极方面，而在另一方面，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又表现出非人性的性质。它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
，工人为社会生产出了财富，却为自己生产出了贫困，工人的生活需要和消费、体力的恢复和能力的培养只是作为资本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而存在，人们的各种技能、各种才能仅仅只有在能够为资本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被承认，人才只是在作为一种活劳动、一种能够带来更多的剩余价值的资源时才被重视，奴隶式的分工不仅使人片面化，而且整个地使人物化，成为机器的零件或生产线上的部件。只有通过“革命的实践”，借助资本主义创造出的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条件，消灭这种非人化的分工形式，消灭这种非人化的社会关系，才能按照人的本性的需要安排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的才能的关系，才能发展自己的全面能力，把自己作为一个具有自由个性的人而生产出来。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理解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既是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要求也是从人的发展的历史要求来立论的。
从历史发展的形态上看，在社会还处于自然经济阶段时，人的数量和体力是生产中的主要因素，生产的发展主要采取外延扩大的形式，在这个阶段，人口的生产、人的数量的多少自然就受到更多的关注。而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阶段，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通过管理来合理利用资源从而节约成本成为经济活动的内在要求和动力，越是到现代，集约式经营和内涵性发展越是成为主导性发展模式，城市化、商业化和广泛交往为人们提供了较大的选择空间，在这种条件下，人才的作用在各个方面都被突出出来，人才的培养和生产得到了重视。然而，在这个阶段，无论是人口还是人才，都主要是在手段性、工具性价值的意义上来理解，符合人的本性的、具有个性的人还得不到社会的重视，也没有作为人的发展的一种优势需要而凸显出来。也就是说，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人很难作为整个生产的自觉的目的性价值因素而被思考，倒是更多地被作为一种手段性因素、一种人力资源。在整个社会以及社会意识层面占主导地位的观念，就是工具理性的观念，主要是从工具性价值的维度思考人的生产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利润最大化始终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目的，人只有作为劳动力、作为能够创造剩余价值的活劳动因素才会得到重视，即使在精神生产领域也服从着这个基本规律，文化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实际上都是这种规律的体现。当时的许多思想家尽管也提出过人本主义的观念，并以此为根据对资本主义社会十分突出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但只有马克思才深刻揭示了造成这种异化现象的制度性根源和历史原因，认为只有用社会主义制度扬弃资本主义制度，才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异化的问题，将符合人的本性的、具有个性的人的生产作为生产的内在目的和基本动因，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开辟了道路。现代西方的社会批判理论学者，在揭示人的异化的新形式方面确实做了不少工作，但他们多是从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方面寻找原因而回避制度维度的思考，所以远没有达到马克思那样的深刻性和彻底性。
历史的发展总是会出现许多人们预料不到的特征。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按照马克思的预料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而是在俄国和中国这样的东方落后国家发动并获得了成功。然而，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却证明，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政治革命与改造整个社会关系为目标的社会革命之间还是有着相当的差距的，而没有后者的配合，没有足够发达的生产力和生产总量的支撑，政治革命或者失败，或者与革命者自己的初衷发生很大的背离。苏联解体，中国宣告计划体制的终结而走上市场化的道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现代生产方式，确实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了并继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社会主义国家尤其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要发展经济，全面地改造自然经济时代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必须采取市场经济的形式。这说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具有某种不可逾越性，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说明市场经济对于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还没有释放殆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同时并存和相互竞争恐怕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必须不仅在经济持续发展和良好社会秩序方面而且在人的全面发展方面表现出自己的优越性，才能吸引更多的人相信社会主义，向往社会主义。
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论我们多么强调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特征，也必然受着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制约，其负面作用与正面作用总是同时并存的。在人的生产问题上，比起传统社会，人才的作用、人才生产的重要性得到极大的重视，我们到处感到人才的缺乏，正像邓小平多次强调的那样，“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
。他在谈到《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说，《决定》中最重要的是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
。胡锦涛在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讲到人才强国战略时指出，我们要紧紧抓住培养、吸引、用好人才三个环节，加强人才资源能力建设，深化人才工作体制改革，大力培养各类人才，加快人才结构调整，优化人才资源配置，促进人才合理分布，充分开发国内国际两种人才资源，努力把各类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中，使我国由人口大国转化为人才资源强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坚强的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受市场经济固有规律的影响，在我们许多人的思想中，确实存在着工具理性至上，把人物化，把人的能力、才能甚至道德、人格等只当作产生利润的资源因素来思考、来对待的倾向。在我们不少人甚至不少领导人的观念中，人才之所以重要，之所以要尊重人才，就是因为人才能够带来经济效益，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他们缺乏人才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才”，人是本、才是用的基本观念，他们侧重的是人才的工具性价值，而比较忽视人才的目的性价值。这样，就很难在尊重人的基础上尊重人才，甚至把尊重人才与尊重人割裂开来。在许多作为“人才”的个人那里，也没有摆正“人”与“才”的关系，担任重要职务的人才不尊重或瞧不起担任一般职务的人才，这方面的人才不尊重或瞧不起那方面的人才；自己有了点专长，做出了点成绩，就以此为资本，骄傲自大，漫天要价；自己成了人才，就不愿意别人也成为人才，想方设法阻止别人成为人才，压制人才甚至扼杀人才。人才相轻，人才排斥，人才倾轧，互相嫉妒，互相拆台，如此等等，这些都既妨碍事业的发展，也妨碍自己的发展。
要克服这种狭隘的人才观，就必须在重视人才生产的同时注意具有个性的人的生产，将人才的工具性价值与目的性价值有机地统一起来，将人和才有机地统一起来，大胆改革不利于人才成长的各种体制和制度，改革阻碍人的生产的各种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科学发展观作为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次新飞跃，是从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考虑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不仅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总目的上要坚持以人为本，而且在对待人才问题上要以人为本，要注意将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要从制度层面、从社会关系层面为促进人才的大量涌现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良好条件。只有合理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生产理论的丰富内涵、将人的生产的三个层面有机统一起来，为实现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的生产内在结合、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创造出一种新的制度与机制，我们才会实现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才是将社会主义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统一起来，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地方，也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世界历史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