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创新的动能、路径与方向

姚新中

作为一门现代学科，中国哲学学科自20>世纪初在西方哲学的参照下诞生以来，一直在创新的驱动中不断地寻找自身的合法性、概念体系的合理性、推理论证的独特性。中国哲学“创新”的内在动力一方面来自中国哲学对自身现状的不满，另一方面则源于对更为理想模式的追求；而外在动力则受益于社会发展变化对中国哲学所提出的需求与期待。内在动力与外在动力最终会合在对传统中国思想、外来西方哲学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吸收与创新性发展中。中国哲学学科的创新，既根源于哲学的本性，又特别呈现在中国哲学发生、发展、演化的历程中。如何理解当代时空语境下中国哲学创新的含义？如何探寻真正意义上中国哲学创新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如何扩展中国哲学创新的空间和检验中国哲学创新的各种不同模式？提出这些问题并试图找到回答问题的途径，就是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个“三部曲”系列的起因与设想。

哲学源于人类对人生、社会和世界根本问题的拷问，成长于对这些问题的反思、理解和回应。哲学问题的可重复性与可复制性决定了哲学的普遍性和永恒性，而哲学回应的多样性与可变性则表现了哲学的特殊性和时代性。因此，与其他学科的创新不同，哲学创新的基本追求不是把过去已有的思想推倒重来，而是站上巨人的肩膀以看得更远、借助历史的势能使前进的步伐迈得更大、汲取来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所可能产生的启示使哲学思考的空间更广阔且内容更深刻。相较之下，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等）的创新可能会导致对学科基本问题的否定，而哲学则更多是从新的视角看古老的问题或以新的方式重新诠释历史中的理解。自人类文明进入“轴心时代”以来，中外大哲学家们所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如什么是人性、何为正义、如何获得对世界本质与规律的真理性认识，等等）始终伴随着人类在心智、知识、技能、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进展并在其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知识的广度、生活的方式可以很不相同，但人类的本性、生活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是哲学问题永恒性的基因，代代相传。但从另外的角度看，虽然哲学问题的内在规定性也许并不会随人类偏好的变化而变化，但理解这些问题的视角和回答它们的方式却必须受到时代的制约，从而使哲学探究具有了时空的相对性。哲学正是通过致广大与尽精微、表象解释与深层反思、形式认知与理念探寻之间的交互作用而不断获得发展的动能。

虽然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直到20>世纪初才得以建成，但其概念、推理、辩证、审问不仅承接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知识积累，而且连贯中国自先秦以降的思想脉络。因此，只有在哲学的谱系中才能把握当代中国哲学的本性和特质，也只有在哲学的历史性与时代性统一中才能理解创新何以对当代中国哲学具有如此特殊的意义。当代中国哲学创新何以可能？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中国哲学本身的性质上进行方法论追寻。因此，本系列三卷的重点落脚之处便在于从方法论的层面对当代中国哲学创新问题的三个方面做出历史的梳理和学理的考察，即《中国哲学创新方法论研究》《比较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创新》《哲学创新视野中的应用哲学研究》。我们的目的是，探求和论证中国哲学创新在方法论上的必要性、在时间上的可持续性以及在空间语境下的可能性。

中国哲学创新的必要性存在于中国哲学的本性中，这一点只有在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中才能鲜明地体现出来。因此，第一卷就以“哲学与时代”为导论，开启我们探讨中国哲学创新方法论的征程，论述我们所处时代的特点和要求、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从而引出哲学创新对时代的意义。哲学的时代性使哲学的视野必然受到时代认知所能达到临界点的限制，但新的时代必然会开发出新的可能性，从而使哲学具有未来性。哲学的未来性是问题导向的，提出好的问题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哲学的本性。因此，第一章就需要从哲学的元问题，即关于哲学问题的问题入手，来理解哲学创新的性质、特质和空间，来研究哲学问题的在场性、未来性以及问题链形成的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但中国哲学创新的必要性又不仅仅是由哲学问题决定的，它还与中国哲学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当前面临的困境密切相关。这必然引向“什么是中国哲学”的问题，所以第二章就从“以西律中”、“以西释中”和“中西会通”三个角度梳理中国哲学学科所遇到的合法性、合理性问题。由于中国哲学特殊的学科建构历程，所以追踪哲学学科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分析中国哲学由于特殊建构历程而内含的结构问题，就构成了第三章的主要内容。接续而来的第四章是关于中国哲学的内在张力问题，此章以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为经纬，检查了中国哲学在内容与形式、理想与现实以及哲学内在要求与时代期望等之间的一致性、矛盾性及其原因。面对这些问题、张力或矛盾，我们该怎么办？于是，第五章便从方法论层面寻求化解的途径和方式。这一章指出了我们以往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的缺陷，以及应如何转换视角，从相对封闭的迷谷走向视野更开阔的山巅。在这一章，我们试图以“大哲学”的视野面对哲学困境，并在克服这些困境中实现哲学学科的结构变革，并为第六章寻找新的哲学生长点奠定方法论基础。当然，我们也将表明，新的哲学生长点的关键在于多维的融合而非两极的破裂。只有在实践与智慧并重、传统与现代并融、中国性与世界性并立中，我们才有望看到创新性发展的可能。第七章把上述关于哲学创新的思考自觉地应用到哲学教育中，论证哲学理论创新与哲学教育创新之间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最后，此卷以“中国哲学的返本与开新”为结语，强调当代中国哲学必须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融会贯通中，在哲学厚重的历史传承与时代精神的未来导向之间构筑坚实的桥梁。

当代中国哲学起源的特殊语境和方式决定了其在一开始就是以比较来定位自己，论证自己的存在与发展。因此，如何从比较的视角来理解当代中国哲学创新就成了第二卷的主题。此卷虽然与其他两卷不同，因为其主要内容并不是重新写就，而是由汇集比较哲学领域近年来已经发表的文章所组成，但经过有目的性地编辑、删改和修正，这些文章在逻辑上已经纳入了我们这个哲学创新系列之中，并开辟出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研究的一个新途径和新维度。鉴于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创立之初所发挥的参照性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比较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宿命，相应地，当代中国哲学创新必然要借助比较这个有效工具而加以证成。但由于篇幅和主题所限，此卷所说的比较主要指东西方哲学的互鉴、互释与对话，而没有把世界上其他重要哲学形态如印度哲学、非洲哲学、日本哲学等纳入我们的比较研究之中。我们的关注点在于如何通过批判性地检查比较哲学的理论形态、研究方法、问题意识与创新思路，来研究比较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如为什么比较、如何比较以及当下比较哲学所面临的问题或困境，目的是在新的时代环境中提出如何进一步推进中西文化的融合，如何实现中西马三种哲学的会通，以及如何使得当代中国哲学更具世界化的视域。

第二卷的导言以哲学比较的方法论开题，检查了迄今为止比较哲学所遵循的三条路线或所使用的三种方法，其关注的重点不是第三条路线与第一条路线和第二条路线之间的差异，而是展现第三条路线形成的内外动因和实践过程，落脚在比较哲学第三条路线与中国哲学话语权等当今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第一章，我们具体检查了比较哲学的中国学术语境与研究特点，探讨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语境中的中国哲学之间的互动、互融以及如何由此证成当代“中国的哲学”。此外，我们还探讨了比较哲学的在地普遍性与研究语境问题。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为比较哲学的研究与学术对话提供了新的思想场域，在这样的语境中，比较哲学既要坚持“言说”的地方性，同时更要在思想上具有全球性视野和普遍性眼光。提出各个哲学传统之间的差异是比较哲学研究的合理性依据，但哲学的在地普遍性与“家族相似性”同样构成比较哲学的重要前提。所有的比较哲学研究都要立足于某个哲学传统，但与此同时，为了真正理解并发展自己的哲学传统，又不能仅限于这个传统，它必须走出自身，向其他哲学传统学习，而这也正是海外中国哲学研究蓬勃兴起的原因之一。比较哲学是要努力改变哲学的地方性定义，将地方文化的狭隘性、经验性限制，扩展为一种新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观念和哲学理论。第二章关注于比较哲学的理论形态与研究方法，提出比较哲学是一种有意识的理论建构尝试。比较哲学不同于哲学比较，其目的不在于简单说明两个或多个不同哲学文本之间的异同，而在于促进哲学文本的“视域融合”，并最终实现不同哲学体系之间因交通互镜而生成新的哲学知识体系这一初衷。比较哲学虽然通常以哲学比较的方式呈现，但在问题比较和思维比较的背后，实际上所牵涉的乃是不同道德体系和文明体系的自我定位、自我理解、相互关联以及互竞互争等问题。它涉及在当今文明多样性背景下如何从比较思维开出道德形态学方法，进而在古今对看、中西互镜的道德形态学中探究创新性思维及其启蒙视野。第三章所讨论的主题是比较哲学的学术立场与文化重建。哲学的产生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场域和思想传统，这些场域和传统便构成了比较哲学的基本立场，哲学虽然不可能无立场地比较，但比较并不是“厚此薄彼”或“以己度人”的思想“判教”。比较哲学的目的是在全球化时代寻找哲学的通达之路，从而为人类的共同命运提供多元而普遍的思想智慧。为此，比较哲学鼓励哲学研究走出各自的“文化围城”，通过克服文化壁垒和打破思想禁锢，最终实现中国哲学传统的文化重建。第四章关注于比较哲学的时代性与哲学会通之路问题，提出比较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时代性主要体现为当代儒学研究的特点，体现了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在面向西方哲学探索“哲学会通”的可能性路径时所使用的观念与方法。当代中国比较哲学之所以具有这种特点，一方面与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并逐渐内化为中国人精神层面的“文化无意识”有着重要的关联，另一方面也与现代新儒学尤其是海外新儒家在世界范围内对儒学的新探索和全球性推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五章以中西智慧观比较为主题。在这一章，我们以早期儒家和古犹太教传统中的智慧观比较为具体案例，通过比较的哲学与伦理学视角，提出比较哲学不能仅限于哲学概念领域，而且要比较文化、比较生活、比较智慧，要通过文化、生活和智慧的互镜来完成思想的“调音”和哲学的创新，要透过“他者”的眼光看到新的自己。在此意义上，中西哲学比较便有必要回到其各自哲学生活的开端，发现儒家和古犹太教传统自“轴心时代”起便呈现出的诸多不同与共性。第六章则回到“大哲学”范围，探讨如何从比较哲学走向世界哲学。比较哲学意味着否定固化，内含吸纳、付出与超越，是超越传统、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性和后全球性，这是中国哲学接纳西方哲学，迎接新科技革命，开出一条世界哲学之路的内在原因，也是中国哲学有望成为走向后全球化与后现代化道路上的积极创化力。

比较是当代中国哲学前行的重要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当代中国哲学创新不仅仅在于方法论层面的开拓，在于比较领域的开创，更表现在促成了应用哲学的兴起。因此，本系列的第三卷就以应用哲学为主要内容而展开，为哲学创新提供具有实践意义的重要平台。第一章以当代中国哲学的转向为主题，论述了作为哲学转向之时代背景的当代科技发展，包括生物技术对人类存在方式的影响、信息技术对人类交往方式的改变以及人工智能对思维主体的冲击，由此引出多元主义作为哲学转向的认识立场，以及以“大哲学”为内涵的新时代哲学转向进程。第二章论述传统哲学的“降格”，提出在当今时代西方哲学成功实现了从传统的理论哲学到现代的应用哲学的转型，并在转型的过程中完成了西方哲学的自在创新，而我们通过对西方哲学转型过程的梳理和阐释，可以为当代中国哲学创新提供借鉴，从而正确把握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路径和方向。第三章继续西方哲学的叙事，提出西方哲学在现代遭遇到颠覆性转换后，实现了从传统形而上学到当代哲学的转化，这种转化的重要标志就是哲学应用的功利主义尝试、实证主义尝试和马克思主义尝试，并最终通过现象学带来了向生活世界的回归，通过存在主义唤起了对存在本身的关注以及通过分析哲学引发了哲学变革。第四章聚焦于哲学创新视域下的应用哲学研究。这一章从哲学创新的本质、动力及横纵向关系开始，来阐述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的可能路径，并从应用哲学在中国所带来的问题和问题意识视角来审查应用哲学如何引领哲学的当代转向，指出应用哲学的兴起对当代中国哲学产生了诸多直接影响，甚至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主要表现形式和未来发展方向；应用哲学研究正在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生长点，这对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对新时期哲学研究的繁荣和兴盛已经并将继续产生切实而显著的影响。应用哲学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就目前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纵观国内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具有世界哲学视角和哲学意味的应用哲学研究成果非常不足，人们期待的高水平应用哲学研究要么尚属空白，要么尚未系统深入。因此，为了将应用哲学研究和哲学创新从现实性提升到可能性，再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我们就必须深入应用哲学内部来看应用哲学如何能促进哲学的创新。而这正是我们在第五章中所要做的主要工作，即从应用哲学内含的破本质主义和兴建构主义来检查应用哲学的试错式发展，同时，通过应用哲学的融通性，论证弃理论门户之见、立跨学科视野及建跨文化分析框架的必要性。应用哲学对哲学创新的推动作用也可以从其独特的表达形式中窥见一斑，因为应用哲学往往实行个案式研究、对话式研究和情境式研究，这样的研究可以在深度与广度两个向度来促进哲学的创新性深入和拓展。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第六章引申出中国应用哲学的未来走向问题，指出应用哲学在今日中国方兴未艾，既意味着现实世界日新月异的发展向哲学提出了诸多难题和挑战并等待着哲学做出回应，同时也显示出中国哲学学人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尝试，借此着力推动中国理论哲学实现现代转向。这一章重点分析当代中国应用哲学所处的时代（我们将之归结为科技时代）及其问题意识、应用哲学的方法论建构、应用哲学的大问题导向等，因为只有能对这些问题做出系统而有力的回答才能有效推动应用哲学创新并开辟出应用哲学研究的中国模式。

当代中国哲学创新是一个宏伟的主题，我们三年前之所以愿意承担这样一个项目并不是因为我们自以为已经完全掌握了这个主题，而是因为我们感到对该主题的无知但又对追求这个主题的无限热爱。从2015>年春正式立项到今天，我们不仅在学习中扩展了我们的视野，在思考中系统化了我们的观点，而且在与诸多师友争论中不断深化和改进了我们的认识。三卷本的哲学创新系列能够最终得以完稿，有赖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目的支持，没有这样的支持，很多想法可能依然停留在观念之中。我们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慷慨而有效地帮助，特别是杨宗元、罗晶、吴冰华等编辑为出版立项、报审、编辑所做的大量工作。我们感谢北京大学哲学系赵敦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赵汀阳研究员、刘素民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刘笑敢教授，东南大学樊浩教授等学者在立项开题会上对该课题研究的内容与方式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其中的很多已经为我们随后的研究所采纳和发展。我们还要感谢国内外学者在哲学创新、哲学比较领域所做的重要突破，他们的工作对我们的思考和写作给予了有益的启发。我们特别感谢香港中文大学黄勇教授、武汉大学吴根友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田海平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李晨阳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等知名学者，感谢他们同意我们借鉴、使用他们已经发表的文章，他们的学术观点、论证思路和理论见解已经成为本系列特别是第二卷（《比较哲学与当代中国哲学创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作为“当代中国哲学创新研究”的立项负责人，我由衷感谢这个研究团队的所有成员，特别是李萍教授、臧峰宇教授和陆宽宽博士为本项目得以顺利实施和完成所做的大量工作和贡献。

当代中国哲学创新是一个思之常新的话题，而我们的研究只能是阶段性的成果。已经达到的认知可能依然无法令人满意，毕竟，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三卷书作在思想上还有很多缺漏需要补遗，在理论上还有许多面向有待完善，在观点中也还有许多论述有待证实……通向真理的道路总是漫长而艰苦，但好在哲学的探索也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事业，我们还将继续我们的思考，我们的理论反思和实践探索也将永远在路上。

2019年1月于中国人民大学静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