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中西会通：中国哲学是何种“哲学”

如前所述，有关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的“合法性之问”曾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广泛争议。如果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为哲学“立法”，将西方哲学的思想体系和理论形态视为哲学的唯一合法范式，并且以这样的体系和形态“例律”中国哲学，那么我们就很难说中国哲学是哲学，尤其是令西方哲学引以为傲的本体论、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在中国哲学中实际上都不成气候。因此，如果采用“以西律中”的视角审视中国哲学，那么“中国哲学”事实上便是一个“伪概念”。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满意这样的回答，在不满意这样回答的人看来，我们如果像冯友兰那样，抛开西方哲学所谓的“形式上的系统”而专注于“实质上的系统”，那么就会发现，“向来认为是东方哲学的东西在西方哲学史里也有，向来认为是西方哲学的东西在东方哲学史里也有。……人类有相同的本性，也有相同的人生问题” 。东学、西学，其实通也。因此，如果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体系“反向格义”中国的传统思想，那么通过“以西释中”，便能建立起与西方哲学相仿的中国哲学体系。这种观点显然占了上风，冯友兰也正是依照此法建成了中国哲学学科体系。但问题是，以这种方法建成的现代中国哲学既不能化解本土哲学与外来哲学之间的序次张力，又不能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承续张力，更不能解决中国哲学的思想内容与话语表达之间的叙述张力，从而使现代中国哲学步入一种一经产生便不再发展的尴尬境地。因此，现代中国哲学究竟是不是哲学的“合法性之问”便犹如一个幽灵，不定期地回到中国哲学的视野中，成为始终悬置在中国哲学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

回到问题本身，那么，我们究竟应当如何回答“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这个问题？从某种角度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应当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反向格义”的历史实践已经表明，我们确实能够根据西方哲学范式建成中国哲学，即便这种中国哲学是通过溯源的方式建成的。它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也面临诸多困境，但依旧可以说得上是哲学，只不过这种没有生长力的中国哲学并不是我们想要的哲学。因此，我们如果能转换视角或思维方式，那么就会发现，“中国哲学是不是哲学”这一问题的实质乃是：“中国哲学是何种哲学”，或者说“中国哲学怎样才能成为一种有生长力的哲学”。也就是说，我们相信至少并不否认“中国哲学”可以具有“哲学”的身份或品格，只不过这种哲学不同于以西方哲学为立法标准的哲学。中国哲学既应当是中国的，同时又应当是哲学的。这样的中国哲学究竟是何种哲学？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什么是哲学？（2）未来的哲学是何种哲学？如果说对前者的回答会直接关涉到中国哲学能否获得一种哲学身份，那么对后者的回答则会引发我们思考如何才能让中国哲学获得一种具有生长力的思想形态。

关于什么是哲学，我们耳熟能详的回答就是“爱智之学”，除此之外，我们或许很难再对这个概念说出更多的新意。对智慧的热爱与追求当然是哲学的核心特征，但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智慧？在哲学的故乡古希腊，那批最初的哲学家通常被称作自然哲学家，他们追问世界的本原，探寻变动世界背后的不变者，希望能对宇宙变化的规律有超出神话思维的理性认识，这在先民眼中就是最大的智慧。哲学到苏格拉底出现了第一次变革。苏格拉底把智慧的关注对象由天上拉回人间，追问有关德性的知识，以便能够审慎地生活，从而开启了后世道德哲学的传统。以哲学的方式指导人生，这也是智慧。柏拉图创造性地在现象世界之上建构了一个完美的理念世界，并把从苏格拉底那里继承来的“善”作为最高理念，从而巧妙地化解了苏格拉底和自然哲学家之间的思想张力。亚里士多德则干脆把这个理念世界搬回现象世界，并成功地将形式逻辑和哲学史加以结合，把“是者”作为最高研究范畴，从而开启了形而上学时代。西方哲学两千多年的柏拉图传统和亚里士多德传统就此全部诞生，后世无论是基督教哲学、认识论、语言哲学还是现象学，都与此有着莫大的关联。但无论是关于宇宙本原的探求、关于道德的慎思、关于理念的创建还是关于“是者”的统筹，乃至后世哲学的诸种形态，实际上都是智慧的成果，都是哲学“爱智”的表现。那么，什么是智慧？哲学又是如何“爱智”的？这里我们或许首先要涉及知识和智慧的区分。海德格尔曾说：“学术之知（scholastic learning）在某种程度上与哲学无法分离，但它从不构成哲学的本质。” 也就是说，哲学虽然离不开知识，但哲学的本质不在知而在思，哲学是思想的事业，是对智慧的探寻。对智慧的把握虽然常常以知识的形态（哲学著作、哲学史等）得以保留，但这并不是哲学之为哲学的关键，也不是哲学的本质，正如钟表上的时间只是对“时间之流”的一种切割和固定，但并不构成时间的本质一样。杨国荣也认为，“就其本来形态而言，哲学作为智慧之思，不同于经验领域的知识。知识主要以分门别类的方式把握对象，其中蕴含着对存在的某种分离，哲学则要求超越‘分’或‘别’而求其‘通’。从哲学的层面看，所谓‘通’，并不仅仅在于哲学的体系或学说本身在逻辑上的融贯性或无矛盾性，它的更深刻的意义体现在对存在的统一性、具体性的敞开和澄明” 。也就是说，哲学追求的智慧不是通过对存在加以“分别”而得到的知识，而是对存在的内涵和意义的敞开与澄明，是让存在如其所是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智慧。因此，无论是对宇宙本原的追问还是对道德人生的慎思，都是对存在（宇宙、德性等）意义的开显，都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存在、更好地生活。

但不可否认的是，哲学智慧离不开知识。知识（思辨之知和实践之知）构成了智慧得以产生的必要前提，没有知识，智慧便丧失了发生的土壤；知识之所以成为知识，实际上都是智慧定型化的结果。也就是说，一方面，知识促进了智慧的产生（“转识成智”）；另一方面，智慧的实现不断增加着知识的数量（“哲学”变成“哲学史”）。关于知识和智慧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我们可以借用吴根友提出的“知识视野”和“思想视野”这对范畴来进一步阐明。吴根友指出，“除了一般的老生常谈之外，如哲学创造离不开具体生活、时代条件等，哲学创作主体在知识与思想两个视野的拓展与交融，是当代中国哲学创造的两个必要条件” 。这里的“视野”一方面是指哲学家的视野，另一方面也可以被看作由哲学家创造的哲学体系的“视野”。在吴根友看来，儒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儒学在“知识视野与思想视野下不断扩展的历史” 。他说，在原始儒学时期（即儒学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虽然吸收了墨家、道家、阴阳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但整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还相对单纯。到了汉儒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则以儒家思想为根底，兼取百家，从而开创了儒学发展的第二个时期。到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儒家吸收了来自佛、道两家的知识和思想，从而为宋明心性儒学的出现奠定了广泛的知识和思想基础，而佛、道两家中的禁欲思想也逐渐异化为宋明理学中“以理杀人”的现象。清代前期，由于康、雍、乾三朝的铁腕政治，注经、解经、研史的考据学术之风盛行，从而形成了乾嘉时代特有的知识型的清代儒学。到了近代，随着西方知识的传入，儒学开始了对西方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的融会、吸收，从而建立起以儒学为基本价值根基的现代新儒学形态。 “知识视野”和“思想视野”这对范畴同样适用于西方哲学。自然哲学家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自不必多言，他们的哲学体系中无不包含着对宇宙、自然、人事的经验知识性考察和哲学反思，亚里士多德更是西方诸多学科的鼻祖。单就后世哲学的几大转向而言，我们就可以看出“知识视野”和“思想视野”在哲学史中的分布。如，基督教的诞生使古希腊罗马哲学走向了基督教哲学，近代科学知识的兴起催生了近代认识论哲学，现代数理逻辑的发展则使语言哲学占据了哲学的半壁江山，而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生存所造成的破坏又使哲学关注的重心重新回到人，从而产生了现象学、存在主义哲学以及政治哲学与美德伦理学的复兴，等等。因此，可以说，知识和思想是哲学必不可少的理论内涵，而“知识视野”和“思想视野”也是哲学家不可或缺的创作要素。

既然中西哲学都是在“知识视野”和“思想视野”的不断扩展与交融中发生、发展，那么，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信息大数据的诞生，中西哲学就必然会在两种视野的扩展与融合中不断生长，从而最终走向“世界哲学”。“世界哲学”的现实前提是“世界历史”。15—17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地理的大发现和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由经济全球化所催生的信息全球化、政治全球化等全球化运动迅速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使整个人类社会愈发连为一体、呼吸与共。但随之而来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冲突也使人类社会的关系变得愈发紧张。在世界范围内，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从未如此之近，也从未如此之远。总之，人类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了“世界历史”时代。就哲学而言，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不断深化，“知识视野”和“思想视野”在不断地扩大与融合，当知识和思想的视野都放眼至世界范围时，哲学就不可避免地要步入“世界哲学”。所谓“世界哲学”，按照吴根友的说法，它并“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预设，即设想有一种现成的‘世界哲学’形态存在于某个地方，然后由少数思想的开矿者将它从某个神秘的地方开采出来。毋宁说，我们如何根据新的‘世界历史’的要求，去努力通达一种新的哲学形态，即一种能为‘世界历史’之中的人们相互交往、相互接受，同时又保持各民族独特性的生存方式提供一套新的哲学观念” 。“世界哲学”是一种全新的哲学观念，它与传统的哲学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说，传统的哲学，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基于地方性知识和族群生存境况而产生的生活智慧；但随着“世界”的发现，人类的生存境遇愈发连为一体，地方性问题与全球性问题息息相关，整个人类社会结成同生共死的命运共同体。在此基础上，哲学的“知识视野”和“思想视野”便不得不向整个人类社会开放，对一种生活方式的思考实际上就意味着一种世界性的思考，对一种生活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就是一种世界性的回答，哲学就愈发成为“世界哲学”、“求通”哲学。哲学步入世界哲学时代并不简单地意味着民族哲学的消亡或被取代，相反，世界哲学乃是民族哲学在现时代的更高层发展和创造性推进。一方面，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地方性与全球性之间的界限变得愈发模糊，因此，民族哲学只有上升到世界哲学的高度，为世界哲学贡献新的智慧和力量，才能在全球化时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世界哲学并不是单一性哲学，也不是在消灭民族哲学后重新创造一种哲学，而是一种新的哲学观念或哲学运动，这种观念或运动能够让不同地区的民族哲学更好地相互理解、沟通、对话、融合，从而为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的更好发展贡献新的哲学智慧。就此而言，我们与其把世界哲学视为一种具体的哲学体系，不如将其理解为一种开放的哲学理念。在这样一种理念下，可以有多种哲学体系，中国哲学、西方哲学、日本哲学、印度哲学等，都可以是世界哲学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哲学谱系中，每一种哲学都既保持着自身的民族性、地域性，同时又具有开放的视野和胸怀，能够与其他哲学对话交流、会通共生。

既然哲学是由知识和思想共同构成的一种生活智慧，而未来的哲学又是由“知识视野”和“思想视野”不断交融、开拓而来的“世界哲学”，那么，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该如何理解所谓的“中国哲学”？这一问题实际上内在地包含三个问题：一是中国传统哲学是不是哲学，二是中国哲学学科建成以后为何始终未能产生新的哲学思想，三是中国未来哲学将去向何方。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当然是哲学。即便如冯友兰采用“以西释中”的方式，我们尚且能够建成中国哲学学科（虽然这种“哲学”与“中国”之间确有方枘圆凿之弊），更何况哲学本身并无所谓的“一定之法”。正如杨国荣所说，“‘法’是与特定的学科、知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不同于具体知识的智慧形态，我们很难对它颁布‘一定之法’。中西方哲学在其历史演化中，都曾出现了不同的形态。以西方哲学而言，不仅不同时期（如古希腊、中世纪、近代等）的哲学往往形态各异，而且同一时期的哲学系统（如海德格尔的哲学与维特根斯坦的哲学）在关注的问题、言说的方式等方面也常常互不相同，然而，这种形态的差异并不影响它们同为哲学” 。就此而言，中国传统哲学是不是哲学的问题实际上是“伪问题”，是在预先设定西方哲学为哲学“合法”范式的前提下对中国哲学和智慧的贬低。“哲学”之名虽然起于古希腊，但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它早已超出了古希腊的范畴，甚至超出了西方的范畴，而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概念和话语。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智慧、一种使存在得以澄明的智慧，是与人类的生存密切相关的，甚至可以说，哲学乃是人类文明的一种生存方式，只要有人类文明的地方，就会有哲学。先秦儒家对仁、义、礼、智的慎思，老庄道家对宇宙自然的追问，法家对礼法社会的思考，宋明儒学对心性本体的阐发，无不涉及生活的智慧、存在的澄明、“知识视野”和“思想视野”的交融与开拓，就此而言，我们如何能说中国传统哲学不是哲学？

当然我们还需要明白的是，近年来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争论，实际上还涉及中国哲学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哲学学科建成以后为何始终未能产生新的哲学思想？这是上文所讲的第二个问题。在许多人眼中，“中国哲学”实际上只是“哲学在中国”的一种委婉表达。正如在21世纪初引发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争论的郑家栋所说，他之所以重提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其用意并不是“追问或论证‘中国哲学之有无’的问题，更不是（绝对不是）要追问或质疑‘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学科‘是否合法’的问题”，而是着意于“‘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和表述方式，也就是说，我们究竟采取怎样的诠释方法和表述方式才能够真正成就这样一种学问：它既是‘中国的’，也是‘哲学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维系（或曰建立）现代语境中的‘中国哲学’与本土历史传统之间的内在相关性，从而使‘中国’与‘哲学’之间在文化和思想内涵的层面（而非地理、政治或人类学的层面）建立起某种所属格的关系，使‘中国哲学’真正成为‘中国的哲学’，而不只是‘哲学在中国’，不只是‘哲学’（西方哲学）的一个例证” 。这里正如郑家栋所言，他之所以重提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针对的并不是中国传统哲学，而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和表述方式”。也就是说，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既没有完成“中国”的哲学使命（未能承续中国哲学的“本土历史传统”），又没有完成“哲学”的中国使命（没有让“哲学”学会用汉语表达），因此与其说它是“中国的哲学”，不如说它是“哲学在中国”。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确实堪忧。当然，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后文将会谈及的中国哲学的学科历程及学科建制所造成的多重困境以外，中国哲学的话语权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我们说，中国哲学自通过“反向格义”建成体系和学科以来，中国哲学界所使用的哲学概念、言说方式基本上都是西方哲学式的，即便有中国哲学式的表达，也常常因为无法走进西方哲学界而不被承认。正是由于中国哲学界始终没有创造出既适合中国哲学的表达又能为西方学界所理解与接受的哲学术语和概念，所以中国哲学思想才常常发声不得、发声不力，从而面临对“合法性”的质疑和挑战。总之，中国哲学“现代形态和表述方式”的“合法性危机”已经成为一种既定事实，我们要做的并不是努力粉饰这段不太成气候的哲学岁月，而是想办法克服危机，从而使中国哲学重新回到世界哲学的舞台。这就指向了第三个问题：中国未来哲学将去向何方？

如前文所述，哲学的未来是世界哲学，因此，中国哲学的未来应当成为世界哲学的一部分。关于世界哲学的构想，雅斯贝尔斯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范本，尤其是《大哲学家》一书中对世界哲学家的分类，实际上已经在努力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只不过由于雅斯贝尔斯是西方哲学家，所以他在从事世界哲学的工作时仍不免以西方哲学为基础来关照其他文化中的哲学，这对我们的哲学而言仍有些不公。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任何哲学关照都难免有“偏见”，人们既无法摆脱由自己的文化和个人经历为自己设定的“洞穴假象”（培根语），也无法摆脱自身的“偏见”或“前理解”（伽达默尔语），因此，雅斯贝尔斯不得不以西方哲学为基础来关照世界哲学，中国哲学也只能从自身的文化背景出发走向世界哲学。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哲学必然是一种偏见哲学，而是恰恰证明了世界哲学在世界性和地方性之间的融通。中国未来哲学一方面必须是中国的，另一方面又必须是哲学的。前者是说中国哲学必须要从“中国”出发，承续“中国”传统，具有“中国”气象；后者是说中国哲学要有世界“哲学”的眼光和视野，要能够为世界“哲学”提供新的思想和可能。这也就是李泽厚所说的“人类视角，中国眼光” 。具体来说，中国未来哲学就是融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三个哲学文化传统于一体的“大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中国未来哲学的根本底色。由于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始终未能“合法地”（哲学地）建立起来，所以，一提及“中国哲学”，人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蕴，也是“中国”之为“中国”的思想支撑，因此，它必须成为中国未来哲学的根本底色。而且，中国传统哲学经历过一个“三教融合”的过程，儒、释、道三家在漫长的哲学发展过程中相互学习、会通、融合，从而最终构筑起“儒为表、佛为心、道为骨”的中华文化大传统，成为千百年来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中国传统哲学的“三教融合”过程或许能够为中国未来哲学的“三统融合”提供有益的方法论启示。当然，这里涉及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化问题。传统哲学并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而应当是生动的智慧。如何让这些智慧在现时代“活化”，成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扬帆远航的思想港湾，是当代每一位有志于中国哲学创新的哲学工作者必须深刻思考的问题。

西方哲学是中国未来哲学的重要补充。自西学东渐以来，西方哲学便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并深刻地影响了众多学者。近世以来，几乎没有哪一位中国哲学家不曾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也没有哪一种哲学体系的建构能够完全脱离西方哲学体系和范式的影响。因此，中国现代哲学实际上已经在西方哲学的笼罩下默默耕耘了百余年。中国现代哲学的一些基本术语、概念、方法、体系实际上都是西方哲学的中国产物。对此，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这种复杂纠葛。“全盘西化”固然是不可能的，但“全盘否定”同样是要不得的（实际上也做不到）。我们只有以理性的态度和合理的方式恰当处理中西哲学之间的这种思想“序列”，把西方哲学视为中国哲学的重要补充乃至新的思想源头，使中西哲学思想能够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相互学习、彼此关照、批判融合、会通共生，才有可能使中国哲学的发展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也正是中西比较哲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之所在。正如郝大维和安乐哲所说，“在比较哲学中，异比同更有意义”，“正是这种十分重要的差别才使人认识到，对某一种文化中的问题和困难，还存在着可供选择的其他回答，才能够为中西两种文化提供相互补充的机会” 。因此，说西方哲学是中国未来哲学的重要补充，并不意味着西方哲学不重要，而是说，中国未来哲学首先要是中国的，它必须基于中国的文化语境以及中国人的现实生活、心理结构和问题意识，才能为世界哲学提供新的概念、视角和方法。这并非贬低西方哲学，恰恰相反，如果没有西方哲学提供的差异性立场和思维方式，中国哲学是不可能走向世界的，更不可能屹立于世界哲学之林。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开放的，才能更好地成为世界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未来哲学的思想指针。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入中国的时间较西方哲学略晚（但仍属于同一个时代），但随着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不可否认，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曾出现了一些偏差和误解，但这并不能掩盖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伟大。马克思主义哲学颠覆了许多人对哲学的看法和认识，使哲学走出宗教、谎言、无用的思辨和形而上的高位，走向生活、实践、残酷的现实和血淋淋的革命。马克思批评“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 市民 ’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 人类 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批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 解释 世界，而问题在于 改变 世界”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的哲学更像“世界哲学”，因为他是在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思考和工作，他的哲学视野和立场要比他之前乃至迄今为止的所有哲学家都更开阔、更成功。正如马克思早年所期盼的那样，“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哲学正变成文化的活的灵魂，哲学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学化” 。现在正是这样一个“世界历史”时代，哲学也正在走向世界，与它的时代接触并相互作用。世界哲学将是哲学和人类的时代命运。就此而言，中国未来哲学的发展不仅符合世界哲学的时代潮流，而且符合马克思对人类哲学的未来预判。因此，我们有理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构想的世界哲学图景的指引下，以中国传统哲学的时代“活化”为思想底色，以与西方哲学的文化“互镜”为哲学补充，将中国未来哲学推向更高层次的世界哲学。 x4rxodM+iNFGsSlSxzzDbUDczDarQgghRa1du6Tw0J2yIRu7/DvTkvJIgQbP5Nxy